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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洲文明对话”--佛教
发布时间: 2019/5/23日    【字体:
作者:贺雪垠
关键词:  “亚洲文明对话” 佛教 佛经翻译  
 
 
5月15日,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
 
翻译是文明对话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佛教的佛经翻译上。
 
 
今天就让我们来细数佛教中为“亚洲文明对话”贡献力量的佛经翻译家们。
 
译界第一流宗匠: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东晋时期后秦高僧,是中国佛典汉译史上的杰出翻译家,位列中国佛经四大译经家之首。他开创了中土佛典汉译的新纪元,梁启超称其为“译界第一流宗匠”。
 
鸠摩罗什自小便天资超凡,博闻强识。他于公元401年到达长安并主持长安译场,鸠摩罗什的弘法译经事业在此达到巅峰。据《开元释教录》记载,鸠摩罗什共主持翻译佛经74 部384 卷,包括《小品》《金刚般若》《十住》等。其中,《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等佛教经典至今仍广为流传。
 
“微言不坠,取信千载”,鸠摩罗什对待翻译一丝不苟,认真严肃。他采用意译法翻译佛经,追求文质并重,这使得佛教经典更贴近原文,易于传播。汤用彤赞其译经为“法筵之盛,今古罕匹”。
 
鸠摩罗什的译经活动,对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对中华文化和东亚文化以及世界文化交流都产生重大影响。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认为“这位有印度血统、出生于今天中国西北的大师智慧卓越,是中印两大民族共同的光荣”。
 
翻译家中第一人:玄奘
 
玄奘,唐代著名高僧,自小便“备通经典”,“爱古尚贤”。他曾西去印度取经十七载,回到长安后的十九年内则一直献身于佛典汉译事业。
 
公元645年,玄奘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在长安设立译经院(国立翻译院)。随后辗转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北阙弘法院、玉华宫等地译经弘法。玄奘一生共完成译经73部1300多卷,包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瑜伽师地论》、《净唯识论》等。
 
在玄奘之前,翻译者大多不通梵文或中文,因此所译经典在表达或者理解上都有所欠缺。但是玄奘佛学造诣高深,梵汉语言皆通,翻译思想敏锐,因此玄奘的翻译不仅能够准确理解原文,而且语言流畅,适合诵读,其翻译被世人尊称为“新译”。
 
玄奘的翻译达到佛典汉译的最高峰,成为翻译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唐高宗将其视为国宝。印度学者柏乐天赞叹他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
 
翻译兼义学大师:真谛
 
真谛,南朝时期天竺僧人,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
 
真谛在南北朝梁武帝时期,携带大量梵文经典从印度来到梁都建康,开始他的译经工作。精通大乘佛教的他在中土二十三年期间,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多达200多卷,仅次于玄奘,而近于鸠摩罗什。
 
真谛所翻译的经典有《解节经》《决定藏论》以及《转识论》《显识论》等。真谛在翻译佛经的同时,会进行讲解,弟子也会记录他的讲解内容,这就形成了“义疏”。
 
真谛一生命途多舛,颠沛流离。虽身处兵荒马乱的年代,但他仍坚持译经工作。他的译经场所大多为寺院或者是居士提供,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仍能译出如此多的佛教经典,其精神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佛教史家汤用彤评价他为“并非仅仅是翻译家,实际上还是义学大师”。真谛的义学成绩主要表现在阐发经典、撰写《义疏》和创立摄论师学派、传播摄论思想两个方面。
 
密教集大成者:不空
 
不空,是印度密教高僧金刚智的弟子,出身于北天竺的婆罗门族,精通梵汉双语,聪慧好学。他一生所翻译的佛经数量巨大,译笔精湛。他的译文,对密教的传播及佛教的弘扬,产生了巨大作用,是密教集大成者。
 
公元746年,不空从印度到达中土,开始译经工作。据唐朝僧人圆照《贞元释教录》所记载,不空在中土的28年里,译经不缀,一生共翻译经论仪轨110部,共143卷。
 
不空的佛经译本中包括应对统治者求雨要求的《大云轮请雨经》,为信众治愈疾病的《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能净一切眼疾病陀罗尼经》,超度亡者的《施焰口陀罗尼经》,以及《仁王般若经》、《密严经》、《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等。
 
在不空的弘传下,密教遂为唐代佛教六大宗派之一。其“翼赞三朝,近三十载”,译经与前人相比,质与量都有所突破,成为后人译经的楷模。
 
以“信”为最高原则:义净
 
义净,唐代高僧,幼年出家,天性聪慧,他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三大求法高僧”。义净西行求法“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于公元700年组织议场开始译经工作。
 
在王邦维1995年的研究中,表明义净一生的译经至少为63部280卷,另外还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书。
 
在义净的译经中,有一显著特点,即添加批注。通常,注文用来订正译文、译音、考核名物制度,有时还用来说明是梵语还是俗语。义净在翻译过程中,强调“信”为最高准则,极力贴近原典,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同时,在“信”的基础上表现出机动灵活的特点。
 
义净不仅精通汉梵双语,还在印度生活十几年,因此他的译经工作得心应手。即便如此,义净在翻译过程中仍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其在佛经翻译上的贡献不容忽视。
 
中土佛学奠基者:道安
 
道安,东晋时期杰出的佛教学者。道安所在时期,佛教典籍处于无序状态,译本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出现杜撰的伪经。为此道安整理编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步佛典目录《综理众经目录》,道安因此被视为魏晋佛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道安不懂梵文,但钻研了大量的佛典译本。在苻坚的帮助下,于长安五重寺开设议场,有组织地翻译佛经,规范佛典汉译。
 
在道安的主持下,五重寺议场先后译出《比丘尼大戒》《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等共计14部佛教经典。
 
佛典有考始自道安,后人因此把道安尊为我国佛学的奠基者。他在翻译思想上颇有见解并将佛典翻译从私人合作转向官方译场合作,变成带有国家性质的事业。
 
中华民族的脊梁:法显
 
法显,东晋高僧,自公元399年起,前后历时14年,游历30余国,其主要功绩在于取经与翻译。
 
公元413年,法显于建康道场(今南京)和梵僧佛驮跋陀罗(觉贤)共同译经。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法显一直坚持着译经工作,共译出佛教经典6部63卷。
 
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深远发展,其翻译的《大般泥洹经》为中土引进涅槃思想。译经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所见所闻编撰成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
 
法显西行求法第一人,高龄之际,仍坚持佛经翻译工作,其所译经典,对大乘教义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法显精神,将永久流传。
 
细看历史,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佛经翻译家们为“亚洲文明对话”作出贡献,为此,我们感恩并将永久铭记。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新时代下的“亚洲文明对话”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深信,佛教界将传承先人之精神,为“亚洲文明对话”再创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汪东萍,回归翻译本质:解读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学术研究,2018.
 
汪东,佛典汉译传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2.
 
马丽,论鸠摩罗什的佛典翻译及其历史贡献,东北师范大学,2002.
 
王绍峰,唐僧义净翻译思想研究,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肖太国,译僧真谛的义学思想,西南大学,2007.
 
王舒霆,不空三藏及其所译佛典文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2.
 
翟广顺,法显西行求法青岛登岸及佛经译传刍议——纪念法显西行求法登陆归国1600周年,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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