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音的禾场十分广大，中国福音的前景也是相当远大，神的手从来离开过中国这片神州大地，反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引领扶持和持续做工。

    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之一的刘同苏牧师回顾了过去十年中国福音运动显著特点是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兴起意味着神已把福音放在都市化的源头，之后福音也会顺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从上到下陆续影响全国。

    这一过程中，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和民工家庭教会这三个进路会互相配搭，使福音遍传中国。整个中国好像神手中的一个“圣局”，不同等级的城市犹如其中的“棋子”在神的大计划中各有位置、特色和优势。

    在介绍了在中国福音运动处于重要地位的温州、现阶段中国福音运动的中心北京、以及典型的市民型教会正在兴起的上海这三个处在先导地位的城市中目前的家庭教会现状之后，刘同苏牧师接着陆续介绍了天津、厦门、成都及其他两个江浙一带的两个城市的家庭教会情况。

 

    刘牧师表示，“温州与北京的热潮仅仅是中国福音运动冲击城市的先导。已经有迹象表明城市福音的第二浪将在省会与直辖市一级展开。中国文化的潮流是依城市的规模从大向小流动，所以，省会与直辖市一级城市的福音运动将成为未来福音向中小城市展开的重要环节。”

    其中，天津是这级城市福音运动中的一个。刘牧师回忆起2007年春节后他到天津出席《福音》首映式最后一站的活动的感受。“在天津的活动，首先是波及的面小多了，有点孤零零的感觉，家庭教会的发展似乎尚未达到面的水平。教会的发展还停留在团契水平上，尽管弟兄姐妹有热情，可以带领许多人信主，但教会生活的结构松散，人员流动较大，真理触及人们生命的层次较浅。”

    他举出一个例子，刚刚聚会完毕，就有许多弟兄在会场外的街上抽烟，这在温州、北京和上海三个城市的家庭教会里面是难以思议的。可以说，比较北京与温州，天津尚处在教会开拓的早期。

 

    处于东部沿海的厦门又是另外一番图像。刘牧师介绍说，厦门这个处于沿海的大城市也是福音兴旺的地方，和其他城市比较，也是他“见过的比较独特的地方”。

    刘牧师进一步具体解释说，像温州、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可以看到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和传统的家庭教会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虽然两者在生命上是继承的，即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继承了传统家庭教会在十字架道路等很多的信仰本质，但在直接的外形衔接上仍旧可看到明显的断层，因为新兴教会中的传道人和同工一般不是传统家庭教会中老的传道人带出来的，是另外一波人带出来的。而在厦门则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老一代和新一代的传道人同工很自然的结合起来了。

    这和当地基督教有着很长的传统有一定的关系，一代代下来是一个很自然的传承。刘牧师举例说，家庭教会前辈之一的杨心斐阿姨的查经班上就有很多年轻人和大学生，老一代和新一代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刘牧师也看到当地一些传统教会比较追求新的教会结构的模式、牧养方式等，新旧比较自然的融合。这种新旧自然融合是和当地的氛围有关系的，主要是教会在当地传统和社会中都有着比较深厚的传统。在这样的氛围中，老一代的信仰等也比较自然的传承下来。

    而说起这个氛围的话，这也跟历史上的西方宣教士有关系。刘牧师分析说，在晚清的时候，当时清政府规定西方人是不能随便去北京的，因为北京有很多的礼节要求，于是很多国家就把他们的领事馆安排在厦门，因为这个优势，很多西方过来的宣教士和基督徒也在厦门停留，这些西方基督徒的聚集就对厦门的文化有影响，比如当地很多已经有100多年的教会建筑，再加西方文化中多多少少携带的基督教因素也影响了厦门的文化，使得当地感觉谈教会也是自然的事情，而后来宋尚杰博士在鼓浪屿的布道大会也加强了这一社会氛围。

    正因为此，“厦门不是觉得基督教是一个外来的东西，而是觉得基督教是一个很自然的社会因素。”刘牧师说，在厦门有不少从基督教家庭出来的人，社会也不觉得这是很新奇的事；他几年前去厦门大学时就看到在那里基督教学者很自然的做一些关于基督教的研究，而当时这在其他地方还是受到很多限制的。

    不过，刘牧师也坦言，虽然厦门教会有很多的优势，但也有其弱点，就是“相对封闭一点，在宣教的异象上、特别是全国福音运动的定位上不是很积极，比较从事较多的是福建内部的连接，对于外省和海外宣教比较弱一些”。

 

    成都也是处于省会与直辖市一级城市的福音运动中很有特色的城市之一，刘牧师用“很有意思”来形容成都。他说，福音浪潮继北京、上海这两个大型城市之后，也已经到了中大型城市，而在这些中大型城市中仍旧是有区别的，比如其中成都、武汉、西安这些虽然也是中大型城市，但都是西南、中南等区域的枢纽城市，对整个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福音也会藉着在这些地方的复兴影响到当地的整个大区域。

    而具体到成都来说，和温州、北京、上海及其他东部城市相比，它是“一个后起的城市”，刘牧师说，“但是后起有后起的优势，可以避免很多弯路。”他举例说，他曾经去过一个成都的福音团队，里面有专门开设的神学培训班，这样一开始就可以使很多同工避免很多问题，也可以使得神学思想上比较统一，可以使得团队逐渐发展之后更容易联合。

    另外，成都这所城市还有着“比较强的文化倾向”。刘牧师说，虽然成都这个城市知识分子的数量没有北京、上海多，但是“深度很深”，而且成都的知识分子群体“眼界很开拓”、“文化底蕴很深。他也说到，历史上有过很多次大批内陆的文化精英迁到成都的事情，如著名的西南联大当时就聚集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在成都平原上，这些都奠定了成都一个深厚的文化氛围。他进一步说到成都教会的知识分子群体，“虽然知识分子群体不大，但是文化深度和灵命深度很深”，他特别举出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长老为例，不仅如此，还有不少成都家庭教会中的牧者同时也是著名学者的例子。

    而且，和北京、上海以及其他沿海城市相比，成都还“没有被高节奏的都市节奏所吞没，所以给这所城市一个深思熟虑的思考的习惯，它不会只顾眼前的事情。”所以，刘牧师认为这样的氛围会使得成都出现深度探讨的神学，这也是成都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的特点之一。

    说到成都具体教会的情况，刘牧师介绍说当地主要是秋雨之福教会以及其他20多间家庭教会，这些教会大多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传统的家庭教会在成都比较弱。和其他城市相比，成都在传统的家庭教会资源上不如北京、厦门等城市，如北京曾有着很多著名的传统家庭教会的领袖在当地深厚的牧养和生命的传承，所以虽然成都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在继承了中国整体传统家庭教会生命本质，但其具体的生命传承上不如北京、温州等更加丰富，而在外面的具体教会机构、牧养方式上也受传统的家庭教会影响很小，它主要是向北京和上海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教会学习，虽然现在仍旧较弱，但是由于其所具有的后起优势和文化氛围，成都的确会对未来的中国福音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型城市、以及在省会与直辖市一级城市的福音运动外，福音现在也开始向一些中等城市扩展。他提到今年刚刚去过的江浙一带的一个中等城市，他发现这个城市刚刚被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浪潮所触及。

    这所城市有着典型的家庭教会的传统，恰恰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浪潮也刚刚触及于此，于是他们正好可以直接学习堂会制等新兴的教会架构、牧养方式等。刘牧师说，和厦门不同，厦门是新旧很好地融合，传统的家庭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发现教会架构等需要改变，于是在旧的基础上汲取北京的教会模式，而江浙一带的中等城市则是直接学习北京的模式，“这是现在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浪潮已经到了中等城市的标志。”

 

    刘牧师还说到，江浙一带的县级市江阴是他去过的最小的城市，在那里很明显的看到当地还基本没有受到北京模式的影响，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浪潮还未波及到这里。

    “看他们的聚会方式、对外联系，教会机构等等还都是传统家庭教会的模式，受到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的影响很少。”刘牧师分析说，这主要还是跟当地的文化环境有关，因为当地在交通、住宅等很多方面还没有到都市现代化，也可以说都市化的浪潮还没有波及到那里，而藉着都市化浪潮而律动的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浪潮也因此在当地还没有多少影响。

 

    刘牧师总结说：“从全中国来看的话，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浪潮已经在最大的城市铺开了，也已经波及到省会与直辖市一级城市、中等城市，而县级城市和县级以下的城镇化还没有受到影响。”

    具体到整个中国福音运动的走向，刘牧师表示，福音会伴随着都市化的进程将会在中国普及。看都市化定量指数的话，在1990年之前大约只有3%的国人居住在城市，现在这一数字则升到了35%，到本世纪中期，将大约有90%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届时这90%的人当然不会都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很多是居住在基层城镇之中。

    “什么时候福音的浪潮波及到镇和县，那就中国算福音化了，那就是中国真正普传了，因为当90%基本都是在城镇了。”神会带领这一个真正中国福音普及化的远景。

 

    具体到现在处于神手中这一圣局中如“棋子”般的各个城市的话，刘牧师表示，不同的城市在所触及的社会阶层、文化领域、及教会自身的风格方面都不尽相同， “上帝在中国福音运动中显然有统观全局的布局。就目前的情形看，各城市已经有条件也有需要彼此具体配合。”

    他举例说，温州教会在神学培训，文字事工，文化外展，大学生和青少年工作等方面有很大的需要，在这些方面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北京教会可以积极参与；北京教会缺乏实际的生命示范，而少数进入北京教会的温州牧者和弟兄姐妹、以及在北京就学的温州大学生基督徒如果不自我封闭在北京的温州教会里面，则可发挥“远比有形事工重要得多的生命榜样作用”。

    另外，他还举例北京和天津的例子说到先行的城市可以有系统地持续帮助邻近的城市。在北京已经听说有同工去西北、西南、中亚、南亚、甚至塞班岛的宣教工作，但好像没有多少人注意几乎就在郊区的天津。“开车一个小时去天津，当然没有去远方特别是国外那么戏剧化的意味，但对于北京教会，去哪里宣教能比天津产生更大的实际效率呢？去远方，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只有就近宣教，才能使最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参与进来。”

    “目前家庭教会的发展已经具有了‘全国一盘棋’的全局性，但各地区的连接并不是靠一个联合组织或联席会议就连上了，而是通过实际的事工搭配与生命交流才形成实在的生命整体性。”

    刘牧师还指出，北京、上海等居于先导地位的教会类型也并非仅仅是为了造福本地文化，而是在基督的整个救赎计划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在先的类型教会无非是基督所下棋局中先着的几粒棋子，其位置是为了整个棋局的大势。”

    他举例说到，目前北京的知识分子类型的教会，温州的私人企业家类型的教会，东北的国营企业工人类型的教会，上海的市民类型的教会，都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这几种类型的人群恰恰是目前中国城市主流文化的主导者，在上述地区出现的这些类型的教会，表明中国福音工作的中心正从农村转向城市，上帝要得中国的城市，并由此而更新整个中国的主流文化。在特定文化中先行产生出来的类型教会，将以榜样的方式逐渐推广到各个城市的同类阶层中去。”

    他提醒说：“一个处在福音运动中心的教会，若不能认识到自我的中心地位不是出于自身的德行，而是上帝为了拯救中国而赐予的恩典，则当中心地位转移时，该教会就会没落。如能看到自我的地位是恩典的结果，就不会因目前那一点点幼小的优势而固步自封，就会对上帝引导的教会更新持开放态度，当中心地位转移时，自我虽不携带中心的角色，但当地的福音运动却依然保持持续的兴旺。”

 

     伴随着对于中国全盘圣局中各个城市如棋子般配搭的分析之后，本报此次刘同苏谈中国家庭教会现状的系列报道也随之告一段落。

     该系列总共前后五篇的报道中，刘同苏牧师先后分析了过去十年中国福音运动的最显著变化是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未来福音会藉着城市、农村和民工教会三个进路普及神州、当下家庭教会所面临的三大内部挑战和外部挑战、以及处于圣局当中温州、北京、上海、天津、厦门、成都以及江浙一带的中型城市、县级城市的家庭教会的具体情况：从过去到未来、从宏观到微观、从趋势到挑战、从中心到周边……藉着这些分享，刘同苏牧师给读者展开了一副神在中国伟大作为的绚烂画卷。

 

    刘牧师介绍说，在系列报导进行的过程中，很多位家庭教会的领袖、牧者、同工透过电话或其他方式跟他联络作出回应。不少人赞同他的观点，也有不少人对他的观点仍旧持探究或多多少少质疑的态度，但无论态度如何，他们都对刘牧师表示，他藉着此次系列报道说出了对家庭教会发展非常重要的观点，特别是不少人对于他所分析的当下已经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时代、对于当地基督徒很重要的是在世俗化的环境中如何活出就的生命这一点感受尤深。

 

    刘牧师对这些回应深感欣慰，他说自己并非是因为很多人重视他的观点而欣慰，而是他感到神藉着他的口讲出了现在神在中国所作的工作。他坦言说，这并非是因为他是什么学者、或者靠着什么学者的聪明而说出了什么重要的观点， “我如果只是凭借一个学者的思维、聪明勾画出个什么模式，那有什么用呢？”他这样说到。只是因为神给了他这样的看见，他见证了现在神在中国所做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关注他的观点的原因所在。

 

    他回忆起还在几年前当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浪潮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时，他奔走中国不少地方和华人教会聚集之地分享自己的看见，预测神将会藉着都市化的浪潮兴起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并且带动新一轮的中国福音运动时，当时尚有多数的教牧同工还不能认同，更多的仍旧认为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是主导。但短短几年过去，情形却已经完全改变，比如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所致力的公开化等已经成为很多人谈论的事情。“当时很多的预测，现在真的就是那样变了，比如城市家庭教会的走向和地位，现在所有的都成了定论，神是这么做的。”

 

    “历史证明当时的看见确实是神的手在做工，并不是我提出了什么发展理论，而是神做了这样的工、神这样的工作被历史证明了。”刘牧师反复的强调说，一切都是神的工作。而神只是给了他这样的看见，对此他深为感恩。他表示他还将会继续做家庭教会的工作，因为神会通过他的这个工作来帮助家庭教会，他也非常高兴的看到也有更多人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他相信神的手不会离开中国，不会离开中国教会，会不断的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本文转载自：基督日报http://www.jiduribao.com/template/news_view.htcode=gen&id=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