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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求法开元寺——唐代日本高僧圆仁与扬州的因缘
发布时间: 2018/4/26日    【字体:
作者:王自立
关键词:  唐 开元寺 日本高僧圆仁  
 
 
  编者按 近日,我市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暨鉴真像奉赠仪式。当年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弘法,若干年后,他的三世徒孙日本高僧圆仁也来到中国9年,其间在扬州开元寺学法8个月。
 
  少年时,他在唐代高僧鉴真大师的日本高足门下落发为僧;
 
  中年后,他曾以日本请益僧的身份来到中国近十年之久;
 
  晚年时,回国后的他成为当时日本国地位最高的僧人;
 
  他的日记体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并称“世界三大旅行记”;
 
  他在书中的第一卷里详细记载了自己在扬州八个多月的所见所闻;
 
  他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尤其是扬州与日本交流史上不该被遗忘的一位伟人。
 
  他,就是唐代日本高僧慈觉大师圆仁。
 
  鉴真高足门下僧
 
  说起圆仁与扬州的因缘,首先就得提起唐代高僧鉴真大师。
 
  天宝十二年(753年)十一月,双目失明的66岁的鉴真大师在历时11年的千辛万苦之后,搭乘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等归国的船只,第六次东渡,终于来到了日本。到达日本之后不久,鉴真就被尊崇为“传灯大法师”,在首都平城京(今奈良市)为天皇、皇后、皇太子及公卿四百三十余人授菩萨戒,并设立戒坛,为包括众多高僧在内的八十余名日本僧人重新授戒,这其中就有从下野国都贺郡专程赶来的大慈寺二世祖道忠和尚,他后来成了被鉴真称为“持戒第一”的高足。
 
  道忠和尚圆寂后,继任是广智和尚,他是道忠的弟子,后被尊为大慈寺的三祖,也就是他当年为年轻的圆仁剃度出家。
 
  圆仁,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4年,即唐德宗贞元十年)出生于日本下野国都贺郡(今枥木县),俗姓壬生氏。其父名首麻吕,曾任都贺郡三鸭驿长,同时他也是郡中大慈寺的施主。圆仁之兄名秋主,有着从七位下的官阶。圆仁幼年丧父,九岁起跟从其兄学“外典”及“经史”,“口诵俗典,心慕佛乘”,受到中国文化和佛教气息的熏陶。不久便在大慈寺名僧广智门下落发为僧。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767—822年)从中国返回其故乡近江国(今滋贺县)比叡山。第二年,天台宗得到日本朝廷认可,允许每年度“止观”和“遮那照”各一人。因广智曾从最澄受密教法,在他的引荐之下,十五岁的圆仁投入最澄门下勤学苦修。由于他苦学精进,二十岁便经官试及格,取得了天台宗佛学研究的高级学位,次年(813年)十二月即以“遮那业”得度,标志着他通过了天台宗高级
 
  学位的考核。其后的十四年,圆仁追随最澄左右,直到弘仁十三年(822年)最澄圆寂。当时,朝廷同意了最澄生前提出在比叡山设立大乘圆顿戒坛的请求,于是年方而立的圆仁便担任起教授师,开坛弘法。
 
  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之前,就已是日本国内一位知名的高僧。
 
  “入唐八家”求真经
 
  从唐朝初年开始,日本就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以最大限度地从唐朝先进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探求出路。
 
  在前后实际共派出的13次遣唐使团中,除了日本政府派遣到唐朝的使节外,还带有工作人员及入唐求学的留学生和留学僧等。在遣唐使后期,还出现了请益生和请益僧。请益僧是指那些已学有专长、带着疑难问题入唐请教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出国进修人员,其地位高于一般的留学僧。
 
  在入唐的日本僧侣中,最澄和圆仁、圆珍等属于天台宗的三家,空海、常晓、圆行、慧运和宗睿等属于真玄宗的五家,合称“入唐八家”,又称八家真言、真言八家祖师。其中,圆仁、常晓、圆行在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同年抵达扬州,圆行北上长安,常晓则入栖灵寺,从文璨(一作文傺)阿?黎受金刚灌顶和太元密法,第二年又谒华林寺大德问学三论宗义,同年八月携经籍等仍乘遣唐使船归国。
 
  当时,日本朝廷组织第十九次遣唐使团也是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使节是藤原常嗣,四艘船全部人员共六百五十人左右。随行西渡的圆仁已经四十五岁,他携带着日本比叡山延历寺未决天台教义三十条,以“请益僧”的身份入唐求法。与鉴真大师六次艰难东渡一样,圆仁也是在经历了两度渡海失败之后,第三次登上西行的大船。经过海上十九天的风浪颠簸,九死一生,终于登陆成功,抵达扬州。
 
  圆仁从开成三年(838年)7月25日到开成四年(839年)2月20日在扬州开元寺停留的八个多月中,先从沙门宗睿学习梵文,又从全雅受密宗灌顶及两部曼荼罗、诸尊仪轨、佛舍利等。
 
  之后,因唐文宗李昂迟迟未能准许圆仁等日本僧人去天台山求法的请求,圆仁便改变计划,到达另一佛教圣地山西五台山朝拜,后又来到长安,长达四年十个月。正当他准备回国之时,又遇上唐武宗排斥佛教、毁坏寺庙的“会昌法难”,圆仁在饱受两年多的磨难之后,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9月艰难归国。
 
  圆仁在携带佛教经疏、仪轨、法器等回国后,深得天皇信任。于比叡山设灌顶台,建立总持院,弘传密教和天台教义。日
 
  本嘉祥五年(848年),他被日本朝廷授予“传灯大师”法位。仁寿四年(854年),圆仁荣任日本第三代天台宗座主,其后的十年间,他继承最澄遗志大力弘扬大乘戒律,使得日本天台宗获得了很大发展。864年2月24日,圆仁以71岁高龄坐化于比叡山,日本朝廷为其在比叡山建墓塔,清和天皇赐谥为“慈觉大师”。
 
  在中国的9年时间里,圆仁的足迹遍布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等七个省。一方面,他受灌顶,学梵文、汉文,写经卷及画曼荼罗功德帧;另一方面,他也广泛接触了当时中国的僧侣、官吏、百姓,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大小事件。其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凝聚在一部用日记体裁写就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之中。
 
  日本国宝《入唐记》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圆仁到达唐朝求法巡礼过程中,用汉文撰写的一部日记体的著作。全书起自唐文宗开成三年六月十三日(838年7月2日)从日本博多(今福冈粕屋郡志贺岛)登船出发,讫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十二月十四日(848年1月23日)从中国返回日本博多后,前后历时九年七个月,共597则(一说601则),约八万字,分为四卷。后代又称其为《入唐记》、《入唐巡礼记》、《巡礼记》、《五台山巡礼记》等。
 
  该书手稿原藏京都延历寺,年久已佚。日本明治中叶,在京都东寺观智院文书发现了正应四年(1291年)沙门兼胤所抄录的古抄本,遂以活字印刷收入《续续群书类聚》、《大日本佛教全书》。
 
  圆仁当年的署名状,今藏日本园城寺;兼胤书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年代最早的古本,现存安藤家。上述二物,均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兵库一乘寺和五岛美术馆所藏的圆仁画像,被日本政府列为重要文物。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虽然是圆仁入唐求法巡礼的记录,但所涉及的内容绝不局限于佛教,几乎涵盖了晚唐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研究当时的中日政治、文化交流的第一手资料,得到学术界的极端珍视,日本学者甚至把它誉为“东洋学界至宝”。它对研究唐代中日关系及当时政治、交通、语言、音乐、历学、风俗等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所以它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
 
  扬州风物卷中来
 
  圆仁与扬州的因缘,还在他《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四卷书中,因为,第一卷内容的十分之七八,都是在记录扬州当年的情况。
 
  书中圆仁告诉我们,天宝年间,扬州连同所属的县有七万多户,人口达到四十六万多人,城区的规模很大,“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扬州府的地理位置大致是这样的:
 
  “自海陵县去宜陵馆五十里余,去州六十五里。巳时,到仙宫观。直行不休。未时,到禅智桥东侧停留。桥北头有禅智寺。延历年中,副使忌日之事于此寺修。自桥西行三里,有扬州府。”
 
  圆仁在扬州时,正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德裕主持为扬州开元寺修瑞像阁捐款,有波斯侨民捐钱一千贯,婆国侨民捐钱二百贯,可知这些商胡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另外还有这样的日记:
 
  “寻南岳大师颜影,写着于扬州龙兴寺。敕安置法华道场琉璃殿南廊壁上。”
 
  “二十九日暮际,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
 
  后一则日记的内容,无意中又将唐代扬州市肆食店的情况顺带反映了出来。书中还涉及到很多扬州当时的风俗节令,如:新年“烧纸钱”、“烧竹兴爆声”,立春“作莺卖之”,正月十五“燃灯”、“灯楼”、“灯树”、“匙灯”、“竹灯”,寒食节“吃寒食”、“断火”,特别是对冬至节时扬州市民相互拜贺祝福的记载,可谓生动形象:
 
  “冬至之节,道俗各致礼贺。住俗者,拜官,贺冬至节。见相公即道:
 
  ‘晷运推移,日南长至,伏唯相公尊体万福。’贵贱官品并百姓皆相见拜贺。出家者相见拜贺,口叙冬至之词,互相礼拜。”
 
  在书中,圆仁还记载了扬州当时天象方面的事件,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三年十月廿二日”条下,有这样的文字:
 
  “早朝,见彗星,长一寻许,在东南隅。云蔽不多见。寺主僧令徽谈云:‘此星是剑光也。先日、昨日、今夜三个夜现矣。比日有,相公怪……’”
 
  有学者验之以正史《唐会要》,卷十三“彗孛”所记与圆仁书中所记大致相符。
 
  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日城东水门的实景:
 
  “未时,出东郭水门。”
 
  “出扬州东郭水门,从禅智寺东向北而行。”
 
  根据上下文我们可推知,圆仁等人当时是乘船出扬州东郭水城门,再到禅智寺停留,这也为今天我们还原昔日东郭水门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依据。
 
     像鉴真大师一样,日本高僧圆仁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得到了两国人民的热爱和尊敬。今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两国人民都在回顾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目前,我市上下正按照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的历史性演讲的要求,进一步推进中外文化交流。马可·波罗纪念馆、普哈丁墓园和已经开工的崔致远纪念馆已成为扬州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同时也必将更加拉近各国人民与扬州的距离,那么,在扬州建设一座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纪念馆,也应该加快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之中。
 
转自360图书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917/09/36263969_5914159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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