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

 

    2007年，中国有一个宗教新闻，影响极大。这个新闻出自一个重大科研项目的结项成果，报道中国宗教信徒迄今已多达三亿人口，与中国官方曾经公布一亿宗教信徒的说法不一样。为此，海内外媒体一时大肆传布，几成定论。

 

    然而，仔细了解这一研究项目及其方法之后，则可发现这个三亿人宗教信徒的说法，实在靠不住。咋一看，这项问卷抽样及相关方法，似无问题；但关于问卷设计时关于宗教的定义则不尽然。它以一个泛宗教的定义作为其研究对象，即把民间宗教信仰如祖宗崇拜、财神、灶王爷信奉等现象，亦列入了问卷对象。所以，中国人三亿宗教信徒的假设中，包括了民间宗教信仰，而不局限于制度宗教——中国现行五大宗教的信徒人数。但是，其研究成果在公布于媒体之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硬伤，省去了这个泛宗教定义的“泛”字，只留下“宗教”两字，导致以谬传谬，信以为真。

 

    尤其是这项问卷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各城市之中，很少进入乡村问卷，这就等于把大多数信仰“泛神教”的中国人抛在了问卷对象之外，如同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中国人当中的民间宗教信仰者，大多集中在乡村，而非城市。研究者们忽略了中国宗教－信仰这样一个最大的空间分割特征，难免要出大硬伤。

如果说，中国现行制度宗教的正式信徒是三亿人，可能接近事实。但泛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数，则难以估量。在普遍复兴的民间宗教信仰之中，官方和民间的祖宗崇拜（公祭炎黄、私祭祖先）、经济市场对于传统财神的普遍信仰、草根社会无处不在的泛神信奉，说明中国人几乎没有不信仰的人！由此观之，中国宗教信徒，何止三亿？！联合国说全世界有十二亿人缺乏信仰，他们就是中国人的说法，由此看来也同样站不住。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他自己的信仰。只是这种信仰，不限在宗教制度之内，而是中国传统的信仰方式。

 

   “宗教”一语，作为舶来品，它不同于传统汉语的“宗教”内涵。它基于欧美社会的制度宗教，本为信仰群体、制度实践的一个结果。可是，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往往不喜欢跑到一个制度里面去寻求自己的信仰，而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个人信仰，基于个私的利益选择和特殊需要，常常要到制度之外去追求信仰的真实。制度宗教与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为此具有相当的隔膜。特别是“制度宗教” 的概念及其运作方式传到中国，并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具体要求后，早已变异为一种“宗教制度”，进而把中国人的各种信仰方式，一网点击，纳入了“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体制之中。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表现了中国信仰“志尽于有生”、不向追求彼岸的价值特征；方外之交，儒佛、儒道相互补充的价值系统，呈现了中国信仰“语绝于无验”的实践方式。迄今为止，这些特点，依然还主宰着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它们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宗教制度之外，却不与它们发生冲突，并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既在宗教制度之外，又活在合法性之中。它不公开表达，亦不希望信仰实践，他们不需要外在的、制度化的实践空间。

 

    虽然中国人的信仰已获得了相当大的合法空间，可以在个人私域、社会领域、公共场所，或公司职场、人际网络等关系之中，亦不担心城乡之间、制度与非制度之间、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分割，但宗教信仰的实践空间，则与此大不一样，它们在制度中，同时又被空间化。现行的宗教制度把制度化的宗教－信仰，建构在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里面，建构为一种具有特定时间、特定人数的宗教活动场所。于是，在信仰与信仰群体的制度化组织之间，实际上就存在着一种被空间分割的特殊现象。

    这种空间分割，适应了中国人的信仰惯习，同时亦在信仰的实践逻辑和宗教的实践逻辑之间构成了一种差异。一种是完全的私人信仰，碍于身份、地位、利益、权力的各种复杂关系，它们不追求信仰的认同，也不要求信仰的实践和组织建构；一种是制度之内的信仰群体，它们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具有一种制度逻辑，但它们却必须在固定的时空之中才能有所表达，予以实践。

 

    这一差异，说明中国人的、泛宗教的信仰，不以宗教为信仰者的最后皈依，从而使中国人三亿宗教信徒的统计学数据失去了必要的意义。中国宗教制度，却使中国信仰群体的实践方式，构成了空间化的象征结构。这就是，一旦进入了固定的宗教活动空间，信仰的表达及其实践就具有了合法性意义；如果出离了这个合法性空间，就只是私人的自由信仰。于是乎，宗教（制度）与信仰（私人）之间的张力，进而构成了信仰与宗教的象征性空间分割。

 

    对宗教而言，这是外在的制度空间，空间成为制度象征；对私人信仰来说，这是内在的信仰空间，但空间不是信仰；信仰则是另类的表达。至于这是信仰挑战宗教，或信仰吸纳了宗教，还是宗教收编了信仰？这还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认真的等待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