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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如何颠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
发布时间: 2018/4/7日    【字体:
作者:柳向春
关键词:  传教士 雕版印刷  
 
柳向春:西方传教士如何颠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
 
最近十年来,我基本上不再买书了,一则没地方放,再则没时间读。但2009年中华书局的《近代藏书三十家》刚刚出版不久,我就去北大一个书店买了一册。其实,这书我早就读过原版的,觉得兴味盎然,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次引进台版,又勾起了我自购的兴趣,再读之后,还做了一些笔记,以表敬意。而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也曾几次跟我说起此书,赞许有加。我对这书的作者苏精一直非常关注,希望他在这方面的新作,不断涌现,以饜众想。但看他在新版的后记中说,他的兴趣已经转移至传教士,不禁感觉有些失落。也因此之故,对他的其他著作一直没有关心过。
 
最近因工作所需,得友人一瓻之借,读到了苏精先生的《铸以代刻》,才发觉原來他的新作,依旧精彩纷呈,令人忘倦,不仅完全可以弥补作者不再从事藏书家研究这一领域的遗憾,还能持续予人以新知。衰年变法,而又如蛹化蚕,实在是难得一见的学术先锋,令人景仰不已。
 
石印才是真正危险的杀手
 
《铸以代刻》其实是一部论文集,不过主题非常集中,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综而论之,就是讲述了墨海书馆、英华书馆和美华书馆这三家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举足轻重的机构的前世今生,勾勒了传教士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活字印刷,对传统中国的雕版事业所形成的颠覆性的变局——其中一以贯之的论点,就是本书的题目:铸以代刻。
 
从结局上来说,这一观点显然毫无问题,但事实上,格于本书的研究重点所限,书中甚少涉及的石印,才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对雕版印刷构成真正危险的杀手,而非书中所述的中文活字印刷。从道光初年(1826)石印术传入中国,到民国晚期基本上退出出版领域,这百年左右,石印对传统的雕版,几乎形成压倒性优势,其中的关键,正如杨丽莹博士在新著《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中总结的那样:
 
一,无论照相石印,还是手写石印,都与传统雕版印刷出版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它对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没有发生大的影响;二,石印技术是一种适合小规模生产的印刷技术。我国原有的雕版印刷业本身就是规模较小的手工业,所以容易转型;因此,没有对原有的民间书业产生巨大的冲击。三,在铅印技术尚未取得突破,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时期,石印技术快速简便的特点,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对各类书籍出版的需求,包括对传统典籍重印和新学书籍出版的需求。
 
只是,民国中期以来,因铅印等更加便捷的现代印刷手段的发明与引进,广义的“铸以代刻”才真正成为现实。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苏先生这个标题,是有些以果代因了。
 
西式中文活字印刷至上
 
从明末的耶稣会士入华开始,传教士除了口头宣讲福音之外,还有四大辅助手段,即印刷出版、医药治疗、学校教育及慈善救济。当时的天主教士大都接受以传统的中国雕版印刷,作为其传教或宣传知识的方法。与此同时,在东南亚一带向华侨传教的教士,也采用了木刻这一技术,如菲律宾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所刊行的高母羡(P. Juan Cobo,1546-1592)《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Pien-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 Lu,1593,马德里国家图书馆藏)、《天主教理》(Do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1593,梵蒂冈图书馆藏)和佚名撰《天主教理》(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nola y tagala,1593,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等。
 
这一传统,直至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伦敦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时,仍然被遵循不悖——他的二十一种中文著作中,有十九种都是由雕版印刷的。但嘉庆以来,因教案逐渐增多,朝廷对传教严加控制,使得马礼逊处境唯艰,雕版印刷对他和他的传教同道而言,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成本上,都越来越难以承受。正是基于这一点,马礼逊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的印刷术,来继续其传教事业。事实上,马礼逊不仅尝试采用了西法铸造中文活字,中国内地第一台石印机器,也是由他引进的。
 
石印技术在马礼逊的继承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手中得以发扬光大,在巴达维亚(Batavia)印刷所时期,麦都思甚至发明了将活字与石印合二为一的印刷方式。但是,由于当时手工写样的石印术较为落后,墨海书馆搬迁到上海之后,又缺乏石印所需的印石与油墨,最终伦敦会在上海的印刷所最终并未采用石印这一技术。
 
马礼逊在雕版印刷屡屡受挫之后,便开始设法采用活字,并力推活字。他的这一指导性意见,一直为后来的麦都思等人遵循。在先后尝试了印度雪兰坡(Serampore)活字、汤姆斯(Peter P. Thoms)活字、戴尔(Samuel Dyer,1804-1843)活字之后,伦敦会所属的这个印刷所,最终在迁往上海的墨海书馆时期,迎来辉煌巅峰。但墨海书馆持续不过短短二十三年,便因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离去以及人事问题关门大吉。而此后的传教士印刷所,便由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一家独大了。
 
美华书馆壮大的关键人物是姜别利(William Gamble,1830-1886),他也是秉承西式中文活字印刷至上的原则,来管理这一基督教在远东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的。美华书馆的活字资源非常丰富,除了上述的戴尔活字之外,还有原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的柯理(Richard Cole)受香港英华书院之聘后,在戴尔活字的基础上,完善的两套小型铅字字模,即香港活字。另外,还有姜别利指导宁波刻工王凤甲打造的上海活字大小两种、贝尔豪斯(Augustus Beyerhaus)打造的柏林活字、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打造的巴黎活字等,一共大小六副活字。不仅如此,长期主持美华书馆的姜别利甚至还发明了电镀铜板,用于中文印刷,从而大大节约了重复排版的时间、费用,也避免了许多校对的问题。
 
对这一发明的意义,姜别利本人的看法最为直观,他在1868年的美华书馆年报中称:“在美华书馆的历史上,刚结束的这一年将以成功开始电镀铜板作为标志。”他认为:“一旦金属版可以生产的像木刻版一样便宜,中国人可能会接受我们的方法,同时放弃他们的方法。”
 
在回复实际上执掌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事务的娄睿(Walter Lowrie,1784-1868)信中,姜别利也说到了电镀铜板的优越性:
 
从各方面考虑后,我认为我们生产电镀铜版会比中国人生产雕版大为便宜。果真如此的话,我毫不怀疑一段时间后他们将会放弃木刻印刷方法,改用我们的电镀铜版,至少总会有些人采用我们的电镀铜版来经营印刷生意。因为中国的图书销售缓慢,他们以木刻印刷时每次都只印一至两百部,并将雕版保存留待以后再印。因此他们总是说,我们的活字印刷方法尽管精巧,对他们而言却不实用,因为只为重印少数几百部而重新排版根本不划算。
 
可见,姜别利对自己的发明充满信心,认为可以从此完全替代中国传统的印刷方法。
 
活字美感的先天不足
 
事实上,传教士们铸造的这些活字,都有一个先天的不足,就是美感。而正是这一缺陷,成了传教士的活字最终被替代和摒弃的主要原因。这种汉字的视觉美感,对中国的士大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形成于饱经文化浸润之后的对美的认知,几乎细微至不可言说,但又异常重要。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商务印书馆就开始寻求新的活字字体,意图替代这些传教士活字。终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本土出版企业发明和引进了楷体、粗体、宋体和仿宋体,这四种新的字体,开始在中文印刷中起到主导作用。
 
来华传教士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美感问题。浸礼会传教士马煦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在孟加拉塞兰坡(Serampore)用中文活字印制其《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1814)时,在序言中就曾言及此事,但他却认为,这种美感上的欠缺,不会影响到书本的易读性。之后,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对汉字排印的美感也异常注意,他曾在其所编《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导言中说道:“汉字非常优美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精美的中文书写体……给人生动的印象,它的力量与美丽是字母文字无法企及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当时的传教士也在不断反思,努力提高汉字活字的美感。1833年,一位传教士曾投书《中国丛报》(“Literary Notice”,Chinese Repository)说:“(新东印度字体)不仅不精致,而且非常外国化。在可以使用雕版印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使用这种字体来印刷《圣经》和其他福音书的。雕版印刷比我们在澳门、马六甲或者塞兰坡见到的金属活字都要好。”也正是因为这种对美感的不断追求,传教各会才不惜巨资,反复尝试,希望能够铸造出最符合中国审美的字体。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些努力,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付之东流。
 
拼合字是个伟大的创举
 
在苏精的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拼合活字的方法,即拼合字,巴黎活字就是较早的拼合字实例。
 
为了节约成本和时间,李格昂的巴黎活字对大多数的汉字都采取按照偏旁部首拼合的方式,只有无法拆解拼合的字才逐一打造。据其1836年所编的宣传小册(Chinese Metallic Types:Proposals for Casting a Fort of Chinese Types by Means of Steel Punches in Paris)所言,他计划打造八千八百四十八个活字,只有无法拆解拼合的汉字才打造全字,若是可以拆解拼合的汉字,则分别打造部首偏旁与其他部分的活字。一个部首活字,可以拼合数个以至数百个汉字。这样一来,八千八百四十八个活字就可拼合成三万个以上的汉字,省下打造字范、翻制字模的大量成本和时间。
 
与李格昂的巴黎活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柏林活字,也采用了大量的拼合字。到1859年,姜别利编印了贝尔豪斯柏林活字的样本( Specimen of the Chinese Type)一书,包含全字两千七百一十一个,三分之二大小的拼合字一千两百九十个,一半大小的拼合字二十个、三分之一大小的拼合字一百零九个、数字和句读符号十七个,加上部首两百一十四个,一副柏林活字,合计四千三百六十一个字。而且字形和笔画还算匀称而清楚,相当接近中国人熟悉的文字样貌,也没有巴黎活字中一些显得怪异或滑稽洋相的活字。但这种拼合字,尤其是上下拼合,很难在美感方面达到传统雕版的高度,与中国士大夫的审美格格不入。
 
对这些缺点,传教士们也认识得很清楚,如对华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 Lowrie,1819-1847)在给父亲娄睿的信中就曾说过,希望废除上下拼合的活字,并认为巴黎活字有四个缺点:一、直竖笔画比平直笔画粗重;二、笔画结束时拖曳得过长;三、每字各笔画间大小长短位置不匀称自然;四、以同一个部首拼合数十甚至数百字,容易形成可笑怪异的字形。
 
事实上,对解决中文印刷中需要大量汉字活字这一问题,拼合字应该说是个伟大的创举。虽因种种缘由,拼合字仅仅存在数十年就被彻底淘汰,但这种思路所蕴含的原理,从《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个部首,一直到当代的汉字五笔输入法,都是一以贯之的。
 
拼合字在中国也有实际的影响力,如出版世家金山钱氏的钱国宝就曾因此受到启发。他在《江南北大营纪事本末序》中说:“近于上海设文富楼,用铅字活板摆印诸书,有汇印《平寇丛书》之志。”又在《务民义斋算学三种序》中说:“今年余自造便捷器及泥铅活字,广印书籍,虽亦参用西法,而得古法居多。”
 
根据内蒙古图书馆研究员何远景先生的研究,钱国宝这里所说的就是汉字拼合字。而参照他的序言,则钱国宝可能不仅利用了拼合字,还自行研制了相关的印刷机器——便捷器。钱氏到底用他的新方法印制过多少书籍,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其《江南北大营纪事本末》一书,则毫无疑问是采用了大量的拼合字印成的。虽然钱氏自言“虽亦参用西法,而得古法居多”,但几乎可以断定,钱氏的活字必定受到传教士活字的启发和影响。
 
何先生关于钱氏活字是拼合字的论断无疑极为精确,但他误信钱国宝的宣传,以为钱氏真的自铸活字,却是千虑一失。如果仔细比对所谓的钱氏活字与美华书馆活字,可以发现其实二者就是同一副活字。也就是说,当年钱氏不过是请美华书馆为其代印书籍而已,所谓自造泥铅活字,也只是故作狡狯罢了。
 
无论如何,出身出版世家的钱氏愿意采用拼合字来印制书籍,足以说明这种新的印刷手段的精彩特出之处。而苏精书中多处论及巴黎活字与柏林活字,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拼合字的缘起以及影响。如果他能专力将这一问题辟为一章,予以更加细致的解读与说明,可能更有利于对这一科技史和印刷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做进一步研究。
 
结语
 
苏精的书中,还提供了很多我们之前注意不够的文献线索,比如美部会档案、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会档案等。这些资源,都是过去我们所不太详知的文献,对相关研究而言也是极大的宝库,是域外审视禹域的极佳范例。而苏精此书的成功,无疑就是这些文献价值的最好注脚。如果国内相关研究者,以此为出发点,不断深入探研,则不仅对近代的出版研究,也对基督教入华史、中国近代史研究,都会有极大的推进。
 
宗教学术研究转自宗教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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