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发生在德国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是欧洲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对欧洲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中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的进程，正是沿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几大主线来展开的。其中的宗教改革，既结束了中世纪罗马教廷的宗教专制统治，亦开创了十七世纪人类的理性文明精神，起着重要的承先启后的作用。
黑格尔认为：文艺复兴是近代“黎明的曙光”，而宗教改革是“曙光后继起的太阳”；
罗素认为：宗教改革摧毁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以教皇为中心的政府，从而使近代国家主义得到长足发展；
1，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前的德国
马丁·路德，1483年出身在德国中部曼斯菲德一个天主教家庭，家境贫寒。1501年，他考入爱尔福特大学，修拉丁古典文学，1505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不久后入修道院，并力图以苦行、禁食、自我鞭笞方式寻求灵魂解脱，但效果不佳，使他陷入困惑。1507年以后，他受到捷克大学约翰.胡斯等宗教改革先驱人物影响，认真研读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奠定了他深厚的神学功底和坚定的宗教信仰。1512年，马丁·路德获神学博士学位，在维滕堡大学讲授《圣经》，1515年，升任副主教。
马丁·路德生活时期的德意志，尚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由分散的、几百个大大小小诸侯和采邑组成的领地。其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其他欧洲国家。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诸侯割据，互设藩篱。在十六世纪初，德意志境内有七大选帝侯，十几个大诸侯，200多个小诸侯，还有数以千计的独立帝国骑士。这些分散的诸侯各自为政，各行其事，以致关卡林立，币制混乱，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更不能为贸易活动提供便利和保护，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在德国外部，其形势也不容乐观。
由于当时的天主教罗马教廷已经被法国人所控制，其他欧洲国家在成为民族国家之后，也渐渐摆脱罗马教廷，所以从财政方面来讲，罗马教廷的收入明显减少。但教廷和教皇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开支依然庞大。于是，一个分散而又软弱的德国，就成为罗马教廷宰割的主要对象。据统计，在马丁·路德生活的十六世纪初，每年从德国流入罗马教廷的财产高达三十万金币，而与此同时德国的帝国税收才仅仅1.4万金币。德国成了“罗马教皇的奶牛”。
这种经济上的格局，造成德国民众，包括贵族和诸侯对罗马教廷的不满与仇恨。
2，基督教的腐败
那么，在这个时代，天主教教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中世纪的欧洲的基督教，离罗马皇帝在公元313年颁布“宽容赦令”和“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合法并逐步发展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已经有一千多年，基督教从受打击，受迫害的弱小宗教团体，逐步发展到走上圣坛精神领袖，特别是在强大统一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基督教更是成为高高凌驾于欧洲各国世俗皇权之上的统治者。
由于宗教的专制，在当时，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其灵魂最终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决定权掌握在教会手中，相当于教会掌握着每一个人灵魂救赎的钥匙，这就使教会不仅控制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就连世俗王权，也必须仰赖其神权的鼻息。
从理论上讲，在基督教中供职的所有神职人员，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就必须有严格而崇高的操守和品行，就是教士必须遵守的三大准则：贫穷、贞洁、服从。 但是，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高高在上的罗马教廷，打着上帝的旗号，用上帝来制约别人，而从不制约自己。长期控制整个社会生活而自己不受任何力量的控制，已经导致其严重腐败。
罗马教廷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出卖圣位。
出卖教廷圣位，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通，从主教、地区大主教，到神父等等，都可以出卖。许多人拿钱买到较高圣位以后，再将其所辖的低级圣位也拿来卖掉，以捞回自己买圣位的钱财。1514年，罗马教皇将美因兹地区大主教的职位卖给勃兰登堡的阿尔贝特，而阿尔贝特为了筹到这笔巨款，在教会的同意下，则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名义在辖区向平信徒发行赎罪券。
除了出卖神职，教廷还通过出售圣像，圣徒遗物来搜刮民财，什么耶稣生前睡过的稻草，什么古代圣徒用过的驴缰绳之类，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二是蓄妾。
按照罗马教廷的规定，神职人员必须贞洁，不容许结婚。在中世纪奢靡的教廷，神职人员表面不结婚，背地里却蓄妾，包养情妇，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揭露了神职人员道德虚伪的状况。 特别是在十三、十四世纪，由于百年英法战争和欧洲“黑死病”的流行，大量的男性公民死去，许多女性无以为生，只好进修道院，修道院也变成藏污纳垢之所，非常淫乱。当时有个形象的说法：在教堂的院子任何地方挖下去，都是婴儿的尸骨。
据说马丁·路德到罗马城去给教皇汇报工作，看到罗马城妓女多如牛毛，深深感到失望和愤怒。
三是出售赎罪券敛财，亵渎信仰。
罗马教廷要维持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就必须有大量的钱财。特别是在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巨大财政压力下，于是将出售赎罪券作为主要的敛财手段。所谓的赎罪券，就类似于发国库券，国库券是政府向公民借钱，将来还要还本付息。但赎罪券完全是利用信仰向平信徒的一种欺骗和无偿索取。
按基督教理论，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按理，信徒是要通过善行积累，使上帝赦免罪行，使灵魂升入天堂。
但是当时罗马教廷宣传，只要花钱到教堂去买一种券，教会就会使你赎罪，买的越多，赎的罪就越多。
1517年，一位多明我会修士台彻尔，在大肆宣传赎罪券时说：“赎罪券乃是上帝高尚的礼物。买了赎罪券的人，不但他以往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将来的罪也可以赦免。”“而且为已死的人买赎罪券，也能让他们立即脱离罪罚。”他说：“你们要相信，上帝已将赦罪的主权交给了教皇。”“现在哪怕你们只剩下一件外套，也要脱掉卖了，火速来买赎罪券。”他还形象地宣传道：“当买赎罪券的金币落入钱箱发出叮当一响时，你亲人的灵魂马上从地狱上升天堂”。
而罗马教廷的各级神职人员们，通过赎罪券聚敛大量财富以后，纷纷到意大利去购买土地、盖庄园，过着世俗社会的奢靡生活。到了中世纪后期，教会和修道院已经控制了欧洲三分之二的土地。
可以看出，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已经面临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就是天主教教会已经堕落为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基督教在理论和实践，口号和现实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背离。基督教的唯灵主义理想和神职人员的卑劣行为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他们还在唱着拯救灵魂的高调，但他们的专制、残暴、贪婪、腐败和虚伪，已经和他们自己宣传的高调背道而驰，日益失去民心。
教会的虚伪和堕落引起了欧洲人的愤慨，马丁·路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站出来了！
1517年11月1日，马丁·路德在维滕堡大教堂门前贴出了题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相当于张贴了一张大字报。本来，这九十五条论纲只是路德和推销赎罪券的台彻尔之间的一种学术辩论，没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就此掀开了序幕。
3，九十五条纲领
《九十五条论纲》的核心，是反对教会用赎罪券的形式聚敛钱财。路德认为，这种方式已经完全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因此，他把矛头直指赎罪券，将上帝惩罚、悔改、赦免作为辩论的重点。
马丁·路德认为，救赎是通过信仰而受上帝恩赐的免费礼物。每一个真正悔改的基督教，即使没有赎罪券，也完全脱离了惩罚和罪债。并说：那些说为求获得救赎或赎罪券并不需要痛悔的人，是在传与基督不相符的道理。
路德认识到，赎罪券之所以能向平信徒销售，是因为罗马教廷宣称教皇有赦免信徒之权，所以马丁·路德尖锐指出：“赦免之权只在上帝，教皇无权赦免任何罪债。”“任何活着和死去的真正的基督教，即使没有赎罪券，也都能分享基督和教会的一切恩惠。因为这些恩惠源于上帝”。“靠赎罪券获救，乃是空虚的。”因为马丁·路德知道，只有剥夺教皇赦免权，人们才不会相信教皇而去购买所谓的赎罪券。
4 “因信称义”
针对罗马教廷的宣扬所谓善功称义，马丁·路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因信称义”的口号。罗马教廷将购买赎罪券，向教会捐助财产，参加十字军去攻打伊斯兰教徒统称为“善功”。有了这些善功，罪孽就可以赦免。马丁·路德认为，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灵魂得到拯救，根本不是靠什么善功，而是靠内心坚定的虔诚信仰，得救的条件不在于行为效果，而在于内心动机。
马丁·路德进一步提出“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的口号，他力图以真诚的信仰来取代虚伪的善功；以《圣经》的权威来取代教会的权威；以上帝的恩典来取代教皇的专制。他希望基督教回到奥古斯丁时代，那种纯粹信仰的时代。马丁·路德在《致德意志贵族的公开信》中说：“罗马天主教非常巧妙地在他们周围筑起了三道墙，这就是整个基督教可怕腐败的原因：
首先，受到世俗权力压力时，他们就发布赦令说，世俗权力对他们没有管辖权，相反是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
其次，如果试图援引《圣经》来指责他们，他们就提出异议说，只有教皇才能解释《圣经》；
第三，如果有人以召开公会议相威胁，他们就可以谎言回答说，只有教皇才能召开公会议。
这样，他们就狡猾地窃取了我们的三根权杖，可以不受惩罚，安居于这三道围墙筑起的金城汤池之中，为我们亲眼所见到的为非作歹。”
《九十五条纲领》写好以后，马丁路德把其中一份送给他的上司，另外一份钉在教堂的大门上，以期引起同事们的讨论。因为文件是用拉丁文写成，在那个时代，拉丁文是教会的专有文字，老百姓并不懂拉丁文。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人很快把这份文件翻译成为德文，从而迅速传遍了德国甚至传遍了欧洲。
《九十五条论纲》象一把火，点燃了德国人民长期郁结在心中欲待表达的激情，这种激情既有对教廷剥削德国财产的仇恨，也有多罗马教皇那种虚伪道德和纸醉金迷奢侈生活的厌恶，还有各地诸侯希望利用这次宗教论战来扩充势力的动机。几种力量交织一起，迅速形成燎燃之势，不可阻挡。两周之内，便传遍德国，一月之内，就传遍欧洲，并迅速被译成各种文字。
理所当然，这样一纸檄文，也遭到了罗马教廷顽固势力的攻击，他们向罗马教廷控告马丁·路德蔑视教皇的权威，引起教皇的震怒。
5，和教皇的冲突
教皇于1518年十月召马丁·路德去罗马受审，在德国萨克逊选帝侯的支持下，马丁·路德拒绝了。后来罗马教廷改为要马丁·路德去奥格斯堡，向卡叶坦主教承认错误，马丁·路德在帝国卫队的护送下，去了奥格斯堡，但拒绝认罪，留下了一封向教皇的申诉信后，返回了维滕堡。
1520年，教皇奥利十世把路德开除教籍，但是路德不为所动。 罗马教皇无计可施，只好请罗马皇帝出面干涉。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徒，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天主教皇一边，于是他向马丁·路德发出邀请，邀他到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为神学观点作证。这其实是一个阴谋，因为有前车之鉴，公元1414年，宗教改革的先驱，捷克布拉格大学校长胡斯，就是被诱骗到帝国会议上作证，而被罗马教廷以异端的罪名活活烧死的。
但凛然正气的路德，毫不畏惧，他觉得自己是“代表上帝前往”，毅然踏上了去沃尔姆斯的道路。他说：“即使沃尔姆斯德魔鬼有如房顶上的瓦片一样多，我还是要坦然前往！”没想到，大批马丁·路德的支持者自愿随他前往，路上竟然汇流为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沃尔姆斯当地的人民也像欢迎英雄般地欢迎马丁·路德，他们高 呼口号，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主张，马丁·路德的禀然正气和民众的热烈支持，迫使皇帝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离开沃尔姆斯以后，查理五世在全德意志境内通缉马丁·路德，萨克森选帝侯把他藏匿在瓦特堡，马丁·路德的后半生就在帝国的通缉下过着隐居的生活。
这个时期，马丁·路德的重大贡献，就是将《圣经》译成德文，让德国人可以直接阅读德文版的《圣经》，直接与上帝交流，他把德语从蛮族语言变成了高雅的语言，为德意志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6，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意义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德国、对欧洲乃至对世界文明的进程，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的专制和一统天下的局面，导致罗马天主教会大分裂，实现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自由化。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的神学观点，打破了罗马教廷的谎言，恢复了信徒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开创了一种德意志式的宗教理念，即将称义从虚伪的善功中解脱出来，转为一种内心的精神信仰。
随着改革的深入，马丁·路德和德国贵族进一步提出，要摆脱罗马教廷的掠夺，建立不受教廷统辖的、本民族的、独立的国家教会，并且用本民族语言举行祈祷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抗争，终于在1555年，双方缔结了《奥格斯堡合约》，这个和约，承认了路德派的合法地位，并且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所谓“教随国定”，就是承认诸侯有决定其臣民宗教信仰的权力。这就使得宗教信仰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宗教信仰成为激励民族国家和君权专制发展的动力，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精神凝聚力，这点，对欧洲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罗马教会分裂成为天主教和新教两大阵营。
其次，推动了欧洲其它国家的宗教改革，在新教内部，形成了路德宗，安迪甘宗和加尔文宗三大主流宗教教派。
受路德影响，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宗教改革，创立加尔文宗。
加尔文宗除了坚持路德的“因信称义”以外，形成了“预定论”为中心的神学体系。加尔文认为，上帝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对世上的每个人都做了永恒的判决，这个判决就是“预定”，根据预定，有人得救，成为上帝的“选民”；有人受罚，成为“弃民”。虽然谁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是个奥秘，但人们可以凭借自己对基督的信心和按《圣经》的准则行事来获得上帝救赎的确证。
加尔文提出“天职”（Calling）观，他不像路德那样单纯强调精神信仰，而是把内在的精神信仰和外在的善功结合起来，他认为：信仰是蒙受上帝恩典的内在确证，而善功则是蒙受恩典的外在确证；在一个清教徒看来，一个真正蒙受上帝恩典的人，不仅在内心深处充满对上帝的坚定信仰，而且在社会行为，家庭生活和日常工作方面都要表现其美德。加尔文认为，所谓的天职，善功，并不是修道士远离尘世的苦修，而是体现在平凡的世俗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劳动是一种神圣的职责，无论你是经商，还是担任神职，都是受命于上帝，都是荣耀上帝的行为。创造财富不是罪恶，相反，只要在品质上不违反《圣经》，在财富使用上不挥霍浪费，赚钱发财也是替天行道，是上帝恩典的标志。
加尔文宗的理论，以勤劳、俭朴、积极向上为荣耀，以奢侈、浪费、不劳而获为耻辱，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神学依据，培养了一大批冒险进取、克勤克俭，对社会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信徒，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特别是其将卑微的世俗行为上升到“善功”的高度，使其成为蒙受上帝恩典的外在确证，阐发了其教义的重要伦理，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有力杠杆。
后世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划时代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描写了的加尔文宗的新教教徒。他认为，这些信念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再说安地甘宗。
宗教改革对英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亨利八世进行英国的宗教改革，表面上是起源于一场离婚案，但是其本质是将英格兰的利益置于罗马天主教廷之上，迎合了英国人长期淤积在心中的“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的强烈民族意识。
英格兰宗教改革和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其重点在于解决教俗关系。而不是纯粹的神学问题。
一是通过《至尊法案》，将国王权力置于教会之上；
二是剥夺教会的土地和财产，而通过瓜分这些土地和财产而形成的新兴土地贵族和世俗地主成为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主力军。
到伊丽莎白时代，进一步将安地甘宗确立为英国国教，为后来英国的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正是那个以英格兰利益为至高无上，并且具有宽容精神，兼收并蓄的安迪甘宗教，大大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第三，推动了罗马教廷革除腐败的进程。 宗教改革的风暴，路德宗、加尔文宗、安地甘宗的建立，对罗马教廷形成巨大冲击。罗马教廷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如果不改变自身的虚伪和腐败，罗马教廷就会有灭顶之灾的危险。于是，从教会内部开始整顿纪律，严格道德规范的活动。特别是在公元1527年，查理五世劫掠了罗马城，许多人将此次劫掠看成是上帝对罗马教廷道德腐败、缺乏信仰的一次惩罚，于是加快了内部整顿的步伐。
特兰托会议：1545—1563年，各地主教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聚集在特兰托，通过会议讨论和解决一系列宗教教义和教会改革问题，进一步确立了阿奎那神学思想，承认罗马教会的腐败，要求教会遵守道德准则，同时，广泛建立大学和神学院，培养合格的神职人员。
这次教廷内部的整顿，直接导致了宗教团体耶稣会的成立，他的创始人是罗耀拉。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实行严格的纪律。最高领导对全体会士有绝对统治权，称为“黑衣教皇”。耶稣会的宗旨，是振兴罗马教会，重树教皇权威。会士入会要发誓做到“三绝”，即绝意，绝色，绝财，以重新恢复天主教徒的清贫、贞洁、服从的品质。
罗耀拉要求所有的耶稣会士都要接受严格的高等教育，不仅要学习神学，哲学知识，还要精通古典语言，文学，历史，科学知识，良好的学术训练以及都罗马教廷的忠诚，使耶稣会成为一只极为优秀和杰出的传教团体，他们发誓要夺回被基督教新教占领的地盘，于是，他们在地理大发现的鼓舞下，踏上征途，到了印度，中国，日本，非礼宾等地。到中国的利玛窦，南怀仁，等都是耶稣会的成员。
更为重要的是，耶稣会会士开始广泛的深入民间，向普罗大众传布信仰，普及宗教伦理知识，以同新教形成竞争之势。到十七世纪，耶稣会创办了大量的大学、学院，免费接收大量青年入学，向他们传播古典文学、拉丁文、希腊文、伦理学、哲学知识，发展出一整套统一的教育体制，甚至控制了许多国家的中等高等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思想保守、信仰坚定、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为其宗教传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四，宗教改革成为中世纪和近代社会的历史分水岭。
欧洲的分野
凡是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改宗信教的国家，都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荷兰和美国，而极力抵制宗教改革的国家，尽管当时都是最富庶最发达的国家，后来也国运衰落，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对此，韦伯有专门论述。
7，宗教改革构成了西方社会转型的历史起点
宗教改革对西方社会转型的影响，可以从宗教和世俗两个层面来看。
从宗教层面来看：
克服了罗马教廷在灵魂与肉体，天国与人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由于这种对立而导致的信仰虚假和道德堕落，把宗教理想和平凡的现实生活统一起来。路德宗将神性和人性统一，使人的精神获得自由；安地甘宗将上帝与凯撒统一，使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加尔文宗将宗教生活与世俗事工统一，使世俗具有神圣性，把人间变成天堂。
从世俗层面看：
宗教改革打破罗马教廷的垄断，促进近代民族意识觉醒，导致民族国家形成；“教随国定”原则的确立，开创了宗教宽容时代，为科学理性发展创造了条件；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武器；教产还俗为新兴资产阶级形成和崛起奠定基础。这些重要的影响，在欧洲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得到证实。
转自陈浩武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9f7f540102wrm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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