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宗教“中国化”已是国策，拙文只想梳理问题。
伊斯兰是世界性宗教，广布人类社会，在现代民族国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政治实体）出现后，而不可避免与国家产生交集。伊斯兰在阿拉伯世界，因各种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而分属亚非数十个国家。而在非阿拉伯世界，伊斯兰的存在更为普遍，遍及世界各国。在中国则有着悠久的历史，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各代，并存在于当今中国。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至今未有公认定义。但从对现代民族国家影响深远的西方近代史来看，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就是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宗教与政治的冲突，就是教会与政治的冲突。也就是教会在国家的地位、所拥有的权力，国家对教会的态度，如确立国教和实行政教分离，或者反教会。在现代实行政教分离的民族国家中，教会与政治的冲突，是教会以及教会有关的组织和个人对于当今公共问题所持的立场。如众所周知的，在作为“政教分离”典范的美国，其“政教分离”就是“国家与教会的分离”。
伊斯兰不同于基督教，没有正式教会，也就不存在教会和国家的区别。正因为没有教会，历史上总是被政治利用，而不会利用政治，或与政治冲突。因为没有教会，它不具有政治性质，不是一种统治形式。从世俗角度来看，它是一种教导，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儒家，或素食主义者。它没有教会，就无法来要求超越国家的权力，相反，只有通过国家法令，它才能获得应有的地位。
当我们说“中国伊斯兰”时，不存在任何理论障碍。犹如我们说“美国伊斯兰”或“沙特伊斯兰”。而“中国伊斯兰”，相比他国而言，或许有着更深刻的本土历史文化特征。不论是当代政治实体意义上的中国，还是更为悠久的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都具有它的中国属性。根据确切历史记载，伊斯兰在公元651年就出现于中国社会，晚于佛教，但早于当今流行的众多意识形态和文化。
当一位外国游客参观过北京牛街礼拜寺或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会作何感想？青砖绿瓦，挑角飞檐，五脊六兽，大红色木牌楼，这是他在中国之外从未见过的清真寺建筑，并足为中国古典建筑之代表，是中国文化毋庸置疑的一部分。泉州圣友寺建筑残垣，广州怀圣寺古塔，虽有阿拉伯遗风，但其年代之久远，已熔化于中国，岂能当作外国建筑论断？即便是艾提卡尔清真寺，那也是中国的，谁敢言国外？
胡登洲立足于汉语社会创建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孕育了伊斯兰世界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属性的“经堂文化”。经堂语囊括了明代汉语白话文（的实、总然、营干）、宋明理学基本术语（天命、真一、太极）、释道两教概念（无常、归真、参悟）、阿拉伯语与波斯语音译词（阿布代斯、阿訇、乃麻子）和陕西、山东方言口气。除经堂语气之外，还形成了一种俗称“小儿锦”的拼音文字，用来拼写汉语发音。它们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为除中国外绝无仅有。
明末清初，伊斯兰与儒家在一种超种族的人类视野上，就本体论、创世说和天人性命等一系列终极命题深入交流甚至达成共识。其意义在于，即便是当今被定性为“本土宗教”的释道两教，也要在这类议题上望伊斯兰项背。康熙朝礼部尚书王泽弘评《天方性理》曰：“《大易》、《尚书》之言性也，浑而确；太极通书之言性也，正面严；今天方之言性也，详而核。其言先天也，则天理之节文莫不条分而缕析之。其言后天也，则人性之品第莫不伐毛而洗髓焉。”[1]
1840年以来，中国穆斯林族裔积极投身于反殖民统治、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做出巨大贡献。抗日战争时，回民发表的抗日救亡宣言如此写道：“全国一致抗日之际，我教胞黍为中华国民，爱国怎肯行后人，趁此机会，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仰且为宗教之辱。”1938年1月，中国穆斯林组成“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借朝觐之机赴麦加，依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和土耳其，游说穆斯林国家政府支持中国抗战。其行为，不啻中东战争时，犹太人游说美国国会。
在“九一一”事件之前，或是新疆“七五”事件之前，伊斯兰在中国社会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视为问题。即使是在咸同年间，回民抗清运动翻天覆地之时，清政府也没有将伊斯兰视为问题。国共内战时，双方阵营都有穆斯林人士，但就事论事，不涉宗教。而“九一一”事件后，伊斯兰威胁论大行其道，国内外各种反穆斯林势力，如基督教的“回宣”、“民运”人士中的冒牌自由主义者、汉族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还有拿钱办事的书生，将伊斯兰威胁论引进国内，形成反穆斯林族裔的舆论攻势。
中国伊斯兰被污名化数年后，与宗教“中国化”政策相遇。
“中国化”是个含义复杂的名词，1945年国民党接收台湾搞得“去日本化”，1960年代中苏决裂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一种“中国化”，与拙文无关，不须赘述。而宗教的“中国化”，则是近年来的新理论、新名词儿，最初是对基督教提出的。
2012年4月17日，卓新平先生在《中国民族报》撰文，提出“基督教中国化”：“我深深感觉到，基督教中国化这个问题政治上值得关注，学术上急需探讨，宗教上尚待摸索。我们目前在认识、对待基督教上就是处于这种状况。与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较为复杂，也是我们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没有得到理想解决的宗教。从目前中国五大宗教来看，其中有两大宗教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即天主教、基督教，它们都属于我们在基督宗教中国化议题中要讨论的范围。”[2]
当时，卓先生不认为伊斯兰需要“中国化”，他说：“伊斯兰教主要是与中国的10个少数民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它已融入这些民族的生活、文化甚至民族性格中，有了彼此密不可分的结合。如果我们以伊斯兰教为例来谈论宗教，那么宗教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教内群体的信仰实践，而更多是一种社会民众的生活，宗教在此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表露。对于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这种交织，可以说伊斯兰教与这10个少数民族的结合是非常成功的。”[3]
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解读了“中国梦”概念。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以中国新任国家主席身份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就任宣言时，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梦”。此后，宗教“中国化”开始配合“中国梦”，形成新的思想理论。2013年3月29日，卓新平先生以宗教专家身份探讨了“中国梦”。[4]
2014年8月，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卓新平先生再一次强调了基督教“中国化”问题，并以“中国梦”提出。他说：“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中国广大基督徒之梦，是大家应该共同为之奋斗的理想。中国基督教已经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中国化’则是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5] 他将佛教当作宗教“中国化”样版，认为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在两点：一是在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化”，屈从于中国政治；二是在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与印度佛教的古老教派分道扬镳，创立出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形成中国佛教各大教派的独立发展”。[6]
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伊斯兰也有“中国化”的必要，虽然是一笔带过，却反映了形势的变化。该年昆明发生“三〇一”事件。紧接着，在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爆炸案。虽说“七五”事件后恐怖袭击不断，但这两次事件，发生在两个极其敏感的时间段，所以成为了改变事物性质的重大历史事件。
2014年5月7日，卓新平在《人民日报》撰文批判“宗教极端思想”和“三股势力”。[7]5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指出：“宗教极端思想打着宗教的幌子，驱使、控制、愚弄信教群众，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主要手段”，“清除这一毒瘤，需要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8]
文中对“宗教极端思想”的使用和定性，与新疆2012年提出的“去极端化”、2013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11号文件），统一了思想。2014年，新疆《识别宗教极端活动（75种具体表现）基础知识》读本在全疆组织学习，该读本将故意扩大“清真”范畴定性为“宗教极端主义”。 2014年7月18日，新疆日报社登载题为《把“清真”泛化是别有用心》的文章，提出“清真泛化”（或曰“泛清真化”）。[9]而“去极端化”、“清真泛化”，就如海峡对岸的“去日本化”、“去台湾化”，所对应的正是“中国化”。
2015年5月18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宗教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他说：“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10]
到此，书生理论被采纳为国策。2015年6月14日，新疆根据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召开全疆宗教人士座谈会，强调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中国化”理论与新疆某些政策联为一体。有学者撰文称：“新疆伊斯兰教一直没有完成中国化的历程。相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受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影响至今还极为有限。新疆伊斯兰文化吸纳中华传统儒释道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因素尚少。”[11]这种“中国化”解读，显然与卓新平先生的理论相去甚远。
2016年4月22日，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12]中国社科院教授习五一，借题发挥，专门针对伊斯兰指出：“近些年来，我国西北地区，新疆、宁夏、甘肃、青海、陕西以及云南沙甸等地伊斯兰教出现的逆中国化倾向。新疆地区因暴恐活动比较活跃，宗教极端思想是暴力恐怖活动的精神支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深入基层开展‘去极端化’的工作，遏制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教派的渗透，初见成效。然而，在宁夏、甘肃、青海等地伊斯兰教逆中国化倾向，缺乏应有的警惕。”[13]
这是习五一女士少有的一篇字数充足的文章，但通篇不见“中国化”理论，而却能以“逆中国化”拿出来，并得到网民欢呼。足见“中国化”已处于理论失控的境地。虽离题万里，也能直呼其名，而为所欲为。形势瞬息万变，“中国化”不知不觉与“清真泛化”、“去极端化”、“三股势力”、“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想必是卓先生始料不及的。始料不及的还有不时吹来的阵阵左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结束后，“世界宗教研究”官方微信刊登文章《论积极引导宗教的现实意义》，卓先生“信徒可以入党”言论，立即招致习五一、田心铭等人攻击。2018年1月，西北各地开始推行党员不信教承诺书。
习五一女士因在2016年清真食品立法问题上，借自媒体反立法而一举成名。她是边疆某些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宣传员，并以此成为网上反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汉族激进民族主义者领袖。2016年清真食品立法问题，就如2014年那样，是攸关穆斯林族裔命运的时刻。清真食品立法议题，自2002年被国家民委提出，历经十四年酝酿，在2016年两会搁浅。4月18日，政府宣布“清真食品法”将不被列入2016年的立法计划。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社会分裂成赞同与反对两大阵营，并引发持久论战。“清真食品法”搁浅数天后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政府再次强调了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实则，不只是“清真食品法”不立，“中国宗教法”也不予立，因为这才符合宗教“中国化”方向。
习五一等人借反清真食品立法名利双收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他们以为，是他们发表的几篇微博和汉族激进民族主义网民撕心裂肺的吼声撬动国家公器废止了立法，那他们就太自以为是了。恕笔者直言，他们只是在添乱。清真食品立法问题涉及两个自治区的不同路线，关系国家大政方针，岂是他们能染指的。
2016年8月，在银川召开“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坛”，卓新平先生发表题为《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考》的论文，他首先批判了中国社会的反伊斯兰言论：“现在甚至有人将整个世界的暴恐活动、社会动荡归咎于伊斯兰教，形成对世界伊斯兰教过度的话语暴力和舆论霸权，无视强调和平、主张中道的伊斯兰教主流社会的存在，将这一‘沉默的大多数’遗忘为消失的存在，或视为受指责的群体。目前这种不利、负面的舆论也在中国社会蔓延，社会在宗教、民族问题上的猜忌、误解、敌视和分化在加剧、恶化，尤其在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及评价上也受到西方偏见的影响和驱动，令人担心和不安”，“这不只是‘谁为伊斯兰讲话’的问题，而是为公平、公道、正义、正直讲话、呐喊”。[14]
而后表明了他对伊斯兰“中国化”的观点：“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穆斯林地区的关联，使我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发展一定要持开放、开拓、开明的观念，从促进世界文明发展、维护人类和平、搞好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对这一发展的理解和把握，认识到‘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积极吸纳伊斯兰教优秀文化因素的过程，是开放、对话、交流之双向互动即‘双赢’的过程。我们不能搞所谓封闭性的‘中国化’，因为中华文化的优秀就在于其能够做到‘天容万物、海纳百川’。所以，‘中国化’并不意味着对伊斯兰教所涵容的阿拉伯、波斯等文化之封闭或排拒，而是积极的对话、沟通、开拓、融贯。‘中国化’只会扩大中国伊斯兰教的蕴含，让世界文明包括阿拉伯文明的优秀元素有机融入中华文明，丰富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底蕴，而不是让其萎缩、消退。所以说，‘伊斯兰教中国化’乃文化对话、文明交汇的继续，这一积极进程会因‘中国化’而得到鼓励，并不会由此而终止。”[15]
卓先生这段论述，让“中国化”理论趣味横生，几乎能与纳赛尔先生的“文明对话”相媲美。所以，不论未来发生什么，这都是一段美好的记忆。2017年3月29日，“中国化”被列入新颁布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强调了“中国化”与“去极端化”之间的相互关系。2017年4月6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西安召开清真寺建筑风格研讨会，对清真寺建设中出现的“照搬外国模式倾向”等问题进行研讨。
2017年9月6日，在北京“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论坛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发表题为《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重大意义》的论文，指出：“近年来我国伊斯兰教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一些清真寺建筑风格上照搬外国模式，清真概念上扩大‘清真’范围，滥用‘清真’标识，甚至某些地区受国际极端或激进思想的影响，个别人思想和行为上出现了极端化倾向等。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觉，自觉抵御极端主义思想渗透，坚决反对暴力恐怖活动，反对‘逆中国化’。只有这样，我国伊斯兰教才能在中国化方向指引下生生不息、健康发展。”[16]
在2018年3月10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杨发明会长发言指出：“近年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影响下，我国伊斯兰教领域也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一些清真寺的建筑风格盲目效仿外国模式，一些领域出现‘清真’概念泛化、宗教干预社会世俗生活现象，一些人‘重教规轻国法’‘只知是信徒、不知是公民’等等。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觉。”[17]
“我们深知：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的成功经验总结，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伊斯兰教事业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必须高举爱国爱教伟大旗帜，同心同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就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伊斯兰教，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就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努力提高穆斯林群众的法治观念；就要大力弘扬伊斯兰教爱国、团结、中道、仁爱的优良传统，坚决抵制极端思想；就要高度重视培养高素质的爱国爱教人才。”[18]
基督教推行“中国化”政策曾提出“五进五化”[19] 杨发明会长在两会发言中提出了“五个倡议”（后来规范为“四进”清真寺）：“一、倡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清真寺；二、倡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清真寺；三、倡议《穆斯林爱国主义教程》进清真寺；四、倡议宗教礼仪、宗教文化、宗教建筑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五、倡议伊斯兰教界将批驳和防范宗教极端主义作为解经工作的重中之重，祛邪扶正、正本清源。”[20]作为中国伊协“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实施方案。
几年来，围绕清真、头巾、长袍、胡须、阿拉伯文字、清真寺建筑、族教关系、恐怖主义、“沙化”“阿化”等问题，体制内外，官民上下，左右两派，借助各种媒体平台，展开激烈论战。参与者不计其数，各种雄论让人目不暇接，恕拙文限于篇幅不能列出。然而现实胜于雄辩，2018年4月19日，中央就伊斯兰教问题下发文件[21]，对各种争论不休的问题一锤定音。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在宗教“中国化”的执行上，伊斯兰与基督教——两个在中国社会截然不同的宗教——并驾齐驱，在东方古国的土地上策马扬鞭，卷起遮天蔽日的尘埃，引来万国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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