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总是要来一个人的，我去世了我儿子要来，儿子没了孙子要来。”
从上海南站出发，坐高铁40分钟到嘉兴南站，换公交穿过市区50分钟到嘉兴客运北站，然后换乘城乡公交40分钟到王江泾镇民主村，最后再走20分钟左右就到了莲泗荡风景区。从2012年12月到2014年6月，因为课题研究需要，我几乎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像这样一早起来折腾一上午，从繁华的十里洋场跑到苏浙交接的这个村庄里。
为什么要这样不辞辛苦地一趟趟跑，是这里风景秀丽或者有什么古迹名胜吗？非也，这里有的只是江南随处可见的一个毫无特色的湖，以及一座俗称“刘王庙”的小庙。庙是2000年以后新修的：几座玻璃钢神像，连环画风格的传说壁画，一段似是而非的“皇帝御封”故事，以及偶尔出现零零散散的游客。
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莲泗荡刘王庙是江南一带最大的内河渔民信仰中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盛极一时。其独特的渔民信仰内核，完整的香会自治体系，以及近一个世纪以来盛极而衰又在烟烬中涅槃重生的历程，正是吸引我一次次拜访的原因。
谁是刘猛将？他怎么当上了普佑上天王？
莲泗荡供奉的是刘猛将，这是江南一带常见的土神，在雍正年间得到朝廷的承认并作为“驱蝗正神”被纳入《大清会典》。既然是驱蝗神，跟渔民有什么关系？我在一位香客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解释：
传说中，有一年蝗虫非常多，这时候贴了皇榜，刘猛将路过时看到就揭下皇榜，带领官兵和老百姓捕蝗虫。除蝗虫的时候，当时因为生活比较艰苦，刘猛将也跟渔民一起去捕鱼来为官兵改善生活，结果由于不通水性，不慎掉入水中淹死。他为民做了好事，而且这一年渔民也大丰收，因为除掉的蝗虫掉在河里面，养肥了鱼。因此渔民就开始崇拜他了。
这个故事颇有民间传说常见的“不知怎么的，总之就这样了”的跳跃思维，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好在我在《钦定大淸会典事例》中找到了关于刘猛将传说的官方版本:“雍正二年。谕各省建刘猛将军庙。谨案 神名承忠，元时官指挥，能驱蝗。元亡自沈于河。世称刘猛将军。”这样看来，虽然民间故事的版本虽然有画蛇添足之嫌，大体上还是准确的。死于水中的将军成了水神，逻辑上倒也说得通。
莲泗荡刘王庙的正殿上挂有“普佑上天王”的牌匾，号称是清代皇帝御封的。渔民香会新义大社的香头老孙这样向我解释：
“清朝统治者见到刘王庙影响大，为了笼络人心，派人赠匾额，加封刘承宗为‘普佑上天王’。匾分软缎匾和硬匾两块，匾上写着‘加封普佑上天王’字样。‘刘猛将军’从此改称‘刘王’，又叫‘刘王千岁’。塑像也由将军形象改塑王爷金身。”
封号和这个故事当然是找不到任何史料支撑的。不过这个说法颇有趣味，它至少传达了两层意思：第一，莲泗荡的这个庙是皇上认可的，比一般的庙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第二，我们信仰的是刘猛将2.0天王版， 跟你们信仰的普通刘猛将不一样。言语间颇有用iPhone X的看不起用iPhone 6s 的感觉。没想到，神仙也是有歧视链的。
虽然“普佑上天王”这个称号是自封的，但民间信仰的逻辑中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渔民对这个称号的感情。一位香客骄傲的向我解释“普佑的意思是说也保护我们渔民，上天王的意思是说比一般的神还要厉害些”。很合理，当了王爷当然要比将军更有神通。
你不知道的内河渔民的神
要理解渔民为什么要强调“普佑”又加上“上天王”这样夸张的后缀，就必须从江南漂流渔民（请注意与沿海渔民的区分）的现实处境着手。
想象一下，假设你是生活在1920年代的江南内河漂流渔民，就叫姚阿大（如果是女性，就叫姚阿妹）好了。
你今年15岁，跟你的父母，或许还有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生活在一艘木质的小船上。这艘小船是你们的全部财产。每天你们要穿梭在湖荡间捕鱼，然后以极低的价钱把鱼卖给控制着这片水域的渔霸。
陆地上的熙熙攘攘、爱恨悲喜与你是无关的。你坐在船头像一条影子滑过小镇，镇上的人用警惕的眼神打量着你，你注意到一个忧心忡忡的奶奶还把年幼的孙子往后拽了拽，仿佛是怕你突然跳到岸上抢了小孩消失在湖荡之中。
镇上正在举行迎神赛会，一群人披红挂绿抬着他们的“老爷”——一尊泥塑的神像——走街串巷，炫耀着他们的富有和虔诚。你看到一些跟你同龄的男孩女孩借着这个机会在人群中推搡玩闹挤眉弄眼。你转过头去不看这些欢笑，因为没有哪个镇上或是农村的姑娘会看上赤贫的渔民小子——你甚至没有鞋。
听上去很绝望对不对？作为渔民，你不仅物质上贫穷，信仰也没有归属(民间土神都是保佑本乡的)，甚至在社会交往中也受到了隔离。
好在你们有自己的庙宇和庙会，有一位你称之为“寄爸”（吴语方言，干爹的意思）的“上天王”大神照看着你。在那里，成千上万的船舶聚集一处庆祝你们自己的盛典，在那里没有人会在乎你有没有穿鞋，你的驾船捕鱼本领，乃至你在祭祀刘神将上天王的活动中大出风头，这才是你吸引女孩最好的资本。何况刘神将上天王还能在艰难的人间世庇护你的心灵和精神，给你最后的信任寄托。
莲泗荡刘王庙的庙会称为“网船会”。光绪十二年（1886）《点石斋画报》载图“网船会”并文曰：“嘉兴北乡莲泗荡，八月十三日为刘王诞期，远近赴会者扁舟巨船不下四五千艘，自王江泾长虹桥至庙前十余里内排泊如鳞”。
这是我们能找到的历史上关于网船会唯一的正式记录了。还有两则材料从侧面反映了当年刘王庙会的盛况：
民国二十三年(1934)四月十一日《申报》载，刘王庙举行赛会，沪杭各处的船舶麋集在一起，人山人海。等到迎神赛会的队伍到了长虹桥畔时，因观众拥挤，突起纷扰，踩踏而死的人有11个，另有12人受重伤。
民国二十六年(1937)农历三月，刘王庙庙会盛况空前，为多年来最热闹的一年，香客约有十万。由于极度拥挤，再加上香客争闹，造成挤死7人、伤40余人的重大事故。
香会权力：三大房一百单八社
组织这等规模的庙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莲泗荡网船会的组织者是号称“三大房一百零八社”的香会集团。“三大房”指的是“内六房”、“南六房”和“北六房”，是传统上管理刘王庙的香会。
“内六房”由刘王庙所在地的农民组成，负责刘王庙的日常管理和清扫工作。内六房的领袖称为“先生”，即刘王庙首席巫师，垄断关键的神歌和仪式。“先生”号称是刘王的后人，由本地刘姓家族世代相传。
“南六房”是嘉兴南湖一带的小船香会集团，由张姓家族为香头。其职责主要在庙内，负责庙宇的修建、神像的管理等事务。传统上，王江泾长虹桥以南的香会全部由南六房负责管理，是刘王庙中地位最高的香会。
“北六房”是苏州吴县（现吴江区）八圻一带的小船香会集团，由孙姓家族为香头。其职责主要在庙外，负责庙宇的维修、庙外的船只排布等事务。王江泾长虹桥以北的香会由北六房负责管理。
“一百零八社”是参加刘王庙出会的香会总称。“一百零八”是一个理念上的数字，代表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虽然“一百零八社”也会为庙宇建设捐款，但他们并不直接参加刘王庙事务的管理。其主要职责是在出会期间各种承担不同的任务。
从香会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自身如何围绕地方宗教自发组织起来。
除了三大房之外，少数精英人物能够凭其个人的人格魅力和与社会资源，可以成为整个体系里的灵魂人物，“莲泗荡令班”的章天林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章天林于1900年出生于苏州山塘街的渔户人家，为家中最小的儿子，其家庭以摸螺蛳为主业。与许多渔户子弟子承父业继续捕鱼不同，章天林少年时代就前往苏州灵岩山庙中学习拳脚，并通过这层师承关系，深入到了传统社会的“江湖”当中，与他师兄弟相称的下至僧道、叫花头头；上至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帮会大佬。
尽管从未受过正规的教育，章天林却继承了老派“江湖人”的优秀品质。据传说，他谦和善忍，在面对他人的比武挑衅总是退避三舍，即使不得已出手，也必然顾及对方面子，用点穴的方式制住对方，在停手之后立马帮助按摩穴道；他又有劫富济贫的江湖豪气，遇到刘王庙用度不足或者贫苦渔民没钱敛葬时，他会去富户家中“敲竹杠”（即敲诈），但是得来的钱不经他的手，而让富户直接交给渔民。此外他也不贪图名声，都以富户的名义捐掉（送棺材名声不好，因此以章天林的名义送出）。
章天林的与人为善终究得到了报偿。在1949年后“镇压反动会道门”等政治运动中， 章天林虽然名声在外树大招风，却始终没有被抓到作恶的证据，虽最终被人民政府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他平安无事活到了92岁高龄。
但他的善终在大历史的狂涛中只是一个例外。
时代巨变中刘王庙的消亡
1949年以后，随着各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作为“封建迷信”的刘王庙及其祭祀民间组织网船会也逐渐走向消亡。
1949年秋季刘王出会（抬神像游行）后，新政府不再允许此类出会的活动。
1958年，政治气氛进一步紧张，刘王庙不再允许进行烧香崇拜活动。刘王庙彻底关门，大殿建筑被用作村里的仓库。
1972年乡政府建政府大楼，因建筑材料不足，原刘王庙大殿被彻底拆毁。
香会的领导者们也受到冲击，章天林侥幸逃过一劫，而许多其他的香头却被冠上“红三教头头”的名号被打倒，有的还被判刑。他们掌握的传统仪式也出现了断代。比如刘王庙的首席巫师刘小四（人称“四先生”）在受到冲击后，为担心牵连下一代，就没让儿子依照家族传统学习仪式、神歌。神歌文本在“破四旧”时期被刘家人自己烧毁。
“四先生”过世之后，刘家的“先生”传统就此断绝。
神仙回归：刘王庙是这样重建的
神像砸了，庙拆了，连仪式也没人懂了，但人的信仰却从未消失。据村民说，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也有渔民在半夜里偷偷开船，在河滩边对着庙址烧香。
进入80年代，气氛的开解使得渔民私自烧香的规模越来越大，乡政府和村委会想了不少办法，但始终劝不动，赶不走。无序的烧香还造成了一起小小的火灾事故，烧坏了一扇门。
村里一个叫顾阿二的老人提出来干脆重新建庙，村干部明面上不方便支持，但暗地里鼓励“民间先动起来”。他们原本想请章天林出山，但章天林年事已高，就找来他的孙子章宝根联络各地香会捐款建庙。这其中还出了一件案子：
平湖一个师娘（江南的一种女性巫师），听说要建庙就发动香客筹集了近2万块（这在1985年前后是一笔巨款），结果被一个自称章宝根的人骗走。等到警察带着真的章宝根当面对质，才发现是遇到了李鬼。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当年香客的捐款热情。
钱有了，那就建庙吧，但是乡政府觉得“封建迷信”死灰复燃这还得了，于是发生了多次“建—拆—建—拆”的拉锯战。根据一位香客的描述，给这场争斗画上句号的则是一次戏剧性的事件：
这天，乡长带领着警察前来拆庙，被在场的村民和香客阻拦，在双方推搡中，乡长摔倒在地磕破了头。这时突然有人大喊，“刘王老爷显灵啦！”在场村民和香客“呼啦”一下全部跪倒，事件最后以乡长尴尬地带着警察离开告终。在香客中间流传的版本是，这次“显灵”让乡长领教了刘王老爷的神力，从此不敢阻拦建庙，还偷偷要求自己的老婆前来烧香。
这个一分事实、五分有趣、七分老套、十分不可信的故事大概是某个渔民艺术家在酒酣耳热之际杜撰的。好在人民群众对此喜闻乐见并不在意其真伪，而现实中乡政府也做了让步——不管怎么样，刘王庙建起来了。
庙重建了，但新一代的香头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仅在庙会期间义务地做些组织联络香客事情。因此庙宇由民主村派人管理，成了一个特殊类型的村集体企业。
刘王庙变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986年刘王庙重建后，实际上一直游走在政策法规的边缘。直到90年代初，国家开始鼓励旅游业发展，庙里抓住机会，挂牌“刘承宗纪念馆”，以发展“文化旅游”的名义扩大了大殿规模。政府从村委会收购庙产后，于2000年成立了莲泗荡风景区有限公司，明确了“以香客带动游客，开发旅游资源”的发展方针。此后十几年间累计投资数千万，用于庙宇及相关建筑的扩建和配套设施建设。
刘王庙作为旅游景点的规模越来越大了，但香客们对此很不看好。一位香客对我说：“莲泗荡每年都要来烧两次香，有什么好玩的呢？烧完就走了。”这话十分有见地，对于香客来说，烧香是有关信仰的事。庙大庙小，甚至有没有庙都是次要的。想想那些70年代跑来对着空地烧香的，80年代对着村仓库烧香的，在这个流传百年的圣地上，只要一炷心香就足以架起人与神的连接。
因此要发展旅游，就必须吸引香客以外的人群。在这里刘王庙第三次抓住了时代的契机：2008年，网船会成功被列入浙江省“非遗”保护基地；2010年，网船会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刘王庙获得了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
除了吸引游客，更重要的是“非遗”的光环也为莲泗荡刘王庙洗清了“封建迷信”的原罪，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大张旗鼓地发展“江南网船会”品牌。如今，莲泗荡刘王庙俨然已经成为了浙北地区的一张旅游名片。
莲泗荡刘王庙这座百年古庙在政治运动中销声匿迹28年，却抓住了“改革开放”、“旅游”、“非遗”三次机会涅槃重生，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发展之道。可以预见，刘王庙以及普佑上天王的信仰在今后也会以新的形式继续生存下去。
这正如一位老香客对我说的，彼时我忧心忡忡地问他，他过世之后受过现代教育的子孙还会来烧香吗？
“一家人总是要来一个人的，我去世了我儿子要来，儿子没了孙子要来。”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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