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运河造就沿线城镇繁荣的同时，也为各种宗教文化的融合、传播提供了便捷路径。如此，运河、宗教、城市三者生演相系。这种关系在里运河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淮扬段运河明清时期俗称里运河，自隋唐以来一直是连接江南、淮北运线，汇集、分流苏北各盐河物资的重要运段。明代以后，伴随治黄保运的不断演进，逐渐成为一条完全的人工河道。明清两代，整个苏北地区基本都着力于治黄保运，区域水系统、运网及人居系统呈现出大运河机能的从属化特征。
里运河地区城镇整体以里运河为主轴，傍漕、盐两运、依水运速率均度分布，并因津口交通地位产生等次差异，呈岛链—井干分布结构。域内除关系漕、盐两运的关键城镇，广大乡野大多沦为行洪、泄水区，农业及乡村聚落发展受制，城镇孤岛化明显，今运西洪泽湖、高邮湖以及里下河高密度水网区的形成正因于此。特殊的环境导致这里的宗教建筑多集中于城镇，而鲜有隐建乡林者。城市所在必有大型庙观、津口要城无不名刹云集。里运河一线以淮安、高邮、扬州三城为中心，构成区域宗教传播及建筑分布主轴。
宗教建筑选址可分为乡林、市井两类。前者更专注于环境与建筑的关系处理，具有较高主控性和自由度。而后者则要综合考虑自然、宗教、城市三者关系。建筑的堪舆、布局、建造逻辑背后隐藏着多重文化因素，也包括城市作为完整机体所需遵循的营建规则和风貌协调理念。里运河地区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可通过高邮窥见一斑。
高邮有着两千多年建城史。自春秋夫差开凿邗沟以来，淮扬段运线虽经西汉吴王邗沟、东汉陈登邗沟、隋代东西两线山阳渎等多次变化，但高邮一直是中津要镇。历史上的高邮古城宗教建筑众多。至上世纪60年代，仍有各类寺观庙堂53处，时间跨度从唐宋到民国，涉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等多种宗教以及具有礼俗属性的民间信仰。
高邮古城宗教古迹中有四处标志性建筑：镇国寺塔、净土寺塔、魁星阁和文游台。它们交相呼应，与古城构成天际、平面关系。镇国寺塔原立于古城墙内西南角，始建于唐代，为7层楼阁式四方砖塔。外砖部分的挑檐、柱、枋、斗拱均为砖仿木结构，造型朴实而不失精巧、内敛但又不失张力，有“南方大雁塔”之称。净土寺塔位于东南城外，建于明万历年间，为7层楼阁式八角砖塔，外砖部分亦采用砖仿木结构，身形高挑，其每个面的造型元素与镇国寺塔大体相仿，但两者整体视觉却大相径庭。魁星阁建于明天启三年（1623），为3层带游廊八角砖木结构塔阁的道教建筑。由于立于东南角的古城墙上，因此高度与二塔总体相当。魁星阁整体亦古朴端庄，但由于八角皆为戗角且带游廊，故多了些许轻盈之感。文游台立于城外东北土岗砖砌高台之上，为重檐歇山二层建筑，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初建为道观，但后来大部分时期并不作为宗教活动场所，今存为清代复建，并经1996年落架大修，但宋风依旧。
高邮古城城墙始筑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四方格局。城墙建成使城内外街区产生了视觉和营造分界。彼时，镇国寺塔成了城内西南角的孤立高点，不管从哪个方向看，城市天际线都不平衡。文游台的建成与之构成西南—东北斜向呼应关系。这样从四面远看古城，都有左右两个对称高点。净土寺塔建成后与镇国寺塔东西相望，构成南向面的天际对称。同时，净土寺塔和文游台具位城外，南北呼应，形成东向面的天际对称。魁星阁建成后与镇国寺塔则构成城内南向面天际对称。四处建筑结合起来又构成角对称。四处建筑之间同时又存在多重佛、道呼应，大有宗教意念上的相生相衡之感。
此外，高邮古城从城郭到多数民居院落采取了略偏东南—西北的朝向布局，但文游台与净土寺塔、镇国寺塔与净土寺塔却形成了几乎正向且垂直的连线关系。这些严谨的对称、连线关系不仅与整个城市风貌中透出的规矩、内敛气质非常契合，使古城内外更具整体性，而且很好地契合了来自南、北、东三个主要出入运线的视觉感知。
高邮宗教与世俗古建在细部造型和整体审美上亦仿佛在以相互接近、彼此呼应的方式强化着古城风貌的和谐统一。首先，上述建筑虽是当地营造技艺与不同时期审美进行对话的成果，来自南北以及当地世俗古建中很多匠作语言和局部形制在它们身上汇聚存贮，又通过它们内外传承。其次，就现存宗教古迹而言，它们并不特别强调自身属性，相反更多呈现地域化的风貌趋向。即便像清真寺、天主教堂这样本应有着独特语言的建筑，外观上也基本接近相应时期本地区世俗式样。第三，在当地世俗古建中亦常见显性宗教元素，如很多民居院墙上筑立供龛，而“万字”“莲花”纹样在民居装饰中更为普遍。第四，不管是民居，还是官式、宗教建筑都基于一种共有的审美基调，它们造型上大多朴实内敛，追求实用，显性装饰十分有限且不复杂。
由于地貌、水患等因素，里运河地区城镇的良好建设场地比较紧张，而越是重要城镇，其人口越是集中，但人们仍然愿意拿出宝贵场地资源用于大量宗教场所建设；此外，建筑所用木材、石材主要通过运河输入，因此大体量建筑营造成本较高，但运线城镇依然出现了大量宏大的宗教建筑。究其原因，与强烈的民众心愿密不可分。
历史上，南宋建炎二年（1128）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夺淮。黄河的跨系统入侵超出了当时里运河的治理能力，导致生态压力不断增大，宗教信仰便成为当地民众消解忧虑的重要途径。然而水患愈治愈烈，注定没有一种宗教能有效解决其中困惑，因而信仰多元化成为更合理的策略，加之里运河又是历代运经之地，各种宗教文化及地方信仰很容易传播至此，所以各种宗教都在这里扎根、演变、发展下来。
“多元”集聚往往潜在着共生矛盾。但大运河是一条开放廊道，其本身呈现出“开放—包容—繁荣”的价值链，并将之逐渐融入沿线城镇的文化基因中，这为多元信仰的和谐共生、相互融合提供了基础。古代大运河的治理是牵涉人居、农耕、水利等诸多要素的复杂系统工程，治黄保运更使这些要素紧密地联系在以水的“利”“害”角逐为核心的自然与人文、局地与宏观环境等多重动力和束力之间，并使古代思想、技术、经验、信仰产生了围绕水的文化整合。久而久之，它们逐渐内化成一种朴实内敛、致用为尚、坚韧包容的人文性格，并最终呈现在各种营造行为中。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0年11期
微言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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