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危济困是佛教慈悲精神的体现，佛法中的缘起论、慈悲观、布施观和福田思想都为佛教积极参与扶贫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扶贫可说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佛法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扶贫的实践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因此，当代中国佛教更应该继承传统，积极应对当前扶贫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灵活创新，方便施救，切实履行佛法利益众生的精神。佛教以慈悲为本怀，以入世为方便，佛教徒践行佛法，就应当将慈悲的精神落实于世间，在世俗社会中践行。如今，我国仍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亟待扶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任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扶贫工作符合佛法的精神和宗旨。因此，佛教徒应该共同践行佛法精神，勇担扶贫重任。
一、扶贫是佛法的应有之义
佛教勇担扶贫重任，不仅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佛法本身的应有之义，扶贫不仅是佛教徒行善积德、利益众生的善举，还是自我修行、提升境界的实践，因而，扶贫是每一个佛教徒义不容辞的事业。
扶贫，既是爱心的体现，又是平等的关爱，佛教之所以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与佛法本身的理论要求是分不开的。拿佛法中的“缘起论”来说，缘起论是佛教对世界万象产生原因与发生实质的论述，佛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依靠种种因缘和合而生，因缘聚，则事物生，因缘散，则事物灭。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不能独立存在的，都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正如《中阿含经》中说：“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1]如果人们想获得好的果报，就需要植下善因善缘，要懂得与人为善，好善乐施。大乘佛教的菩萨们发大慈悲心，要度尽一切众生，自己才能成佛，不弃众生，不独自成佛，也是据于佛教的缘起理论，正如地藏王菩萨的大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台湾证严法师也发大愿：“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2]从缘起论可以看出，佛教利益众生，扶贫济困，培德积福，是佛法的内在要求。
佛教扶贫，还直接源自于佛教的慈悲观。慈悲是佛法的核心，是佛法利益众生的根本心，正如龙树菩萨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一切诸佛法中，慈悲为大。”[3]慈与悲有所不同，慈是爱怜，是与乐；悲是怆恻，是拔苦。要想与人为乐，首先就要拔人之苦，而拔苦当然就要扶贫。佛教虽然是以生命觉悟为根本的追求，要求众生能够超越贫富、贵贱等外在功利的贪执，主张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人生中的贫贱与富贵，于贫贱中安于贫贱，于富贵中安于富贵。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之中，贫困又常常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苦难，在贫困中，一个人的身体会遭受到痛苦，不仅基本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疾病也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在贫困中，一个人难以接受到良好且完整的教育，知识水平、道德修养与生命境界都难以得到提升，精神生活也不能充实与完满。因此，面对他人的贫困，慈悲心就会油然而生，只要人们赞同和拥有佛教的慈悲心，就一定会自觉承担起扶贫的责任。
扶贫也是佛教布施观的具体要求。布施属于大乘佛教菩萨行中“四摄”和“六度”的一种，所谓“四摄”，是指菩萨接引众生的四种方法，分别是布施、爱语、利行和同事；所谓“六度”，是指菩萨完成自我修养的六种途径，分别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由此可见，在菩萨所具备的诸多高尚品德中，布施是位居首位的，布施是大乘佛法的内在要求。所谓布施就是指将自己的东西施于他人，正如慧远说道：“以己财事分布与他，名之为布；辍己惠人，曰之为施。”[4]布施就是扶济众生，拔除痛苦，使其远离贫穷。因此，扶贫事业正是佛教布施的当下运用与表现。
扶贫对于大众来说，不仅是利他的善举，还是利己的行为，是利他与利己的统一。《增一阿含经》云：“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也就是说要想觉悟，就必须在人世间修行，要以利益众生为修行觉悟的基础，必须要发慈悲心，悲智双运，普度众生才能达到觉悟。要想成佛“觉悟”，就必须利益众生，只有利益众生才能成佛。要想自利，首先必须利益他人，只有利益他人，然后才能达到自利的目的；首先要达到自他的和谐，最终才能达到众生和谐，这即所谓的“不二法门”。
因此，救助贫困孤寡，不仅受助者可以得到恩惠，自己也同样可以得到成就和利益，即生福德之田、幸福之田。佛教将福田分为“敬田”和“悲田”两种，其中“敬田”是以恭敬的佛、法、僧为对象；“悲田”则是以贫困孤寡的普通大众为对象。正如佛说：“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5]佛陀所说，对于当下我国扶贫工作大有启示。世人往往只知道敬重“三宝”，认为只有布施敬田才能得到福田，却不知扶贫济弱，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受苦大众，功德更大，也更有意义。因此，佛教福田的思想也同样是佛教徒积极参与扶贫工作的理论依据。
二、扶贫是中国佛教的传统
佛法的弘扬与佛教扶贫的开展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佛法只有得到广大弘扬，才能吸引信众，并大兴济贫善举；另一方面，佛法只有秉承慈悲为怀、利乐有情的菩萨精神，不断践行扶贫等慈善事业，才能真正地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与信赖。佛法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佛教对扶贫工作的践行一直没有中断过，扶贫是中国佛教的历来传统。
据史料记载，佛教扶贫事业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且规模很大，据《三国志·刘繇传》记载，当时国家内战，徐州牧陶谦放纵擅杀，而一个叫笮融的善人却在当地大兴佛寺，“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6]。可见，中国佛教在传入之初，便与扶贫济穷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南北朝时期，佛法逐渐兴盛，不仅僧人们将信众供养的资金用于扶贫，而且在佛法的感召之下，南朝皇族也大兴扶贫事业，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扶贫机构——六疾馆，用于收养贫穷和疾病且不能自立的百姓。那时的僧人不仅尽财力以扶贫，而且各大佛寺中还常设药房，免费给居民提供药物，如果遭遇到地方性的瘟疫，佛院便广施救济，如《续高僧传》记载：“陈朝，江南疠疫大行，百姓毙者殆过其半，达内兴慈施，于扬都大寺建大药藏，须者便给，拯济弥隆。”[7]如少林药局就是实例，少林药局至今仍然发挥着其积极的正能量作用，由此可见，佛教扶贫历史之悠久。
唐代高僧辈出，僧人们也是尽己之财力，从事扶贫工作，如智頵法师“于世资财，少欲知足。粝食充腹，粗衣御寒，余有寸帛，未尝不济诸贫病也”[8]。除此之外，唐代寺院还专门设立了悲田养病坊，由寺院负责管理，政府给予资金支持，并派专员进行监督。唐代寺院通过悲田养病坊将佛教慈悲的教义传播开来，并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同，即便是唐武宗会昌年间发动“灭佛”运动，拆毁寺院，令僧尼还俗，佛教的扶贫事业也不得不被肯定与保留，唐武宗下敕批准：“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赈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处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9]由此可见，扶贫事业既是佛教利益众生的内在要求，也是佛法在中国得以立足和弘扬的重要保证。宋代延续唐代的养病坊制度，在寺院中设立福田院，收容贫困和疾病的百姓。南宋时，寺院新设养济院，承担起社会扶贫与治病的双重职责。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佛教充分利用寺院资源，积极发挥慈悲精神，全面参与社会救济扶贫事务，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明清两代，佛教日趋衰弱，但是到了近代，中国佛教在人间佛教的旗帜之下又得到了中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大乘菩萨精神得到切实推行，佛教的良好形象得以重塑，可以说，近代佛法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取决于佛教扶贫慈善事业的成功。近代中国，战争频发，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佛教界人士也随缘入世救度，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肯定与赞扬。圆瑛大师先后兴办了诸多扶贫救济机构，如在泉州开元寺建立慈儿院，在宁波白衣寺建立孤儿院，建上海佛教医院等，并亲自组织和主持了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上海灾区佛教救护团、上海难民收容所，以及十六省水灾赈济会等。冶开法师也积极投身于扶贫救世的事业之中，他的许多善举，都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例如他曾贴钱售米给穷苦民众。
三、投身扶贫事业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机遇
扶贫是现阶段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的事业，是社会上下全力支持和配合的事业，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事业。因此，积极投身于扶贫事业，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来说是一大机遇；但是另一方面，扶贫又是一项系统、长期且艰巨的工程，其中充满了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困难需要面对和克服。
在积极投身于国家扶贫事业中推进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发展，既离不开党和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亲近与认可，所以，中国佛教必须要走入世间生活，践行人间佛教，充分发挥自身的正能量，服务社会，利益众生，只有这样，中国佛教才能取得政府与人民的支持，获得当代的复兴与发展。因此，积极投身于国家扶贫事业，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机遇。
首先，佛教从事扶贫工作，加强社会关怀，有利于提升佛教的公众形象与社会形象。在当代中国，佛教徒在总体上仍然属于整个社会最善良温和的群体，佛教僧侣在公众的印象中仍然保持着清净庄严的良好形象，但是，受到当下社会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的影响，有些寺院大搞商业化操作，利用天价头香、高香、算命看相等“不法”行为来敛财，由此也导致部分僧人律仪松驰、生活奢靡、自私自利，甚至贪赃枉法的现象，这些都大大折损了佛教在公众与社会中的形象。如何将社会信众捐赠与佛教的资源合理地利用于社会公益、发展佛教扶贫事业，这对佛教营造自身良好的内在氛围，改善外部形象，都将大有裨益。
其次，佛教参加国家扶贫事业，促进世俗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利于发挥佛教教义对社会进步的正面作用，加强社会各界对佛教思想的认可与理解。佛教思想博大精深，且深具包容、人道、和善、慈悲等精神，既能给现代人提供心灵的信仰支撑，又能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然而，佛教在一些人们的心目中，仍然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对佛教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许多的误区。因此，佛教参加扶贫，承担利益众生的使命，有利于还原佛教本来面目，推进佛教教义的正面阐述与弘扬。
再次，佛教参与扶贫事业，可以充分展现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能力与作用。佛教在中国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坚固，且深具亲和力，佛教开展扶贫与慈善工作，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佛教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佛教却又能在与时俱进之中，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并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佛教投身于扶贫工作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又需要以合理和适度的方法加以应对。首先，佛教开展扶贫事务，关心现世生活，有可能造成佛教过度的世俗化。佛教虽然主张出世与入世的中道不二，佛法不离世间觉，但是如果过分地沉迷于世间的事务之中，又往往会瓦解和失去佛教信仰的神圣追求。因此，在开展扶贫事务，投身于世俗关怀的同时，佛教还应该着重加强佛教徒的理想目标的追求和佛教修行的精进，将世俗关怀作为神圣信仰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来看待，实现既不离世间，又超越世间的圆满境界，正如印顺法师说：“佛法是出世的（小乘），是出世而又入世，世出世间无碍的（大乘）。”[10]其次，佛教从事扶贫工作，是对佛教徒道德水平与理想信念的一大考验。佛教扶贫，从资金与人力上来说，主要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在此过程中，佛教徒在主持扶贫工作的过程中，要能够经受得起金钱利益的诱惑，超越个人的利害关系，切实地贯彻佛陀的教诲与佛教的义旨。为此，佛教界应加强佛教徒道德生活的引导，提升佛教徒的道德层次与境界。再次，佛教进行扶贫事务，也对佛教徒组织能力与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要求。扶贫工作除了要求佛教徒需要具备一定的理想追求与道德素质之外，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组织活动规范与准则、井然有序的工作模式、民主监督与沟通机制等。为此，佛教需要培养与吸纳专业的管理组织人才，保障扶贫工作的透明化与专业化。
在具体的扶贫领域上，佛教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灵活多变，积极创新，方便施救。佛教具备一般慈善机构不同的特点，寺院既可以在管理组织透明化、民主化的基础上让爱心人士慷慨解囊，组织信众对贫困人群进行物质的资助，而且还可以利用佛法的智慧，进行心灵贫困上的辅导与丰富。因此，佛教的扶贫领域应该是非常宽阔，且具广大前途的。就目前来说，佛教扶贫至少可以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些香火旺盛、有能力的寺院可以率先成立扶贫基金会。寺院除了合理地将寺内收入应用于扶贫之外，也可以公开向佛教信众筹募善款，明确说明善款用途，将善款切实地用在扶贫救困的事业上来，保证信息透明公开，并聘请第三方加以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二，定期举办扶贫活动。寺院应该首先立足于当地，了解当地百姓生活疾苦，结合当地政府与社区安排，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
第三，建立佛教寺院、团体、信众的互助机制。发挥佛教协会和各大寺院的作用，联系和整合佛教的社会资源，佛教信众遍布各行各业，有许多都是各个行业的专家，因此，可以充分发挥各个信徒的专长，建立互助机制，并在互助的基础上，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人。
第四，成立心灵救助站。佛教具有开导人心、抚慰心灵的智慧，当心灵受到伤害，或灾害发生时，寺院僧侣们可以运用自己的专长，令人放下烦恼，当下解脱，在精神上给予救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佛教界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在当今虽然也做了大量扶贫济困的工作，但是还远远没有发挥好自身的价值和作用，在扶贫济困工作中做的还很不够，中国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份子，继承了东方优秀的文明传统，如今，他更需要立足于当代，融入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勇担重任。
【注释】
[1] 《中阿含经》卷七，《大正藏》第１册。
[2] 释证严：《静思语》第一集，扉页，慈济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3] 《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大正藏》第２５册。
[4] 《大乘义章》卷十二，《大正藏》第４４册。
[5] 《佛说像法决疑经》卷一，《大正藏》第８５册。
[6] 《三国志·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7] 《续高僧传·隋天台山瀑布寺释慧达传》。
[8] 《宋高僧传·唐五台山智頵传》。
[9] 《旧唐书·武宗纪》。
[10] 释印顺：《我之宗教观》，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９７页。
转自中国佛教协会
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yj/2016-03-07/103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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