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海瑛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融合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此对许多外来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都能接纳并溶入其中。如佛教、伊斯兰教等都能较快地在中国传播并找到自己的位置，占有一席之地，形成独特的宗教文化。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却一波三折，频频受阻，并在近代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和抵制。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长期以来，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而且稳定的传统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从上古时代以来延续不绝，虽然经历了时盛时衰的曲折过程，但始终没有中断，有很强的延续性，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少见的。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巫术思维伴随着中国原始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并不断发展，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生产、生活领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如对祖先的祭祀、自然的膜拜、鬼神的敬畏心理，形成一种风俗习惯。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诸子百家经过历史的筛选，儒家、道家、法家思想逐渐占据上风。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并日益成为中国传统意识文化的主流，儒家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成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东汉时期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在民间兴起，外来宗教——佛教此时也传入中国，并在统治者支持下，在中国大地上落户生根。隋唐时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已基本稳定，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统治者对外来文化，一般都采取容纳态度。贞观年间，景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由教徒阿罗本等人从波斯来到长安传教，他们先在长安建寺，再向各地发展。唐高宗时，景教已传播到好几个州，建有多所寺院。此时，佛、道两教在中国发展正处于“黄金时代”。845年，唐武宗下诏禁佛毁寺，由于基督教的教规与中国传统的祭祖和祭拜偶像的风俗习惯格格不入，发生冲突，景教被作为“异端”也受到冲击；教徒被勒令还俗，有的被驱逐，寺院也被平毁，于是景教绝迹与中国。就这样景教在中国刚刚起步便被扼杀，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第一次受阻。

    宋朝也是一个开放的王朝，实行奖励对外贸易的政策，因此对外是频繁交往。就在此时，罗马教皇和西欧封建主向地中海东岸各国发动了历时约2个世纪以征服“伊斯兰教国家”为目的的“十字军东征”。这一时期，阿拉伯商人控制了东西方的商路。而罗马教廷建立世界教会的企图不仅完全落空，而且由于其侵略暴行和本来的罪恶面目，使教会的威信大为下降。元代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但不久随着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基督教在中国两次传入两次中断，可见在当时中国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意识形态日益成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稳定繁荣时期，基督教的传播是很艰难的。

    2.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的不相容性。纵观历史，作为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即反对丑恶现象，教导人们扬善去恶，基督教也是如此。但它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教规与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发生严重冲突。中国有祭拜祖先、天地、各种鬼神和偶像的习俗，这些习俗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并已经在精神世界根深蒂固；而这些又恰恰是基督教所反对的。中国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关拜偶像的描述，如何处理祖先崇拜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关键。那么，如何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并发展教徒也成为西方传教士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利玛窦来华，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20年后移居北京。起初他们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利玛窦在华28年（1582-1610），居留期间，他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知识阶层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已认识到，在一个像中国那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里，如果采用在民间布道说教以改变人们信仰这种通常的手段，那是不会奏效的；认为“传道必须先获华人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如渐以学术收揽人心”，决意采取“学术传教”的方式，通过传播西学争取被视为帝国精英的知识阶层的认可和容纳，最终达到在中国发展天主教的目的。为此，他将数学、天文、地理、制图、音韵等西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同时他还走“上层路线”，广泛结交在朝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尊重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活动。据他的了解，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利玛窦本人更穿著中国士人的服饰。他这种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博取了中国人的好感，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

    1672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抵达澳门，基本上也是走“文化传教”的路线。1673年徐日升入清朝皇宫，时常以传教士、外交家、音乐家的身份活动，经常向康熙帝讲授西学知识，并涉及到一些基督教道理，参与和帮助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通过这种方式，他在宫中发展了不少教徒，并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1692年，康熙帝颁布了容教令，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大开了方便之门，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黄金时代”的来临。1700年，中国教徒已达30万人。

    耶稣会对儒家学说的迁就，导致了它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之间的争论及其最后的灾难，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仪式之争”，即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基督教是否相容。耶稣会坚持认为，祖先崇拜仅仅是一种世俗仪式，旨在保持家族传统的连续性。多明会和方济各会则完全相反地认为，它是异教的宗教形式，与基督教不相容。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在福建代牧区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的禁令。西班牙传教士为了在菲律宾和中国排挤意大利传教士，向教皇申诉并取得教皇敕令，宣称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并派特使到中国晋见皇帝，态度骄横，和康熙争辩。康熙认为“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说这个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门，使其病死狱中。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关系急剧恶化，禁止了西班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并进一步严格地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从此，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康熙皇帝去世后，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本来就不赞成基督教，后来因其政敌有基督教的背景，对基督教就更加痛恨，于是下令进一步严禁基督教，“百年禁教”时期到来，以至于日后新教（宗教改革后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做起。同时，1745年罗马教皇也最后判耶稣会败诉。从此，基督教在中国迅速衰落了，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第三次受阻。

    3.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大多呈现的是开放状态，直到明朝中后期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主要原因：首先是日本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不断骚扰以及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早期殖民国家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中国统治者也害怕沿海人民与外国人往来会“滋扰生事”。其次是到宋元时期，中国的经济科技在当时世界上仍占有先进地位。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以文明古国著称的中国，养成了明清封建统治者虚骄夸诞的习性，促成了中国人的文明优越感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心理，视外国或其他民族为“蛮夷”。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自誉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盲目地妄自尊大。再次是经济上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仍在当时中国占统治地位，这种长期稳定的经济形态也导致了统治者实行自我关闭政策。这种排外心理使当时任何外来文化、意识形态都很难在中国广泛传播和立足，基督教也不例外。

    4.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伴随着西方殖民者侵华的步伐而传播，某些传教士在殖民侵略过程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西方殖民者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和掠夺，同时也为基督教打开了自由传教的大门，传教士的利益通过不平等条约得到保护。而一些传教士在侵华过程中充当了急先锋，如1832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中国沿海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传教士提供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绘制北京地图给英法联军，等等。一些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作掩护，在中国强占土地，包揽诉讼，破坏中国司法，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侵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一些入教的教民也仗势欺人，恃强凌弱。所有这些不法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基督教的仇恨、误解和排斥，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第四次受阻。

 

 

                      （本文转载自：《兰台世界》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