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东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还在持续，这使国内外无数经济学家大跌眼镜。对于这种以既有的经济学模式难以概括的中国经济形态，最近有人称其为“官办经济”，核心是说中国经济的根本驱动力是政府，而历经数十年革命洗礼的中国政府可能是世界上对社会生活最有控制力的政府，因此当政府全力进入经济生活的时候，无论是传统的政治挂帅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还是西方建立在个人利益驱动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模型，都难以理解中国官办经济所引爆出来的强大生命力。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当我们把眼光瞄向宗教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宗教似乎也在进入一个官办时代，未来的发展难以估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宗教的兴衰起伏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原本就有较强的官办色彩。文化革命期间，公开的宗教活动基本被消灭了。文革结束以后，政府开始恢复宗教活动，于是投资修复教堂寺观，请教士入住，发给他们工资；成立各种宗教协会，与行政级别挂钩，命名一些局级和尚，处级牧师；举办宗教院校，培养宗教人才。这些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也都是由政府投资的。仅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政府就在西藏就投资3亿人民币，修复了1500座寺庙。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领袖则经常如此表达心情：我们不说政教分离，我们感谢党和政府对基督教发展的支持，没有党和政府，就没有基督教的今天。“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700年前中国和尚道安的名言一直是有效的。

    众所周知的是，上个世纪政府对宗教事务的拨款投资是在恢复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下进行的，基本属于政治层面的考量。因此也有人说，文革时期乃至解放以来，宗教场所遭到了严重破坏，宗教生活更受到极大干扰，政府对宗教事务的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还债的意味。

    进入新世纪，一个崭新的情况出现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日益落实，宗教活动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正常部分，政府不再将宗教特别是传统宗教视为洪水猛兽，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为人们的信仰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投资宗教不再仅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日益成为收益丰厚的投资品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旅游经济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而旅游资源的核心部分，就是以宗教遗产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遗产。“上车睡觉下车看庙”的旅游方式已经流行了20多年，地方政府在改善旅游环境，丰富旅游景点的过程中，都将宗教寺观的建立作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发展经济为己任的地方政府挥师宗教领域，成为宗教事业发展的最强大动力，是近年来官办宗教的最大特点。

    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海南南山的佛教文化园。政府出面修建以108米高的南海观音像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园,并雇佣僧人入住，不仅引起佛教界内部的争议，也受到法学界和媒体有关政教关系的质疑。非常偶合的是，北方也有一个叫做“南山宗教文化园”的地方，也曾经在政府与宗教的关系上出现龃龉，这就是山东烟台的“南山宗教文化园”，村委会为了增强旅游上的吸引力，修建了20多米高的露天大佛，遭到更高层政府部门的封杀，多年处于不合法状态，现在则已经成为山东半岛的重要旅游点。最近媒体报道陕西又在策划一个世界级的佛教文化园区，而河北的正定市政府也早在酝酿建立以临济寺等宗教资源为中心的旅游景区。可以说，全国范围内正在形成一个官办宗教的热潮。

    参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或许可以预计，中国宗教在官办力量的大规模介入以后，一定会有出人意料的奇迹出现。我们来拭目以待。

 

                         （本文转载自：宗教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