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广大的中国禾场，福音之火如何能够燎原、实现中国福音化的异象呢？当前的中国福音运动又是沿着怎样的走向和轨迹呢？哪些类型的教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呢？而距离福音在神州大地上普传还有多长的时间呢？

    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之一的刘同苏牧师在面对本报记者的专访中，介绍了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是近十年中国教会的第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在过去十年来中国福音运动与之前相比的一个显著变化之后，亦表示：“虽然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是主导，但是并不是是福音运动的全部。”

    他认为，当下整个福音进中国有三个基本进路，第一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第二和第三则分别是农村传统家庭教会和民工教会。目前这三条进路都跟中国近十年来的都市化有关系，受到都市化的影响，并且伴随着都市化的进程，福音也会藉着这三条进路从中国的中心城市广泛的扩展到各地的城乡镇之中，届时福音才算真正在中国这片神州大地上普传。而在这三条进路中，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是主导，特别是北京的家庭教会，伴随着都市化的进展，乡村的家庭教会会再次复兴，而民工教会则对前两支进路的未来都影响深远，他强调，忽视的话会带来没落。

    刘牧师一一介绍这三条进路。他说，第一条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它已成为中国福音运动和中国家庭教会的主导力量，这是一条“从上到下”的进路，因为现在中国都市化是“越大的城市影响力越大”，走向也是从上到下——从大型城市到中型城市、再到小型城市、再到地方城镇县城、接着是农村。

    他解释说现在中国“所有的文化潮流都是这样的走向”，比如看看外在所流行的发型和服饰等，其源头先是上海，然后按着这样的次序慢慢的流传开来，而北京则是内在的文化流派的中心，各种文化流派无论是从何处发源最终都需要通过北京的文化圈进至影响到全国——可以说，影响的模式仍然是大型中心城市到中小型城市....如此一层层影响到全国，而其中越大的城市其影响力越大。

    将此模式用来观察当前的中国教会，可以看到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就是沿着这样的路，现在进到了北京和上海”。刘牧师介绍说，几年前北京的城市家庭教会开始崛起，北京由此也逐渐和温州成为福音在中国两个并行的城市基地，而如今北京也有后来居上之势，比温州发挥这更明显的主导地位，福音的城市基地中心从温州转化到了北京。另外，上海虽然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与北京相比较晚，但近2、3年也已经有“巨大的变化”，“有跟上来的步伐”。

    刘牧师指出，福音在这两个城市的复兴对福音在中国普传很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北京和上海是中国整个都市化的源头，是都市化中层层影响中的最大的中心城市，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塑造现在中国文化的两个源头城市。“北京和上海的福音化，意味着中国整个都市化的源头已经得着了，现在也是福音已经会反转整个文化的源头。最大城市的得着，也就是神已经将福音放在文化的源头。看水流的话，如果上游污染那么整个河流也就都污染了，而净化河流也是先净化上游。现在神已经将福音的中心设在了中国文化的源头上面。”

    刘牧师指出，自文革之后的几十年里面中国出现了3次福音中心的变化。最开始即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福音的中心是在河南和安徽，当时这两个省都有很多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的兴起，他们带领了当时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看当时这一阶段的特点，他们的影响方式可以形象的说是“劳力密集型”，传统的农村城市家庭教会聚集了很多人，教会也主要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靠一个很属灵的魅力领袖将一个大型团队建立起来。

    而在之后的80年代中国的福音中心转到了温州，其影响方式可以说是“资金密集型”，温州众多的基督徒企业家的力量帮助甚多。刘牧师形象的说，一方面靠着当地企业家的钱，一方面还有通过外地对“技术骨干”的派遣，即派一些牧者和专业人士来当地植堂等等，即“我们（企业家）出钱，你们（教会同工）来植堂...”

    现在福音的中心由温州转向了北京，北京所发挥影响的方式可以形象的称为是“智能密集型”，即靠着北京教会对教会发展经验发展范式的总结、然后通过到各处讲授这样的模式来影响各地的发展。刘牧师说：“这个时代很有意思，不是靠人、也不是靠资本，而是靠范式。”而这样一个很大的优点是脱离了依靠人力和资本的限制，大众可以就范式进行拷贝和仿效，成为“大众参与型”，可以促进植堂很大的扩张。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三次福音中心的转变对于中国福音化深远的意义，刘同苏牧师形象的比喻说：“和早期教会比较的话，如果说河南和安徽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则是安提阿，北京则是中国的罗马，是中国整个文化的最高点。”

    他进一步解释说，耶路撒冷是在落后的地区有强劲的生命传播，中国自文革之后福音运动从河南和安徽的传统的乡村家庭教会开始，就如当时在耶路撒冷一般，接着福音到了安提阿，这是一个犹太文化与罗马文化中间一个转折点，是开始向外邦传福音、福音开始在外邦文化传播的开始，而温州就是发挥着这样的角色，是福音在中国“从农村文化到都市文化中间的转折点”，而现在福音的中心从温州转变到北京意义深远，“北京是中国的罗马，是整个文化的最高点，当福音传道罗马时，意味着整个罗马文化、希腊文化被基督化了，而现在中国文化也是如此。”

    刘牧师说，现在很多文化的课题包括一些最尖端的富有挑战的话题进入到北京的教会里面，如果教会能够很好的就这些进行回应，那么就可以对主流文化产生影响。

 

    而具体到北京城市家庭教会的进展，刘牧师介绍说，北京城市家庭教会已经完成了“初始的爆炸期”，他引用物理学的定律来解释说，“任何一个事物产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初始速度来引发来能够脱离那个原来的状态来发展”，比如宇宙大爆炸也是如此，先有一个迅速的初始速度引发爆炸之后是迅速扩展，回头看北京的教会也是如此，北京教会的迅速扩展基本是在2003和2004年，在这两年间北京出来了很多家庭教会，当时信徒里面的初始热情和完全摆上也是令人印象深刻。而如今虽然现在北京教会还在飞速发展，但是最初那个为着一个新方向的初始热情和完全摆上的顶点已经过去，“现在已经定型了，出现了关于教会的范式、理论的基本思考，这也标志着北京教会的初步定型”。

 

    上海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开始的时间与北京相比晚了八年、九年的样子，不过最近这2、3年也有“巨大的发展”。之所以比北京晚这几年，刘牧师分析说，这是与两地不同的文化特征有关系。为什么福音的中心曾是温州和北京呢，仔细看这两个城市的话，温州的文化中有着明显的冒险精神，“被钱迷住是冒险赚钱，被神迷住则是冒险传福音”，温州还善于模仿，“冒险和模仿，不管成不成我先搬来”，所以成为了当时的福音中心，而北京是思索和探讨型的，它是一个“原创文化的中心”，是“很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聚集在里面思考希望尝试对文化的回应”，这也使得北京首先尝试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模式。而上海的文化则是“务实”的，“这事你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你是不会去的”，这就使得上海在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之路上比北京晚了几年，但虽然如此，两个城市都对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以及中国福音化影响深远。

 

    “北京教会和上海教会各有各的用处，北京是开创性的、宏大的、转换的、创造的思维，上海是一个务实的思维，都会发挥效力的，会在未来中国教会中会相得益彰的。”刘牧师表示，虽然先锋者在开创性上非常重要，但是毕竟先锋者属少数，最终的普及和流行还是要效用。温州和北京作为先锋者可以开创，但也需要上海摸索出效用型的模式。刘牧师介绍说，现在上海教会正在使用北京模式，并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改变和调整。

 

 

    刘牧师接着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介绍第一条进路即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在整个中国的走向，表示这个进路已经过北京，现在已到很多大型城市，不少城市都借鉴和使用北京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的模式。他说，自己常有到中国各个地区不少城市的家庭教会中，如果发现当地使用的是北京新兴家庭城市教会的模式，那么说明当地教会已经对时代作出回应，现在整个来看是“东兴西衰”的情景，他在东部很多中等城市当地的教会使用“北京模式”，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温州也开始使用“北京模式”，但在西部的话这种模式只是刚刚影响到一些大城市比如成都、西安，而再往下面的中小型城市则鲜被影响到。不过，他表示，如西安和成都等是当地重要的枢纽城市，会陆续扩展到当地整个地区。

 

    福音伴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也将会在中国普及。刘牧师举出一个都市化定量的指数，说在1990年之前大约只有3%的国人居住在城市，可以想象当时在城市居住的人很少，那个时候说起“城里人”也是感觉很不一样，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是跟城市没有关系的，现在这一数字则升到了35%，而到本世纪中期的话，将大约有90%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也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变成都市人了，最起码在空间感上”。

刘牧师说，届时这90%的人当然不会都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很多是居住在基层城镇之中。“什么时候福音的浪潮波及到镇和县，那就中国算福音化了，那就是中国真正普传了，因为当时90%基本都是在城镇了。”那距离这样的远景还需要多长时间呢，刘牧师坦承他也不知道，不过他表示“中国教会的发展很多时候打破我们眼界的”，相信神会带领这一发展，这是一个真正中国福音普及化的远景。

 

 

    除了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之外，第二条福音进路是农村传统的家庭教会。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它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变得衰弱了。他分析说，因为都市化，很多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使得过去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主力流失，传福音的主力也流失，加上农村家庭教会在教会结构、神学思想，牧养方式上的缺陷经不起城市家庭教会的冲击，这都造成明显的衰弱趋势，但是如果农村传统的家庭教会改变态度积极思考的话，会不一样。

 

    他表示，刚开始城市化的时候，农村传统家庭教会没有做出回应，所以使得不少信徒流失，但是“看到流失就是流失，如果看成是差遣就是祝福——差遣就是去城市传福音了。”如果负面的对待这些进城打工的信徒们，看他们像“逃跑者”，那么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也不敢再回来。但是如果改变态度，把他们派遣到城市中传福音，那么“不仅可以帮助城市的福音运动，而且可把先进的模式引回来”。

 

    刘牧师还说到，未来伴随着都市化，当福音在镇和县兴起的时候，这些传统的家庭教会会再次复兴，因为他们最接近这些地区，所以他并不觉得传统的家庭教会将会没落下去，“还会再兴起”。

 

 

     第三条进路是民工教会。刘牧师介绍说，表面看上去好像民工教会和前面的城市教会、农村教会都有关系，但其实从源头上说并非如此，并非是因为城市教会或者农村教会自己主动做民工群体的事工才有的，而是民工群体自发的。不过，“虽然起源上和前两支没有关系，但是和前两支的发展有关系。”

 

    民工教会对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很有影响。刘牧师举出一个统计，现在城镇中居民中60%是第一代进城的农民，也就是说现在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农民多过传统的城市人，而他们真正的角色还在更后面，因为这些第一代人他们出生和成长与农村，他们即使现在在城市打工将来也不打算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刘牧师曾在这些农民工中做过口头调查，发现90%是打算将来回到家乡的。但是一则因为回去的话已没有耕地，另外加上都市化的生活方式的不可逆转性，这些从城市回来的农民工很难变回农村人，他们届时只能返回在县以下的城镇，如此的话他们会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改造力量，他们所带来的新的技能、消费方式都会影响当地，而这些民工中的信徒以前则在城市的教会中得到培养，他们回到城镇时会一个文化优势和信仰优势。

“他们的角色像今天的海归一样，我叫他们是‘城归’。比如海归说，美国人星期天不是吃喝玩乐的，美国人是去教会的，美国发达的力量背后是信仰，这让很多想学那个先进文化的人知道原来里面最重要的是信仰。将来这些‘城归’也会发挥这样的作用。”

 

    刘牧师称这些“城归”是“空降兵”、“先遣队”，“大的福音浪潮还没有到这些城镇的时候，他们已经先在那里等着了、先建立了阵地。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处在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中，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时对于新兴的牧养方式、教会结构等都观察过，或者共同经历过，那么会对他们回去以后建立这样的教会有很多的帮助。”

    正因为对于未来的深远影响，刘牧师提醒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要好好的重视民工的事工。他曾经告诉过一些北京的城市家庭教会说：“如果你不做民工教会，你就不要做城市家庭教会，民工现在占城市居民的60%，你的教会不做民工、去掉这一块的话，就不是做全部的城市事工。”

    而且，刘牧师指出，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要做民工事工的必要性还是由基督服事他人的榜样决定的。“第二个是因为主的生命是唯他的，你只是在小圈子里面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教会。现在知识分子的教会有名并不是真正的成熟，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成熟呢，是很多人去做民工教会、弱势教会的时候。否则你不要做城市教会，如果那样的话，你是一个俱乐部呢，还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呢？”

 

    而民工事工对于农村传统的家庭教会未来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众多回乡的民工们将会成为他们未来的生力军。很多发源河南和安徽的传统家庭教会等，如中华福音团契、颍上团队等也早已抓住都市化的机会，在很多城乡结合部和民工中建立教会，在都市化的进程中他们不但没有没落，反而很好的完成了转型。

 

    刘牧师强调说，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和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都需要看到民工事工的重要性，“如果你们不能跟这民工力量联合的话，这两个进路都会没落的。”

 

（本文转载于“基督日报”http://www.jiduribao.com/template/news_view.htm?code=gen&id=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