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木

 

 

  
    1967年，历史学家怀特（White1967)所著“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他将生态危机归咎于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一文化浸染之下，科学技术以及人类运用技术的方法都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自然除了服务于人类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文化对人类的所为赋予了有力的合法性，环境失去了其神圣和隐秘的内涵，粗暴的成为人类所使用的一种道具。这一观点直指西方所珍视的基督教，其影响之大，致使在此之后众多学者运用实证的方法力图证实或反驳其理论。可以说，White的这篇文章为环境与宗教的议题开拓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和价值空间，并得到了严肃、科学的对待。

    在批判基督教的同时，怀特也思索着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一种可能是人类通过科学与技术来改变生态危机的现状。但他认为被染上了傲慢习气的科技就像“基督教神学模具里的铸件”，是毫无指望的。第二种可能是东方禅宗佛教。亚洲的禅宗佛教在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上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的观念，可是“禅宗是以深入的亚洲历史为条件的, 就像基督教是以西方的经历为条件的。所以，我不能确定它在我们中的生存能力。”（White 1967:1206）最终他认为挽救生态危机的落脚点还是在改变基督教的基础的精神和观念；用万物平等的理念来取代传统的人与自然的观念；放弃成为生态的守护神，而变成一个谦逊的同伴。

    在70年代，关于犹太—基督教与环境的关系依然维持在理论争论的层面上。针对White提出的理论，众多学者从基督教教义本身进行了反驳，认为其理论忽视了“统御”与“管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强调在教派多元化的美国，不同教派之间对于环境态度有着不同的取向。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宗教的只在形成环境态度的最初起作用；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宗教在组织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其他一些世俗的文化元素，尤其是资本主义。

    Hand和Van Liere（Hand & Van Liere, 1984）用定量的方法检验环境—宗教的关系，得出了如下结论：1、犹太—基督教与非教徒这种二分法在很大程度上预测了对环境的态度。另一方面，教派间也存在着差异。2、非犹太—基督教徒对“人类统御自然”这一观点表现出最强烈的反对的态度。同时，这一观念与对环境的态度也呈强烈的负相关。3、教堂的出席率是一把双刃剑；它加强了教义在教徒心中内化程度，所以，在一些保守的教派当中，高出席率意味着低环保意识；而在一些自由开放的教派中，高出席率意味着对“人类统御自然”的低认同。

    Eckberg和Blocker在Hand与Van Liere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了地方的环境关注和整体环境的关注的区别。并且通过回归认为：当从普遍关注转变为对当地环境的局部关注时，宗教各变量组对于环境关注的解释能力降低了（Eckberg & Blocker,1989）。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圣经的相信度对所有的被解释变量都显著相关。这提示了我们对圣经的相信度可能是人们对环境关注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作者认为对环境—宗教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应在宗教教义上多下功夫。

    Guth遵循以上建议，着重研究宗教教义和教徒形成的特定观念对环境态度的影响。作者运用的是1990年“美国宗教行为调查”的数据，调查了包括基督教世界观的诸多问题。作者发现基督教的世界观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通过回归发现，原教旨主义中，圣经文本主义（例如亚当和夏娃是否是真实的人）、末世说、圣经的预言及社会悲观主义使环保倾向于保守的态度（Guth, 1993）。而在神学上持自由态度的人，对环保也显得更为热情。这一研究结论无疑是对Eckberg和Blocker的扩展和补充。同时，作者认为神学教义通过意识形态对环保态度加以影响。多元回归显示政治上的保守强烈地预示着低环保意识。意识形态更像是宗教—环境之间的中间变量。

    Greeley则根据以上思路，建立一种宗教—政治、道德—环境的模型。通过这一模型的检验，作者认为在美国宗教与环境态度之间的联系是虚假的。当宗教在个体心中的主观形象、政治和道德等因素被纳入考虑时，圣经教义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消失了。那些信仰上帝和圣经，却拒绝僵化保守态度的基督徒和其他任何支持环境保护的人相同（Greeley, 1993）。Hartwig的研究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即使在控制人口变量的情况下，频繁祈祷的信教者也表现出了对环境强烈的支持态度，并认为宗教对环境的预测是不稳定的（Hartwig, 1999）。Hayes通过对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等全球的调查研究，作者同样认为几乎没有有力的证据来支持怀特的理论。作者认为，尽管基督教内部教派与教派之间，以及教派内部对待环境的态度上有一些显著差别，但需要进一步将教派和神学观念联系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Hayes, 2000）。

    除了上述大量的定量研究，Nasr（1996）的研究着重分析亚伯拉罕一神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者认为并不是宗教导致了人们对环境的漠视，而是西方历史出现的多次变革与宗教传统的观念相对立，从而使西方社会逐渐远离了“自然是神圣的”这一观点。现代的环境危机是因为人类拥有知识，却失去了智慧。作者引用了可兰经的诸多观念来证明，我们应该拒绝现代科学的滥用，充分的神圣体验反而能够使我们有智慧的使用知识。

   
     卢云峰和梁景文（2009）对华人社会的宗教与环保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他们认为，各宗教团体参与环保是因为世俗环保运动的带动。宗教与环保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宗教团体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外，强调自利与个人主义的民间宗教更注重推动本地的环境议题，强调利他和集体主义去向的宗教团体则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宏大的关怀。

 

    按照怀特的理论，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漠视环保，而这漠视态度的来源基于圣经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叙述。上述文献可以看到有些学者认为怀特的理论是成立的，另外一些认为直接影响环境的应该是意识形态、政治保守等变量。本文主要从第一方面进行研究。

    但上述理论是否能与中国的情况相契合是值得讨论的。在中国，尤其是大陆的宗教环境与西方大不相同。其一是建国以来，政策一直是倾向于宗教管制，各教派的宗教活动均在这一政策大环境下，其发展也是不能大张旗鼓的进行，所以宗教很难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主流从而影响民众。其二是在政策环境之下又存在着多种宗教并存的状况：东方的佛教、道教、各种新兴宗教，以及西方传来的各宗教相杂糅，形成了一种较为复杂的局面。在研究时一定要小心区别对待，才能辨明对环保产生影响的因素。第三是传统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封建迷信所持有的超自然的观念，它们零碎繁多，区别于宗教但又类似于宗教，这无疑增大了研究的难度。第四是中国信众的复杂性。首先，一个人可能具有多种信仰，例如同时信仰佛教和基督教。其二，“信仰”这一词汇的含义非常暧昧，如何判定一个是否信仰宗教，这一标准在中国是比较难确定的。所以，本文更愿意使用被调查者所宣称的“相信”这一概念来测量民众对宗教的态度。

    本文在测量宗教与环境污染判定上，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基于对西方研究的归纳，另一方面是针对我国宗教的特点，主要如下：

    1. 信仰类型。即人群宣称自己相信某种宗教或不信教。

    2. 宗教活动。是否从事过宗教实践方面的活动。这对宗教宣称是一种补充，可反映教徒虔信程度的高低。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对宗教的虔信程度较高。

    3. 是有关神的观念。按照西方的理论，是否有神、多神还是唯一神对环保态度有着重要影响，这里也纳入本文的讨论之中。

    4. 来世、命运等观念。此项包括了宗教以及传统文化中的众多说法。将此项纳入研究之中，使在模型建立时考虑到了我国的本土环境，使研究更针对中国的特殊性。

    基于以上理由，本土研究的假设不能像西方那样统一而整洁，而要做一些修正，以细致划分。笔者认为假设及推论如下：假设1：是否相信宗教与对环境污染判定有相关关系；推论1：各宗教之间有差异，尤其是东方宗教与西方宗教之间。假设2：宗教活动与对环境污染判定有相关关系。假设3：有关神的观念与对环境污染判定有相关关系；假设4：中国传统观念与环保态度有关系。

 

    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07年的调查“中国居民的精神生活”（SLSC）。数据从全国各省份随机抽取了7021个样本。并且样本均在16岁以上，并且在现居地以居住3各月，并在过去6各月中没被调查过。随机抽取地区包括3个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6个省会城市（广州、南京、武汉、合肥、西安和成都），11个县级城市、16个小城镇以及20个村庄。调查的方式是面对面的访谈。

    2. 因变量

    “环境污染问题”用李克特量表分为1、非常严重；2、比较严重；3、不太严重；4根本不严重四个类别。为了便于logistic回归处理，作者将其转化为虚拟变量，非常严重及比较严重赋值为1，不太严重和根本不严重赋值为0。

    3. 自变量：

    a.信仰类型

    由问题“你相信哪些宗教”进行测量。值得说明的是，在问卷中此项为多项选择。有的选择了多种宗教，例如同时选择了佛教与基督教。这与西方的情况较不相符，表现出了更多的复杂性。所以作者将其区分为只相信佛教、道教、儒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多宗教信仰者以及无信仰者几类来分别检验其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b.宗教参与

    宗教参与由“过去一年你参与过了哪些活动”这一问题测量。包括了上坟(祖先崇拜)、佛教活动（包含做法事和上香）、道观活动（包括做法事和拜神上相）、清真寺做礼拜、教堂礼拜，其他活动（包含其他寺庙、祠堂的祭拜活动）6个选项。选项均以“是否”为回答，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

 

    c.有关神的观念

 

    按照上述西方的理论，对神的形象的判定也是影响对怀抱态度的重大因素之一。所以，在本文也纳入如下变量。“哪句话更符合你对神的看法”，选项包含了多神、唯一神、无神、不确定四个选项。在处理上，作者将选择老天爷、菩萨佛祖、神仙与选择多神的归类在一起作为相信多神这一变量；将只选择了上帝和相信唯一神的整合在一起作为“相信唯一神”的变量。

 

    d.来世与命运观念

 

    此项测试的是对各宗教一些具体的学说和观念的认同度。其问题是测量对一些说法存在与否。在原始调查中，此项目包括了灵魂、因果报应、来世、轮回、命运、祖宗仙灵等诸多向。通过各项之间的相关分析，发现有诸多概念强相关，所以本文根据经验和数据分析，只将其中的一些较为核心概念纳入回归之中。所以此项主要测量来世、命运、祖宗显灵这3项。赋值与上面的方法相同，相信为1，不相信否定为0。

 

    e. 控制变量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三项。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由于自变量均为定类变量，所以处理上均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其参照组如下表：

变量	参照组
宗教相信	无宗教信仰者
宗教活动	未参与宗教活动
有关神的观念	没有神存在
来世与命运说	每一项皆与不相信者比较
性别	女性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在进行回归时，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在模型中分别对各个变量组进行回归，最后加入所有因素，来综合考察各个因素的效果。每一组变量均加入了控制变量。

注：中括号内为控制变量后的系数; ^*** p < .01， ^** p < .05， ^*p < .1

 

    首先，信仰宣称方面，无论是饱和模型还是不饱和模型，回归系数均不统计显著。即声称相信各宗教的人与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人相比，在对环境污染问题是否严重的界定上，两者之间的差别统计不显著。上表显示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与并不相信宗教的人并未表现出西方研究中的对环境否定的态度。另外，按照怀特的理论，东方宗教应是倾向于环保的，东西方宗教在对待环境问题上应有差异。但上述数据表明，在中国这一差别不存在。浅析其原因，作者认为有二：一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并未被中国的信教人群所熟知，其宗教的理论并未内化为教众的观念，所以不会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判定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佛教与道教这两种东方宗教，尽管有15%的人选择了相信，但其虔信程度也许并不高，所以不能影响到对待环境态度。这方面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的调研和分析。二是此次调查的7021个样本中，只相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样本比例较小，导致差异不明显。

    宗教活动的参与方面，在饱和以及不饱和模型中，上坟一项与对环境污染严重程度的判定有显著关系，其Exp(B)系数分别为0.870、0.887，即是说上过坟的人群认为环境污染严重的对数发生比是没上过坟的人的88%左右，相较于未上坟的人更可能认为环境污染不太严重。上坟这一行为与祖先崇拜的信仰相联系，是我国自古以来所特有的观念。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否相信祖宗显灵”也统计显著。这一观念与环境保护显示出的相关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环境态度的，值得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除了“上坟”这一项之外，其余宗教活动的参与项均不显著，即使说那些参与过的人与未参与过的人在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判定上的发生比没有区别。

 

    通过表2，我们可发现在有关神的观念方面，不饱和模型中，“认为这世界只有唯一的神”与无神论者在环保态度上有显著差别，两种模型的系数分别为1.217、1.222。前者认为环境污染严重的对数发生比是无神论者的1.22倍左右，所以只相信上帝与只相信唯一神的人更倾向于认为环境污染是严重的。这与西方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在西方犹太—基督教体系中，若更相信神的存在是倾向于漠视环境保护的。另外，认为这世界的神不可知的人群约是无神论者的1.11倍。第二，相信世界有许多神（包括相信老天爷、佛祖菩萨、神仙）与不相信的人群之间的差异统计不显著。

 

    在两种模型中，来世、命运这一组变量都统计显著。第一，我们可以发现相信命运和来世的人群更倾向于认为环境污染是严重的，其发生比是不相信者的1.3倍左右；第二、相信“祖宗显灵”认为环境污染严重的发生比是不相信人群的75%左右。这与上面的“上坟”与环境的认定的关系相一致。“命运”和“来世”来自佛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它表现出的与环境的关系正验证了怀特的说法。“祖宗显灵”是中国传统祖先崇拜思想的体现，这两项与环境污染程度的判定呈负相关是值得进一步分析其产生作用的机制的。

 

    综上我们不难看到，在我国，宗教的宣称和活动与对环境污染状况的判定的相关性不大。或许这是因为我国的宗教宣称和宗教活动的参与流于表面，有点类似于国外所说的“信而不属”（belonging without believing）。表现出较强作用的反而是佛教的来世命运观念和传统的祖宗崇拜。同时，这组变量与西方研究的有关具体教义（圣经、传说、神的形象等）的自变量组有些类似，并且相较于宗教宣称，都表现出了对环境更强的影响力。这或许能够说明，在定量研究中，在运用宗教这一变量时，宗教观念更能说明问题。

 

    同时，在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年龄和文化程度在对环境污染状况的判定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正相关作用。第一，饱和模型中，年龄的Exp系数为1.005，这说明每增长一岁则增加0.005倍的发生比认为环境污染是严重的。第二，三种文化程度的系数说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高中及大专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认为环境污染是严重的发生比分别是小学以下文化人群的1.604倍、2.463倍和3.59倍。同时，这三种文化程度互相比较，也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它们之间呈现的是递增的关系，文化程度越高，倾向于认为环境污染是严重的发生比便越大。与模型中的宗教变量组相比，其系数大，发生比的差距也大，对环境污染判定的作用远远超过宗教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影响环境污染状况判定的主要因素。

 

 

    在西方社会，环保态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并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在中国，相似的研究鲜见，相关的定量研究更是匮乏。本文在西方研究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对环境与宗教相关性给出了基本的轮廓。

 

    通过上面的数据和讨论，我们清楚地看到以下几点：首先，按照西方的理论，信封犹太-基督教的人群应表现出对环境的漠视。但在中国，人群所宣称的信仰类型与对环境污染状况的判定相关关系统计不显著；宣称相信的人群与不相信的人群之间的差别统计不显著。同时，通过数据也可以看到西方宗教和东方宗教的信教者之间也不呈现出差别。怀特认为，由于东方宗教完全区别于西方宗教，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许会表现出对坏境的一种关怀。但在本研究中，至少在宣称的宗教信仰上并未发现这一区别。

 

    其次，大部分宗教活动与对环境污染的判定的关系统计不显著，只有上坟一项表现出了显著地相关关系。选择上坟的人群更倾向于认为环境污染不严重。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认为也许是城乡差异造成了此种变化。因为“上坟”等祖先崇拜的行为在农村也许更为盛行，由于其视野和受教育程度的原因，有可能导致其倾向于认为环境污染不严重。但在控制了城乡这一变量，但上坟依然表现出了其显著性。所以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值得进一步挖掘。

 

    再次，通过模型中“有关神的观念”这一组变量，我们看到“相信唯一神”和“是否有神不可知”与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判定相关关系统计显著，并且相信的人群更倾向于认为环境的污染状况严重。相信“这世界有许多神”与不相信的人的差别统计不显著。

 

    最后，祖宗显灵，相信来世，相信命运这几个变量均与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判定分别产生了较强的相关关系。相信来世和命运的人群倾向于认为环境污染是严重的，相信祖宗显灵的人群则相反。来世与命运的观念多来自于佛教，而祖宗崇拜则与儒家文化联系紧密，这是否意味着佛教比儒教在对环境污染的判定上面存在差异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结论均是从是从宗教的各个维度对环境进行测量，我们发现宗教宣称与环境的关系不显著，然而有关神的“观念”和来世、命运的“观念”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不由得引起我们的思考。很多研究往往用被调查人群的宗教宣称或者宗教行为来代表整个“宗教”因素，这是否太过粗糙武断。另一方面，不管是宣称信教的人或不信教的人，起作用的也许是社会生活中宗教所内化到个体中的观念和教义。寻求这一答案，也许会在未来给我们一种更能代表“宗教”的因素，从而使相关研究更为精简。

 

    同时，我国不同教育程度对环境污染严重情况判定起着强烈的作用。高学历人群比低学历人群更倾向与认为环境污染是严重的。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充分的证据证明了世俗教育比宗教因素更能影响人们对环境所持的态度。

 

    总体说来，通过对2007年“中国居民的精神生活”的数据调查分析，本文对中国宗教与环境污染严重性判定状况有了比较清晰地描述。但是由于数据的局限，有关环境的变量采用的是对环境污染的判定，而不是直接对环保态度和行为的直接测量，这是一大局限。但是这一变量对环保态度无疑有很大的预测性，那些认为环境污染严重的人会更有可能关注环保并且参与环保活动，反之亦然。所以，本文采用的因变量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其研究结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很显然，今后的研究需要直接探讨宗教对环保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同时，传统文化和宗教观念发挥作用的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分析。

 

参考文献：

Eckberg, Douglas Lee and T. Jean Blocker. 1989, ‘Varieties of religious involve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8: 509-517.

Greeley, Andrew, 1993, ‘Relig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2: 19-28.

Guth, J. L., Lyman A. Kellstedt, Corwin E. Smidt, John C. Green. 1993,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Environmentalism among Religious Activist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2( 4) : 373-382.

Hand, Carl and Kent Van Liere, 1984, ‘Religion, mastery-over-nature,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Social Forces, 63:555-70.

Hartwig, Boyd, 1999, “Christiani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American Public”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8(1): 36-44

Hayes, B. C. and Manussos Marangudakis, 2000, ‘Religion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within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42(2): 159-174

Nasr，S. H. 1996, ‘Religion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ite, L. a. 1967.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55:1203-1207

卢云峰，梁景文 2009.“华人社会中的宗教与环保初探，” 《学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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