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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到内地后的舆情与北京民国政府政策论析(1923-1927)
发布时间: 2018/12/27日    【字体:
作者:孙宏年
内容提示:九世班禅在1923年11月起离开西藏到内地活动,此后4年间北京民国政府“优礼”接待、加赐封号,力图维护国家统一。蒙藏院、内务部等部门在经费、制度、礼仪上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显示中央“怀远”之意。各地军阀、各界人士对中央政府政策给予支持和配合,但社会舆论中有反对、质疑的声音,而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更迭和中央财力支绌又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央治藏、治边能力。
关键词:  九世班禅 北京民国政府 政策  
 
 
九世班禅是近代西藏地方维护祖国统一的藏传佛教爱国人士,1923年11月离开日喀则,1924年4月到达甘肃,此后在内地活动十余年。对此,20世纪20年代报刊就有报道,40年代刘家驹、陈文鉴在著作中有所记述,50年代学术界开始了学术性研究,总体上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硕,但仍需进一步深化。①其中,1923至1927年间社会各界对于九世班禅来内地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和国内的舆论,北京民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依据近年公布的民国时期档案,结合《申报》《东方杂志》等报道,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玉之效。
 
一、九世班禅初到内地后的接待、筹备晋京及舆情变化
 
由于种种矛盾和冲突,九世班禅受到“达赖座下职员逼迫”,1923年11月15日被迫率少量亲信随从,悄悄离开日喀则向北出走,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1924年4月23日(阴历甲子年三月二十日)到达甘肃省安西县(今甘肃省瓜州县)境内。②此后,他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内地活动。
 
1924年4月起,九世班禅行踪及各方反应受到舆论关注,成为《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追踪报道的重要内容。该年4月10日,《申报》就报道说,“班禅喇嘛失踪,至今未查明”,中央政府电令“川边再寻”。③27日,“班禅喇嘛已抵安西”的消息解开“失踪”之谜,安西县知事不仅给予接待,而且呈报甘肃督军陆洪涛,陆氏电告北京民国政府,并“令知事挽留,约秋后来京”。④30日,路透社电称班禅“此次离藏,必因与达赖龃龉所致”,据传“班禅拟与外蒙呼图克图协商,蒙古与东藏结合,俾得达赖之权力”,因此班禅“由藏赴库伦,道出甘肃,政府已令甘督劝其来京”。⑤这些报道一方面表明当时国内外舆非常关心九世班禅东来及其行程,另一方面所载内容推测之词与真实情况并存。事实上,班禅一行到达安西之前就“遣德匡巴夏堪布”与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联系。⑥1924年3月,甘肃督军兼省长陆洪涛就要求马麒注意“侦查”班禅的行踪,而且两次收到北京民国政府的电报,4月1日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有关情况。4月24日,他密电国务院、外交部,说班禅的堪布见到安西县知事陆恩泰时表示,班禅在“明日到安”,在安西只是“暂住一二日,即由北套先赴”外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待“秋凉后再赴北京”。陆洪涛为此让安西县知事“亟筹待遇,并迅速商承”安肃道,“妥为接洽”,让班禅一行“多住数日,听候中央核示”。26日,国务院回电指出,得知班禅行抵安西,“深为欣慰”,大总统曹锟“甚盼班禅早日来京,已饬预备优待”;库伦“地方不靖,著勿前往”,要求陆洪涛“饬沿途地方妥慎保护”。4月28日,国务院要求内务部、外交部、蒙藏院会商办理“如何预备优待”,内务部在公函中强调“现当蒙藏多事之秋,自应亟谋安抚,以固边圉”,而且“卫藏僻处西陲,比年鞭长莫及,视同域外。此次班禅活佛来京,尤宜待遇优渥,以坚其内向之心,而尽怀柔之策”。至于“如何预备优待”,该部表示“查前清达赖喇嘛等来京觐见,优予礼遇”,都是理藩院主办,并由“各部、署协同料理”,民国以来“蒙藏活佛向未入京展觐,自无成案可稽”,1920年曾筹备欢迎哲布尊丹巴来京,“由蒙藏院会同关系各官署,派员集议商洽一切”,当时会议关于内务部的安排是“派员招待,饬警保护”。因此,该部派员与外交部、蒙藏院协商此事。⑦
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甘肃各地“优礼”九世班禅及其随从人员。1924年4月25日班禅到达安西县城,县知事“欢迎至县政府,款待一周”,随后又奉命护送班禅一行到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安肃道“及各地官民”热烈欢迎。⑧随后,他们继续向东行进,经过西宁时,马麒派代表“欢迎,请大师蒞西宁小住”,班禅以“总统电召,目下未便改道”婉谢,而后经甘州、凉州时又受到官员、民众的“拈香恭迎”。5月9日班禅到达兰州,“军政、官吏、乐队及民众数千人迎接”“用黄布铺道,黄缎饰壁,高扎彩棚”,大总统曹锟还派员到兰州迎候。⑨在兰州,班禅被安排入住金天观,外出时“乘黄轿,衣黄衣,租黄钺,盖黄伞,驺众甚众”,“各处番酋连日来省顶礼,络绎不绝”。6月中旬,他拜会陆洪涛,因“款待优渥,屡鸣谢意,内向之志弥坚”。⑩
 
1924年5、6月间,班禅派遣两名堪布前往北京,蒙藏院为此给交通部发函,请该部让沿途各路局发给车票。(11)与此同时,内地各界、各部门作出了反应:一是班禅系统在北京的僧人洛桑、丹僧得知班禅到达兰州,5月26日表示要“带领僧徒随从八人,前往迎迓”,呈请蒙藏院“给予火车护照,准予驰驿,并求赏给川资”。(12)二是内地关心藏事的社团、组织呼吁借班禅东来的机会维护国家主权。5月28日,藏事促进会的秦世昌、刘文通等22人联名呈文大总统、国务院,呼吁“整理西藏以固主权而保领土”。他们强调:“我中华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载在宪法,不容或缺”,但是1912年以后在西藏的施政难以实现,“驻藏办事长官仅能寄居印度,其为我完全管领之川边亦将受藏人侵扰”“致令数千里属地、数百年主权归于放弃,实我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而引为大辱者!”他们认为,当时华盛顿会议“各国已承认西藏为我国领土”“川省亦经吴巡阅使派兵肃清”,又“值班禅倾向中华、问关入觐”,正是“急起直追、力谋整理”的大好时机!他们“或曾身历藏中,或有营业在藏,或里居与边藏接壤、有存亡密切之关系,或曾受藏民选举、有利害相共之责任”,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不忍缄默不言”,因此吁请大总统“先责成外交部将中藏交涉从速办结”,命令“驻藏办事长官实行驻藏,行使原有职权”,同时“选派曾任藏事、与班禅素有接洽、为藏人素所信服之重要人员,前往欢迎班禅入京,以为怀柔远人至计”。(13)对于藏事促进会的呼吁,6月10日《东方杂志》在“时事述评”中刊文指出,近来西藏问题引起国人注意,一因九世班禅来到内地,二因“五月中旬间藏人的告警”。该文对中央政府“优礼”班禅有不同意见,认为“班禅喇嘛于四月间离西藏,经新疆而到甘肃。那时北京方面无事可做的蒙藏院得了消息,视为奇货,预备招待来京,并请拨招待费四十万元,意图藉此向政府大敲竹杠。政府也一时莫名其妙,视班禅的行动与解决藏事有关”,还说“北京方面有所谓藏事促进会的,看了内蒙王公因蒙古问题而热闹,也于四月底开了一次会,并呈请政府将中藏交涉从速办结”。甚至悲观地认为“班禅即使果能于秋间入觐,北京政府的所得,也只有微薄的贡礼罢了”。尽管如此,该文也不得不承认英帝国主义“觊觎西藏是无论如何不能掩饰的”,西藏已经告警,西藏问题不容易解决。(14)
 
1924年7月,中央政府在北京确定了以蒙藏院为主办机构,筹备接待班禅事宜。蒙藏院等部门在北京开会研究接待事宜,决定按照清代乾隆帝接待六世班禅的旧例和规格,隆重迎请九世班禅到京,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等被指定筹办接待事宜。为了做好这次接待,蒙藏院设立招待班禅事宜处,并拟订《招待班禅事宜处职掌暂行章程》,由该院一名副总裁担任处务主任一名,专门负责此事。(15)在经费上,蒙藏院制定的招待班禅经费预算为60000元,财政部答应先拨给10000元,实际上“催索再四”才拨款3000元。为此,7月21日蒙藏院致函财政部,强调班禅“俟秋凉即行入觐”,请财政部先行拨给第一批款项余款7000元,其余款项“陆续拨付,以资应用”。(16)
 
7月以后,班禅仍住在兰州,8月各地僧人不断前来“礼拜”,内蒙古的额济纳王公还带着眷属前来。(17)为联系晋京一事,班禅曾派代表望(旺)堆诺布、罗兴囊木嘉和董士恩等进京,8月15日到京,与蒙藏院协商后“定秋凉入京”。(18)此时,华北地区已经战云密布,国内政局出现重大变化,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率奉系军队与曹锟为首的直系在热河、山海关等地展开拉锯战。10月22日,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通过贿选当上的大总统曹锟被囚禁。11月,这次战争以直系惨败告终,24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成立中华成国临时政府。(19)在这种形势下,班禅何时晋京的问题倍受朝野各界关注。1924年10月下旬,班禅才离开兰州,26日在“护送班禅大员”李迺芬的护送下到达静宁州(即今甘肃省静宁县)。(20)此后行程并不顺利,班禅一行经甘肃入陕西后恰逢军阀大战,双方都“以大师爱护祖国,远道来京,竭诚欢迎”,令部属护送班禅“通过火线”。班禅进入西安后,陕西督军刘镇华“隆重欢迎,并优予招待”。11月,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后即“来电欢迎,并饬刘督军送至潼关”。12月17日,刘镇华派人护送班禅一行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永济县境内,山西督军阎锡山派人迎接。(21)
 
二、九世班禅晋京、南下江浙与国内舆论的分化
 
1925年1月5日,班禅一行到达太原,(22)军民数千人夹道欢迎,“鸣炮致敬”,阎锡山亲自迎接,“驻锡新建宾馆”“顶礼供养对欢宴者,络经不绝”。(23)1月中旬,临时执政段祺瑞发布命令,称“班禅额尔德呢现已行抵山西,长途跋涉,眷念良深”,特派达寿、章嘉活佛“前往慰劳,以示优崇”。(24)班禅在太原不仅受到山西官员热情招待,而且不少蒙古族信徒前往顶礼,临时执政府还多次派员前往看望、慰劳。2月初,蒙古族“官民僧俗男妇”100多人叩见班禅,班禅为他们“讽诵藏经,约一小时,摩顶而退,来众极表欢欣”。他们还从“照像馆请得班禅最近之照像六十余帧”,得到者“敬谨奉持”“不胜喜悦”。段祺瑞除了派达寿、章嘉活佛“前往慰劳”外,还特派公子段宏业到太原,并表示“夏历新年后即可北上”。2月中旬,临时执政府的各个部门则加紧筹备他晋京觐见事宜。(25)
 
在北京,为迎接班禅晋京,蒙藏院还专门“拟具班禅觐见礼节”,呈报临时执政。(26)为迎接班禅到京,蒙藏院专门致函内务部,称“据本院派赴太原迎接班禅人员电称,班禅定于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钟抵京”,2月23日内务部总务厅庶务科又致函礼俗司,请有关人员“届期准时赴西车站迎接”。(27)与此同时,北京总商会、北京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蒙藏专门学校、藏文佛学院、边藏讨论会、西藏商业联合会、西藏旅京同乡会、藏事促进会等14个机构、团体还联合发起欢迎大会,在前门外张家桥九号设立临时办事处,并发出通告“促请各团体一致加入”。在通告中,他们指出在班禅在1924年到达甘肃,政府派员迎接,即将抵京,“我国民亦应一致欢迎,以示诚意”,之所以欢迎班禅,原因有三:一是西藏“为我国之领土”,班禅是“西藏主持教务之一人”,我国“合五族而组成”,班禅“不惮远道来京,倾心内向”;二是“西藏向以达赖班禅分主教务,在前清时代,例有入觐之举”,西姆拉会议后“信使时疏”,这次班禅来京“实为民国第一次之联络”,对于“怀柔政策”有重大意义;三是“西藏与印度为邻,其宗教上亦多类似,因而内部颇多派别”,班禅则是“倾向祖国之首领”,现“感于环境之旨趣不同,毅然来京,携手商榷”,在我国外交政策有重大意义。因此,他们希望各界“共襄盛会”,欢迎班禅。(28)
 
2月25日11时,班禅的专车抵达北京,各部、院官员和各社会团体和佛教、道教等各教派人士等数万人早已在车站迎候,一些人打着“欢迎西藏之教师”“欢迎活佛”的旗帜,而负责护卫的军警林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场面极为严肃、壮观。专车进站后,班禅尚未下车,内务总长龚心湛,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和副总裁洪学范、祺诚武,新任外交总长沈瑞麟,京师警察总监朱深和警备司令鹿钟麟等中央官员登车迎接,接着“以丈余之黄布铺地”,班禅在“许多喇嘛扶持而下,行于黄布之上”,他一下火车“军乐大作”,坐上一辆用装饰精致、坐垫也用黄绫制成的纯黄色汽车出站。(29)随后,他被安排到瀛台住锡,作为他的行辕。26日上午,班禅觐见临时执政段祺瑞,27日上午段氏进行回访,3月2日段氏又在陆军部“演剧邀班禅参观”。3月11日上午,班禅谒见段氏,班禅向他陈述有关外蒙、西藏问题的建议,表示愿意诵经“祈祷外蒙和平,并愿以宗教法力,感格外蒙青年,俾诚心归向”,而段氏“极为嘉纳”。(30)
 
4月,班禅派代表参加了善后会议,公开发表意见书,主张“消弥战祸”、实行真正的“五族共和”。(31)他还为内外蒙古王公、信徒膜顶,前后有数万之多,由于“远来顶礼者人数繁颐”,蒙藏院招待班禅办事处为维持秩序,免费制作了“顶礼入门券”,请持券者从西苑进门。(32)4月11日,中外各教联合会召开,各教代表和中外名流1500多人拜谒班禅,“颇集一时之盛”。班禅发表演说,主要阐发了佛教的因果,强调“佛教之要,在乎劝善戒恶”。(33)班禅受到中外各宗教团体、教派代表的参谒,既是世界宗教史上的盛事,又反映了中外宗教界人士对班禅的尊敬。
 
4月下旬,应浙江地方长官孙传芳邀请,班禅南下上海、浙江,蒙藏院和江苏、浙江及沿途地方官员、各界积极筹备,确定交通保障、欢迎礼仪等具体事宜。24日,班禅到执政府向段祺瑞辞行,班禅报告了南行安排,段氏则设宴为他饯行。(34)班禅定于27日离京南下,大堪布罗桑、翻译数名和随从等20余人随行,临时执政派达寿、翊卫使熙钰护送,蒙藏院派祺诚武、李铣、方燕庚陪同。28日晨,班禅乘坐的专车经过济南时,车站上已经用黄缎扎起彩棚,中搭牌坊,坊上交叉国旗,并悬“景教东来”匾额和“欢迎”大字,山东军政长官和各界到站迎接。(35)是日下午,班禅专车驶抵浦口站,江苏省和南京地方在浦口车站和下关码头准备用松柏高搭牌楼,“特备黄缎大轿一乘,黄缎伞一柄,黄缦汽车、马车各十辆”,举行隆重的欢迎会,并布置好宅院让班禅休息。(36)29日,班禅经过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站,车站上都高搭黄彩牌楼进行欢迎;下午到达上海,中华佛教会长清海前往拜会。30日,上海绅商在圣母院路举行宴会欢迎班禅。(37)
 
5月1日,班禅从上海到杭州,浙江军政官员、僧众、社会各界隆重欢迎。(38)8日,班禅从杭州返回上海,9日上午中华佛教总会上海分会在静安寺举行欢迎大会,下午乘船前往普陀进香,而到达普陀后又受到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各寺庙还做好迎接他的准备。(39)班禅从普陀返回上海后,17日下午各界又在总商会议事厅宴请班禅,军政绅商、各社会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代表500多人参加。商会、上海佛教会和各界人士先后致辞,班禅发表演说,表示“现在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尽属一家”,提出“共和不仅在种族政治,宗教上亦宜尚共和”,各教派都应“为公众祈祷和平”,“不但求中国之和平,即对世界各国,均当以和平相待”。(40)20日,班禅离沪北上,25日回到北京,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和各方代表到站迎接,彩棚高搭,黄土铺地,军警林立,气氛隆重、热情。班禅此次在浙江、上海期间,湖北、江西军政长官到沪迎请,湖北督办萧耀南派代表到沪,“敦请班禅蒞鄂”,因天气炎热,他未能前往。(41)班禅回北京后,因天气炎热,7月去五台山避暑。7月6日,他赴五台山避暑前,请蒙藏院向临时执政“代陈感谢”。(42)
 
从1月至7月,班禅一行受到临时执政的隆重接待,各地军政部门、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但这一过程中经费始终是困扰蒙藏院的突出问题,而社会舆论中总有质疑的声音,核心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界花费巨大财力、物力、人力接待班禅,是否对巩固西藏有效?对于接待经费,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曾专门与财政部总长李思浩会商,双方都认为“招待事项理应周致,惟以中央财力所限,不得不格外从俭”。2月21日,蒙藏院致函财政部,表示“办理招待班禅事宜,所有开办经费”从财政部领款25000元,经过“通盘筹划、诸事节省”,总计不到40000元。班禅在25日就要到京,每天经费需拨400元,“此外应行供给之煤火、车马杂费等项,及招待处办公经费伙食,约计每日需要洋六百元”,每天总计需要拨款1000元。该院还强调,这个预算“已属减无不减”,考虑到“库款支绌”,“煤火、车马杂费等项,及招待处办公经费伙食”等项再减少200元,每天应拨给800元,每月需要24000元。(43)临时执政府秘书厅也为此致函财政部,称董士恩与贡桑诺尔布商量过接待经费问题,即“山西每日折价洋三百元”,发到2月24日,25日班禅到京后“仍将支应折价”,段瑞瑞谕令“该项支应每日折给四百元,由财政部速即筹给应用”。2月27日,财政部通知蒙藏院:“贵院函开每月需要二万四千元,本部正在查核”;根据执政谕令,“按日折给四百元”,自“班禅到京之日起按月陆续筹拨”。(44)班禅到京后,很快进入夏天,5月12日蒙藏院呈报临时执政,强调班禅来京时“适值初春,天气尚寒”,所住灜台涵元殿、香扆殿等处的“床、幛、窗帘、铺垫各项物品多系棉裌”,现在天气渐热,要求拨款购买凉棚、竹帘、葛布垫套、凉席、透孔罗纱幛、冰箱、电扇及裱糊物品,总计6220元。段祺瑞要求财政部拨款2000元,由蒙藏院负责购置“班禅行馆夏季物品”。(45)
 
蒙藏院关心的经费问题得到暂时解决,当时有人却提出质疑。班禅进京后,3月10日《东方杂志》评论:“喧传一时的西藏班禅喇嘛额尔德尼于二月二十五到京了。抵京时,欢迎礼仪的隆重,沿途保护的周密,可谓民国十四年来罕见的盛事”。北京政府“因欢迎班禅已耗去十几万元,而主事者”还说“办事困难”“深感拮据”,“实则北京的蒙藏院积欠了半年的经费,而此刻能有这许多的闲钱,化在班禅一人身上,政府的手段似乎算要阔绰了”。政府“所以如此竭诚的招待”班禅,因为现在“全藏的政治,已陷于无人管辖之境,表面上总算是中国的屏藩,总算是五族共和主体之一,骨子里却早已入外人手掌之中”,乘班禅进京之机,“竭政府之所能,先予以隆重的礼节,优美的生活,博其欢心,然后与他诚意讨论,以为解决历来各项问题的准备”。总之,“政府的意思,无非想利用班禅,以为应付藏民之用”。最后,作者提出疑问:“班禅个人的意志,究竟足以代表全部藏民吗”;班禅“的势力果足以笼罩全藏、支配全藏的政治吗”;“单单联络班禅的力量,究竟足以解决历年来悬而未决的西藏外交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肯定的,“我们只可以说政府此番举动,徒顷添了一些影戏上的材料罢了。要说到‘实效’两字,恐怕不是这样容易”。(46)班禅在上海期间,5月12日余龙华在《申报》撰文“反对欢迎班禅意见书”,强调在“国内多事之秋、无暇西顾”之时,段执政特派大员优礼接待,“诚为怀远之举”,但他表示反对:一是尽管“班禅为后藏领袖,且不远千里而来,自当以客礼接待”,可“班禅不过一藏族代表耳,何必铺张扬厉、麇赀国帑”?二是前藏的达赖与后藏的班禅有矛盾,现在“厚后藏是薄前藏,结班禅是绝达赖,使两藏如水火,启两藏之争怨”。(47)
 
三、临时执政加封九世班禅名号
 
1925年8月1日,临时执政段祺瑞颁布命令,称“班禅额尔德尼远道来京,赞筹统一,精忠翊国,嘉慰良深,著加给‘宣诚济世’封号,用示优异”,“加封仪节”由内务部、蒙藏院会同议定,“以重令典”。内务部、蒙藏院24日即呈报临时执政,认为“加给封号应须颁给册、印”,参照册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成案”,制成金册、金印,印文为“宣诚济世班禅额尔德呢之印”,文字用汉、藏两种,“其册版之大小、页数及尺寸、钮式”均参照哲布尊丹巴“册印成样办理”;册封时派“专使正、副各一人赍送祗领,应行礼节届时开单呈览”;班禅现在五台山避暑,“遣使往封转多周折”,应待他回京后“再行派使赍封”。临时执政批示“俟回京策封”,并通知铨叙局、印铸局制作金册、金印。(48)11月27日,内务总长龚心湛、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拟定册封班禅日期,请派册封正、副使各一人”,呈报册封“应行礼节缮单”,段氏即任命龚心湛为册封正使,总裁贡桑诺尔布为副使。(49)11月30日,蒙藏院对册封工作做了部署:12月1日“册封班禅,本院参、司各员均著前往瀛台”,吴燕绍、萧飏曾、汪睿昌、李振族“帮同照料”;“此次册封班禅,派司长李诜为捧印官”,佥事彭清嘉、王郁骙“帮同将事”。(50)
 
12月1日,中央政府举行隆重仪式,册封九世班禅,加“宣诚济世”封号,《申报》详细报道了这一盛事,“本月一日,为册封班禅之期”,段祺瑞特派龚心湛、贡桑诺尔布为“正、副专使”,内务部、蒙藏院“各派荐任官各一名、委任官各两名为捧册印官”。早上10点10分,“两专使及捧册印官等齐集执政府”,按照法制院规定的典礼,“先将册封、金印置于香案上,正、副专使行一鞠躬礼,即由捧印官、捧册(官)置于彩亭内,前导以军乐队,向瀛台出发”。到达新华门后,两大堪布“预候迎驾,引导入内,车抵瀛台筵次”,班禅本人“亲身出接,同入涵元殿”。该殿中央已设置礼案,两专使进殿后,班禅先向他们“行一鞠躬礼,从官捧册、印入,置案上,礼官读册文竣,两专使及从官以次向班一鞠躬,班对礼案行三鞠躬后,复向正、副专使一鞠躬致谢,并依藏礼分递各官之哈达毕,始收受册、印,并以交内务堪布桑商坚赞保管”。至11点30分,典礼告成,班禅邀请“两专使及从官至香绮殿进用茶点,表示感谢之意”。班禅又“亲递金佛一座、哈达一方,请专使代向执政道达谢意”。下午两点,各地的“蒙古王公、满洲王公、西藏办事长官”和孙传芳代表等“均向班禅道贺”,班禅则致电各省军民长官道谢。(51)
 
中央政府加封班禅的同时,批准设立班禅驻京办事处,在福佑寺办公。(52)直奉战争后,北京政治形势恶化,1926年10月九世班禅离开北京,此后至1928年都在东北、内蒙古活动。这期间,瀛台仍为班禅保留了近一年时间,直至1927年夏天。这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把瀛台作为办公地点,8月4日大元帅府庶务司致函蒙藏院,称奉大元帅谕令,现住瀛台的班禅留京人员应一律迁往福佑寺,瀛台楼房作为宴会厅,至于迁移、修缮等费用由蒙藏院“会同庶务司核实、估定,呈候核夺”。(53)在东北、内蒙古期间,班禅一直受到各盟旗王公和民众的尊敬、欢迎,与一些王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如锡林郭勒盟的德王就与班禅联系紧密,他甚至还以班禅的名义在王府内创办了一所修机厂,这个工厂到1932年前后仍“名义上系属班禅所有”。(54)
 
1923-1927年,九世班禅从西藏到内地活动,国内各界、社会舆论做出不同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与北京民国政府的西藏治理政策相互影响:
 
首先,北京民国政府是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各派军阀控制、争夺中几度更迭,但历届中央政府始终“优礼”九世班禅。1923年后,马麒、刘镇华、阎锡山等势力割据一方,直系、奉系、皖系和冯玉祥所率国民军仍然战争不断,北京政府则经历直系军阀曹锟时期、段祺瑞主持的临时执政府时期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时期。
 
在甘肃、陕西、山西,刘镇华、阎锡山等地方军阀对九世班禅“优予招待”,混战的双方都护送班禅“通过火线”。作为中央政府的首脑,曹锟盼望班禅“早日来京”、谕令“优礼”班禅;段祺瑞隆重接待班禅晋京,请班禅选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安排班禅到各地考察、讲法,并加“宣诚济世”封号,“礼遇”达到高潮。1926年起,张作霖已处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压力之下,对九世班禅的“特殊礼遇”不及段祺瑞时期,但在处理班禅留京人员迁出瀛台一事时也给予一定程序上的“礼遇”。
 
第二,北京民国政府隆重接待、加封九世班禅,既继承1912年以来历届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政策,又力图通过“优礼”班禅,加强与西藏地方爱国力量的政治联系,在新形势下体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中华民国成立后,英、俄等列强企图把西藏、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历届中央政府都不得不采取政策反对侵略、稳固边疆,尽管在反对列强侵略、对外交涉方面,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和各派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有立场上的差别。就西藏治理而言,1912年历届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包括:在《临时约法》等宪法性文件中都明确西藏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召开国会、全国性政治会议时都有西藏的议员或代表,并且加封、褒奖蒙藏地区政教上层人士,加强与维护统一的爱国力量的联系。(55)1923年后4年间,北京政府对九世班禅的“优礼”、加封和由班禅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都继承、延续了1912年以来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当时形势下体现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北京民国政府的上述政策、措施能否达到目的?当时,九世班禅在内地受到隆重欢迎,拥护中央政府,受到内地信徒们的拥戴,使西藏地区悄然发生了变化,十三世达赖对英帝国主义和对中央政府、班禅系统态度发生转变。1924年前后,英国发现十三世达赖“倾心内向”后,企图策动亲英的藏军军官发动政变,因被告发而失败,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再次受挫。达赖此后对英国的侵略野心更为警觉,老牌的帝国主义分子贝尔曾感叹说:1925年前,“西藏的两位领袖达赖和班禅就已经有明显的转向中国的趋势”;到1925年,“达赖喇嘛日益坚定地撇开英国,转向中国”。(56)英国人麦克唐纳则记载,九世班禅出走后,由北京前往奉天,“被人招待的很好”,中国中央政府“特别为他建筑行宫”,又“接到很多香客的资助”;九世班禅曾与达赖方面联系,表示“愿返本寺主持”,达赖则回复“请他自由主张”。(57)
 
第三,国内各界、社会舆论对于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北京政府相关政策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九世班禅到内地后,北京民国政府意识到这是维护统一的重要时机,1924年4月内务部强调“现当蒙藏多事之秋,自应亟谋安抚,以固边圉”“此次班禅活佛来京,尤宜待遇优渥,以坚其内向之心,而尽怀柔之策”,就有充分的反映。因此,尽管北京的中央政府几度更迭,但都从制度上为“优礼”、册封班禅寻找依据,发布多项政令,部署各地、各部门隆重接待,还通过安排住宿、接待礼仪等多层面的细致安排,努力增强九世班禅为代表的西藏地方爱国力量的“内向之心”。对此,国内各界总体上看大多数人给予支持,特别是藏事促进会的成员“或曾身历藏中,或有营业在藏,或里居与边藏接壤、有存亡密切之关系,或曾受藏民选举、有利害相共之责任”,他们深知九世班禅在西藏和藏族同胞中的影响,1924年5月就呼吁中央政府利用班禅来内地的大好机会,“整理西藏以固主权而保领土”。1925年2月,藏事促进会又和北京总商会、北京教育会、蒙藏专门学校、藏文佛学院、边藏讨论会、西藏商业联合会、西藏旅京同乡会等十多个机构、团体联合发起欢迎班禅大会。这年4月以后,中华佛教总会、上海总商会等社团和各界人士在江苏、上海、浙江等隆重欢迎班禅,国内的佛教信徒也前往朝拜。这些团体、人士中固然有一些人出于对佛教的信仰,对九世班禅这位高僧崇敬有加,但不少社团、人士视班禅为爱国爱教的西藏地方政教领袖,欢迎班禅是为了“固主权”“保领土”,与内务部所言“安抚”班禅“以固边圉”的目的一致。
 
与此同时,1924年4月以后有人对欢迎、“优礼”班禅提出异议,《东方杂志》《申报》上一些文章集中地反映他们的观点:一是他们承认英帝国主义“觊觎西藏”,形势严峻,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分别是西藏前藏、后藏的领袖,甚至认为前者“已为外人的势力所操纵”,九世班禅“势孤力弱,大有不能立足之势”,西藏“全藏的政治,已陷于无人管辖之境”,北京的中央政府是想乘班禅进京的机会,竭尽所能,“博其欢心,然后与他诚意讨论,以为解决历来各项问题的准备”。二是有人认为前藏的达赖与后藏的班禅有矛盾,现在内地“厚后藏是薄前藏,结班禅是绝达赖”,只能使前藏、后藏“争怨”加剧,不利于维护在西藏主权。三是他们认为“班禅不过一藏族代表”,质疑“班禅个人的意志”能否“足以代表全部藏民”,班禅能否影响整个西藏、“支配全藏的政治”,因而既有人质问“单单联络班禅的力量,究竟足以解决历年来悬而未决的西藏外交的问题”,又有人悲观地认为班禅“入觐,北京政府的所得,也只有微薄的贡礼”。四是他们怀疑北京的中央政府花费巨资是否值得,甚至有人怀疑“无事可做”蒙藏院借班禅到内地的机会“向政府大敲竹杠”。这些看法与当时欢迎班禅的“主流观点”相悖,有的显然是缺乏对西藏历史、班禅系统影响的了解,比如认为“班禅不过一藏族代表”、对于整个西藏影响力有限;有的人主观上并不否认班禅的影响力,也不完全反对政府利用班禅到内地的机会维护主权,而是认为北洋军阀控制下的“中央政府”权威低落,怀疑北京民国政府治国、固边的能力,甚至认为蒙藏院浪费国家巨资却难以收到实效。
 
那么,班禅到内地后蒙藏院是否借机“向政府大敲竹杠”?档案显示,当时政府部门招待班禅费用分为两类,一是陕西、山西两省招待班禅的伙食费,每天折抵大洋300元;二是蒙藏院在1924年7月为招待班禅所做经费预算为60000元,但1925年2月21日才从财政部领到25000元。1925年2月25日起,班禅在北京开支每天“按日折给四百元”,每月12000元,按月拨款。1925年5月,财政部又拨款2000元,由蒙藏院负责购置“班禅行馆夏季物品”。因此,总体上看,蒙藏院和各地方政府开支每月不超过12000元,主要用于招待班禅一行的食宿和杂项开支,蒙藏院很难借此“大敲竹杠”。
 
如上所述,九世班禅到内地后,1923-1928年间北京民国政府“优礼”接待、加赐封号,并请西藏地方选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力图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爱国力量的政治联系。作为政策的具体执行部门,蒙藏院、内务部、财政部等部院既要为筹措经费往复商讨,又要在制度、礼仪上做好觐见、册封等各项工作,努力显示中央“怀远”之意。对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各地方军阀、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总体上给予了支持和配合,但社会舆论中不断出现反对、质疑的声音,而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更迭和中央财力支绌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央治藏、治边能力。这些都反映出这一时期西藏治理的多元参与、多因素作用的特点,值得后世思考和借鉴。
①就笔者有限见闻,相关成果主要包括:专著有刘家驹.第九世班禅罗桑图丹曲吉尼玛全传[A].班禅堪布会议厅.班禅大师全集[M].重庆:中国边疆学会,1943:35~65;陈文鉴.班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M].南京:大法轮书局,1948;张云.漂泊的佛爷——九世班禅内地活动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谱、传记主要有唐景福.曲吉尼玛(1883-1937)[A].唐景福.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265~270;丹珠昂奔.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拉科·益西多杰.罗桑却吉尼玛——九世班禅额尔德尼[A].藏传佛教高僧传略[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341~347。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表了至少100篇论文。这些论著主要论述九世班禅生平事迹、宗教活动、返藏受阻、圆寂与转世、班禅系统与达赖系统关系、九世班禅与中央政府关系、九世班禅与英印政府关系等问题,但对档案、文献的利用仍不够充分,仍需要加强理论分析,一些重要事件、时间的记述也有错误,需要进一步考证,参见杜玉梅.对九世班禅驻留内地期间几个重要事件日期的考订[J].世界宗教文化,2012,(6)。
 
②刘家驹.第九世班禅罗桑图丹曲吉尼玛全传[A].班禅堪布会议厅.班禅大师全集[M].重庆:中国边疆学会,1943:35~65.
③国内专电[N].申报,1924-4-11(4).
④国内专电[N].申报,1924-4-27(4).
⑤特约路透电[N].申报,1924-4-30(4).
⑥刘家驹.第九世班禅罗桑图丹曲吉尼玛全传[A].班禅堪布会议厅.班禅大师全集[M].重庆:中国边疆学会,1943:37.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四)[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336~344.
⑧陈文鉴.班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M].南京:大法轮书局,19481.
⑨刘家驹.第九世班禅罗桑图丹曲吉尼玛全传[A].班禅堪布会议厅.班禅大师全集[M].重庆:中国边疆学会,1943:37~38.
⑩国内专电二[N].申报,1924-6-19(6).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四)[C].2009:388~402.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四)[C].2009:399~403.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四)[C].2009:404~415.
(14)大山.班禅入觐与西藏告警[N].东方杂志,21,(11),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4~5.
(1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4)[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468~2469.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四)[C].2009:491~49.
(17)国内专电[N].申报,1924-8-17(7).
(18)国内专电[N].申报,1924-8-16(6).
(19)郑志廷.张秋山.直系军阀史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48~308.
(20)国内专电[N].申报,1924-10-30(4).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五)[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149~152.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五)[C].2009:153~157.
(23)刘家驹.第九世班禅罗桑图丹曲吉尼玛全传[A].班禅堪布会议厅.班禅大师全集[M].重庆:中国边疆学会,1943:38.
(24)临时执政令[A].政府公报·3158号·命令[N].1925-1-14(民国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25)蒙人晋谒班禅喇嘛[N].申报,1925-2-12(10);班禅定十九日由晋抵京[N].申报,1925-2-12(10).
(26)临时执政指令第二百二十六号[A].政府公报·3189号·命令[N].1925-2-15(民国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五)[C].2009:258~262.
(28)各团体筹备欢迎班禅[N].申报,1925-2-21(6).
(29)班禅到京之欢迎状况[N].申报,1925-3-1(六).
(30)班禅谒段谈蒙事[N].申报,1925-3-16(六).
(31)班禅在善会提出意见书[N].申报,1925-3-9(五).
(32)蒙藏院招待班禅办事处通告[A].政府公报·3237号·通告[N].1925-4-5(民国十四年四月五日).
(33)各教代表参谒班禅[N].申报,1925-4-16(5、6).
(34)班禅南下前谒段辞行[N].申报,1925-4-29(5);班禅出京赴杭[N].申报,1925-4-30(6);班禅出京南下情形[N].申报,1925-5-2(9).
(35)班禅专车过济[N].申报,1925-5-1(9).
(36)班禅过宁欢迎之布置[N].申报,1925-4-29(10).
(37)班禅今日抵沪[N].申报,1925-4-29(13);班禅抵沪续志[N].申报,1925-5-1(12).
(38)班禅抵杭记[N].申报,1925-5-2(9、10).
(39)班禅昨日由杭返沪[N].申报,1925-5-9(13、14).
(40)官商欢迎班禅之宴会[N].申报,1925-5-18(13).
(41)班禅回京情形[N].申报,1925-5-29(5).萧耀南派员来沪欢迎班禅赴鄂[N].申报,1925-5-13(14).
(42)临时执政指令第九百四十七号[A].政府公报·3327号·命令[N].1925-7-7(民国十四年七月七日).
(4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五)[C].2009:250~257.
(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五)[C].2009:263~268.
(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五)[C].2009:311~322.
(46)颂臬.班禅进京[J].东方杂志,22,(5).
(47)余龙华反对欢迎班禅之意见[N].申报,1925-5-13(14).
(48)内务部、蒙藏院会呈临时执政遵议加封班禅额尔德呢仪节祈鉴文[A].政府公报·3409号·公文[N].1925-9-27(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临时执政秘书厅致蒙藏院公函(第一八九五号)[A].政府公报·3409号·公文[N].1925-9-27(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49)临时执政指令第一千八百十六号[A].政府公报·3467号·命令[N].1925-11-28(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5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五)[C].2009:430~432.
(51)班禅册封礼已举行[N].申报,1925-12-12(6).
(52)陈锵仪.福佑寺与九世班禅[J].北京档案,1996,(9).
(5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六)[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11~1.
(54)谭惕吾.内蒙之今昔[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02.
(55)孙宏年.蒙藏事务局与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论析[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1);蒙藏院与民国时期的西藏治理述论(1914-1928)[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4).
(56)查尔斯·贝尔.十三达赖喇嘛传(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London,1946)[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365~366.
(57)麦克唐纳.旅藏二十年(Twenty Years in Tibet,London,1932)[M].孙梅生,黄次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64~265.
 
转自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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