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左右出版的海外基督使团的《中国基督徒数百万》（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2003年《时代》周刊记者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所写的《耶稣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2005年“中国伙伴”创办人林明胆牧师（Rev. Werner Burklin）的《耶稣从不曾离开中国》（Jesus Never Left China）等多本英文著作记录中国当时已经在发生着的属灵复兴和基督教的蓬勃发展，让世界——尤其也让很多中国人自己——看到上帝在中国这篇广大土地上的巨大作为，特别是其中所展现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更是引人注目。

 

    而如今，五年、十年过去之后，当下的中国福音运动情况又是如何？与当时相比，是否亦开始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新的特征？又面对着来自教会内部和外部怎样的挑战和困难？如今中国各地的家庭教会又展现着怎样的情形，在河南、安徽、温州等人们传统印象中家庭教会迅速发展的这些地区，家庭教会是怎样的一副景象，而其他一些家庭教会新兴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又呈现怎样的景象？面临广大的中国禾场，又如何实现中国福音化的异象？

     针对这些海内外华人教会都普遍关心的众多问题，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之一刘同苏牧师，逐一对这些情况进行介绍和分析。刘同苏牧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研究欧美法哲学，在其过程中在上帝奇妙带领下信主，后在1993年正式受洗，後进入耶鲁大学神学院深造，1997年神学院毕业后后先后在多间教会牧会，现任美国北加州湾区山景城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

    同时，刘牧师亦经常在中国多个城市讲道、培训同工、调查教会现状等，关注中国家庭教会发展多个议题，亦对中国家庭教会合法登记问题有很多研究。在2008年11月中国官方首次举办的家庭教会专题研讨会中，他曾被邀请作为家庭教会代表之一就家庭教会登记等问题发表意见。

    刘同苏牧师首先从整体上介绍当下中国教会的第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在过去十年来中国福音运动与之前相比的一个显著变化，即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

    他说，如果和过去传统的家庭教会进行对比的话，会很容易发现这一显著变化。过去教会的规模比较小，而且成员多是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长者、残障人士、低收入人士、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等。他回忆说，在当时如果在教会遇到一个受很高教育水平、文化知识水平都很高的年轻人信主的话，人们常常会说这个年轻人：“你脑子没有毛病吧？有知识、有文化、有青春....干什么要信基督教呢？”过去的意识里面，好像是只有老年人、没有什么知识水平的人才信耶稣，但是如今已经很不一样。他曾在2007年的时候调查了65个北京地区的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发现会友中75%是30岁以下的，而且文化知识、受教育水平都较高，70%以上受大专教育，基本是城市白领阶层。“这是很大的变化。”刘牧师评论说。

    除了这个之外，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在教会结构、牧养方式、神学理念等很多教会的有形方面也有传统的家庭教会有很多不一样之处。“这个变化非常重要。”

    刘牧师还表示，他认为当下不仅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而且也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主导力量”，并且也是“整个中国福音运动的主导力量”。新兴城市家庭教会不少方面都成为其他一些教会的学习和借鉴，他举例说，一些新兴城市家庭教会邀请国外一些著名的讲员间接影响了一些三自教会邀请这些讲员讲道。

    他表示，虽然现在按数量上说新兴城市家庭教会还不能说是主流，但可以看到很多教会都在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模式，比如现在一些省市的教会在陆续学习北京城市家庭教会的模式，他称之为“智能型的引导”，即主要是从教会的模式和发展范式上的引导，这都体现了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对“整个中国福音运动”的影响力。

    而为何在这过去短短的十年间会出现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呢？刘牧师分析说，这与过去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都市化进程有莫大的关系，上帝藉着中国都市化的进程来促成了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复兴。他回顾过去中国几十年来所发生的乡村家庭教会等复兴等多次教会的发展说：“每一次发展中，神都准备环境，我们只是尽了当尽的事，家庭教会的发展是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奋斗的结果。”

    1. 外在条件：都市化带来的外在富裕凸显人内在的贫乏，带来巨大的福音需要。

 

    具体到此次的城市化，刘牧师介绍说，它并非一个简单的城市建设的重复，“它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产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等很多方面的改变”。而“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地方短期内造成很多的物质财富，于是都市化就造成了城市家庭教会兴起的一个环境，都市化也造成了人们巨大的福音的需要。”为何如此呢？并非人们一般所以为的“人富了就想要福音”，其实现实是很多时候人们富了之后最先容易想要犯罪，但为什么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富裕所伴之而来的却是“对福音的巨大需要”呢？

    刘牧师分析说，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都市化是一个“巨大的转轨”期，“以前没有钱，现在一下子富了。人是不会自己寻找神的，人一定会在一个转轨的时候才去寻找神。外面富的时候就显出内在的贫穷——反向贫困。”

    “本来外面穷的时候还不意识到里面的贫穷，而突然外面富裕的时候，人突然意识到自己里面的精神贫乏。以前外面穷的那个时候要支配的东西很少，那个时候那个内在的东西也足以让你支配外面的，它和你里面的贫乏是平衡的，但是当外面变得富有了，你里面的贫乏就显出来了。”

    刘牧师举出不久前所举办的世博会，世博会所做的展览环境很好，但是进去其中的不少人却仍旧吐痰，这让平时好像不是很明显的内在的修养问题在外在环境变的好时更加凸显出来。都市化也是如此，外在的物质富裕“显出你里面的贫乏”，“这是在一个客观条件中，神所预备的一个条件。”

    “这是一个间接的条件，都市化带来最大的是显出了内在的贫乏，显出了对福音的需要。”刘牧师总结说：“看过去20年中国教会的历史，基本上是哪里文化繁荣、经济繁荣，哪里福音就繁荣。”他说，除了南方的城市广州之外，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而广州为何没有遵循这样的规律呢，是“因为它都市化太早了，当时中国福音运动还没有复兴起来。”当处于转轨时，有轨道可以满足你内在的需要，那么就会走上这样的轨道，但是当时面对富裕起来的广州，还没有复兴起来的中国福音运动没有满足这一的福音需要，使得这个城市选择了其他的东西来满足这一的需要。而在广州之后，伴随着都市化的普及和福音运动的复兴，很多大中型城市如北京和其他东部沿海城市等都陆续上演这样的现象。

    “现在我们可以预测，福音在成都和重庆也将会兴旺起来，因为那里马上会有经济特区、物质的繁荣之后福音会兴旺，因为有来自内部贫困的挑战。”

    2.内在条件之一：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继承了过去50年传统家庭教会的生命本质

 

   除了都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福音需要这个客观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即“还要有一个东西能满足这个需要”，而能够满足这个需要的就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

    “新兴城市家庭教会为什么能够满足这个需要呢？”刘牧师分析说，“第一是它继承了传统的家庭教会的十字架的基本精神。在过去50年里面，传统家庭教会一直在逼迫条件中不断的坚守信仰，使它塑造了一个可以抵御外面的进攻的信仰。”这使得其能够在适应外在的环境的时还能持守自己宝贵之处，“如果只是适应那就完了，但是你适应的同时还能保持你不会改变，这是真正在经历自己破碎和摆上之上所形成的教会传统。这使得它在这个都市化改变中有自己的生命特质的秉持。”

    3. 内在条件之二：新兴城市家庭教会藉着都市化实现和普世教会的接轨

    “但是如果只是靠这个的话，那只会是传统的城市家庭教会，那么怎么又会是新兴的呢？”这来源于第二个原因，即伴随着都市化与国际的接轨，“城市家庭教会和普世教会的接轨”。都市化其实是从西方来的，是西方文化进入到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中国与国际的一个接轨，这也涉及到“城市家庭教会和普世教会的接轨“。

    “因为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教会在有形的方面（教会结构、牧养模式、神学思想等）和大公教会的联系中断了。”刘牧师说，虽然这造成了中国教会在教会结构和牧养方式上很多欠缺，不过“这也是有神的美意的，使得中国教会更加依靠圣灵和圣经，而且依靠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出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教会，它和大公教会的生命本质是一样的。”

    他说出这个前后之前的明显对比，“在传统家庭教会兴旺之前，很多国人认为基督教是洋教，但是现在很多人不认为这样了。”因为农村家庭教会兴起的时候，很多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成为了基督徒，“很多人改变了观念，不认识基督教是洋教了”。

    “本土化的代价是使我们失去了对大公教会有形的借鉴，所以在教会结构等很多方面有缺陷。”但是“本土化是很有必要的”，刘牧师评价说，过去这50年很有必要的本土化塑造了中国教会的特色，也使得眼下的都市化过程中在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去学习和借鉴大公教会在教会结构等有形方面，“先特色化然后再接轨，否则只是把大公教会的东西搬过来，还是用他们的。”

    而在城市化进程与国际化接轨中，教会藉着城市化的挑战，在过去50年所建立起来的信仰生命的根基上，也“很好的借鉴了大公教会的有形方面”，“在神学思想，教会机构和牧养方式上与大公教会有很多很好的接轨”。

    正是由于都市化所带来的人们对福音的巨大需要，以及新兴城市家庭教会自身在生命本质上对传统家庭教会的继承、面向普世教会在有形方面的接轨，使得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在过去十年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特别是在北京以及东部沿海等不少大中型城市当中，逐渐成为了中国福音运动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

    不过刘牧师指出，“虽然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是主导，但是并不是是福音运动的全部。”他认为，除了这一支之外，农村传统家庭教会和民工教会是另外两支主要的“进路”，他亦对这三支进路逐一进行了介绍与分析。

 

 

   （本文转载自：“基督日报”http://www.jiduribao.com/template/news_view.htm?code=gen&id=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