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交流是国与国关系中极为重要的桥梁，对于推动民众相识相知，促进双边关系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阿拉伯国家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天然合作伙伴，中阿文化的交流互鉴对于推动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与在阿拉伯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文化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两大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互学互鉴，相互交融，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增进中阿战略互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未来新机遇下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借鉴与指导。
一、中阿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
纵观中华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交流的历史，两种文化交流互鉴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
第一，强调两种文化的共性，营造求同存异的文化交流氛围。中华文化和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阿拉伯文化同属东方文化体系，历史上中国的穆斯林学者就提出了“伊儒相通”的理论，为两种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可能性。
在道德伦理方面，伊斯兰教是追求两世吉庆的宗教，提倡在追求后世吉庆的同时，还应把握住今生的幸福，承担起对社会和家庭的义务。而儒家文化看重今生，追求务实。因此两者都追求积极向上的人生，反对虚无的出世主义，重视对个人修养以及德行的培养，主张人与人和谐相处。
在对待天的看法上，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也有相通之处。中国的穆斯林学者主要从敬天思想的角度分析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相似性。清末著名穆斯林学者马德新指出，儒家所崇拜的天，不是形色之天，而是无相无形的义理之天。因此，儒家崇拜天、信仰天的情怀和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思想有相似之处。
“东方圣人以人道为己任，言人与人相处之道，而天道亦在其中；天方圣人以天道为己任，言人与真宰相处之道，而人道亦在其中。”①这是穆斯林学者总结出的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相通之处。正是这种文化的互通，为中阿文化的交往融合奠定了认知基础，为未来发展中阿文化交流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在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一批同时掌握伊斯兰教经典和儒家典籍的穆斯林学者以汉语为工具，借用儒家的理论来解释伊斯兰教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伦理以及典礼制度等观念，通过寻求伊斯兰教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同点实现两种文化的交流对话。
穆斯林学者充分吸收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阐释伊斯兰教的宗教功修。即以儒家礼教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来比拟解释伊斯兰教的念、礼、斋、课、朝“五功”。表面看来，“五常”和“五功”是两大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穆斯林译著家们巧妙地将二者进行了有益的比拟：念经不忘主的人就是具有仁心；把真主所赐之物施舍给穷人以体现真主的怜悯之心即为伊斯兰教的义；拜真主乃自然之礼；斋戒就是戒自性，能做到斋戒的人就具有“智”；朝觐是天下穆斯林的盛会，聚会就要遵守各项协定，这就是有“信”。这种做法极大地拉近了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距离，增进了二者的互相认同。
以儒诠经活动将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伊儒相通”的特性更直观地显现出来，更容易被世人理解接受。这种不重传教而重文化上沟通理解的做法得到了许多教外人士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赞赏，因此汉族学者评价中国伊斯兰文化时说：“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矣。”②
第三，搭建两种文化的沟通桥梁，培养文化交流的使者。明朝时期，陕西人胡登洲首创经堂教育，将伊斯兰教传统教育和中国私塾教育、书院教育相融合，用由古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混合而成的经堂语讲授伊斯兰经典，同时还教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语言知识。他还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形式、考核、毕业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奠定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础。胡登洲的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把经堂教育发扬光大，经堂教育的影响力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并逐渐形成了“陕西学派”“山东学派”“云南学派”等不同风格的几大学派。
经堂教育是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互相融合的典范，为伊斯兰文化培养了无数优秀的中国宗教学者，他们传教布道，既改变了过去“传译不明”的状况，同时也为以儒诠经活动提供了大量学术人才，为中伊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保持官民并举的交往态势，促进中阿文化的全方位交流。历史上中阿文化在官方层面的交流主要包括：一是以朝贡方式进行的官方交往，主要体现在阿拉伯遣使来华。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中，四大哈里发、伍麦叶朝和阿拔斯朝遣使中国见于国内史籍的达39次。③频繁的官方往来为中阿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二是以赐贡与市舶贸易为代表的官方交往。阿拉伯商人向中国皇帝进献贡品，中国皇帝回赐等值或价值更高的物品。唐朝中阿贸易兴盛，官方专门设立市舶使管理来自阿拉伯等地的外商。
民间层面的中阿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一是中阿民间人士撰写的见闻游记中介绍了双方文化，为中阿文化交往提供了历史佐证。唐人杜环所撰《经行记》最早记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有关信息，特别介绍了被称为大食法的伊斯兰教教规。④此外，中国旅行家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撰写的游记对于增进中阿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以阿拉伯传教士来华和中国穆斯林朝觐为代表的宗教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理解，为中阿文化交流提供了民间动力。三是中阿民间贸易的持续繁荣增进了双方人民的友谊，为中阿文化的交往奠定了内部保障。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阿文化交流的新机遇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为中阿文化交流提出了新的要求。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民心相通”是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基础。2016年1月，《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出台，将中阿人文交流作为重要内容。在新的背景下，中阿文化交流面临的新机遇主要体现在：
第一，重点推进青年领域文化交流。阿拉伯国家的青年人口众多，2010年青年人口（15-2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7.9%。⑤到2025年，阿拉伯国家15-24岁的青年人口数预计将攀升至5800万。⑥在世界范围看，阿拉伯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是居于前列。青年肩负世界发展的方向，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民心相通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因此,未来推进中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将青年作为重要的工作对象，针对青年交流开展长期有效的活动。
第二，重视宗教领域文化交流作用。宗教交往在中阿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丝绸之路”人文外交的宝贵资源。《中国对阿拉国家政策文件》中亦将文明和宗教交流作为人文交流领域的重要内容。在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新形势下，应进一步发掘宗教作为文化载体的资源优势，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重视宗教认同对于文化认同的价值沟通作用，通过宗教领域的文化交流，共同探索和谐与包容的价值观，抵制宗教极端主义对“一带一路”造成的人文风险。充分利用宗教团体的组织和人力资源，完善伊斯兰教协会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对话机制。
第三，加大图书出版、媒体宣传力度。近代以来西方媒体在国际上掌握了话语权，中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常常需要通过西方的媒介，这就造成了双方的认知还停留在较为片面和表层的文化符号上。2015年8月，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出版集团与阿拉伯出版商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设立并推广“中阿经典作品互译工程”，⑦为中阿思想文化直面沟通带来了新的契机。在如今信息多元化的时代里，还应善于使用各类媒体加强对阿文化交流。但不管是通过媒体还是书籍，在选材上应该更加深入和广泛，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不应仅是泛泛地介绍中国文化，而应站在中国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交流的角度，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用阿拉伯人熟悉的理论阐述中国文化，这样才能使阿拉伯人民更加容易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增进中阿文化交流的有效性。
第四，注重开拓对阿旅游产业。中阿旅游往来历史悠久。旅游交流可以促进中阿双方民众的沟通与互信，是实现民心相通的有效方式。未来10年，伊斯兰旅游市场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旅游市场之一。在全球伊斯兰旅游市场发展中，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⑧同时，我国对阿旅游交流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2015年，国家旅游局将中国旅游主题年确定为“美丽中国——2015中国丝绸之路旅游年”，为推动中阿旅游交流带来了新的机遇。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旅游合作，应注重加大对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和产品的宣传，针对阿拉伯穆斯林游客的旅游习惯做好旅游服务保障，完善旅游设施建设。通过旅游交往在中阿人民间延续丝路友谊的传统，为中阿文化交流创造有利条件。
结语
古代丝绸之路见证了中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承载着中阿上千年的传统友谊，在新时期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下找到了与现实的交汇点。把握住中阿文化交流的新机遇，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阿文化交流的新领域，才能为增进中阿战略互信、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打造坚定的民意基础。
《中国穆斯林》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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