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的基本宗教政策，这是《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同时，《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宗教团体要按规定来办理登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信教人数大幅增长，家庭教会相应激增，但一个公开的事实是，这些家庭教会绝大多数没有按规定登记，处于“地下”状态，人数超过千万。这样的组织状态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为何游离于监管之外？

 

 

 　                              家庭教会在中国是什么面貌？

 

  　曾子墨：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的基本宗教政策，这是《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同时，《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宗教团体要按规定来办理登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信教人数大幅增长，家庭教会相应激增，但一个公开的事实是，这些家庭教会绝大多数没有按规定登记，处于“地下”状态，人数超过千万。这样的组织状态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为何游离于监管之外，为此我们也采访了社科院教授于建嵘。

 

　  解说：于建嵘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小房间来，用于收集和家庭教会有关的资料。他感到，近两年来，随着政策的宽松，他所研究的处于“地下”状态的家庭教会，也能够见得阳光了。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家庭教会的？

 

　　于建嵘：家庭教会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国家委托的一个项目，国家有个部门，当时它有一次开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多部门开会，有一个部门汇报了家庭教会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建议，就是说进行打击，我当时提几个看法，我说你没搞清楚你怎么打击，到底多少人，怎么活动，当时汇报时发生争议了，争议了有一个领导说那你去搞清楚，所以他给了我一笔钱去搞清楚。

 

　　解说：于建嵘和他的团队用一年多的时间，在中国十多个省展开调查。他们首先需要确认的就是中国基督徒人数。

 

　　记者：根据你们调查的结果，现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教徒大概有多少人呢？

 

　　于建嵘：西方有一些宗教组织，说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亿二千万，国内也有一些家庭教会说它有八千万，七千到八千万，根据我们的调查，大约四千万左右的这样子，全国的基督教徒应该在七千万左右。

 

　　记者：其余的那三千万都来自于“三自”教会。

 

　　于建嵘：“三自”教会，应该是差不多是三分之二，因为这个数字很难有一个很准确的数字。

 

　　记者：那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官方的数据如此之少，而西方的数据又如此之大呢？

 

　　于建嵘：官方的数据小，我曾经有一个故事，我到河南省的一个地方去调查，河南省那个地方的家庭教会很多，教会基督徒也很多，发展得特别快，我一问宗教局的领导，他们一个领导陪我去调查，我说这么多，你们为什么不报呢？他说这个不能，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他说，我说怎么呢，他说又不像种树，种树可以多报一点他说，这个报多了中央领导也不高兴，我们一般总的原则往小的报。

 

　　另一个方面，可能现实调查地区也有关，关于统计还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不好确定，你说什么叫基督徒，你不是共产党员，党员要发证书，大家知道，那基督徒他说他受洗了，他有些没有，有些叫慕道友，所以这个数字很难统计，很难统计，就为这个数字我们开了两次会，讨论，请一批各种人士讨论，讨论之后，我们大概确定在七千万左右是比较确定的。

 

　　解说：1950年7月，基督徒吴耀宗先生倡导发表《三自宣言》，即“自传、自治、自养”，号召“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获得全国教徒的热烈响应。到1954年，签名拥护宣言的教徒已达40万人以上，占当时全国新教教徒人数的三分之二。但是在这样一个热烈的局面下，根据于建嵘的调查，那时家庭教会就已经存在了。

 

　　记者：那当初政府对于这种私自的家庭教会的活动是什么态度？

 

　　于建嵘：当时实际上政府也没有完全拒绝他们，因为你们几个人聚会在一起，聚会在一起也没有，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因为一旦变成，大家几个人聚会，可能政府你们都信教的人在一起，但是你一旦久了之后，它有个固定的场所，它必须固定的人，还有一些比如讲，你神职人员开始产生了，所以政府是当然要打击的。

 

　　记者：这个打击大概是持续了多久，在哪一年？

 

　　于建嵘：打击应该一直到文革之后，而且文革的时候，而且原来“三反五反”“打反革命”那些政治高压下，文革的时候比较严重。

 

　　              文革期间牧师被批斗，教堂被捣毁，但家庭教会依然存在

 

　　于建嵘：我们在温州调查，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越打击它，越发展得快。

 

　　记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于建嵘：就这个原因，我当时在温州，我也去访问了很多人，它有一个，它的教义中间有一个赎罪心理，就我遭到打击越严重，我离上帝越近，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带来了反弹，所以很多人加入了这个，我更有动力去发展人去入教，那么这个是反而发展得很快。

 

　　解说：改革开放以后，更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在中国推开，一批在六七十年代放弃宗教信仰的人又开始公开信教，而另一方面知识阶层大量进入教会，城市家庭教会也发展起来，写字楼、出租房或者家庭中，都成为他们的聚会场所。

 

　　记者：那现在这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教会的活动，多半是公开的以宗教的名义进行呢，还是说也有的是偷偷的秘密进行的？

 

　　于建嵘：基本都是公开的，我见到这些教会他们现在都不隐瞒。还有很有意思，我们认为信教都是私人的事情，你到湖南去了他都贴在门上，贴对联，我们家信教，我们家有教会贴一个十字架，贴一些对联。

 

　　记者：这对联上一般都怎么写？

 

　　于建嵘：都是感谢感谢主啊，什么什么嘛，都是这个宗教的一些话语，贴到对联上去。

 

　　记者：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是基督教徒。

 

　　于建嵘：对对，所以这个中国的，他现在隐瞒下来的很少。但也可能有一些地下的，我们都不知道的，也有，但是那些我分析，但是一般的基督徒，你去和他交往之后他都会说我是信教的，我怎么样，他会告诉你。

 

　　解说：这是我们在一次采访中拍摄的画面，老奶奶的孙子讨要工钱被人砍伤，她就不断地向主祷告，这个一无所有的家庭在宗教中得到现世的精神温暖。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基督教的符号，一贫如洗的家庭也不忘在显要的地方贴上关于信仰的对联。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地方政府采取了怎样的管理方式呢？

 

　　记者：那在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当地的基层政府对待家庭教会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

 

　　于建嵘：有不一样，有些地方它是一个装作不看见，就我在这一项调查，调查家庭教会，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家庭教会，就问那个地方官员说，你们家庭教会有没有啊，他说没有，没有。我说你看看，因为他那个家庭教会，不像我们说躲在家里，他已经打了很大的牌子，很大很大的牌子。

 

　　记者：牌子上写的什么？

 

　　于建嵘：叫做基督教聚会区，很大的一个牌子，它也不是教堂，挂了个大牌子，那么我一说，你看看那个地方不是有吗？他说没看见，我说你看看，我都看见你没看见，他说没看见，我说为什么，他说中央没看见，我怎么看得见，另外一种以非法聚会的地方进行打压，还有一些地方，最近一个两个月来，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取缔你这个地方，我现在要通知你这个房主，你不能租房子给这些人，你没办法了吧，所以讲公开对抗有过，公开对抗，也就是所谓非法聚会的名义，但是主要的方式还是比较软，比较软。很多的大量的地方，会装作没看见，没看见，我看不见。

 

　　记者：有没有一些家庭教会的成员给您描述过，当他们的活动被取缔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

 

　　于建嵘：对，不但描述过，他们还给我看过录像，我到浙江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给我看录像，取缔他们的时候，她说他取缔我们我们也不对抗，我们照样拿着我们的《圣经》，寻找我们的上帝。

 

　　记者：那他们的心中会对采取，比如说打压措施的这些人会有愤恨吗？

 

　　于建嵘：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当时给我回答两个，第一个，这种苦难可能是上帝要他接受的，我们只能接受它。另外一个说，我们向上帝祈祷，我们祷告，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很少有人问到说，我们去怎么样怎么样，很少的。

 

　　                         家庭教会会否成为“邪教”的土壤

 

　　曾子墨：关于集会，中国1989年通过的《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但是大量存在的没有按规定到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的家庭教会，他们的聚会显然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他们有着怎样的规模，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否又会成为“邪教”的土壤呢？

 

 

　　解说：在于建嵘收集的资料中，有关于“三班仆人教”的全部资料。

 

 

　　2006年2月28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邪教杀人案，一个被称为“三班仆人派”的地下教会涉嫌杀害另一个地下教会“东方闪电派”的信徒多达20人。双方都自称基督教，都被公安部定为邪教组织。争夺信徒是命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规模对家庭教会有什么影响呢？

 

 

　　记者：那家庭教会现在发展的规模一般都能够有多大？

 

 

　　于建嵘：情况不一样，因为家庭教会它也有一种组织结构不一样的，有宝塔式的家庭教会，有一个总负责人，下面的不同，这个有些发展下来，可能也有几万人，也有些扁平式的，就是互相之间都不隶属关系，没有隶属关系。这种家庭教会一般的，有两三百人，三四百人的也有，也有一千到两千人，但是它没有一个严格的这个人员的隶属关系，比如说我今天这里，可能一个大教堂，很多人来参加活动，做完了就走了，那种隶属关系的，很严格的隶属关系的，往会走向一种很严重的问题。

 

　　记者：那家庭教会内部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

 

　　于建嵘：这内部组织结构不完全一样，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基本方式是一个宝塔式的。比如“三班仆人教”，他有一个大仆人，二仆人，下面有使女，各个省有使女，是吧，有各个省，有不同的，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上下关系的一个教会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应该说组织比较严密，而且人员是比较固定，另外一种现在更多的家庭教会的方式，就是比如讲，它有几个知事，有几个管事的人，我们租了一个地方，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租来一个地方，我们做宗教活动，我们请来一个有宣道的神父，是吧，我们互相之间有管钱的，有管事的，也有几个人，也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它基本上，这种大的现在就是各个教会独立的情况，这个比较多，这种反而比较多。但是在河南的很多都是宝塔式的。

 

　　记者：这和所有信众教徒，他的知识架构，他的眼界有关系吗？

 

　　于建嵘：有，应该有关系，一般的知识分子，知识比较高的，他不愿意加入那个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教会的，而农村有些反而愿意加入这个东西，我就在河南的农村调查的时候，有人就愿意，说这个好啊，兄弟姐妹多了，互相帮助的人多了，我可以找到人，是吧，我出了什么事有人帮我。

 

　　解说：在许多家庭教会内部，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并且他们有专门的培训系统，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教会培养输送神职人员。而这一套体系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没有一个规范的模式。有的甚至处于地下状态。

 

                                   （本文转载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