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圣诞节与圣诞老人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与逐渐流行，学界较少关注。学者在论述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受西方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时，多着眼于衣食住行以及娱乐，比如电影、跳舞，偶尔有著述会提及圣诞节。
圣诞老人在近代中国传播和流行情况如何？本文以上海为中心，梳理了圣诞节期间流行的一个节日元素-圣诞老人的历史。
书中的圣诞老人
近代最早记述圣诞节的中国人是出使官员。张德彝在同治七年(1868)随使英国时，亲历了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耶稣诞节，并且在日记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后来出使英、法的郭嵩焘、曾纪泽在日记中把Christmas叫作耶稣生日或耶稣诞辰，
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英国传统的节日人物“圣诞老爹”(Father Christmas)。刘锡鸿在德国任内时，曾应邀参加了一个“克莱斯麦司衣符”(Christmas Eve)晚会，详细描述了在晚会上亲见的一位分发礼物的“老人”。刘锡鸿所看到的“老人”并不是Santa Claus，应是德国的Christkindlein(也称kris kringle)，一个类似于Santa Claus前身圣·尼古拉斯的人物。
因为Santa Claus是一个美国的节日形象，当时(1877年)对欧洲的影响较小。10年之后，张荫桓在美国任公使时，第一次提到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圣诞老人，他把这个人物音译为“山特呵罗士”，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给小孩子分玩具的“货郎”。民国时期中国人所知的圣诞老人就是这个美国“货郎”。
美国圣诞老人形象最早见于摩尔写于1822年的诗歌《圣·尼古拉斯来访》，诗中St.Nicholas和Santa Claus互用，这个人物个子不高，如小精灵般，穿着皮衣而不是主教长袍。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从1863年到1886年为《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所画的圣诞老人则不同，他笔下的圣诞老人体型肥胖，穿着皮衣，有一部白胡须，是一个快乐的老人。(12)到19世纪末，纳斯特笔下的圣诞老人形象就成了现代圣诞老人的标准形象。
有人认为美国的圣诞节是1880年代被“重新发明”(reinvented)出来的，这主要是指商业化对圣诞节的影响。1880年以后，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商业消费价值得到高度的认可，美国人庆祝圣诞节的现代形式就是在这种商业文化中出现并形成的。与此同时，父母给孩子们的礼物越来越多、越来越贵，这使得圣诞老人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原来圣·尼古拉斯惩罚坏孩子的一面消失了，圣诞老人给所有孩子带去礼物，不管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如何。圣诞老人的体型也发生了变化，他变得更高大、更柔软，完全不同于19世纪初那个小精灵般的形象，也不同于欧洲那个高高瘦瘦的圣·尼古拉斯。这个形象深得孩子们的喜爱，《哈珀周刊》就曾刊出一幅一个小女孩亲密地搂着圣诞老人脖子的图画。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人对美国的这个圣诞老人并不熟悉，即使是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对他也不甚了了。直到1877年左右，还有许多外侨在问“Who and what was Santa Claus?”《北华捷报》为此从《韦伯斯特词典》中找来相关的解释，指出他就是荷兰人所称的Santa Claus(或Klaus)，特别强调了他给孩子们送礼物的特征。数年后，圣诞老人才出现在外侨社区。比如宁波的外侨在1887年圣诞节举行了庆祝晚会，有一个圣诞老人到场给孩子们发放礼物。
由于英国的侨民居多，出现在圣诞节活动上的往往还有英国的圣诞老爹。牛庄外侨在1889年圣诞节举行的圣诞晚会上就有圣诞老爹到场。1907年圣诞节，在宁波外侨举办的圣诞晚会上给孩子们分发礼物也是圣诞老爹。圣诞老爹大约在19世纪后期被美国式的圣诞老人形象取代，但是英国人有时仍用原来的称呼，所以不能确定《北华捷报》后来所提及的圣诞老爹究竟是指哪一个。
1905年圣诞节前，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The Eastern Sketch发行了圣诞号，封面的主色调是红色和黄色，画面是圣诞老爹和中国龙(Chinese Dragon)手挽手走向外滩的场景。据《北华捷报》的介绍，第一页还有一幅画，是一个简称为“L”的“头发非常黄的少女”向“我们”祝贺圣诞快乐。如果这个“L”是中国女孩，那就和中国龙一起构成了与圣诞节及圣诞老爹之间非常密切的关系。也许编者仅仅是希望圣诞节得到中国人的认可，以消除文化上的隔阂。也不能排除在当时的上海，中国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个来自西方的节日。
当然，外侨社区里的圣诞老人或圣诞老爹，以及少数驻外使节笔下的“老人”或“货郎”，都不太可能对一般的中国人造成多大的影响。只有当圣诞节真正进入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圣诞庆祝活动时，圣诞老人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他的形象才会得到广泛的描述并被利用。
圣诞老人来到清帝国
1898年耶诞节，上海的教会机构为100多名中国穷人家的孩子举办了一场慈善晚会，有一位圣诞老爹到场分发礼物，孩子们对这个老人非常陌生，但是很快便喜欢上了他。
也许从那时开始，圣诞老人就已为少数中国人所知，但是从《申报》和《北华捷报》很少提及圣诞老人与中国人同乐可以推知，在清末，圣诞老人与中国人同乐并不是普遍现象。从民国初年开始，教会为华人组织的圣诞活动越来越热闹，但是在《申报》和《北华捷报》关于这些活动的新闻报道中几乎没有圣诞老人出现。《申报》第一次提及圣诞老人是在1917年青年会夜校所开的冬季同乐会上。这个同乐会的主旨是体会“耶稣圣诞为世界最快乐之日”，所有演出结束后，“由圣诞老人与卓校长分赠各科教员礼物多种”。
两年之后，《申报》刊出了一篇《圣诞老人谭》，详细介绍了圣诞老人的来源和他的节日地位。之所以要专文介绍，可能是圣诞老人已经在一些圣诞节活动中与中国人士欢叙节日。从这篇文章中可知，中国人所称的圣诞老人是来自美国的Santa Claus，而不是英国的Father Christmas。从《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大公报》《益世报》等报纸的圣诞庆祝活动报道中也可以看到，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和教会机构比较注重以娱乐的方式庆祝圣诞节，这些活动多冠以“同乐会”之名，到20世纪20年代初，体现快乐精神的圣诞老人已常见于这些场合。
1920年圣诞节，上海的基督教教堂如山东路天安堂、蓬路真神堂、海宁路沪北浸会堂的圣诞庆祝会，都有圣诞老人与大家欢聚一堂。上海青年会的干事吉尔达(J.H.Goldart)注意到这位节日使者已来到中国人身边：“圣诞老翁每逢耶稣诞日下临一次，由来已久，吾人送往迎来之际，觉此翁欢乐之容年复增加，往昔只临泰西各地，近乃欣然与中华人士相接。其所得之待遇，日形隆盛而新奇，良友见增，每叙必欢，此翁之乐可知。”
如果吉尔达的观察不错的话，圣诞老人大约在1920年前就已经常现身于各种圣诞节的活动，其称呼既有“圣诞老翁”和“圣诞老人”，也有“圣诞叟”，以及稍后的“圣诞老”和“散克特老师”。他们都是美国人所称的Santa Claus。当然也有其他几种叫法，如“圣诞老公公”“耶诞老人”“北极老人”等，但是最常见的还是“圣诞老人”。
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国语辞典》收入了“圣诞”和“圣诞老人”两个词，辞典对前者的解释是“称佛、菩萨、孔子、耶稣等人之诞生日”。对后者则谓：“欧俗相传爱护儿童之老翁，每当耶稣诞节之前降临，故称。”可见“圣诞老人”这一称呼到20世纪30年代已是Santa Claus的正式中文译名。
圣诞老人在中国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送礼者的形象，这与他在西方国家的节日角色是一样的。《申报》“自由谈”主编周瘦鹃曾参加上海晏摩氏女校的圣诞同乐会，他描述了圣诞老人在活动中的表现：“俄而圣诞老人负巨裹跰而出，饰者姚启明女士，女中曼倩也，一言一动滑稽之致。继出裹中物，呼诸师长名而分赠之。每授一物，必佐以雅谑，群为解颐。赠礼物讫，则有校役荷巨筐，中有小裹累累，仍由圣诞老人分贻于生，如是倾数巨筐。予亦得一裹，视之，果饵也，归以贻小鹃，食之甚甘，乃深感圣诞老人之厚意焉。”
《申报》之所以重视圣诞节并推出圣诞节增刊，与这个节日能给人们带来和平、快乐不无关系。
头戴长帽、一把大胡子、身材矮胖、笑眯眯的圣诞老人形象也被画图绘影印于报端。1920年的“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就以圣诞老人的形象作为刊头画。同年的“申报自由谈圣诞特刊”也用圣诞老人背负大礼包的形象作为刊头。1922年的“申报耶稣圣诞增刊”刊头右首也是圣诞老人形象。这些形象和此后《申报》广告中所有圣诞老人的形象基本相同。
圣诞老人的礼物使者定位与他的胖老头形象使得中国人对他充满了好感。有人把他想象成缔结良缘的月老，也有人把他视为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施恩者，他给中国社会各色人等送上的圣诞礼物上分别写着：“裁兵筑路，勿杀同胞”(军人)、“发表民意，勿偏党派”(政客)、“牺牲名利，提倡教育”(教育家)、“振兴实业”(实业家)、“捐助公立学校，栽培贫寒子弟”(富翁)、“提倡推销国货”(商贾)、“发扬祖国文化，提倡美术敎育”(文学家)。
自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同志也不自觉地借用他的形象来宣传孙中山开创的共和制度。1928年圣诞节，在《申报》“自由谈”的一篇短小说里，作者虚构了一场“圣诞老人和中国民众欢叙大会”，与会的民众和小朋友满心希望圣诞老人能给他们带来礼物。圣诞老人确实带来了礼物：“可爱的小朋友，不要喧哗，你们看，这是三民花、革命果，是专诚给你们的。
这三民花永远这样的鲜丽，不会萎谢；这革命果永远这样的碧绿，不会腐烂。你们带回去，时常的看着玩着，那么将来的三民花就会普遍，革命果就会长存!”革命化的圣诞老人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继续给现场的一般知识幼稚的人(文盲阶级)、一般青年、一般妇女和农工阶级分发各种“精神礼物”：智慧囊、努力片、奋斗球、胜利旗。当所有礼物分发完毕，现场一片欢腾，圣诞老人和华丽的礼堂一瞬间都消失无影，只见空中飘扬着鲜明的国徽。(35)在这篇寓言式的小说里，圣诞老人来到中国仿佛就是为了见证中国最后进入一个“自由平等”的统一时期。
商店橱窗里和广告中的圣诞老人
1926年圣诞节前，作家陈学昭因圣诞节临近而想念《京报副刊》的孙伏园、魏建功等友人，上海热闹的圣诞商业气氛与她寂寞的心情恰成对比：“这几天，半殖民地似的上海，各公司，各店家，红红绿绿，无处不在赶这‘外国冬至’的热闹!我走过大马路，在先施、永安两处的玻璃框真闪得我眼花了，那个红袍红帽子的圣诞老公公迷花眼笑的在对着每一个行人，然而哪里会消去我心里的寂寞!”
从这段描写来看，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上海，圣诞节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了，商业场所的热闹正是它的表征。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圣诞节在某些上海人眼中已然是“令节”，也就是基本脱离了宗教意味的社会性节庆。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上海由于处于欧美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内，中国人与圣诞节“已完全直接地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表现在圣诞节前热闹的商业气氛上：为了促销而大搞减价活动、橱窗里装饰着圣诞老人、圣诞商品的广告到处可见。
当圣诞节来临之际，上海街头充满了节日氛围，且看“南京路上的细雨蒙蒙，正像圣诞老人赐给人们无限幸福的甘露仙水，南京路上寒风微拂，正是叫狂欢的人们以整齐而有秩序的开始，三大公司的电炬通明，圣诞节礼物堆积如山……”
30年代初先施公司的圣诞节商品琳琅满目，店内到处可见X’mas的标记，儿童商品部还有“儿童乐园”，有圣诞老人张开双手欢迎小朋友。就上海全市范围而言，一到圣诞日，外国机关放假，中国人也因云南起义纪念日放假，似乎人人都在过圣诞节：一般人都拍电报庆贺圣诞节，舞厅在圣诞夜和圣诞日都是通宵营业，游戏场、电影院、大剧院等处游人拥挤不堪，餐馆生意兴隆，商店则利用圣诞老人招徕顾客，大减价使得营业额倍增。商业化的圣诞节处处都有圣诞老人的身影，圣诞老人在上海也如他在美国一样，成了圣诞节日趋商业化的标志，扮演了商品促销员的角色。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商店橱窗的圣诞促销陈列已经与西方相差无几，圣诞老人是不可少的一景，“沿街的一家玩具店的橱窗里，将棉絮装成了一片白雪世界，雪里站着几个红帽白发笑容可掬的圣诞老人，旁边陈列着不少的袜袋，一个个都装满了糖果玩具”。
上海各大商店大都如此，尤其是南京路、四川路和霞飞路上的商店和百货公司，圣诞老人和雪景、玩具、礼物都是装饰橱窗必备的。事实上，一进入12月，商店橱窗里就装饰了圣诞景色，圣诞老人背着礼物的形象也标志着圣诞节即将来临。一位30年代供职于上海一家广告公司的韩先生，1989年时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忙碌地布置商店圣诞广告的情景，圣诞老人是最重要的橱窗装饰。
圣诞老人何时出现在商店橱窗不得而知，在报纸广告中出现则有报可查。笔者所见最早在《申报》上使用圣诞老人形象的是惠罗公司，在其1919年12月21日的冬节玩具广告中，圣诞老人坐在驯鹿拉着的车中，显然是在运送礼物的途中。同年12月初，上海马玉山公司刊于上海《民国日报》的广告中也有一个圣诞老人，只不过形象不那么直接。1920年12月初开始，马玉山公司在《民国日报》上刊登的“阳冬礼品”广告又使用了圣诞老人图像，这个形象比较准确。
1920年和1922年《申报》圣诞增刊刊头采用了圣诞老人画像之后，他的形象便越来越多地被商家利用来做广告。1922年圣诞节，上海冠生园就在广告中使用了经典的圣诞老人形象：圣诞老人身背大礼物袋，一手伸出给一个孩子分发礼物。广告中的图像虽然很小，但是形象表达准确。同一日所载的一则汽车广告中的圣诞老人形象更为清晰：圣诞老人背着大袋子，手中拿着一辆汽车模型，白胡须挂到胸口，满脸笑容。
汽车这种奢侈品即使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也绝不是圣诞节必备的礼品，借圣诞节之名推销，可见上海圣诞节气氛之浓烈。至于原本属于圣诞节礼物的儿童玩具等物，自然更应该利用圣诞老人。中德商店在1923年的一则广告中解释了“冬至礼品须购玩具馈送亲友儿童之原因”，认为这是激发儿童好奇心的一种方法，可使孩子培养坚韧之信仰心，对国家和社会均有裨益，还特别指出以圣诞老人之名给孩子送礼物近年来在中国也日渐增多。该店在同年圣诞节前的另一则广告中一连用了六个“快”字催促大家购买玩具，敦促者就是圣诞老人。也许是圣诞老人深入人心之故，1926年圣诞节前，德国戏剧研究社的一则演出广告竟然署为“圣诞老人启”。
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随着圣诞季广告越来越多，圣诞老人也更常见于各种商品的广告，刺绣、纺织品、鞋帽、药品、牙膏牙刷、书籍、文具、酒、香烟等等，似乎什么商品都可以作为圣诞节礼物，也大多借圣诞老人之名促销。上海虎标永安堂在一则广告中不仅使用了圣诞老人像，同时用了乍看不合逻辑的广告语：“圣诞老人：西方故事，谓圣诞之夜，有一老人分送糖果玩具与诸儿。国人习惯，谓无论新起久患之病症，均以虎标主治内外百病，功效如神。”生硬地将圣诞老人与商品联系起来。著名的“艾罗补脑汁”也开始用圣诞老人背袋形象来宣传自己。
有一种“老人牌”白葡萄干，在其广告中，圣诞老人被一群孩子围着，而包装盒上“老人牌”三个字下面也是圣诞老人形象，且与广告中的形象几乎一样。后有一种产品通过律师公告正式使用“圣诞牌”商标，商标形象就是一个圣诞老人。烟草公司的广告一般占据较大的版面，有时甚至买下整个头版，在这些大幅的广告中，圣诞老人是香烟的使者。有时候，圣诞老人和孩子一起出现在香烟广告中，也有圣诞老人抽香烟的形象。
大部分广告使用的圣诞老人形象都是白须红帽的胖老头，一般还都会背着鼓鼓囊囊的礼物袋，偶尔也有为了自己产品而改变圣诞老人装扮的情况，比如正泰信记橡胶厂出品的“回力牌”鞋子，由于英文名为WARRIOR，所以在广告中的圣诞老人就被改造成军人模样，是一个美国大兵模样的圣诞老人。
有一位作者这样写道：“每年的岁尾时候，就会使人不期而然的想起耶诞节来。的确，单以上海来说，不论在沿马路各大商店的橱窗里，或者在报章上的各处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个红衣白须的老人，背了个装得满满的包裹，驾着一辆鹿橇，这就是人们最喜欢的‘耶诞老人’呀!”这个总结是符合实际的。在天津，圣诞老人也是商店橱窗里必备的装饰，一般都以雪景、茅屋土舍或山水林桥作为背景，体现着浓浓的“西化的气味”。《大公报》自20年代末以后，每到12月也有为数甚多的圣诞老人形象出现在各色广告中。
“受利益驱动的经济贸易导致的大规模生产，人们很容易发现圣诞老人是很好的促销工具，因为他使物质财富、美好愿望和慷慨得以人格化。因此，商店可以很好地利用他在圣诞季促销商品。”美国报纸的圣诞广告季节虽然比中国要长许多，但12月广告也是最多的，广告中使用的圣诞标志多为圣诞老人和驯鹿雪橇，而且几乎各种商品都与圣诞节联系起来。从《申报》《民国日报》和《大公报》的广告来看，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圣诞老人形象在中国的传播也与欧美一样离不开商业利用，报刊、商店以及跳舞场等消费场所的圣诞老人形象很容易对市民的视觉造成冲击，由此形成中国人心目中对圣诞节的印象，圣诞老人也因此成为圣诞节最重要的元素。
圣诞老人与灶神：来者与去者
中国人最初把耶稣诞节叫作“外国冬至”，这个称呼体现了文化上的隔膜，因为这是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节俗对一个西方节庆的比拟性称呼。上海开埠初期的外侨每到圣诞佳节时，也深深地体会到被异域文化包围的疏离感，《北华捷报》创刊以后每年都会以相当的篇幅报道圣诞节，早期的主题就是表达这种疏离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家乡节日习俗的深深眷念。旅居上海的外侨也知道他们的圣诞节与冬至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主动在文化上与中国的冬至联系起来，也许是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冬至节，也许出自文化差异感而有意保持节日的纯洁性。
这种情况到清末民初有了改观，民国初年以后圣诞节渐入华人社会，外国人在节日文化上的疏离感大概也渐渐消除了。到20世纪20年代，圣诞节在上海已初步成为一个世俗的节日，上海虹口市场每到圣诞节时生意都特别兴旺，几乎所有的圣诞食品和用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在外侨看来，中国人过的圣诞节不可能有完全的宗教意义，他们只是与外侨一样感到过节的快乐。
随着圣诞树和彩灯、礼物以及圣诞老人在中国流行，中国的青年人甚至老年人都在圣诞节吃火鸡和布朗布丁。《北华捷报》认为这样不分国别和种族共享圣诞欢乐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当人们在享受共同的快乐时，不大可能互相憎恶，这就像人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时，一般也不大会互相猜忌。
当圣诞节和圣诞老人在上海逐渐流行的时候，有一位名叫罗德尼·吉尔伯特的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圣诞节的长文，力图把西方的圣诞节与中国的“冬节”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圣诞老人实际上是家庭火种的人格化神(a personification of the household fire)，与中国的灶神相似，体现的是同一种“火的崇拜”(fire worship)：“圣诞老人是我们祖先的火炉之神(the hearth god)，他们向他讲述各种琐事、表达各种愿望，把站在火炉近旁的小木偶的帽子涂上红色——圣诞老人至今仍戴着。中国的灶神也喜欢靠近火的位置，中国人相信他听得见家里人所说的一切，因此要在新年来到之际用饧糖堵住他的嘴，阻止他上天报告家里不好的事情。”
罗德尼·吉尔伯特想要证明的是，古代东西方的节日都有相似之处，只是后来由于基督教文明的转化，两者的冬节文化才产生了差距，以至于中国人把圣诞节叫作“外国冬至”(Foreign Tung Chih)，其实，圣诞节与中国的冬(至)节有着共同的源头，都与火、太阳有关。这样，东、西两种节日文化就有了共通的地方，文化的交流也就有了基础。在中国人在接受了圣诞节与圣诞老人之后，也有人联想到了中国传统中的灶神。
不同的是，中国人更注重圣诞老人与灶神遭遇在一起所体现出来的优劣，而不是文化上的比拟。在中国人眼中，圣诞老人每年只来一次，住一天就走，还要带糖果等礼物，所以人人欢迎，而灶君菩萨整年呆在家里，每年年前上天打小报告，我们还要用糖来讨好他，这才能不让他说家里的坏话。两个老人一来一去，相遇在烟囱里，虽然算是一种“中西合璧”，但是灶君菩萨远不及圣诞老人讨人喜欢。在此，圣诞老人代表的是现代西方的先进性，他是摩登的、慷慨的；灶神是中国旧历年节文化的表征，显然与当时中国人要追求的现代性枘凿不纳，早应该在与封建帝王一同退位。
当然，灶神并没有退位，中国人过旧历年的时候仍然要供奉这位“家神”，可是在像上海这样的摩登大城市里，圣诞老人似有胜过灶神之势。到20世纪30年代，以圣诞老人为象征的圣诞节至少在上海已压倒了中国的冬至节，“昔之风俗，冬至日献袜履于舅姑，今日但知有圣诞节，不知有冬至，但知有圣诞老人赠儿童玩具之袜，乃至新妇多不愿有舅姑，遑知有献袜乎?”
在像黄濬这样的文人眼中，国人重洋节的社会风气是国未亡而俗先亡的征象，他担心的是，不仅中国冬至不敌外国冬至，而且“冬至之名，将幸托耶稣之名以存”。中国古训中本有亡人国家易，亡其国之风俗难的说法，这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但是现代西方国家侵入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他们并没有亡中国，而是携物质、技术的优势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使中国人在利用西方物质、技术的过程中渐渐受到西方文化风俗的影响。耶稣诞节在近代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流行的过程中，物质与商业无疑是最大的推动力。
《北华捷报》在其创刊当年的圣诞节一方面感叹这个佳节在异域的文化疏离感，另一方面也颇有自信地展望道，总有一天，在中国这个国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使用西方的物品，复制西方的文明，感受到西方的影响。”“用这基础而发生‘圣诞商品’的需要，用这需要而到处见到各色各样的广告。于是形成了我们心中的‘圣诞节’”。他没有把圣诞节在中国的流行直接归咎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是承认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了中国社会中的商业需求，即承认商业化是促使圣诞节在中国流行的主要原因。
包括节日在内的风俗文化的变迁与世俗生活息息相关，处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而不是高调的文化观念来选择生活方式的，在近代中国，一般人对待西方事物大体上都是这样。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圣诞老人只不过是一个商业化的洋节符号，他使中国人在享受物质消费的同时也体会到节日的欢乐，商人则利用了这一点把圣诞老人用作促销员，这使得他更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因而也有助于圣诞节在部分都市里风行数十年。圣诞老人可说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最成功的形象建构案例之一，但是这种建构并不是外国人有意为之，而是部分中国人出于商业、消费和娱乐等需要的主动挪用，圣诞老人形象是部分中国人在模仿性消费和娱乐活动中逐渐接受的，同时也通过报刊和商店的传播和展示为一般人所熟悉。
这一过程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适应(inculturation)，所适应或挪用的也主要是西方的物质文化或商业文化，因此也很难说在一般意义上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侵略。进而言之，圣诞老人甚至也算不上是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因为中国的圣诞节并没有体现出在西方国家那样的节日文化和宗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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