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菊红

 

 

 

 

    宕昌县地处甘肃省陇南地区西北部，位于东经104°01′至104°48′，北纬33°48′至34°23′之间。东邻礼县，西接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迭部，南连武都，北依岷县，总面积3331平方公里。现有25个乡镇，包括一个藏族乡，居住着汉、藏、回三个民族共29.35万人。其中藏族人口有429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6％。[1]从地理环境上来看，这里处于岷山山系与西秦岭延伸部分的交错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宕昌县的藏族就居住在县城周围的山谷深沟之间，主要分布在属城关镇管辖的官鹅沟，和属新城子藏族乡管辖的大河坝沟，以及分属新城子和临江铺乡管辖的川坪沟。其中藏族人口最多的两条沟分别是官鹅沟和大河坝沟，地势都为西南高，东北低，位于两沟最西南端的马鬃岗梁是宕昌县与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的边界，翻越马鬃岗梁两县藏族可以方便地往来。

    根据清康熙年间修撰的《岷州志》记载，“宕昌：古羌戎地。后魏时魏宕昌羌地。后周天和初，平羌，置宕州。陈天嘉初设宕州总管府。隋开皇初废府置宕昌郡，领县三，曰怀道、良恭、和戎，复以成州之潭水属焉。唐天宝初改为怀道郡，后陷吐蕃。宋熙宁中收复，筑宕昌堡，属岷州，今为宕昌里。”[2]这寥寥数语，勾画出了宕昌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西晋晋怀帝永嘉元年，即公元307年，“有梁勤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勤孙弥忽，世祖初，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世祖嘉之，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赐弥黄爵甘松侯。[3]也就是说，到梁勤的孙子梁弥忽时正式建立了宕昌国，统辖范围包括今宕昌、临潭、西和、礼县、天水、武山、岷县、迭部、松茂等地。[4]从宕昌县的地理位置来看，它正好处在那条纵贯南北的“藏彝走廊”的东北部边界。[5]自古以来，这条走廊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其东部是强大的汉文化势力；它的西部则是崛起于青藏高原上的藏文明；在其西北部还有伊斯兰文明。于是在这里多种族群及其文化交汇、融合、冲撞极为剧烈，形成了族群与文化复杂多样的特征。即使到现在，由于宕昌藏族独特的语言、服饰、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人们对于宕昌藏族的族群身份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态度。至于学界，有人认为他们就是“古代昌人之后”。[6] 或者认为他们是藏化了的古宕昌羌人。[7]顾颉刚先生也说过，“甘肃本氐羌所居，惟迄今则氐羌已同化于汉人，其未同化汉者，亦同化于藏，而称之曰番。”[8]然而除了西北民族大学的杨士宏教授曾在这里作过语言调查，认为宕昌藏语属于安多方言的第三语音层之外，[9]学界对于宕昌藏族的社会文化和族群身份还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近年来，特别是旅游业的兴起，使宕昌藏族的族群身份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笔者于2005年夏和2007年春两次赴陇南宕昌县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田野调查，比较深入和详细地了解了目前关于宕昌藏族的族群认同及变化情况。

                      羌藏之争：政府、地方知识分子与乡民

    宕昌古为羌人所居之地，宕昌羌人还曾经建立过见诸史册的宕昌国，那么如今居住在宕昌的藏族和古宕昌羌人有没有关系，这是最容易引起人们猜测与联想的。宕昌当地政府、当地知识分子，以及宕昌藏族自己对于宕昌藏族的族群归属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声音。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振兴当地的经济，谋求当地的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宕昌藏族传统的生计方式以农耕为主，并辅以少量的林业经济。但从1999年开始，宕昌县的多条山沟施行退耕还林之后，宕昌藏族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不复存在，这里民众的生存问题自然成为政府更为关注的事情。虽然宕昌藏族居住的地区，皆为山高沟深，交通不便之处，但却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要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发展当地的经济，这些美丽的景色就成了资源所在，开发旅游业也就成为必然。当然有了美丽的自然景色，再加上独特的民族风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者结合，无疑是招徕游客的最好方式。但是宕昌的藏族与其他地区的藏族相比特点并不明显，如果以藏族风情来招徕游客，势必没有太大的优势。如果以羌族风情来招徕游客，除了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民族风情以外，还有曾经辉煌的“祖先”，毕竟古宕昌羌人曾经建立过见诸史册的王国。把自然景观、民族风情与历史结合起来，对于旅游开发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宕昌县志办公室主编出版的《宕昌民族研究》的前言《为什么写这本书》中有一段话，非常鲜明地说明了当地政府的心声。

    “近几年，随着宕昌旅游业的蓬勃兴起，从中牵扯到一些民族问题，那就是现在生活在宕昌的藏族，他们是否就是历史上的羌族？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区内，为了发展当地少数民族经济，需要打造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氛围，形成一种民族气息比较浓厚的文化事业的旅游亮点，将自然的和人文的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纯自然的文化遗产注入一种人文文化的灵动感，这样的旅游业才是比较完整的旅游业。然而，就在打造民族文化旅游的过程中，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在羌与藏之间不希望出现一个让人头痛的分水岭。这个问题，在藏区群众中表现尤为突出。

    作为一个决策者，不论是羌，还是藏，他们的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千方百计期望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们，通过森林公园旅游热来拉动他们的经济收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基点、为出发点、为最终的追求，应该得到宽谅和理解！”[10]

    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当地政府将宕昌藏族作为古羌人后裔来看待，并为这种认同做了一系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在宕昌县开发官鹅沟的旅游规划中，为官鹅沟设计的形象就是“官鹅沟：翠峡玉瀑·羌藏古国”。其开发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把官鹅沟内的藏族村寨建成羌藏民族风情园，开展羌藏民族风情游；成立宕昌羌藏历史文化研究会；创作羌族优秀作品；推进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等等。[11]按照这样的开发理念，在各种旅游宣传画册和广告中，皆把宕昌藏族作为羌人后裔，甚至就是羌族来看待。比如大型广告的标语就是“游官鹅美景，览羌寨风情”等等。同时当地政府也希望借助学术界和当地知识分子，为宕昌藏族为古羌人后裔的观点寻找理论支持。出版相关的书籍和创编大型戏剧，并借助各种媒体宣传当地政府的观点，以至于付诸实践，开始再生产和创造出能代表羌文化的文化符号。[12]政府的这种导向必然引起宕昌藏族社会文化和族群认同的变迁。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一问题对于地方知识分子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们掌握的“客观历史”知识比普通乡民要多，他们在史书中看到宕昌的历史曾经辉煌过，这对于相对偏远的宕昌来说，其意义已远超出了宕昌国本身。对于任何个人和群体，有一个值得夸耀的祖先，那当然是一件倍添光彩的事情。所以就出现了孟姓皆为孟子之后，孙姓都为孙武传人的各种家谱。既然在宕昌的地望曾经建立过这么一个以宕昌为名的、见于史籍的王国，当然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如今的宕昌人当然会想象自己可能就是那建立了古宕昌国的古宕昌羌人后裔，于是当地知识分子将古宕昌羌人的文化特征和现在宕昌藏族的文化特征进行比较，期望能寻找出文化传承的遗迹，以证实现在宕昌的藏族乃宕昌羌人后裔。果然，这些居住在相对更为封闭的山谷中的藏民，因为他们的文化特征和“典型的”藏族[13]有着较大的差异，相反却有着某些羌人文化的蛛丝马迹，于是他们就成了古羌人的标本，是宕昌人乃为古羌人后裔的最好证明。宕昌当地的知识分子认为居住在宕昌境内各条沟中的藏族原本应该是羌人后裔，他们甚至撰文说，宕昌的藏族应为羌族，而非藏族。[14]而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尽管目前的民族成分是汉族，但是他们强烈地将自己认同为羌人，甚或就是羌族，“我
本身应该是坚定的羌人，羌人的后裔。”[15]宕昌县文化局长的一段话也很有意思：

    宕昌是一个藏羌汉文化交融的地方。宕昌县城关镇以北是上半县，属于藏族文化的地带；城关镇以南属于下半县，是羌族文化的地带。宕昌的汉族其实都应该是羌族，有很多语言上的特点都是羌文化的特征。比如下半县的人把“乱七八糟”称为“古里麻多”。你说这里是藏文化，它带有羌文化的特点，你说它是羌文化，它带有藏文化的特点，还有汉文化的特点也在其中。宕昌建国历史长，但是建县历史短，1954年建县，但是建国时间是西晋时代。……这里曾经建国，到唐代还曾建军等，但是后来一直附属于周边其它地区，例如岷县、礼县……

    目前在宕昌县城发现一处古土城墙遗址，这有可能就是宕昌国都的城墙遗址，但是没有任何考古证据可以证明这就是古宕昌国都的城墙遗址，至于说这是不是宕昌国的城墙遗址，还不好说……[16]

    作为文化局长，他既是当地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当地政府的代言人之一。从他的话中，我们看到，他也是在寻找着宕昌藏汉文化和语言中那些零星的片断，以及残存的文化遗迹，作为宕昌藏族是古宕昌羌人后裔的证据。

    此外，当地知识分子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还撰写了一批有关宕昌历史文化的书籍，续编了县志。这些书籍资料也都着重强调了宕昌曾为古羌人所居之地，并按照史料中记载的羌文化符号来对照宕昌的考古遗存，以及目前宕昌藏族的文化特征，来论证宕昌藏族就是古宕昌羌人的后裔。他们的观点与激烈的态度必然会对当地藏族和当地政府等造成影响。这些书籍也无疑会作为新的“文化符号”（cultural symbols），被人们所认知。

 

    绝大部分宕昌藏族都认为自己是藏族，他们自称为“bei”，这和西藏的藏族自称“bod”的发音接近。他们说，以前只听说过bei，jia和guo ge la，即藏、汉和回回，从来没有听说过羌。

    一般来说，一个族群的口述历史是他们对于自己祖先历史的记忆，往往反映了他们对于自己的认同态度。通过对宕昌藏族口述历史的调查，笔者了解到，在宕昌藏族的记忆中，他们是为了避战乱，从“山后”，也就是现在属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管辖的舟曲或者迭部迁居过来的。官鹅沟的人认为：

“我们是迭部黑以寺（音）的人，黑以氏一个大寺院，古代时候……我们很不清楚那是什么时候，古代时候的……。”

    通过查阅史料，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憨板乡察布岗（或作沙布岗）村有一座“黑峪寺”，亦称“归化寺”、“裕化寺”，藏语称“裕化桑丹协主林”，意为“静虑讲修洲”，始建干清雍正八年（1730）。[17]那么如果乡民口中的“黑以寺”，就是黑峪寺的话，官鹅沟的人可能来自舟曲县憨板乡附近，而且时间应当在清雍正以后，否则在他们的记忆中不会有“黑以寺”。无独有偶，在大河坝沟，人们则说他们来自山后的憨斑坡，也就是现在舟曲县憨板乡。

    官鹅沟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85岁老人讲，他们原来是“番王”的臣民，尽管“番”并不是一个让他很舒服的称呼，但他还是坚持宕昌藏族所居住的这三条沟，过去曾经是“番人”的居住地，所以这三条沟也都被称为“西番沟”。而且他认为官鹅沟的人是来自山后的舟曲，舟曲的人是现在国家认可的藏族，那么他们也理所当然是藏族。

    另一位老人说：“先人们说我们是洮州杨家管下的，所以我们这就是藏民。羌族啥人管着呢，我们还不了解，没有洮州杨家管。” 这位老人所说的洮州杨家，指名噪一时的卓尼杨土司，明清时期，杨土司的管辖范围就包括宕昌所属的岷州卫。卓尼第五代土司旺秀被明武宗赐姓为杨，[18]自此以后卓尼土司被世人称为杨土司。杨土司为藏族，所以其治下的“番人”也自认为是藏族，并以土司之姓为姓，这也是宕昌藏族杨姓较多的原因，甚至包括宕昌的汉人也多有杨姓。在宕昌藏族自己的族群记忆中，他们来自“山后”“番人”的聚居区，在他们的记忆中和羌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构成对羌的认同。

    宗教人士往往是族群内部的文化持有者和传承者，对于本民族的信仰、文字、语言等等根基性的东西比普通人的感情更为深厚，所以他们的态度也就较普通人更为激烈。

 

    一位师家[19]说：

 

    ……嗨，杀头也好，裂骨也好，我们总之是个藏族，不是羌族。有些人……写下的那些，就说我们是羌族和藏族[20]，那不对，我们是藏族。

 

 

    一位苯苯[21]也强烈认同自己是藏族，他把苯苯使用的法器和物品，还有他所保存的很多苯苯的经文，都视为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他说经文上的文字都是藏文，怎么能说他们是羌呢。

    至于年轻人，他们的态度则受到当地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影响较多，与自己族群的根基性感情不如老年人和宗教人士强烈。尤其是当地政府和知识分子，从考古和文献资料中找到宕昌原是古羌人的居住地的证据，这些充满“学术证据”的资料使年轻人感到困惑。或许他们真的是那古宕昌羌人的后裔？他们原来的藏族认同实际上是源于对于历史的不了解造成的？当地知识分子和政府撰写的资料作为一种新的“客观存在”被他们所认知，从而也对自己的族群身份产生了怀疑。实际上宕昌藏族对于自己族群身份的认同，虽然有族群情感的因素在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也会因着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也有不同的态度。

 

    在县里工作的一位乡民说：“阴坪庄[22]也是藏族，姓苗的多，大部分都姓苗。原来阴坪的人就是藏族，现在有人说我们是羌族，羌族和藏族分别都不大。”

    在大河坝沟开农家乐的一位乡民说：“我们的祖先搞不懂，从打猎、跳神来看像羌族，现在老人说的是藏话还是羌话我们辨不来……，婆娘们弹口弦……是不是羌族像招女婿一样成了藏族？小时候以前旧学校下面老年人挖出来过长长的牛角一样的东西，以前80多岁的老汉说是羌族的。马土司[23]手里也说是藏族。现在大鱼吃小鱼，生活在汉族地区……”

    在宕昌县羌藏艺术团工作的一位乡民说，从电视里看到一些关于羌族的宣传，他们的服饰和宕昌藏族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自己是藏族，不过能明显地看出他的困惑。

 

    乡民、地方知识分子与当地政府三者的相互作用使这里本来就比较复杂的族群身份认同更为复杂，导致了宕昌当地族群的变化与以往历史上族群身份的变化、社会文化的变迁有很不相同的发展历程。这也影响到外界的态度，笔者在互联网上搜索到了一些游客撰写的有关宕昌大河坝沟和官鹅沟风光的文章，就出现了两种说法，一说这些沟内居住的是藏族，[24]一说这里居住的是羌人。[25]笔者在官鹅绿色宾馆遇到一位游客，出于对少数民族的好奇，他甚至还到附近的鹿仁村[26]去了一趟。他问：“这里的人到底是藏族还是羌族？他们与西藏的藏族很不一样，头发梳的样子，和服装都不一样。”宕昌本地的非藏居民对于宕昌藏族究竟是羌还是藏也有不同的声音。2007年，宕昌县城关镇为了庆祝春节，发动镇里各村表演文艺节目，其中一个村子的节目是“民族服饰展演”。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全部穿上“民族服装”[27]在宕昌县城的大街上游行了两天。笔者听到街面有两种声音，有人说“看，藏族来了”，这些人多半是在街上摆摊的，或者年纪稍长一些的人。但是很多小孩子和学生说他们是羌族，这大概是近几年县里宣传的结果。其他人对于宕昌藏族的态度，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宕昌藏族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交互强化和影响的过程。

 

                              历史上宕昌羌人的番化和汉化

 

    其实目前对于宕昌藏族的族群归属问题的争论并非只是在现今的社会历史状况下，和当今国家的民族政策下才出现的现象，实际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族群认同向来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宕昌羌人到现在的宕昌藏族，期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宕昌地望的族群变化极其复杂，往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状况。

 

    当汉晋时期，从甘肃南部到四川一带的羌人地带形成以后，这里就是中原汉人与西方非汉族群之间相互冲突、摩擦和交融的地带。自从汉代开始，中央王朝就开始向这一代输入大量汉人，将汉人区域推进到甘肃、青海的西北部边缘，逐渐对羌人实行汉化统治。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宕昌一带更是汉、匈奴、鲜卑、氐、羌等各个不同族群，相互激烈碰撞、摩擦和融合的时期。隋唐之交，吐蕃王国在西藏高原崛起，特别是唐代吐蕃东扩以后，这一族群成分比较多样和复杂的地带，完全控制在吐蕃政权之下。吐蕃推行了吐蕃化的政策，使这一地带的不同族群相继吐蕃化。即使河陇地区的汉人也在吐蕃强制同化下吐蕃化了，“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28]“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29]等诗句反映当时各族群吐蕃化的情景。这一带的各族群在吐蕃长达一、二百年的统治下，相继吐蕃化，也使中原汉人将这一带人以“番”的称呼取代了“羌”。到明代的时候，在史书中多称这里的非汉族群为“番”，而“羌”字就很少出现了。这也说明，在明清时代汉人的心目中“番”和“羌”还是有区别的，但也并非有严格的界限。当然中原汉人对于西方非汉人群的认识并不明了，在《明史·西域二》出现了“西番即西羌”的说法。[30] 这是羌人和汉人的番化。

    明代大量汉人被迁移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屯垦，甘青一带也移入了大量汉族人口，最终造成汉族人口逐渐在这里占据多数。所以甘青一带不少汉人都有谱牒，记载他们的祖先来自南京珠玑巷，或者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这些汉族移民进来的时候，也把他们的文化带了进来，并逐渐影响到居住在他们周围的番人。宕昌藏族所敬奉的12龙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31]

    除了这种汉番接触所产生的文化互借之外，为了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明朝廷采取了变相的同化政策，特意从陕西岐县迁来一部分汉人，编为一里，被安置在岷州卫城，作为“里民”样板。这种措施无疑加剧了当地番民的汉化过程，《岷州志》云：“民之徙者，卒之戍者，居既久，土民举止、言语与内民无大相远，修且文者，亦时有之。”[32]

    同时，由于受制于社会上“内夏外夷”、“贵夏贱夷”的观念的影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要设法改变这种为贱的夷族身份，通过各种途径靠近为贵的汉民族中央王朝。也还有些番人会和汉人通婚，逐渐接受汉文化，而且他们大多会采用汉人的语言，而逐渐忘却了自己原来的语言，特别是他们的后代，更多地会使用汉语而不再使用他们原来的传统语言。总之，到清代，分布于河川地带从事农业的番人，逐渐汉化，出现了半番子的土民，甚至有些番人加入了汉族的行列。这是番人的汉化。

    然而在历史的发展中，事情往往会出现反复。正当宕昌的番人在汉族统治者的影响下逐渐汉化的时候。蒙古军袭扰青海，造成青海一带以吐蕃为主的番人大迁徙，这次迁徙是明清时代对西北地区有深远影响的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它不仅改变了明代时期西北民族分布的格局，而且为清代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宕昌当然也受到了这次迁徙的影响，再一次受到以吐蕃为主的番人影响。从简单的历史梳理来看，在这样长达一千多年时间里，羌、氐、匈奴、鲜卑、吐蕃、吐谷浑、汉、蒙古，甚至回鹘、西域人都交替出现在宕昌地望，宕昌地区始终裹胁在各个族群不断发生摩擦、拉锯和交融的过程中，造成羌、番、汉等各族群间的不断转换。

 

                       现代宕昌藏族的汉化、藏化和羌化

    在现代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导下，“番”的称呼逐渐被所确定的各种民族称谓所取代，宕昌各条沟内的番人也被认定为藏族。笔者经过多方查找，并没有找到上世纪50年代确定其为藏族的资料。但宕昌县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地方性文件涉及到官鹅、新城子等乡的统计文档、各类通知均为“官鹅藏族乡”、“新城子藏族乡”。通过对当地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年长人士的访问，在上报民族身份的时候，凡语言和服饰不同于汉族的，一律划归成藏族进行上报。不过通过笔者的调查，当时确定宕昌各条沟内的非汉人群为藏族时，并没有引起当地人的特别关注，似乎人们一致认可自己就是藏族。其中的缘由，大概是在明代以来，宕昌作为杨土司的管辖地带，居住在宕昌的“番人”也认定自己作为藏族土司辖下的“番人”，也一定是藏族，而不是羌或者其他民族。当一位乡民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说：“六几年，有个记者采访我们老师傅，就说我们是羌吗藏？就说过……最后七几年，可来了一个人，采访我们是藏吗羌。我们是藏，不是羌。八几年可来了……，那是七几年和八几年那是一个人，来采访我们老师傅。……那个人说……最后说，你们羌吗藏？……老师傅因为给我说过，我们是藏，不能是羌。” 也就是说，至少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宕昌的藏族一直认可自己的民族身份为藏族，而非羌。笔者调查时，当地多位乡民向笔者提到，1986年十世班禅到宕昌的时候，有几位年长的乡民闻讯赶去见班禅，得到班禅的摩顶，这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事情。往往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人们还会不无遗憾地说，因为当时只有少数人得到了这个消息，否则他们都会赶去见班禅的。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宕昌藏族对于藏族身份的认同。尽管目前宕昌藏族的藏传佛教信仰已经非常不明显，但他们还是很看重见过班禅这件事情的。

    现在从居住的地理范围来看，大部分宕昌藏族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大山深沟中，在交通沿线已经很少有藏族的分布。这是宕昌藏族逐渐汉化的结果，而且这种汉化的趋势逐渐向沟内蔓延。以官鹅沟为例，地处沟口的官鹅村大部分村户都是汉族，只有几户藏族，据说他们以前也还有苯苯，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谁是苯苯家他们还知道。由官鹅沟口的一条小沟往里步行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乔家村，这是一个全部为藏族的村子。沿官鹅沟再往沟内来，就是阴坪村和立界村，这两个村子的村户都是藏族。之后是朱瓦坪村，朱瓦坪的村民大部分是汉人，只有几户藏族。村里的汉人很清楚自己是在四代以前从四川来到此地定居的。接下来是全部村户为藏族的鹿仁村。沟内最后一个村子是花儿滩，是一个全部为汉人的村子。花儿滩的汉人是在清光绪年间逃荒过来，起初来到鹿仁村，但鹿仁村民因为他们是汉民，拒绝接受他们居住在鹿仁村，因此，这些汉民就又往沟内迁移，居住在现在的花儿滩。从官鹅沟内的族群分布情况，我们看到了一个逐渐汉化的过程。特别是最近几年，交通便利了，和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与汉族的通婚也日益增多，退耕还林造成生计方式的变化，使汉化的速度在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着。

 

    宕昌藏族也承认自己的汉化，笔者在大河坝访谈的两位老人很无奈地说：“确确实实还就是变成汉民了。为什么？是接触的汉民多了，再连结婚，领着来，递地往下一递，接地往上一接，这汉民也就确确实实……” “这连衣裳就全部改变了，自己把自己改变了。……”

 

    笔者在官鹅沟调查的时候，几位乡民为他们的族群身份争执了起来，但当其中一位说出下面一段话的时候，人们都不再做声。“有些汉族嘛，比如说和藏族混合住着呢嘛，汉族一多，就汉化掉了。比如说，以前官鹅庄子确确实实全部都是藏族，汉族一多，慢慢就汉化掉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当旅游业发展起来以后，各种媒体将大量的信息带来，加之政府的民族策略，造成了族群互动的新动向。当宕昌的藏族意识到，他们作为藏族和“典型的”藏族不同的时候，他们竭力开始向“典型的”藏族靠拢，强化与汉族的区别。乡民们从各种媒体中认识了“典型的”藏族及其文化符号，于是他们按照“典型的”藏族符号“重新”形塑自己的“藏族”身份，实践自己的藏族认同。比如唱一些描写藏族的流行歌曲，喜欢“典型的”藏族服饰，认同和强化藏传佛教信仰等。而当县里一些部门为了发展旅游业，大力论证他们为羌人后裔以后，持不同意见的村民更加进一步强化他们的藏族认同。

    与此同时，在县政府的旅游开发策略的导向下，宕昌藏族也开始有意和无意地出现“羌化”的动向。乡民的这种“羌化”动向则多是非主动的。对大多数宕昌藏族来说，他们有较强的藏族认同意识，然而，当县里面将他们的文化按照“典型的”羌人文化进行重新构建和再创造的时候，他们也接受了“典型的”羌人文化符号，并将这些符号融进自己的文化实践中。其实“典型的”羌文化和“典型的”藏文化的界限是很模糊的，难以分清的。 比如“锅庄舞”，究竟是藏族的还是羌族的？无论是羌族还是藏族都有白石压顶的塌板房……

    然而无论人们在客观上的族群变化动向如何，也无论人们按照“典型的”藏文化特征，或是按照“典型的”羌文化特征来重新构建和创造自己文化的时候，主观的族群认同意识仍然在族群构建和认同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文化特征如何变化，在宕昌藏族的心目中，他们还依然认同自己是藏族。正如乡民自己说的，语言丢掉，还是藏族；服饰丢掉了，还是藏族；宗教丢掉了，也还是藏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是藏族。

 

                            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族群构建

    当代族群研究理论大多认为族群是人们主观上的认同，虽然体质和文化特征在族群认同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人们的主观意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一个派别“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s)认为族群认同是来自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族群中的个体在群体中获得“既定资赋”（givens），即血缘、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从而对群体产生一种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另一派别“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s）则认为族群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33] 然而，族群认同的实践表明，这两种族群认同理论并不是完全对立和截然分开的，往往是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左右着人们的族群认同倾向。从历史到现代，宕昌地带的族群构建与变动，生动地体现了族群认同既是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造成的，也是人们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和情感归属等所做的选择。历史上，羌人位于汉藏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当汉强大的时候，在汉人势力的统治下，无论是羌还是番都逐渐汉化，一部分人接受汉族认同，也就因此成为汉族；当藏强大的时候，无论是羌还是汉又在藏人的统治下逐渐吐蕃化，一部分人也因而成为藏族……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并还在不断延续下去。

    如今在宕昌出现的不同人群对于宕昌藏族身份的认同，也同样是在国家民族政策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现象。宕昌的藏族普遍认同自己是藏族，而且藏族的认同意识还比较强。可以说是一种根基性感情联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且由于迁徙到宕昌的历史时期并不很长，所以他们也还保留着自己的祖先来自“番人”聚居区的记忆。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没有羌的影子，所以他们不认可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族群认同。而以前的“番人”在他们的记忆中是他们的祖先，特别是“bei”的自称，使他们和其他地区的藏族在感情上更加走近一步。当现在宕昌藏族将自己认同为藏族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感情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族群感情所造成的认同有时是不易改变的。”[34]一直以来，作为杨土司管辖的乡民，当然是藏族；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来自藏族居住的舟曲和迭部；作为现代国家民族政策下的藏族，他们是藏族……。当“羌人/族”说突然闯入他们的生活中时，原先的藏族认同则更加被强化了。实际上，宕昌藏族的社会文化处在一个逐渐汉化的过渡阶段，仅仅从宗教上看，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山神信仰、藏传佛教信仰、汉族的神道信仰，以及汉族阴阳之间的相互消长过程，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的藏族认同意识。反过来，藏族的族群认同意识却可以影响文化的变迁，人们按照自己族群身份的认同需要，来重新构建和认同自己的文化，依此强化自己的族群身份。正如现在在宕昌藏族中出现的主动向“典型的”藏族文化靠拢的现象，正是人们在族群认同意识的支配下，寻找和重构能够代表藏族认同的文化特征，来强化自己的藏族认同。可以说宕昌藏族目前的文化是在汉化过程中出现了“藏化”的趋向。这种族群认同选择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历史记忆，其实无论是文献中记载的历史，还是人们口述的历史，所反映的常常是一种被人们建构过的历史，都是在人们头脑中经过取舍、加工和重新构造过的。这样一个历史所反映的其实本非我们所认为的“客观的历史”，而是透露着人们对于族群分类的态度和实际操作。

    地方知识分子把宕昌的藏族和汉族都认同为羌人/族，并且在不断地寻找考古和史料中的证据，目的是在追寻一个共同的“血亲”系谱，尽管这个“血亲”系谱可能并不存在，但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更愿意寻求一个泛化的羌人认同。其实宕昌地方知识分子和政府的行为，正是族群研究理论中的“工具论”的表现。正是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支配下，在谋求经济发展时造成的对于羌人或者说羌族的认同。然而族群认同必须看起来使他们的成员信服以便发挥作用，而且它们也必须被非全体成员认为合法。[35]也就是说，必须寻找或者制造出一些“证据”，使藏族和非藏族都信服这种共同的“血缘”联系。宕昌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就是在重构人们的集体记忆，把宕昌的藏族和汉族的集体记忆塑造起来，追寻共同的“祖先”——羌人，由此找到共同的“血缘”联系，从而制造一种族群认同的情感根基。他们出版的书籍和创作的戏剧歌舞，其实都在起到这样的作用。实际上，这种重构人们集体记忆的行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宕昌藏族中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族群身份感到困惑。宕昌的非藏人群也逐渐在接受这种观念，认为宕昌的藏族是古羌人后裔，甚至干脆以“羌族”来称呼他们。

    那些建立了宕昌国的宕昌羌人，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史料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清楚的记载。我们不知道古宕昌羌人依然留在本地，还是迁徙到了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历史的谜团。然而史料中却记载了从宕昌国到如今一千多年中，宕昌一带剧烈的历史动荡，众多的族群在这里交互融合和碰撞。那么既或宕昌羌人依然留在了宕昌，在如此剧烈的历史变动过程中，古老的宕昌羌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保持一个纯净的血缘和文化延续。而且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族群沿着一条比较清晰而单一的脉络延续下来，直到今天。从宕昌藏族目前所保留的文化因素来看，确实和其他地区的藏族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些文化特征的差异是他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和其他族群的相互接触时，有意和无意借鉴与融合而来的。之所以目前在宕昌出现这样的羌藏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非“典型”的文化符号在起作用。人们看不到宕昌藏族中保留有“典型的”藏族文化符号，相反却有些类似于羌人或者羌族的一些文化符号。于是这些文化符号，就成为其是羌人后裔的某些证据，尽管这些证据也并非那么确定，但还是足以让人们对于宕昌藏族的族群身份产生疑问。虽然文化符号往往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然而文化符号并不总在族群认同中起重要作用。族群变化往往和文化变化并不一致，其实族群认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而并非是天然的事实。[36]很多情况下，族群认同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意愿。

    无论是历史上摇摆于番汉之间，还是如今的羌藏之争，实际上族群认同都是在国家和地方语境，及其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着，并且受到族群内部，不同阶层的文化心理情感和功利权衡的互动作用所影响。 因此，族群认同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动态的。本文所辨析的正是这种族群认同构建的动态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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