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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灵性资本
发布时间: 2018/12/20日    【字体:
作者:张志鹏
关键词:  企业家精神 灵性资本 信仰 宗教  
 
 
一、 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
 
     尽管有关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和性质还没有足够清晰,但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将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而且有人还进行了“多此一举”的实证研究。不言而喻,企业家、企业众多的地方,也是人们收入水平增长比较快的地方。
 
     正是由于企业家精神的性质是比较模糊的,也就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企业家精神的质问:市场上的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吗?每个人都具有潜在的企业家精神吗,还是只有特殊人才具有?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具有企业家精神吗?政治(立法、制度)企业家的称呼是否意味着与经济企业家不同?一个诈骗者是具有企业家精神吗?那些贩毒的、卖春的、走私的组织者具有企业家精神吗?一个暴力拥有者,如黑社会、军阀、军政府具有企业家精神吗?
 
   为了清除这些外围的诘难,有必要区分企业家精神与寻租。表面上看起来企业家精神与寻租的内核都是利用机会的能力。然而,寻租与追求收入转移密切相关,而企业家理论与创造效率收益密切相关。企业家精神会带来效率收益,增进了劳动分工和交易的可能性,如果企业家产权交易成功,他就会从效率收益中获得企业家利润。寻租则是不采取自愿交易的手段取得或维护产权的行为。这种努力耗费的资源只是为了进行收入分配(马丁·利克特,2006,第171页)。依据这样一个准则,我们就可以区分出形态接近的行为。虽然看起来那些贩毒的、买春的、走私的行为触犯了一些国家的法律,但就其实质而言,则是看到了市场中的需求机会,而且其行为也是自愿交易的,而非单纯的收入转移。相对而言,一些具有企业家外衣的人所从事的却是官商勾结的寻租活动。[1]
 
那么,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性质到底是什么呢?从经典论述中或许能够不断地接近。虽然这些学者所强调的只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侧面,但综合起来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家精神的全貌,更进一步去把握企业家精神的实质。
 
依照奈特的观点,是不确定性和做出错误预期得可能性而非变化产生了利润。而企业家就是一个准备承担不确定性的成本的专家。伊斯瑞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1979)提出:“企业家利润……一点儿也不是因为他们是所有者而获得的,企业家利润是由具由企业家精神的人所获得的,因为所有权并不是获得企业家利润的前提条件。”柯兹纳认为,企业家敏于发现机会,并且因占有别人不具备的知识而能够从中获益。在柯兹纳看来,企业家的知识并不是为搜寻而进行的理性投资的产物。企业家知识并不涉及资源的投入,它是“无成本的”。当某人注意到一次机会时,企业家知识就产生了。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些机会都是同等可得的,但却出于某种原因而被忽视了(柯兹纳,1979,第129-131页。转自马丁·利克特,2006,第58页)。
 
按照熊彼特(1943)的观点,企业家具有非凡的人格,成就着非凡的事业。她认为,企业家是革命者,是推陈出新的创新者。正是因为强调企业家的能力以及新产品、新工艺的引进,熊彼特把企业家精神看做一种破坏性的、打破稳定性的力量,这种企业家精神是周期性的经济繁荣和衰退的根源。沙克尔认为是企业家是想象到了市场中所存在的那些机会。因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选择,并且在选择时他们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因此,只要有人类,他们就要做出选择,就需要有企业家。卡森对企业家的定义是:“企业家是对稀缺资源的协调专门做出判断性决策(judgemental decision)的人。”企业家所做出的判断性决策必然与其他人不同。而企业家的报酬则来自于对他的判断的支持,并被事后的结果证明其决策是正确。与柯兹纳不同地是,卡森认为,企业家发现了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所涌现的机会中的一部分。
 
上述各位学者对企业家精神的认知,看似各有侧重,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刻画出企业家精神的特征。企业家虽然更愿意采取新技术、新要素、新资本,但他们本身并不一定是技术发明者,也不一定是资源的所有者,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为资源找到更高价值的用途,能够为技术发明找到用武之地。事实上,许多技术发明早就存在,但在企业家在将他们推向市场上之前,技术本身并不能够带来收益。企业家能够发现机会,机会总有风险需要去承担,将机会转变为现实就需要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必然做出一系列的判断性决策。企业家精神的另外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利润是区别于资本收入并且应归于企业家的收入,利润是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天赋租值的回报。也就是说,除去“资本利息”、“管理报酬”、“垄断租金”、“意外收入”之外,利润是对企业家精神所代表的发现机会、承担风险、创新活动和判断性决策的独特回报。这一回报将企业家精神这一要素与其他要素区分开来,也将企业家行为与寻租等行为区分开来。
 
当我们确定利润是企业家精神的回报的时候,就已经寻找到了企业家精神经济性质的一面。那么,从投入的另一面来看,企业家精神这一要素的实质是什么呢?企业家精神难道是无源之水吗?如果是无水之源,那么,为什么一些人能够这样做,而其他人不能?如果说企业家精神是天赋能力,那么它能否被其他人学习掌握,作为理性选择的人们为何不愿意去发现机会,创新,从而获得利润?为何总有一些人能够展现出企业家精神?而更多的人不行?甚至同一个人,在此时此地表现出企业家精神,而在其他的时间地点,又丧失了这种企业家精神呢?这些人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
 
笔者认为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本质是灵性资本的投资。何为灵性资本?简单地说,灵性资本是指为了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持续收益,个体从宗教和其他信仰中接受的有关人生意义、目的、使命的认知。灵性(spirituality)一词与宗教(religion)虽然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灵性不同于制度化的宗教,而是被特征化为一种私人的、包括一切的、非教派的、普世的人类情感,而不是和信念、仪式或特定组织化的宗教制度或传统相关的实践。Alicia D. Crumpton(2011)总结了多项研究对于灵性的界定,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定义:灵性是一种有关更高力量的体验和意识,是一种与自我、他人、星球和更高力量内在联结并担负责任的一种感觉。这些有关真实的根本信念包括了个人或群体看待世界、获得目标和意义、体验确信的一个整合的基础。我们的价值观、品性、动机和行为都来源于我们的灵性。灵性形成是一个持续的旅程,其目标为自我觉悟和一个趋向真实性的运动。对于企业家来说,要发现机会、承担风险、创新活动和判断性决策,必然要有强大的目标意义和内在动力。仅仅靠物质利益是无法维持这种目标意义和内在动力的,灵性才是更深层次的源泉。
 
个人要通过学习、信仰宗教、生活实践等方式来形成一定的灵性认知。按照菲歇尔(1999,第9页)的定义,“资本,就资本价值的意义讲,只不过是将来收入的折现,或者说是将来收入的资本化。”这就意味着,灵性,无论其表现形式是什么,人们为何愿意接受它,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得将来的一连串的收入(包括货币的及心理的收益)。因此,在经济学意义上,灵性也是一种独特的资本。我们可以将灵性资本理解为个体为了使有限的生命实现收益最大化,必须确立一系列有关人生意义、目的和使命的认知,这些认知是个体进一步选择的基础,也直接决定了选择的质量、机会和范围。这些认知并不能够从科学实验中得出,主要来自于宗教和其他的信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并不是天然的“明智”,而是其在后天持续的灵性资本投资,使其具有了有关人生意义、目的、使命和价值观的认知,发现机会和采取创新行为只不过是其灵性资本所带来的一连串收入。这些新的信仰和价值观念让企业家们敢于质疑、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甚至敢于冒着巨大的政治法律风险。如果缺乏足够的灵性资本投资,单凭市场潜在利益的吸引,企业家是很难突出现有竞争准则的限制,甚至也难以突破现有游戏规则的束缚。
 
二、宗教自由与中西方企业家的产生
 
为什么一些人能够具有灵性资本,可以突破主流信仰的束缚,提出新的竞争准则?显然,这些人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多种多样的宗教或信仰,或者说是生活在一个宗教或信仰相对比较宽容自由的社会环境中。至少,这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也应该接触到另一种与主流观念不同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在这样一个多元、自由、包容的信仰环境中,企业家才能够习得与主流垄断性不一样的信仰与观念,从而对主导性的竞争准则提出质疑,发现和开拓新的机会。因此,我们通常会观察到,企业家会“集聚性”的出现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在某个国家的某一个地区。可见,企业家精神并非平均地分布在不同人群中,而只是在社会条件适合的地方才会得以生发。与此相反,那些寻租者,恰恰就是试图消除多种宗教或信仰,确立或维护某一种宗教或信仰垄断地位的人。
 
进一步来看,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得益于众多企业家的推动。这些具有不同信仰和价值观的企业家推动着各个方面的资源向着具有更高收益的竞争准则转变,而多种资源的竞争准则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越多,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就越有可能。
 
回顾人类社会从传统的等级竞争准则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企业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些企业家得以成长的环境则是宗教或信仰自由、宽容的。没有这样多元信仰和观念并存的社会条件,也就不会有众多的企业家出现,从而也就不会有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市场经济在英格兰的出现与资金利率竞争准则的转变就是一个例证。
 
从现代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利率是将稀缺资金进行最佳配置的有效手段。利率水平取决于资金市场的供求,愿意付出更高利率的人获得资金的使用权。然而,人类接受这一资金的竞争准则经历了数百年的转变。在此之前,资金的竞争准则是来自于垄断性宗教的,而非市场的竞争。在中世纪基督教理论中,最著名的要素是公平价格理论和禁止高利贷。有一个故事讲高利贷者提早下了地狱,另一个故事讲一个高利贷者保险柜里的钱变成了枯叶。教会对高利贷的教义,也反映在世俗的立法和教规中。梵蒂冈不断发布诏书,禁止发放高利贷。1311年,教会还将高利贷定为异端行为。当然,为了适应放贷的需要,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异教徒犹太人是允许放贷的。(R·H·托尼,2006,第24页)在欧洲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高利贷”成为了最后一块被推开的阻路“巨石”。
 
英国为何能够率先推开“利率市场化”的阻碍?这与其社会条件有着密切关系。艾伦·麦克法兰(2013,第66-68页)认为,英格兰从中世纪以来便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3-15世纪,英格兰使用雇佣劳力广泛、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频繁;英格兰将土地视为一种商品,而不是视为某种与家庭纠结不清的东西;英格兰也很早就存在着货币借贷。对于英格兰人来说是如何存钱生利。这种态度催生了全世界最伟大的银行传统之一。英格兰人节省和储存现金,那些为其保管钱财的机构付给他们利息。艾伦·麦克法兰(2013,第59页)还指出, “资本主义的核心之处还有一种态度,是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英格兰不仅早已具有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而且早已具有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换言之,英格兰具有一种韦伯式的“新教伦理”(Weberian “Protestant Ethic”)——不仅在新教改革之后,而且在新教改革之前很久。”“韦伯指出,这种伦理充当了一个引擎,驱动着资本积累,促使人们为利润而再投资,最终将一个国家逐渐引向了富裕。”
 
具体来说,虽然在17-18世纪,英格兰的宗教斗争频繁而又狂热。但是到了18世纪,英格兰在宗教和思想上的自由已经出乎外国访客的意料。索绪尔写道:“英格兰人在良知和宽容上享受着极大的自由。”罗什福科写道:“英格兰容忍一切宗教——不是法律上的容忍,而是事实上的容忍。”卡拉乔利以挖苦的口气说:“英格兰有60种不同的教派,但是只有一种风味。”结果是对异见的极度宽容。(艾伦·麦克法兰,2013,第288-289页)恰恰是在这样的宗教自由和宽容的环境中,才使得企业家精神的广泛习得成为可能。“新教,至少英格兰发展出来的新教形式,避免了与国家的沆瀣一气。苏格兰和瑞士的加尔文主义者将国家变成了上帝的事业,但是英格兰的路德主义似乎一直强调个人良知,似乎繁育了许多独立的教派,而且总体说来,似乎帮助维持了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分离,由此为英格兰——以及美国——的活力奠定了基础。”(艾伦·麦克法兰,2013,第298页)
 
综上所述,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本质是灵性资本投资所带来的一连串收入,其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宗教或信仰状况相关。由此,我们可以从宗教或信仰自由状况来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企业家精神。从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艰难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只能选取几个侧面,粗浅了解到信仰自由在企业家精神成长背后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家大体上是从晚清开始出现的。在晚清,主流的竞争准则不仅有身份等级的,而且有族群的差异,宗教或信仰则被晚清政府牢牢控制。在此背景下,企业家精神往往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生发,一直游走在权力垄断和民间社会的狭窄中间地带。早期的企业家大都时从旧式读书人向知识分子转型而来,他们虽然熟知传统的信仰体系,但也接触到国外的文化和不同的信仰。正是这种多元的灵性资源,才让他们得以积累充足的灵性资本,能够看到新的机会,采取新的竞争准则和游戏规则。
 
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其创始人主要有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高凤池、沈伯芬等人。这几个创始人有一些共同点,都没有什么资本,没有官场背景,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都是教会学校清心小学的学生,是同学、弟兄,有的还是亲戚;他们都曾在外国的文化企业做过学徒,夏瑞芳曾在多家英文报馆排字,鲍氏兄弟在美华书馆排字、制版,高凤池也出身于美华书馆,掌握了熟练的印刷技术;他们都懂一点英文。1897年商务创业之初,只是一家印刷厂,甚至可以说是个小作坊。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夏瑞芳和商务不仅采用了新机器、新技术、新经验、新理念,更重要地是开辟了中国教科书市场,在书籍出版业这个确立了新的竞争准则。一家民营文化企业在一个古老民族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傅国涌,2008)。毋庸置疑,基督教信仰为商务印书馆的这些创始人拓宽了价值观念,积累了灵性资本,实现了创业创新。
 
三、灵性资本对两岸企业家的作用
 
灵性资本在当前台海两岸企业家的成长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或许这些企业家有的信仰某中特定的宗教,有的没有归属特定的宗教,但灵性认知是几乎所有企业家无法或缺的成功基石。深入来看,这种灵性资本的来源很复杂,既有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有外来文化的融合,还有新兴宗教的影响。但共同的一点是,这些灵性认知为两岸企业家在创新和创业的过程中提供了最重要的目标意义和内在动力。
 
从台湾来看,“解严”后,各类宗教获得了快速发展。根据《台湾地区社会变迁基本調查》的分析,据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二十岁以上七十岁一下的人口中,有65%可认为是民间信仰的信徒;11%的为佛教徒;9%为无宗教信仰者;7%为道教徒;5%为基督徒;3%为其他宗教的信徒(杨国枢、瞿海源,1988,第272页)。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的企业家也普遍信仰宗教。据中新网2004年报道,泛亚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在台湾地区,近70%企业主相信风水,高于一般上班族一成;20%企业主会以紫微斗数、面相来筛选员工;若公司遇到经营问题,甚至近半数的老板会私下找命理大师指点,甚至作法。这项“职场神鬼信仰调查”是针对资料库内10万家企业资料随机抽样2500份发出问卷至电子邮件信箱,有效回收919份,回收率为36.76%,当信心水准为95%时,正负误差值为3.23%。虽然对于灵性资本在台湾企业家成长中作用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见,但这方面的个案却时常可以见到。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企业家的成长也同样有着灵性资本的作用。在此,我们仅以温州企业家的案例加以分析。温州企业家及温州经济的独特性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对于推动这些企业家成长的信仰却受到关注不多。深入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温州能够涌现出大批企业家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该地区人们长期进行灵性资本投资所带来的一连串收入。具体来说,就是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温州人在竞争准则上的选择。温州教会历史悠久,信仰传播最远可追自元代,但近代新教的历史却要以1867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曹雅植来温宣教为开始。据文献记载,至1949年解放前夕,仅温州最大的两个差传会循道公会及安息日会名下就有教堂三百多座,信徒两万多人,牧师几十人,并有义务传道人四百多人。然而,到1959年,温州被称为全国唯一的“无宗教区“,宗教活动被彻底打垮。不过,到了1961年正月,温州市区第一个家庭教会建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温州教会受到了极大冲击,很多教堂纷纷关闭,教牧人员受到迫害,公开礼拜活动被禁止。但众多的信徒却仍然以各种各样的隐秘方式坚持礼拜,他们有秘密在家里聚会的,有在山顶聚会的,也有在草丛里聚会的。他们采用油印的方式继续着圣经、圣诗及讲道资料的传递,甚至有人还手抄了《新旧约全书》。
 
      “文革”结束后不久温州教会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部分教会同工便开始了教会事工的开拓,各地教会纷纷开展了奋兴培灵会、祈祷会、圣经学习组、探望小组等。于是温州的基督徒就迅速地增长起来。一些研究估计温州的基督徒比例是全国最高,当地的基督教领袖判断接近800万人口的温州,基督徒人数约为100万。(也有些温州的领袖估计人数约有70-80万)[2]全市有教堂约1100余座(有的数据认为有2000座教堂),其中绝大多数是“文革”后新建或重建的。温州地区教堂最多的是永嘉县,全县达400座。与此同时,“基督徒老板”或“老板基督徒”也就应运而生了。浙江大学陈村富(2005,第93页)教授为“老板基督徒”下这样一个定义:“以个体经营和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商人、企业主、经理、董事和有股份的职工教徒,俗称‘老板基督徒’。”他指出,基督徒老板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开始便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基督教信仰体现在企业的名称上,比如,在温州有神力集团、神恩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伯特利阀门公司、迦南鞋业……也体现在企业管理之上,几乎所有的基督徒企业主都会把圣经的教导写进企业的章程,或是写进员工管理条例之中。由此,温州人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温州教会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针对温州企业家的涌现和经济的发展,有社会学家指出,温州人在价值观上有很重的“我想要获得”及“我值得拥有”的思想。也有人指出,温州有不少企业家为主体的团契、地缘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温州人利用这些平台所提供的信任为投资和投机的基础,从而取得商业和价值观上的“双丰收”。换言之,温州人“成功”地将各种信任与价值观都当成了投资与各种投机的工具。这些分析虽然观察到了基督教信仰所引致的外在的作用。不过,如果从灵性资本的视角来看,基督教信仰使得温州的基督徒企业家能够突破主流竞争准则的约束,采取价格这一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州企业家精神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来自于艰难时期的灵性投资。
 
具有宗教或其他信仰的企业家不仅只是基督徒,他们中间也有“老板佛教徒”、“老板道教徒”、“老板伊斯兰教徒”等,这些企业家有的是在创业之前就信奉了某种宗教,有的则是在创业之后开始了信仰的归属。除了各地兴起的“工商团契”外,还有类似的佛教徒企业家群体。与一般佛教徒不同,祈求个人福佑并非“老板佛教徒”的主要追求,他们组成各类基金会、企业道场、讲经会等团体,定期举办佛学相关讲座和学习,还根据年龄和爱好举办茶道、插花、梵乐等学习班。“老板佛教徒”也会把企业变成信仰传播媒介,践行其道德伦理,也会有额外的“信仰支出”,譬如建佛堂、供法师,捐助社会慈善活动。在这些企业家群体中,一些知名企业家也名列其中,如,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张汝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和海航老总陈锋则对佛教有着坚定的信仰,马云会时不时飞赴重庆缙云山的一座道观闭关自省,黄光裕则是一名天主教徒。王石则在寻找属于自己灵性的道路上。不能说这些企业家信仰宗教都是为了积累灵性资本,但显然,一个隐含的可能是,这些企业家最初就具有与主流竞争准则不同的认知,都是通过价格竞争取代传统的身份等级竞争的人士,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念曾来自于信仰的支撑,或者在今天更需要信仰的支撑。
 
五、结论与建议
 
企业家是具有独特精神的人,同时,企业家也是普通人,他们往往面临着沉重的压力,不可知的未来和风险带来身心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推出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在此情况下,灵性资本不仅是企业家采取创业行为的动力,也是企业家保持身心健康的条件。
 
将企业家精神看做是灵性资本投资的一连串回报,或许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但从此视角出发,或许能够较好地解释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诸多现象。企业家能够抓住机会进行创新并非是意外的惊喜,而是长期进行灵性资本投资的结果,各国或地区间企业家精神的差异,也绝非是自然分布,而是由该国家或地区的宗教或信仰状况所决定。一个自由的、政教分离的宗教或信仰条件,必然会培育出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反之,在一个宗教或信仰受到严格管制,一种垄断性的思想或意识形态被政权树立为唯一选择时,企业家精神也就丧失了成长的机会。
 
企业家精神的灵性资本特征决定了在美国与中国企业家创新的差异。在美国,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在不断地突破产品或服务的传统,其改变地是在价格竞争准则之下的游戏规则。然而,在中国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在不断地突破行政垄断,将许多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准则由等级地位改变为价格。中国的转型还需要更多的企业家进入到原来垄断的领域,改变竞争准则和游戏规则。同时,需要更多的“立法企业家”将这些竞争准则和游戏规则固定下来。
 
当然,企业家的成长需要自由的信仰环境。或者说,需要更加自由的“思想市场”。科斯将“演说、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称为“思想市场”。按照科斯、王宁(2013,第265页)的说法,“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会让知识与创新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会使中国在同多样的现代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传统文化复兴。那时,中国将不仅仅是全球的生产中心,也是创造力与创新的源泉。”思想市场的实现不仅要求学者、企业家重视科学理论的创新,也要重视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市场自由与思想自由缺一不可,维护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才能够保护企业家精神。
 
参考文献
 
马丁·利克特(2006):《企业经济学》(第三版),范黎波、宋志红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艾伦·麦克法兰(2013):《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村富(2005):《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
张志鹏(2010)<灵性资本:内涵、特征及其在转型期中国的作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2):27~32。
张志鹏(2013)<灵性代价约束与竞争准则选择>,《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1》,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罗纳德·H.科斯、王宁(2013):《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傅国涌(2008),《大商人》,北京:中信出版社。
R·H·托尼(2006):《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赵月瑟、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杨国枢、瞿海源(1988):《变迁中的台湾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Alicia D. Crumpton.(2011). An Exploration of Spirituality Within Leadership Studies Literature. http://www.inter-disciplinary.net/wp-content/uploads/2011/02/Crumpton-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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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如朱海就所指出的,“假如刘汉不出事,人们会认为他是企业家,有企业家精神。……刘汉他们的精神,也许可以不恰当地用凯恩斯和希勒的动物精神概括。”
[2]吴贵华,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到底是多少?,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8923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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