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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宋以降(11—20世纪)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发布时间: 2021/8/13日    【字体:
作者:葛金芳
关键词:  “农商社会” 江南区域 社会经济  
 
 
内容提要:11—20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自宋以降已经迈入农商社会的门槛,而与此前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之上的汉唐社会和同时期的华北地区相区别。从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市镇网络的形成,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启动,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以及交换手段、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角度概括出江南农商社会的五大特征。江南农商社会形成于宋元,成熟于明清,自晚清以后发生调整和分化。历史上中国宏观经济盛衰变化的长波受到生态、战乱和制度三个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尤以制度要素最为重要。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东南沿海地区自宋元至明初已现开放型市场经济的雏形,却因明清专制集权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之打击而步履蹒跚,终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落后于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之世界演进大势。江南区域经济近千年的变迁轨迹表明,经济现代化历程是先从市场化发轫,再发展到工业化、城市化,即由商业革命引发工业革命,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
 
农商社会,是我对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一种近似概括。农商社会的前身,无疑是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古代农业社会;农商社会的发展前景,当然应是现代工商社会。亦即农商社会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宋以降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就处在农商社会这个阶段之中。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商品经济的再度盛行及其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而这又是在农村基本的生产方式(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于是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世相来。这种商业氛围比较浓烈、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形,尤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本文所论即以该地区即狭义江南为重点。
 
绪论: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同质性考察
 
      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国际历史学界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史学和其他各门类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如果说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中叶开创了综合性区域研究的风气,那么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64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则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具体实践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施坚雅认为,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行不通的,应该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作分别研究,方能接近历史真相。他在1985年就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时发表的《中国历史的结构》之演说中,秉承其区域史研究的理念,指出中国各大区域各有其自身的发展周期,历史盛衰变化的“长波”在各大区域之间经常是不同步的,例如“东南沿海和华北区域的发展,就毫无同步性可言”。①华北和东南沿海这两个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在中唐以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致有人认为“黄河中游区域大约从中唐后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年间,大致可以说是已趋停滞,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看出南方经济也趋于停滞。”[1]11此话说得多少有些绝对,如将“停滞”一词换成“发展速率趋缓”,此说大致可以成立。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要揭示这两个区域发展速率发生差异的各自不同原因。在我看来,除了黄河流域垦殖过度、生态恶化这个原因之外,中唐以后黄河流域发展速率趋缓的原因主要是止步于商品经济,即仍局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中;而南方即长江流域在人口日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则因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加快了自身的发展速率。清中叶以后,江南发展速率趋缓的主要原因则是止步于工业企业的兴起。
 
      其实学术界许多前辈对江南和华北两大区域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一点均有察觉,并从不同角度揭橥其肇因,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用力为多。桑原骘藏早在1925年就发表了长篇论文《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2]387-480随后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其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3]加藤繁的《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4]宫崎市定的《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5]等论著分别从人口南移的进程、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的商业化倾向,以及科举精英的流动和社会文化的渗透等方面,展示了华北与江南两大区域之间的种种差别。1988年出版的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6]则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区域史研究名作。此书将施坚雅的静态市镇网络模型发展为动态生态模型,对宁波港及其腹地的贸易和生态环境做了具体生动的复原描述。斯波义信认为:“8—13世纪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为: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6]65-66
 
      也就是说,宋以降江南社会带有更多的“都市化文明”之特征,而且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是其与此前的汉唐社会和同时代的华北社会形成差异的主要表现;而宋代社会、特别是江南区域之所以显现出更多的“都市化文明”特征,则是由宋代江南社会经济变革,特别是农业变革、交通变革、商业变革等一系列变革促成的。
 
      中国学者当然也做了不少工作。早在20世纪40—50年代,张家驹就着力研究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问题,其成果以《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7]一书面世。台湾学者刘石吉连续发表长篇论文,讨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问题,后结集成《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8]出版。他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其时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江南地区的近代化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他说:“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地区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已萌芽发展。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势力冲击到中国沿海、及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现之前,江南地区的‘近代化’(不是‘西化’)的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8]1
 
      刘石吉的主要依据是江南棉织业“已由家庭手工业制度转变为作坊(甚至工场)的工业生产方式;其中的手工业者不再自由独立,而变为没有生产工具的雇佣劳动者。”[8]20刘氏认为,“以明清两代商业市镇做为指标,可以清楚的观察近代江南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都市化的过程特征。”[8]69“这些市镇中的包买商、牙行及机户(或帐房、织工与机匠)与附近乡村的农户,逐渐形成连锁性的生产与消费关系。”[8]70“明清以来,江南这些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产业资本主义的扩张。”[8]71
 
      樊树志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他在《明清江南市镇探微》[9]和《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10]两书中深化了刘石吉的研究,同样认为江南区域经济在市场勃兴的带动下发生了重大变革。他说:“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10]2
 
      樊树志所强调的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启动问题,李伯重有专书研究,此即出版于2000年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11]他认为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始于明嘉靖、万历时期,终于清道光末年,大约经历了自1550-1850年的三个世纪,[11]24其动力主要是被称为“斯密型动力”即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11]534而劳动分工则受市场大小所限,所以“斯密型成长”的极限就是市场的容量。换言之,市场的扩大是早期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11]535-536但在数年后出版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12]中,李伯重又说,若就狭义江南即长江三角洲而言,从13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南宋后期到清朝中叶这六个多世纪,确实是一个经济成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即从以前的“广泛型成长”转变为“斯密型成长”。[12]8-9这就是说,由“斯密型动力”推进的早期工业化从南宋就开始了。
 
      从以上征引中,可见,确有不少学者认为南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尤以农产品商品化的扩大、市镇网络的兴起、内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早期工业化的发轫等现象特别引人注目。也正是这些新经济现象的出现,使宋元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与汉唐社会以及与同时期的华北地区在产业结构、经济类型和发展方向上区别开来。笔者将宋以降江南社会概括为“农商社会”无疑得益于学界前辈和同侪先进的启发。
 
      农商社会自身有一个慢慢成型和逐步扩展的过程。在其形成初期即宋元阶段,不免带有其前身即汉唐社会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诸多痕迹,成长中的商品经济地盘也难免稍嫌狭窄。到其中期即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至少在狭义江南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农商社会已俨然成型,并沿着长江和东南沿海向内地扩展(当然,内地还有不少地方仍处在自然经济之中)。晚清到民国时期,则进入到农商社会后期。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经过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用武力叩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挟其机器生产之威力从沿海逐步渗入内地,江南区域经济被迫发生调整并出现分化。少数都市及其周围地区因机缘巧合走上工业化道路迈进工商社会门槛;也有部分市镇或原地踏步或趋向衰落;而广大内地农村则停滞不前,陷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之泥淖中苦苦挣扎。
 
      宋以降江南“农商社会”具有五大历史特征,各个特征在分布地域和发展程度上是有差别的,但其出现及其演进仍然具有相当的同步性,它们之间也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特征之一: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中古农业社会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其主要景观是茅舍炊烟、春耕秋收,一派田园风光,交换和商业活动即使有也无足轻重。而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景观则是城市崛起、工厂林立、机器轰鸣,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需要从市场上获得。在这两种场景的社会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商业逐步发展、市场逐步扩大、交换和货币逐步变得重要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日渐增多的交易活动导致农村现有的经济结构同时在两个方面发生改变:一是小农经济由自给性向自给性和交换性相结合的方向转化,且交换性持续加强,有赶上或超过自给性的趋势,即小农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向交换价值的生产者逐步转化;二是,相应地,农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得到增长,随着种茶、制糖、养蚕、缫丝、棉纺以及多种土特产等新型生产项目的引进和扩展,农民经济收益表中的非农收入大幅增长,此时的农业经济已是包括种植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它服务业在内的有机体系,而与原先男耕女织的单一结构相区别。
 
      史实表明,这个过程是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小农的多种经营开始的。所谓“商品性农业”指的就是农业内部专为出售而生产的那些分支。除余粮出卖外,这些分支多与经济作物相关,涉及蚕桑、棉花、茶叶、苎麻、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花卉、药材和经济林木等多种门类。当这些产品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同时在产地周围存在着必不可少的市场时,生产者不再为自身的消费而生产,而是通过把产品投入市场,换成货币,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和活劳动的消耗。在宋代,已有不少桑农、茶农、果农、蔗农、菜农从单一的粮食种植业中分离出来,开始了自己独立发展的进程。以蚕桑和茶叶为例,两浙地区约在北宋中叶发明了先进的桑树嫁接技术,引发了桑树栽培史上的一场革命,[13]极大地推动了太湖流域蚕桑业的发展。宋人谈钥在《嘉泰吴兴志》中介绍了湖州一带种植桑业的兴旺景象,说:湖州“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有蚕至数百箔,兼工机织。”又说:“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十亩者。檿桑,山桑也,生于野。”[14]卷二○《物产》据南宋洪迈记述,湖州某些村落,已不乏“递年以桑蚕为业”[15]卷一五《朱氏蚕异》的农户。据程俱所言,秀州以及“杭、湖等州属县,多以蚕桑为业”。[16]卷三七《乞免秀州和买绢奏状》据原籍湖州、又在越州做过通判的施宿说,越州剡县(后改嵊县)的“商人贩妇,往往竞取”,本地机户所织的“强口布”,“与吴人为市”。[17]卷一七《布帛》而绍兴地区更是“习俗务农桑,事机织”。[18]卷二○《越秀图序》
 
      再看茶叶。产茶之地几乎全在江南丘陵地区。茶叶种植自唐代兴起,至宋代已遍及南方97个州郡,北宋中叶产茶在五六千万斤左右,南宋增至一亿斤上下。以每斤均价30文计,产值达200万—300万贯铜钱,折合米约200万—300万石,相当于北宋漕粮总量的1/3到1/2。[19]233-235可见茶叶已与谷帛为伍,成为市场上又一主要商品。更为关键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茶园种植者从粮食种植业中分离出来了。北宋吕陶以其亲见亲闻向神宗皇帝报告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税赋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20]卷一《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吕陶还寄茶给宋君仪,宋以诗谢吕,吕和诗称:“九峰之民多种茶,山村栉比千万家。朝脯伏腊皆仰此,累岁凭恃为生涯。”[20]卷三一《以茶寄宋君仪有诗见答和之》这些记载说明,宋代茶农与前述蚕桑户一样,以生产茶叶作为自家生活的基本来源,他们从事的已是商品性生产,因此茶叶种植业也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独立分支了。
 
      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种类、规模和地域都有明显扩大。特别是美洲的烟草、花生、向日葵等经济作物先后传入我国,由于是制烟业、榨油业等行业的基本原料,所以其种植面积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据王社教[21]96-97、320提供的数据,明朝初年,苏、松、常、嘉、湖五府的水稻种植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85%,到明代后期下降到66%,考虑到还存在豆、麦等其它粮食作物,以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估计达到三四成。而据1920年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吴兴县(即湖州的归安、乌程二县)之调查,平均每户农民使用各种田地9.78亩,其中稻田为6.61亩,桑地为2.78亩。[22]103桑地尽管只有粮田面积的一半,却提供了农户一年生计之半。明人徐献忠述及湖州一带农村经济,即谓“田中所入蚕桑各具半年之资。”[23]卷一二《风土》而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人,亦占半数左右。如清人邢辅说:“十人之中,农民仅居其五,而士贾与异端游惰之民以及异端之工贾,亦居其五。”[24]卷七《生财裕饷第一疏》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中叶仍无多大改变。据《浙江省蚕业改进所1950年春蚕工作总结报告》,当年蚕丝收入在主要蚕区尚占农民经济收入3/10左右,较战前(1936年)约减少2/3。②照此估算,1930年代浙江蚕区农民蚕丝收入亦接近全年收入的一半左右。可见,江南农民通过经济作物的种植的确提高了收入水平,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也随之水涨船高了。到清中叶鸦片战争前夕,按吴承明的估计,粮食的流通量约有245亿斤,占总产量的10.5%,而棉布的商品量约为31000万匹,占产量的52.8%。[25]17依据吴柏均对无锡区域经济所作的研究,无锡蚕桑业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兴起,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已有2/3以上的农户从事植桑养蚕,突破了原先以粮食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与此同时,缫丝、花边、砖坯、草席、打制铁器等也已成为农户的经常性生产项目。这些非农产业成为农村中的重要生产部门,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说明农村的土地、劳力、资本等重要经济资源得到重新配置,大大提高了当地经济成长率。[26]235-242这种情况在长江三角洲的许多城镇及其周围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宋以降江南农村经济已经演变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在内的一个有机体系。这个生产体系中,非农产值逐步赶上或超过原来的农业产值,农民的非农收入已有显著增长。这是传统经济结构在商品经济兴起后发生的第一个重大变化。
 
特征之二: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
 
      宋代城市的繁荣和乡村市镇的兴起给中外学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早在1972年,美国学者马润潮即指出:“宋代时期以快速的经济成长与商业发展而著名,此期间商业力量的兴盛使其将城市的性质作显著的改观,其改变之大,致使城市除了作为行政所在地之外均达到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商业化。”[27]都市化进程的基础当然是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变,特别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为城镇手工业提供日益丰富的各种原料;其次是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都市化进程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活力;第三是乡村地区大批镇市的兴起,这些基层市场作为城乡产品交换的渠道,为城镇经济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粮食、商品和时时扩大的市场;另外,日趋改善和扩大的交通网络,则像血管一样,为都市化进程输送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养料。宋以降江南镇市的兴起,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不断增长这一重要历史事实,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前面提到的刘石吉通过整理地方志资料,指出宋代至明中叶是乡村市镇的萌芽和形成期,16世纪以后加速发展,在明正德(1506-1521)、万历(1573-1620)至清乾隆(1136-1795)年间市镇数量增加一倍以上,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市镇进入快速成长的鼎盛时代,而长三角和杭州湾附近地区则最为明显。[8]156-157
 
      其实,宋代,特别是南宋,市镇网络已经形成,至少从太湖流域来看是这样。1989年,傅宗文即有《宋代草市镇研究》[28]一书问世。此前,李春棠已指出,南宋疆域缩小,但仍有1280个镇和4000个集市。[29]陈国灿亦认为,市镇发展史的第一个高潮是在南宋时期形成的,而地处浙北平原和浙东沿海的临安、嘉兴、湖州、绍兴、庆元、台州、温州等地“无疑属于市镇密集地带”。[30]174-175如此众多的市镇已经可以按其功能区分出不同的类型,如环城卫星市镇、生产型市镇、交通枢纽型市镇、港口型市镇和乡村墟市等。若就改变农村传统经济结构而言,其中的生产型、交通枢纽型和港口型市镇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浙东金华“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31]卷五一《先考行状》可视为纺织市镇。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宋代常有十余万矿冶工匠聚集于此,这是矿冶城镇。至于以制陶名世的江西景德镇,宋代即有瓷窑300座,陶工数千人。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专业化倾向愈发明显,其中颇多生产型市镇。樊树志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中数量最多的是丝绸和棉纺等纺织业市镇,丝业市镇如南浔、乌青、菱湖、震泽等镇,绸业市镇如濮院、盛泽、双林、王江泾等镇,棉业市镇如新泾、鹤王市、七宝等镇,布业市镇如南翔、罗店、朱家角、朱泾、枫泾等镇。粮食业市镇有枫桥市、平望、长安、临平、硖石等镇。此外,还有不少盐业、榨油业、笔业、冶业、窑业、渔业、编织业、竹木业、刺绣业、烟业、制车业、造船业、海运业等市镇。其中多数具有生产型市镇的特征,只是程度有强有弱而已。③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以降的千余年间,江南地区的市镇数量和密集度均大大超过华北地区。这既是江南与华北这两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不同所致,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在经济类型和发展路向上已经发生分野,即华北更多地保留着旧有的自然经济气息,不少地区仍停留在封闭的内向型经济体系之内;而江南则显现出浓烈的商业经济氛围,开始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民国时期的市镇,根据单强的统计,包括镇江、常州、无锡、上海、嘉兴、湖州及南京、杭州一部的地区,共41县,面积49741平方公里,约1940万人口。[32]107据刘石吉“明清两代江南市镇统计表”,农村乡镇有1383个,其中松江303个,常州253个,苏州206个,太仓193个,杭州145个,江宁83个,嘉兴78个,镇江65个,湖州57个。[8]142-149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乡镇27.8个,约36平方公里就有一座乡镇,乡镇间距为6公里。而据丛翰香统计,华北冀鲁豫平原民国时期共349县,面积为434577平方公里,人口6266万,主要集镇有2248个。[33]123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集镇5.2个,每193平方公里有一座集镇,集镇间距为14.5公里。据此,可制表如下。
 
      单强认为,“若就乡镇的贸易区域而言,华北是江南的5倍。相反,若就乡镇密度而论,江南则是华北的5.3倍。”在一镇的贸易区内,江南有14040人,华北有27 792人,华北为江南的2倍。以需求极限的原则衡量,江南居民的平均购买力高于华北。[34]
 
      此前慈鸿飞亦作过类似的分析。他选择晚清民国时期河北16县和苏南24县作比较,因为苏南“代表了中国集镇发展的最高水平”;而河北则在经济发展水准和地域上更能代表山西、河南、陕西等地。[35]河北资料为慈氏自己搜集,江南资料则借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30—134页、141—150页提供的资料。
 
      慈鸿飞与单强这两项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就是江南城镇密度亦即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华北地区。在近代中国“集镇经济是介于传统经济部分与现代经济部分之间二元经济混合体”,“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集镇经济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35]我们只要看看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壮大,以及在其带动下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就可以知道市镇经济在社会转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它们在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了。
 
      需要强调的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农村集镇当然还没有现代工业企业,所以不能和改革开放后的新兴小城镇简单类比。在现代工业兴起之前,作为“生存于农村经济上面”的市镇,其全部活力来自于周围农村经济。然而,正是江南农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这些市镇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散布在广袤的乡村地区。各式工匠的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一道,构成了此类镇市经济的主要成分;镇市周围的农业生产(包括粮食和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是市镇赖以生长的土壤;交汇于镇市的水陆交通,则是为镇市输送养料的孔道。因此,这种市镇经济既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的必要补充。其重要意义在于,乡村地区的自然经济体系通过数千墟集市镇而与以城市为基地的交换经济发生日趋广泛而又频繁的联系;与此同时商品交换关系通过遍布各地的基层市场,更加深入而持续地侵蚀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从而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开更为宽阔的道路。特别是江南太湖流域的市镇分布更为密集,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市镇网络。这个新型的网络体系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集散为自己的独具功能,不仅沟通了本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性区域市场,而且沟通了本地区与外地(如闽广、两淮以及京畿等地区)的商品交换,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把当地经济纳入了全国性市场网络之中,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如果考虑到此期间海外贸易的拉动作用,则可以认为江南区域经济确有某些外向型经济的特征。
 
特征之三:早期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传统的“广泛型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
 
      所谓早期工业化,亦称“原始工业化”,按照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anklin F.Mendels)的定义,指的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36]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史家发现,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以及乡村地区小型、分散的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在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因为正是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资本逐步增值,企业主开始成长,雇佣工人日渐增多,机械使用不断推广,市场赖以扩展,雇佣关系、包买制等惯例随之渗透到经济生活中去,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日渐凸显出来。十几年前我曾有专文论及早期工业化进程在宋代的启动问题。[37]近因看到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1]一书,极富启发,故在拙著《南宋手工业史》[38]中再次申述自己对早期工业化的相关认识。
 
      正是在宋代,煤炭采掘业正式进入规模作业时代,并在冶铁、铸钱、制陶等部门中作为新型能源大显身手。铁的产量每年达到7.5万—15万吨,这个数字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3万吨)的2.5—5倍,并且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的总产量14.5万—18万吨相比拟。[39]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下,宋代手工业部门获得很大发展,各种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例如矿冶业中“灌钢法”的推广和胆铜法(水法冶金术)的发明,造船业中干船坞的发明和航海罗盘的广泛使用,井盐业中借用钢制“圜刃”开凿深口窄井之技术的开创,纺织业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水转大纺车的创制,印刷业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兵器制造业中火药武器的发明和运用等。可以说,宋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成果最丰、进展最速、对后世影响也最大的一个时期。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北宋后期已迈上1亿台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一年两熟的复种制和商品性农业为标志)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性前提,那么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则是手工业快速成长的内在动力。当然,由于早期工业化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为市场而生产”,因此宋代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扩大无疑为制瓷、纺织等行业进行商品生产提供了重要助力。
 
      从产业结构来看,早期工业化无非是指传统社会中矿冶、纺织、制瓷、造船、建筑、造纸、印刷、食品加工以及金属器皿和竹木制造等非农产业比重的上升并逐步接近农业比重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史实表明,宋以降手工业各门类的生产确在扩大,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确有不少地方其非农部门的产值逐步接近甚至赶上并超过农业产值。除前面提到的无锡以外,在苏松一带不少棉布业市镇的非农产值亦不可小觑。这些市镇中多有布商委托“包头”开设踹坊、染坊等加工作坊,史料反映,清雍正、乾隆年间,苏州“以砑布为业”的踹匠就一万余人,加上染坊所在之染匠,共有二万余工匠,蔚为大观。[9]171-172乾隆时,盛泽镇“雇人织挽”的机坊所在多有,仅“机工”、“曳花儿”者就有数千人。[40]卷下《风俗》其他如黄溪市、濮阮镇亦如此。前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则以翔实材料揭示出明清时期的纺织业、食品业、服装制造业、日用百货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造纸业与印刷业(以上属于轻工业)、工具制造与建材业、造船和修船业(以上属于重工业)等部门中早期工业化进程逐步展开的具体情景。晚清到民国时期,甚至经济相对落后的华北农村,在某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及其周围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亦有表现。丛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33]一书告诉我们,从19世纪末到1930年,三省乡村已有工商市镇2248个,市镇勃兴标志着乡村经济的兴盛和商业化的长足发展。其原因有二:一是农村经济即农业生产和农村手工业的增长;二是近代交通,特别是铁路的兴起。而大量工商市镇的存在反过来促进了农村人口的市场化活动。此书展现出冀鲁豫三省乡村亦存在早期工业化的状况,尽管其程度较江南稍逊一筹。
 
      吴柏均对近代无锡区域经济的研究更是具体而微地展现了该地区在农业种植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劳动就业结构以至现代工业的产生和本地区经济区位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我们看到,近代无锡在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尚未发生明显变动之情况下,其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突破了单一的粮食种植的局限,蚕桑、手工业、商业和运输等非农收入接近农户年度总收入的一半。其中完全为市场生产的蚕桑业成为农户的重要生产项目,其收入成为农户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以1929年为例,在生产性收入中,种植业收入为56.49%,养殖业(含蚕桑、家禽)为16.44%,副业和手工业18.07%,商业和运输业为9.00%。亦即非农业收入占到农户年度总收入的43.51%。[26]158-161再从劳动力就业结构看,在1929-1957年间,无锡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66—68%(约2/3),从事非农劳动的占20%上下(约1/5),若计入离村劳动力,则从事非农劳动的占1/3左右。具体年份非农劳动力所占比例如下:1929年为30.81%,1936年为32.39%,1948年为36.34%,1957年为41.59%,呈逐年上升趋势。[26]171特别是棉织业、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为主体的现代消费品工业的兴起,增加了区域经济的产出总量,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上半叶无锡工业产值(含手工业和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占到60%以上,无锡的经济区位至此已可视为“开放的工农业并重的经济区位”。[26]236-237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无锡区域经济的这种转型是成功的,早期工业化进程与现代机器工业开始对接并轨,这在事实上代表着宋代以来江南社会经济演进的方向。
 
      苏州、无锡等地以外,早期工业化在江南不少巨镇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即以久负盛名的南浔镇为例,该镇是明清时期吴兴县的首镇,清末因湖丝贸易而极盛。20世纪30年代镇上多种手工业作坊(含前店后坊式)竟达203家之多。其间金属器皿制造业有白铁作3家、铜锡作4家、打铁作7家;涉及居民生活用品的有酱油作6家、糖坊3家、豆制坊16家;涉及穿着的有染坊7家、裁衣店32家、鞋庄2家、帽庄5家,其它还有木器作6家、石作4家、漆作2家、竹器店17家、钉称作2家等。[41]诸如此类的手工作坊几乎在江南每个稍具规模的镇市上都有开设,不过数量有多有少而已。这些手工业部门的产值如汇总而计,一定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数目,如同我们在无锡看到的那样。
 
      在早期工业化过程得以启动的地方,其经济成长方式已与此前大有不同。传统社会的经济成长方式一般被认为是“广泛型成长”,这种经济成长方式通常只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更是慢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斯密型成长”的特点则是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技术亦有进步,但尚未实现技术突破。推动斯密型成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分工和专业化会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这被称为“斯密型动力”。但这些产品一定要能卖掉方能实现原料和人工投入的价值替代,所以分工的扩大和专业化的发展又受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如果某个行业的市场范围扩大,比如从区域市场扩大到区间市场,甚至还有国际市场,那么该行业的发展速度会明显快于其他行业。英国早期工业化的经验证明,海外市场,特别是殖民地市场对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工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也有类似的实例。如神宗元丰年间徐州地区的36个铁冶作坊,因政府关闭河北市场(怕铁流入辽境)而开工不足,冶户和冶工均有“失业之忧”。经苏轼上疏请求后中央政府撤销禁令,“使铁得北行”,冶户们“皆悦而听命”,因为市场扩大,他们又可开足马力生产了。[65]759而在南宋,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例证,说明随着海内外市场的扩大,与出口有关的纺织业、陶瓷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38]192-201、221-228因此在由斯密型动力所推动的斯密型成长中,劳动分工的扩大和市场的扩大同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南宋民营手工业的崛起,手工业制造重心向江浙地区的转移,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的诸多进展,海外贸易对手工业各部门的强力拉动,以及手工业各门类间和手工业内部劳动分工(包括地域分工)不断扩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等角度视之,南宋江南地区的经济成长方式确有斯密型成长的诸般特征在,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以我们判断至少在部分的手工业部门中,宋以降江南地区“斯密型成长”的诸般特征已经显现。我们看到,早期工业化进程虽屡经挫折(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但并未中辍,从明清直至民国仍在顽强前行,并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只是到19世纪以后其前行速率因种种原因不能令人满意而已。
 
特征之四:区域贸易、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展,市场容量增大,经济开放度提高,一些发达地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
 
      “农商社会”最大特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成分的快速成长。宋以降的江南地区,农业仍是基础产业,但是,随着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发生、手工业的发展、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如道路、桥梁的修造,以及运河、长江航道和海运的开通),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商业贸易成为江南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海外贸易更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先看国内贸易。传统小农社会中最具吸引力的商业活动是以价高量轻的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性贸易,这种贸易主要为统治阶级和社会上层服务,与黎民百姓关系不大,所以其贸易总额难以有大的提升空间。但进入宋代以后,这种长途贩运性的贸易已不占主要地位,虽然它还在延续。宋代以后,贸易中的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和各种手工业制品等)、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农具、煤炭、木材、船只等)进入商业流通领域,贸易性质由原来的奢侈品贩运性商业变为以居民日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可以说,宋代市场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正如傅筑夫所说,宋代“商业不再为少数富人服务,而变成供应广大人民的大规模商业,这在性质上是一个革命性变化。”[42]2这也正是宋代政府商税收入大幅增长,以致不少年份甚至超过农业“正赋”收入的奥秘所在。
 
      宋代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供给量究竟有多大呢?学术界给出了多种不同的估计,贸易总额从一亿贯到四亿贯不等。最早朱瑞熙以平均每年商税收入一千万贯,按“过税”(2%)和“住税”(3%)的平均值即2.5%计,则每年贸易总额达4亿贯;再按北宋户口最高数2000万户计,则一户每年消费20贯铜钱。[43]17这是最高的估计。稍后漆侠按商税率“值百抽五”(5%),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商税额714万贯计,则商品流通量为1.42亿贯,再加上零星贸易,“全年贸易总额不超过2亿贯(包括铜钱、铁钱在内)”。[44]1156吴慧按五纳“过税”和两纳“住税”计,将商税率估计为16%,如商税额达到1500万贯,则商品的零售总额约达1亿贯。[45]第2辑郭正忠按都商税院对漏税货物的罚款不超过货值的1/3计,认为正常商税率应不超过商品价值的1/3,则熙宁十年全国最低商品流通量为2310万贯。[46]241近有张锦鹏博士将商税率估计为15%,北宋时期平均每年商税收入为1000万贯,纳税商品总额为6693万贯,再加上约占5%没有纳税的商品,则总贸易量为7082万贯。[47]74-76折中而计,宋代平均每年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总额在1亿贯上下应是近实的估计。
 
      进入明清以后,江南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商贸活动愈加频繁,与区域之外的全国各地,尤其是闽粤、两湖、晋陕和华北平原进行着规模可观的商业交往。据刘石吉、樊树志等学者的成果,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长三角地区(包括宁绍平原和杭州湾),已经形成了全国闻名的三类专业市场,闽粤、晋陕等地全国商人趋之若鹜。
 
      一是棉花、棉布市场,主要分布在松江府、太仓州所属各县。棉花交易市场以嘉定县的新泾镇和太仓州的鹤王市最为典型。每当棉花上市季节,新泾镇“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48]卷3太仓棉花“比之他乡,柔韧而加白”,故“闽广人贩归其乡者,市题必曰:‘太仓鹤王市棉花’。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为邑首产。”[49]可见太仓棉花和棉布已在福建、广东两省成为家喻户晓的产品,享有极高的美誉度。
 
      二是丝绸专业市场,分布在太湖东南的扇形地区,即苏州府及杭嘉湖地区。明万历年间,湖州南浔镇七里村率先改良蚕种,改进养蚕和缫丝技术,所产之丝具有白、净、柔、韧的特点,成为湖丝最佳者,“七里丝”渐渐成为湖丝的代名词,后改称“辑里丝”,且杭州、嘉兴、苏州等地竞相使用“辑里丝”之牌号。清康熙年间,“七里丝名甲天下,辇毂输将,其名上达京师,大贾皆冒七里。”事实上,自晚明直到民国初年,湖州南浔镇一直是湖丝的重要集散中心。每当“新丝上市,商贾辐辏。列肆喧阗,衢路拥塞。”[50]卷24镇南栅的丝行埭,丝行“列肆购丝”,“商贾骈毗,贸丝者群趋”,极盛时“一日贸易数万金”。[51]卷31据《清续文献通考》卷379《实业二》载,辑里湖丝自道光五年(1825)起大量销往欧美,“优者称细丝,光彩鲜艳,韧力富足,为外人所喜。……岁销五六万包(每包八十斤)。”据此,每年则约有500万斤左右的外销量。④“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中心,大批辑里湖丝改由上海出口外销。许多南浔商人云集沪上,以经营湖丝而致富。民国《南浔志》卷33《农桑》载:“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南浔七里所产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众。……镇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不少。”1845-1850年间,湖丝出口量至1.5万担左右,1875年增至7.9万担,1895年为11万担。[52]124
 
      三是其他各种专业市镇市场,如粮食市场、运输市场、水产市场、盐业市场、编织市场、竹木山货市场、建材市场、铁制品农具市场、绣品市场、烟叶市场、笔墨市场、花车市场、榨油市场等。
 
      正是通过这些乡镇市场,江南出产的棉布、丝绸等制成品销往全国各地,且远销海外。与此同时,江南所需物资,如四川、湖广的米粮,苏北、安徽、华北及东北的豆饼,中南、华北的棉花等,又经过各级市场和当地的各类门店,销售给本地居民。这就难怪刘石吉要用“商业资本主义”和“都市化”来概括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的近代特征了。
 
      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海外贸易对于江南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东南沿海地区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逐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开始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南宋人刘克庄说泉州是一个“以蕃舶为命”[53]卷168的城市,可见泉州之活力全赖海外贸易。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征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⑤
 
      明清两朝虽然有过时间不短的闭关锁国阶段,但东南沿海的民间海外贸易依然在艰难前行。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即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戛然中止、厉行海禁政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明帝国被迫开放南洋海禁,除日本一国外,“准贩东西洋”。自明中叶以来,以许栋、王直等为代表的民间海外走私贸易终于获得了自身的合法地位。虽然此前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1510)和南洋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马六甲(1511),江南民间海商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包括航海经验和南洋商缘)又开辟了新的南洋航线以避开马六甲。其中一线自中国南海至马来半岛东岸的北大年、彭享和柔佛诸港;另一线经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分别至西爪哇的万丹和小巽他群岛的帝汶岛。[54]144从而推动了万丹、占碑(苏门答腊东部沿海)和革儿昔(新村)等新兴市场的崛起。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国海商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乘季风来去的舶商。他们十一二月乘西南季风出航南洋,六七月份乘西北季风返航回国。二是侨居南洋各地的大批发商,实力雄厚,在当地拥有货栈和商船,与葡萄牙人相颉颃。三是活跃在南洋诸岛的小商小贩,深入爪哇腹地采购胡椒等香料,他们“带称进入内地乡村,先称好数量,然后如数把钱付给农民。”[55]125据1609年目睹南洋贸易盛况的德国人约翰·威尔铿所说:“在整个印度都未看到像中国人在万丹所经营的盛大贸易,他们每年两次乘自备的中国帆船来航,带来中国出产的珍异货品和高价商货。中国人在万丹居住的也有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富裕的。”[56]显而易见,明中晚期东南沿海的民间海外贸易的确十分兴盛。到17世纪初叶,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贸易中取代葡萄牙人赢得霸主地位,但中国海商的实力仍足以抗衡。荷兰学者范勒尔估计,在1620和1622年,从事东方贸易的荷兰商船总吨位在12000—14000吨之间,而同时期中国和暹罗在印尼海域的商船总吨位数达18000吨,除去约占中国1/3吨位的暹罗商船,则中国商船的吨位数亦在12000—13000吨之间。[55]235、212、198正如薛国中所概括的,明清时期的世界贸易格局,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提供大量的商品(生丝、绸缎、棉花、瓷器、茶叶、香料、胡椒等),非洲提供廉价的劳动人手,美洲提供作为支付手段的黄金和白银,欧洲则役使非洲的劳动力采冶美洲的金银,运到东方来采买亚洲的商品,再运销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欧)。[57]311-315握有最大数量商品和经济实力的中国成为走向世界的欧洲人最主要的商业伙伴和竞争对手,而中国所持有的精美商品绝大多数则是江南地区生产的。这个事实说明江南经济区具有很高的开放度。以致德国学者弗兰克(Frank,Gunder)在《白银资本》中认为,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全球经济中心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支持其看法的依据是15—18世纪的三个世纪中,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都流入了中国。欧洲需要亚洲的商品,却只能用贵金属支付,说明欧洲与亚洲存在着长期的结构性的贸易逆差,还说明亚洲在这数百年间处于执世界经济牛耳的地位。一直要到19世纪以后,欧洲才站在亚洲的肩膀上,最终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58]前引吴柏均的研究成果更以实例证明了国内外贸易对区域经济的重大影响。他指出,持续增长的国内外贸易不仅为无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而且为新经济的出现提供了潜在资本。这种潜在资本主要来自于“绝对收益”(贸易出超即流入资金)、“供给收益”(输入区域内短缺资源)、“动态收益”(销售市场扩大)和“剩余出路收益”(输出区域内制成品和剩余资源)。根据他的计算,无锡的贸易盈余为当地的工业企业提供了50—75%初始资本。⑥当然,由于明清两朝在大部分时间中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因此江南区域经济的开放性未能得到顺畅的发展。
 
特征之五:纸币、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带有近代色彩的新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有所成长
 
      农商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商品经济成分的快速成长。正是在商业气息扑面而来的历史氛围中,一些为近代工业文明所特有的新经济因素开始出现:
 
      一是在交换手段上,“交子”这种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北宋前期问世,并与交钞、钱引等信用票据一道充当支付手段,金元明三朝继之,汉唐“钱帛兼行”的时代宣告终结,历史自此进入“钱楮并用”时代。[59]与此同时,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称量货币跻身于流通领域,白银货币化进程启动。明英宗时赋税折银征收,英宗正统元年(1436)明令“弛用银之禁”,此后“朝野率皆用银”。[60]卷81至此,亦即明中叶以白银为本位的贵金属货币体系正式确立。
 
      二是商业信用开始发达,宋代开始以茶引、盐引、钱引、交子(它很快演变为信用货币)、便钱和现钱公据等为代表的大量信用票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姜锡东将宋代信用票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向入纳金钱或粮草者发放的、用以领取茶、盐、香矾等禁榷物的提货凭证类交引;第二类是政府向入纳粮草者支付的用于领取金银现钱的期票类交引;第三类是政府向入纳粮草者支付的按比例领取现钱和实物的混合性交引。而遍布于汴京、临安等大城市的各种金银交引铺,则可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证券交易所,并兼有银行的某些功能。交引市场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新兴商人资本的出现。[61]这种“新兴商人资本”,其性质颇与近代的金融资本相类。难怪缪坤和在其博士论文《宋代商业票据研究》中说:“宋代信用票据的大量出现和行用,乃是社会经济史发展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62]2
 
      三是纺织、茶叶和果树种植业中“包买商”身影的出现,其中尤以纺织业中最为多见。洪迈《夷坚志》卷5所载《陈泰冤梦》中讲过一个包买商的故事,时在12世纪70年代,即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仁、乐安、金溪以及吉州属县的机户、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间再到这些地方去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户”作为代理人,为陈泰放钱敛布。仅安乐一地就积布数千匹,为建仓库就花去陈泰500贯缗钱,确有相当规模。这就是说布商陈泰的商业资本,通过给织户发放带有定金性质的生产性贷款而进入了生产领域;而分散在城镇、乡村的细小机户的产品,则先由曾小陆等各地代理商集中起来,再由陈泰贩卖到外地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事实说明,陈泰所为,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性质。郭正忠指出,在浙江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存在着“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俵丝花钱物”等惯例,[63]包买商正是在这些惯例中生长起来的新型商人。而宋元明清时期商人对茶农实施的“先价后茶”之惯例,以及福建果树业中初春时节即赴各地果园“断林鬻之”的水果商人,显然亦是包买商人之属性。明清时期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形自然要较宋代普遍。这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有详细陈说。
 
      四是纺织、井盐和矿冶业中出现了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劳动。漆侠估计,宋代纺织业中已有十万机户,其中多数是自有织机的小商品生产者,但在少数作坊中,已经出现了雇佣工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者,[64]卷8就是自备工具、受雇于人的纺织工人。矿冶业中此类雇工更多些,如苏轼所说,北宋神宗年间徐州地区的36个铁冶作坊中“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65]759同样是神宗熙宁年间,据时任陵州知州的文同调查所见,井研县的百余家卓筒井作坊中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存在。当地资本雄厚的“豪者”拥有一二十个井,雇佣四五十个井盐工匠;次者亦有七八个井,雇佣二三十人。如此算来,井研一县即有上千筒井,至少雇佣三四千工匠。而与井研县相邻的嘉州、荣州等地卓筒井亦为数甚巨,若三地合计,井盐工匠即达数万人之多!这成千上万的井盐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应与农业亦即土地脱离了关系,所以被称为“浮浪无根著之徒”。他们的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值”为生。他们如对生活待遇、劳动条件或劳资关系有不能忍受的意见,就会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掀起种种工潮。如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会同作坊主算帐,索取工钱,然后退雇另就,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⑦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依附关系,基本上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者”。
 
      明清时期雇佣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苏州吴江县“至明熙、宣间,邑民渐事机丝,犹往往雇人织挽。……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66]卷25明中叶“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的记载,[67]卷361更是为人熟知。入清以后,丝织业中的雇佣劳动更为常见,以至苏州等地出现了有固定地点的雇工市场。编纂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长州县志》卷3《风俗》载:“郡城(按:指苏州)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十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若机坊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从“匠有常主,计日受值”看,这种雇佣关系较之“负机轴夜归”者,要紧密一些了。
 
      五是早期工业化进程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启动和推进。
 
      所有这些带有近代文明色彩的新经济因素,均是在商品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而且这种情况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通商口岸城市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正如张仲礼说:“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多是走的依托长江、背倚腹地,发挥地理优势,由商业化而工业化而城市化的发展路径。”[68]4可见商业化确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这至少是中国经验给我们的启示。赵德馨关于“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学说”,即是依据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其要点是:“第一,经济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我在工业化之外加上了市场化层次;第二,强调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实际上,市场化也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第三,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69]事实上,由市场化发轫再发展到工业化,这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普遍经验。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总结的:“研究西欧的现代化虽常是从文艺复兴讲起,但经济上的变动,或现代化因素的出现,始于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这几乎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70]1998年底,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得更为肯定和明晰:“西方现代化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商业革命引起工业革命。”[71]如此看来,在市场化先行一步的江南地区,出现商业信用、包买商、雇佣劳动和早期工业化等新经济因素就是顺理成章(合乎规律)的事情了。
 
余论: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近代命运
 
      从宏观上看,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长波受到的制约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战乱。两宋之际、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和太平天国运动,每次战乱短则十余年,长则数十年,均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破坏,社会处于承平与战乱的循环之中,一次次打断了经济发展的势头。二是生态。中唐以降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森林砍伐和植被破坏的结果是黄河连年决口,水旱灾害频率上升,恶化了华北平原的生产、生活条件。这是中原地区逐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三是制度。金元时期和明末清初由女真、蒙古等周边部族带进关内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前封建因素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前进步伐。明清两朝推行“迁界”、“禁海”等闭关锁国政策则沉重打击了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阻滞了江南向开放性区域经济转型的势头。更不利的是,专制主义的大一统集权体制不知保护民众产权,反而大肆摧残工商业活动;看不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前景,反而把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纳入到旧式官僚体制中去。于是原本是原始工业化进程推进主体的工商业阶层反而被异化为封建官吏,其余的仍然处在传统等级制的最末一端;于是各级城市仍是统治者的政治堡垒而失去了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由此看来,缺乏近代宪政秩序和法制框架的支撑,才是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未能顺利转型至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在战乱、生态和制度这三个制约因素中,制度的滞后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经过工业革命其实力大大增强,挟坚船利炮之势在世界各地横冲直撞。近代中国遭遇“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在民族危机日渐深重的同时,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中国在两个方面落后于世界大势的演进,一是政治集权专制,不民主;二是经济闭关锁国,不自由;进而导致以现代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为载体的机器工业化进程严重受阻。在我看来,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力孱弱的根本原因。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一直到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运动,所着眼的正是如何通过机器工业的引进和创办来增强自身的国力,这可名之为经济救国论者的实业救国路线。从康梁的“百日维新”到改良派、立宪派的论争,直至孙文革命派的暴力起义,着眼的则是如何推翻专制政权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宪政民主,这可名之为政治救国论者的民主救国路线。这两条路线在近代中国一直是纠缠扭结在一起的。其所针对的,恰恰是近代中国政治不民主、经济不自由这两个痼疾。也就是说,这两条路线的主张者和实践者都是寻求救国道路的仁人志士,都在为中国早日走上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努力奋斗,只是他们关注的侧重点和优先次序有所不同罢了。
 
      正是在这些仁人志士的摇旗呐喊和浴血奋斗之中,近代中国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终于告别了二千余年的专制统治而迈进共和体制的门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水平均有显著提高。城市化进程可以看作是这两个方面所获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据施坚雅的估计,1843年长江下游人口在2000以上的城市总数为330个,城市人口总数为493万,总人口为6700万,城市化率为7.4%。到1893年,以270个城市中心地统计,人口为475万人,总人口为4500万人,城市化率为10.6%。[72]246而据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民国初年全国168个县的城市化率为21%(其中市镇人口占11%,城市人口占10%)。[73]501若据国民政府1931、1932年调查统计,居住于1000人以上的城市和县城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2.81%。[74]此数明显偏高。而孙本文据《中国年鉴》估计,20世纪30年代居住于2500—10000人口规模的市镇人数约占22%,加上居住于1万—5万人口规模的小城市的人口约6%,合计占总人口的28%。[75]118此数可能较为近实。据《中国国情大事典》,194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7.4%,[76]114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下降了十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战乱对现代化的摧残。从1949年到1956年又下降为15.9%。1960年上升到20.7%。此后近20年间再呈下降趋势,到1978年跌至15.8%,低于建国初期的水平。从1949-1978年的30年间,城市化进程不进反退,可见计划经济体制对现代化进程的阻滞。
 
      与此相伴随的,是广大农村地区市镇数量的明显下降。慈鸿飞曾以城镇数量的多寡考察过近代以来城市化进程变动轨迹,极富启示意义。1930年代,全国常住人口在2000到20000的城镇共16335个(±1000)。1953年,全国建制镇5402个。但在此后由于推行集体经济,集市贸易被纳入国家统购统销体系,城镇数量直线下降,1956年减至3672个。1958年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江苏省建国初期790个市镇只剩25个,山东省一个不剩。至1982年,全国建制镇数量降至最低点,只有2819个,不到1930年代的1/5。千余年来在大部分时期中一直相当旺盛的镇市贸易亦降到最低点,农村一派凋敝衰飒景象。此后则托改革开放之赐,在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带动下,小城镇重新崛起。1983到1986年,4年间共增加7750个镇,每年增加1608个。1987到1991年,5年间共增加1731个镇,每年增加347个。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鼓舞下,一年新增加2084个镇,超过前5年增加的总数。全国总计14539个建制镇。[35]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环境中,30年来,我国城市化和市场化、工业化才呈现出齐头并进、比翼齐飞的喜人势头。王学典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49年后,一段时间内,当我们在巩固或重建乡村社会时,乡村社会的研究也就中断了;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解体过程重新启动时,这正是包括‘乡村社会史’在内的社会史研究再续前缘、愈加繁荣的时期。”[77]这种学术热点的起伏转移,恰是当代乡村社会迈向现代工业文明曲折历程之反映。我们看到,在制约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三个要素(即战乱、生态和制度)中,制度要素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江南经济的演进轨迹具体而生动地阐释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一重要的制度经济学命题。
 
原文出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09期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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