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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我为什么做石门坎公益?(上)
发布时间: 2018/10/11日    【字体:
作者:陈浩武
关键词:  市场 信仰 石门坎公益  
 
 
我给自己的人生总结了两句话:在计划经济时代寻找市场,在市场经济时代寻找信仰。这也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
 
本文要点:
 
八十年代的理想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资本市场的改革是失败的
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收获了一个互害的时代
 
主持人谌洪果:
 
各位朋友大家好,谢谢光临知无知。
 
今天这个周末的美好时光,外面下着雨,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今天晚上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场讲座和分享,其实更严格说应该是分享:陈浩武老师给我们分享他做石门坎公益的经历。我是昨天才知道,陈老师比我们知无知的老虎庙大哥还年长一岁,但看上去特别的年轻,我觉得我都有点老了,但是我们的心态一定要保持年轻。
 
陈老师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我相信来的很多人都知道陈老师的传奇经历。我觉得这场讲座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因为不管是我们做知无知也好,还是陈老师做的各种更重要的事情也好,都是在寻找某个民族文化最后的精神性、支撑性的力量。
 
陈老师今天通过他这些经历,会给我们找到一些答案。什么样的答案,我觉得也许陈老师不一定说的很明确,那么直白。更重要的是我们随着陈老师一起去体会他的这种心路历程,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开头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等陈老师讲完以后,我们会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做交流,到时候我们会逐渐深入展开,有请陈老师。
 
陈浩武:
 
非常感谢大家。西安是古都,文化名城,我对这个地方心仪已久。知无知我是第一次来,我从心里非常佩服谌洪果的努力。因为知无知这种令人尊敬的地位,和西安这座令人尊敬的城市,所以我特地为这一场演讲做了认真的准备。
 
我今年67岁。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是那个时代改革活动的参与者。我担任过人民银行金融改革部门的负责人,直接参加金融机构的分设过程。90年代我们又投身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我当时是长江证券公司的创始人,是中国证监会第一届发审委员会的委员,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我和江平先生、董辅礽先生一起,参加过《证券法》的起草;我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中国只有极少数人在90年代拿到纽约证券交易的License。
 
那么,80年代改革活动的参与,90年代直接参与市场建设,到今天去做公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轨迹和人生路径?作为一个过来人,为什么现在找到了公益这么一条道路?而且我也不讳言,这个公益活动是有价值观在背后的,不仅仅是给学生送几本书,给贫困的孩子送几件棉衣,更重要的,我们是在背后弘扬一种关于价值观和一种理念的推广。所以我给自己的人生总结了两句话:在计划经济时代寻找市场,在市场经济时代寻找信仰。这也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图像,这就是柏格理,他是一个传教士,被誉为西方五大使徒之一,1888年来到中国,先到云南昭通,1904年进入到苗寨。他最大的功劳就是让花苗这个部落整体上皈依了基督教。在整个西方的传教史上,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大家知道,在天主教的耶稣会时期,有利玛窦到中国来传教,那是在16世纪,他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在1807年以后,新教传教士来中国,柏格理是代表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耶稣会传教士把工作重点放在宫廷,是对皇帝传教,走的上层传教路线,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要解决了皇帝的问题,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利玛窦他们失败了,在明末清初,发生了一场“礼仪之争”,最后中国皇帝把他们所有人都赶走,包括利玛窦的继任者。一直到1807年新教马礼逊第一次来到中国,开创了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局面。那么柏格理这个人,就是新教在中国传播的代表人物。
 
这张柏格理头像,大家可能看不清上面是什么,这是用花苗文组成的。柏格理的最大贡献就是为苗族创制了文字,然后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也用这个文字办学校、办教育,从而使一个蛮荒的、结绳记事的苗人社区,成为了“西南文化高地”,成为了“海外天国”。这在中国传教史上是一个奇迹。
 
你们西安有一个碑林,碑林里有一块非常重要的碑,叫“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这个所谓的“大秦”就是罗马,这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个碑。在石门坎也有一块碑,叫“溯源碑”,“溯”苗人皈依基督这个“源”。从“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到“溯源碑”,其实就是记录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两个历史阶段。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按照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所做的改革的设想,大体有一个路径:中国要通过发展经济,让经济发展以后,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当一个国家中产阶级成为主体,按照当时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成为一个“橄榄型”的社会以后,自然会提出民%主的诉求,推动中国实现社会转型。这是当年这一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做的一个基本的路径设计。
 
那么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经济。大家知道,80年代我们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当然,这是一个扭扭捏捏的过程,是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过程。好比说开始提出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商品经济,中国要走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商品经济道路,所以它是一个不改变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主流,而羞羞答答的在里面补了一个所谓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
 
一直到“十五大”,才把这种羞羞答答的遮羞布完全摘掉,确定中国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80年代过来的人都会清楚两个会议:一个叫莫干山会议,一个叫巴山轮会议,会议的核心就是确立市场经济。
 
当年我是全国中青年经济研究会的理事,湖北省青年经济研究会的秘书长和副会长。那个时候像我们这些30多岁的年轻人是非常活跃的,整天写文章、做报告、做演讲,就是要讲市场经济。
 
莫干山会议并不是官方办的,而是北京和各省的一批年轻人,包括所谓的“改革四君子”,那个年代像这批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他们在推动着社会的走向。莫干山会议有一个金融小组,也就是那些金融界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原则:建立金融市场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要走市场经济道路,那就要做金融市场。
 
建设金融市场的美好前景吸引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1990年之前,我曾任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调统处处长、体改办主任,据说被列为人民银行第三梯队,但是我把所有这些都放弃了,毅然决然去组建了一家公司,就是今天的长江证券公司。我去做这家证券公司的时候,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些领导和我的顶头上司,都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证券公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中国的资本市场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
 
但是我为什么要坚定的迈出这一步呢?
 
当时我自己说过一句话,“资本市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是我当时到处演讲的题目。
 
这张照片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在1986年,当时的邓小平把中国的第一张股票送给了纽交所的主席范尔霖,这给整个西方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得到世界的承认?因为在那个年代,在一个计划经济年代,拿一张股票出来作为礼物,其实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寓意。它代表着邓小平将要把中国这艘航船引向什么方向,所以我特别把这张照片调出来。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就是我们当时心态的描写。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认识到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它不是简单的成立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个产权制度的一种变革。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三根支柱,第一叫公有化,第二叫计划经济,第三叫按劳分配。我们学经济学都非常熟悉,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这三根支柱支撑起来的。
 
但是,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就是私有制,就是要私有化,所有西方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都叫私有化。第二,证券市场做的是市场经济,是按市场分配资源,而不是按计划分配资源。第三,资本市场的核心是按资本来分配。所有的股份制改造是出资最多的这个人当董事长。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决策系统是一人一票,而在资本市场的决策是一股一票。一个人只有一股和一个人有一万股,不在同样的语境下,拥有一万股的人发言的权利、他的声音要远远超过那个只有一股的人。
 
为什么说它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因为资本市场发展的这三条,改变了中国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三根柱子。
 
那么我们怎样去建立资本市场?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我们不是把它看成融资制度的变化,而是把它看成一种产权制度的变革。就是把原来属于国有的,变成民营;然后在股份制条件下,用董事会的方式来治理,通过股票价格的变动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在设计资本市场的时候,是带着这么一种强烈的理想来变革。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作为过来人,我必须承认,刚才说的这一套资本市场的改革,是失败的。
 
我在2013年到中国金融博物馆做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讲完后一个星期,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告诉我,你的这个演讲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600万;到了一个月以后,他告诉我已经超过1200万。这是我离开资本市场十几年后,第一次公开评价资本市场。我当时的评价就认为它是失败的。
 
为什么失败?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人炒股的话,我可以问一下,你们这几年在市场上能够赚到钱吗?没有赚到钱。你们每个人都成为一棵不幸的韭菜,你长了一点,就被割掉了,长了一点又被割掉了。这个市场用我们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财富效应。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赚不到钱呢?我们如果以十年为坐标,2018年和2008年我们来比较一下,这十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税收、GDP都是大幅度增加的。但是这十年来,我们股票市场的指数是个什么情况?你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我记得当时讲的时候,有一个笑话说,中国证监会主席叫尚福林,那就意味着上涨幅度为零;后来过了不久又来了一个主席叫郭树清,就输得连锅都没有了,这两个主席的名字恰恰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形象的写照。因为实际上这个市场对股民来讲,几乎中国的每一个股民都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捐了10万人民币以上,不要说赚钱,实际上是把你自己的钱都吞进去了。
 
那有没有人赚到钱?当然有人赚到钱,在中国没有资本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官员贪腐是以百万计的。那个时候贪腐主要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就是某某批个条子可以搞十吨钢材,这些钢材拿出去,价格马上就翻倍了,这叫“双轨制”。但是有了资本市场以后,中国官员的贪腐规模以亿元来计。为什么?我一说大家就明白,真正这个市场的受益者是谁?就是那些极少数的掌握着内部信息的,有资源和权力去完成所谓的资本重组和资本并购的这些人。
 
金钱是通过权力拿走的,经济学里叫“寻租”,“权力寻租”。所以普通民众不仅没有通过资本市场去完成财富积累,反而成了一个被剥夺者。我们说股民都成为一棵韭菜,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这代人就要思考,为什么失败?
 
把中国现在的现状,和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它有不可或缺的两翼——如果市场经济是一个结构主体,它一定有两翼。
 
它的一翼,我们可以称为“宪zheng秩序”。宪zheng秩序是什么呢?是约束公权力,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同时,保护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神圣不被侵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宪zheng秩序是法制,是契约精神。
 
市场经济的另外一翼,我们把它称为由基督教文明所带来的道德伦理。这个道德伦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把社会放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状态,每个人都会有要去赚钱的冲动,对金钱追求的冲动。但是基督教文明所形成的道德理念的核心,是抑制人们对金钱追求的盲目冲动,使所有的盈利和赚钱的行为都建立在一个合乎道德的伦理基础上。
 
这一点非常重要。像我们今天,为了能够赚钱,就往牛奶里面放入三聚氰胺;为了能够赚钱,就在油里面放进地沟油。我曾经写文章说过,有一个领导人说,我们共产党人什么都可以解决,难道我们还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吗?我直接回答他,你还真解决不了,你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食品安全看起来是一个食品问题,是个经济问题,是个现象,但是它的本质是人的伦理的崩溃和道德的沦丧。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精神的结构,一个道德的底线,一个伦理准则,我们的食品安全永远解决不了。
 
我不是在夸张,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互相投毒的时代,是一个互害的时代。文%革时候的互害是“政治互害”,互相揭发,丈夫揭发妻子,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揭发老子,这叫政治互害。而今天的互害是互相投毒,我是卖牛奶的,我把三聚氰胺搅在牛奶里面,让你小孩得大头病;我是卖油的,我把地沟油熬出来,卖给你们吃;我卖地沟油的赚的钱,拿去买了有毒的豆芽;那个卖豆芽的赚的钱,又去吃用地沟油炒的菜。看起来大家都吃得满脸油乎乎的,实际上是互相投毒,互相伤害,这是我们市场经济最龌龊的一部分。它不为健康的市场经济所容。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简单地以为西方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市场”,就是一个“经济”,不是这样的。它是建立在宪zheng秩序基础上的一种经济模式,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道德伦理基础上的一种经济行为。但这些我们没有,我们的市场经济叫什么?是“列%宁主义”加“市场经济”。所以这种市场经济一定是权贵资本产生,是拜金主义盛行,是环境严重破坏,是人心沦丧的这么一个市场经济。
 
我要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要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要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最后给中国带来的就是毁灭。我和环保部的一位副部长聊,我跟他说十八大的报告当中提出了环境问题,但我认为这种提法远远不够,现在不是什么环境污染,这么四个字轻飘飘就带过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生存的基座已经破坏了。
 
人的生存的基座靠什么?第一靠空气,我们有吗?雾霾。第二靠水,我们有吗?水体严重污染。第三靠吃的食物,我们有吗?没有,因为我们土壤严重的污染。我们的土壤的污染现在到了什么地步呢?大家可能没有去关注。80后、90后现在的生育成为重大问题,这个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的地方,很多青年男女孩就已经不能生育了,为什么?从很小就开始吃这些膨胀剂、化学剂,鱼里面是激素,肉里面是激素,药是激素,菜是激素,水果是激素……
 
用佛教的话说这叫“共业”。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是说我们去谴责这些黑心的商人,其实我们都在其中。佛门称之为“共业”,就是这种犯罪是共同的,从而导致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环境,我们没有清洁的空气可以呼吸,我们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我们没有安全的粮食可以吃。
 
这些年移民到海外的人特别多,所有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中国人都必须体检。有人把这个体检数据收集起来,结果发现,中国人身上的重金属都严重超标。所以有人调侃,说中国人躺下去,是一张元素周期表,中国人站起来是一个钢铁侠。就是说我们体内的重金属超标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你们都知道北京的雾霾,有时候那种空气笼罩在整个北京上空,PM2.5常常爆表,空气都是那种焦糊的味道,真的就像到了世界末日。它的确严重地伤害着国人的身体,同时也严重地伤害着我们的心灵。
 
在80年代,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去寻找市场。但是,走了40年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市场有问题。所以我开始关注精神领域,关注社会救赎,关注精神信仰。
 
于是,在2011年的某个时候,我走进了石门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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