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的敦煌壁画中，很多都是参照当时的音乐场景而绘制。图为敦煌217窟表现唐代乐舞的佛教壁画。
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更是中国和亚欧各国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交流的通道。
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大量的乐器、乐人以及音乐理论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音乐相融合，形成新的音乐艺术表现形式。
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宗教音乐的角度加以介绍。
众所周知，佛教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随着佛教教理教义传入的还有佛教音乐。
东汉永平十年（67），从丝绸之路来到洛阳的天竺僧人竺法兰，将古印度佛教音乐——梵呗传入中原，并将其用于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和经忏法会之中。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记载：“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这则记录反映了当时梵呗传播的情况。当时有很多佛经已经被翻译为汉文，但是由于梵汉之间的语言音律上的差异，因此梵呗在洛阳传播的范围有限。而另一位传播梵呗的是三国时期的康僧会，他“世居天竺”，随其父因经商而“移居交趾（越南）”，再到三国吴建业（南京），康僧会是通过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主要在南方地区传播梵呗。曾经“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又传《泥洹呗声》”，被称为“一代模式”。北宋赞宁就曾在《宋高僧传》中说：“原夫经震旦，夹译汉庭。北则法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通。”把竺法兰和康僧会奉为北、南两派赞呗的祖师。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古印度佛教音乐，在东汉末期逐渐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当时洛阳的乐僧采用洛阳民间乐曲创作新佛曲，将梵呗与盛行于洛阳的“相和歌”融合，最终创制出中国化的佛教音乐。传说中国最早创制梵呗的曹魏时代的曹植，他所创制的“鱼山梵呗”就是受到了“相和歌”的影响。这些佛教音乐此后逐渐发展，一直绵延至今。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音乐艺术，对于道教音乐也有很大的影响。
早在汉武帝时期，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很多西域音乐就广为流传。据西晋崔豹《古今注》记载：“横吹，胡乐也。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进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而北周时期到中国的西域音乐家龟兹人苏祗婆，不但擅长龟兹琵琶的演奏，而且带来了龟兹音乐“五旦七调”乐律理论，对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西域音乐在中原的盛行，中国本土的道教音乐也逐渐汲取其中的艺术元素。这一过程在唐代达到高峰。据北宋王溥《唐会要》记载，唐天宝十三年（754），宫廷将由丝绸之路传入的“胡乐”改造为道乐，并将改造的道曲“颁示中外”，“立石刊于太常寺”。其中明确记载曲名的就有23首之多。例如，把沙陀调《乞娑婆》改为《仙云升》，将沙陀调《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将小食调《苏罗密》改为《升朝阳》，等。
唐代道教音乐的代表作是相传为唐玄宗创作的《霓裳羽衣曲》。这是一部将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婆罗门曲》与中国道教音乐相结合的作品，表现了道教仙境的生活，最初用于在太清宫祭献老子时演奏，白居易、元稹等文豪均为其作诗纪念。后世的道教音乐很多都承袭唐代，由此可知丝绸之路对于道教音乐也有相当的影响。
此外，还有在唐贞观九年（635）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景教（基督宗教的聂斯脱利派）音乐。景教留存至今的文献很少，但是据唐建中二年（781）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记载，当时是景教“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在中国传播的范围非常广泛。关于景教音乐，可以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代景教文献中略见端倪。在这些文献中，有《大秦景教大圣通真法归赞》和《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的赞美诗，其歌词特点是“七言，有韵律”，显然是有曲调并且能被演唱出来的。
再比如祆教（即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亚等地的琐罗亚斯德教），约于北魏神龟年间（518-519）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祆教也注重音乐，在祭神时有“琵琶、鼓笛，酣歌醉舞”。在唐天宝十三年（754）太乐署改诸乐名时，就将祆教的《摩醯首罗》（“摩醯首罗”为祆教之神）改名为《归真》。
尽管由于资料缺少，无法确切知晓唐代时景教、祆教音乐的原貌，但是其宗教音乐的存在毋庸置疑，并且在唐代是比较盛行的。
丝绸之路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互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音乐艺术，不仅使中国宗教音乐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形成了中国宗教音乐的多样性传统。从此之后，中国宗教音乐的艺术形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在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延续、发展。
本文刊《中国宗教》2019年第04期
微言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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