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益兴

 

 

    在诸多对中国城市教会的分类中，学界大都是以“三自”和“家庭”加以划界[1]，但在这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里出现了一种有别于上述两者的新兴教会。它们既没有从属于官方背景也没有如以往的城市家庭教会那样对新事物的保守态度。它们的出现使中国城市教会的一个新方向也是一个良好的迹象，是如此的令一些牧者们欣喜若狂：刘同苏博士在考察了北京46所新兴教会之后，发出了这样的赞叹：“本次调查见证了上帝过去几年在北京的创造的契机，即使过去几年一直在北京教会里经历神的大能，当调查者见到那些定量数字的时候，仍不得不发出惊叹”[2]。

 

    这些定量的数字就是指中国教会中，年轻的、具有高知识层次信徒在城市中迅速的扩张，并且这一群体的带领者基本上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神学的训练。亦有学者这样介绍他们：

 

     ……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群新一代中国传道人，这些传道人主要生活在城市之中，都受过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甚至有在欧美留学或考察访问的经验，主要在城市中宣教牧会，并且都受过一定形式的神学训练，有一定的神学基础。通过门徒培训和文字事工，他们的服事也开始影响到周围的城市和农村。他们中间很多人曾经甚至仍然担任律师、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等高级职称。他们既不无端地仇视国家的权威和法律，也不惧怕、屈服，而是根据圣经的原则予以尊重，同时在信仰立场上绝不妥协，坚持主耶稣基督在教会中的主权，绝不接受世俗政府对教会的辖制。[3]

 

    笔者在本文中将这一类型的教会称作城市新兴独立教会。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探讨有关此类教会产生的社会及神学上的原因，以期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来探索这一新型的教会之成因并期待能引发学界更多关注并研讨此一类型教会的发展，使得中国教会在发展的历程中能更加的完善。

 

 

    城市新兴独立教会，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家庭教会，乃在于对新兴事物的态度、看法均与之不同。另外它亦不缺乏独立的特点，即决不接受政府对教会的直接或间接的管辖。这一类的教会的出现并非偶然，促使他出现的也非简单得可以简化为一二。笔者在这里承继前人之成果，并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整理来给予可能的一些原因，以期能抛砖引玉。

 

    1. “八九”事件对城市知识分子心灵的创伤

 

    “八九”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最沉痛的打击，使他们从追求救国的梦想中惊醒过来，同时他们的信念根基则被推至崩溃的边缘。最终是基督信仰接纳了这一批身心灵具惫的人。已故的赵天恩博士这样描述道：“八九后大学生投入基督信仰更出现了高潮，于是大学校园里兴起了一股‘基督教热’。另据估计在美国的大陆留学生，家属中已经有20%皈依基督。”[4] 同时笔者通过一些友人也了解到，在北京等大城市中一批知识分子的归信，起因源自于八九事件。学者们指出，这些人的归信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八九”以前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对国家民族希望的寻找息息相关：

 

    1978年以后，中国青年表达他们对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满，即所谓信仰危机的出现。他们开始想从西方世界寻找新鲜的血液，他们认为中国首要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若政府变得更民主，若他们有更多的自由，若中国政府能以公正的律法来统治，这样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将得到解决，这一时期，国人与清末的士大夫一样所向往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但还没有看到这些背后的基督信仰……但八九事件之后，他们经历了文化社会瓦解的危机，于是神主动地在危机中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相遇。[5]

 

    在这些信徒中，其中大部分现在成了城市新兴独立教会的负责人或同工。孙明义先生在他的《认识中国城市家庭交会》一文中也是如此见证的：“新一代的城市教会表现出对于社会文化的极大兴趣及关注。前面已经提到，这群教会中的主要成员多数都经历过八九事件所带来的人生信念的破灭。是基督信仰给他们带来新的人生意义，同时也使他们在信仰中重新对这个社会及文化有一种承担。”[6]

 

    2.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给了人们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

 

    1992年，中国当时最高的领导人邓小平南巡讲话于1993年的第八届人大会议确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之后，中国上下兴起了经商浪潮，一切向钱看；许多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等纷纷下海，在实用主义观点的指导下，许多老百姓、知识分子也成为了先富起来中的一部分。有了财富也就了一定的独立空间，他们的生存不用在体制内挣扎，所以这些人容易拥有自己的自由与独立的思考空间，也可以在信仰上比较容易作出不受牵制的选择。这期间，一些知识分子率先在没有经历绝望下成为了基督徒；其中也有一部分经历了人生的灯红酒绿阶段后，走向悲剧，心灵陷入极度的迷茫之后归向基督，就如远志明先生在《神州》和《十字架》中所见证的。

 

    另外，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自幼市场经济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得到了更加的保障后，全能主义政治对社会的监控力度也有所松动，再加上第三代领导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与时俱进；以至于各国宣教士、英语教师、旅游者或到中国来定居等方式进入中国，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在这期间，中国各地教会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复兴，一些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农村传道人也来到城市建立教会。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美誉的温州商人来到各大城市后，都会在当地建立温州商人教会。其中不乏有信徒将福音带给本地人，以及建立当地人的教会。笔者在上海等城市的几位弟兄姐妹，均是以商人的身份传道，从建立温州人的聚会点到建立当地人的教会也见证了这一事实。

 

    3. 快速城市化所造成的影响

 

    另一个促使城市新兴独立教会产生的原因就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进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很难突破，福音先从农村复兴开始，现在又借着中国城市化的步伐来引导她在城市中的复兴与发展。二十世纪末期，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人口迁移在世界各地发生。在80年代末期，著名都市宣教学家Bakke说：“神正在将所有国家带往都市化。”[7]中国也在这样的时代中经历着城市化的进程。据统计，全世界50个人口最密集的特大城市中有40个在中国，目前中国城市化总量已经达到5.9亿人，意味着中国城市化总量已经达到40%以上。

 

    中国城乡和住房建设部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背景下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目前中国是新兴城市发展最迅速也是最多的国家。2007年底，中国城镇人口5.94亿人，城镇化水平44.9%[8]，比1982年的21.1%提高23.8个百分点，二十五年间年均增长0.95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十到十五年，中国城镇化仍将保持年均0.8至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地区造成极大的影响。笔者在近期曾拜访过的一些农村地区，发现很多村镇的小学甚至中学都不复存在了。因着青壮年人口大量移向城市，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很多学校已经招不到学生。结果关门的关门，合并的合并，学校的数量大幅减少，这也迫使人口再次向市镇移动（为着孩子的教育）。城市化进程也同样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农村地区的教会。80年代复兴起来，曾为中国教会主流的农村教会，现在已经面临青壮年同工严重流失的危机。为着生计的需求，以及整个社会的转型，青壮年已经大量移向城市。这也引来中国家庭教会的型态，从农村教会为主体转为以城市教会为主体。城市化进程中，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城市家庭教会，也在短短十多年间迅速崛起。曾经被誉为“第三工场”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兴家庭教会，渐渐有成为“第三类教会”的势头。刘同苏牧师对北京46间家庭教会做过调查后，形容此现象为中国复印运动从农村包围城市，也标志着福音已经渐渐进入中国主流社会。[9]

 

    从圣经宣教学的角度来看，使徒时代的初期教会中的最伟大宣教士报罗就是采用城市宣教的方式来开展福音布道的工作，当时他选择了向雅典、以弗所、罗马以及克林多等这些大城市作为宣教的据点，并建立教会和牧养教会[10]。而现在宣教学Bakke已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今天全球有60亿人口，过半数的人口聚居在城市，其中有400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其中中国占171个[11]），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现在我们身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大度汇成了万国万民的总汇，庞大的社会问题都聚集在我们大部分的城市中，对教会而言，要去侍奉及回应世界人类最大的需要，城市正是新的宣教战线和新的实验室”。[12]

 

    4. 留学归国人员参与服侍并建立教会

 

    2007年度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4万人，其中自费留学12.9万人。与1978年的860人相比，30年来，中国留学生的人数翻了167.44倍。从1978年到2007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1.1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97万人[1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在国外读大学的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大学留学生占全球总数的14%。公布这个统计资料的是教科文组织位于蒙特利尔的统计所，这一机构发布的《2006全球教育摘要》报告了全球100多个国家高等教育中“流动学生”的状况。教科文组织对“流动学生”的定义是：“在一个外国学习且没有取得该国永久居留身份的学生”。这份报告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中国留学生的去向大都集中在美国、日本和英国。这一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留学生来源的分布状况。1999年，东亚与西欧的留学生人数不相上下。但仅仅4年之后，东亚留学生的人数就超出西欧三分之一。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个中国学生。[14] 这些留学海外的学子其中除了少部分去日本之外，其余的大多数是到以基督信仰为主流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或英联邦国家。这批人不仅获得了高学位，积累了在西方跨国公司工作的经验，同时亦有很多在求学或工作期间归信基督信仰[15]，并且它们在当地的华人教会中学习，接受造就与装备。如今他们中间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与专家已经回国。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的留学归国人员总量已经超过7万人，约占全国的1/4。其中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占90%以上，主要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16] 他们中间不乏有福音使命感的基督徒，这群回国的基督徒和传道人有的开荒布道来建立教会，有的参与当地学生团契服侍，渐渐地将团契转型为教会。笔者在上海及其他城市常遇见这种类型的弟兄姊妹，他们对福音的热情之高，令人欢欣鼓舞；一位笔名位老曼的信徒在“基督教神州网”发表了许多文章，见证自己在京传福音的经历，并称“北京的庄稼熟烂了”。[17]

 

    5. 其他因素

 

    当然，城市新兴独立教会的产生并发展还可能与以下一些因素相关：一是本土的学生福音团契的发展，笔者在上海念书毕业时，就亲身见证了校园团契毕业生组建毕业生教会的整个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校园兴起了学生团契的浪潮，最初的校园团契一般是在外国宣教士的带领之下成立，但90年代末之后，本土的校园团契就不断地涌现，并且随着毕业生不断的出现，他们有的自己建立教会，有的则加入当地的教会（大部分是加入家庭教会）。二是与几十年来整个神学思潮的变化相关，在几十年以前中国教会承继的是以威权式的神学思潮（家长制的管理、对带领着的追崇等），而随着西方近代的神学思潮不断被引进入中国，中国教会及信徒的神学思想许多开始转向关系型的神学观点（彼此的关心、小组的交通等）

 

 

    从以上的这些原因，使得笔者有理由相信他们都促成了有别于传统三自和传统的家庭教会。由于大量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这些教会的知识层次和对圣经、神学的研究不断加深，也对教会与外界之关系上的判断与原先的两类教会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既区别于传统家庭教会采取一味避世的态度，对现代科技、医疗、经济、管理、民主、法制等采取更为开明与乐观的态度，同时他们又由于更为独立的选择空间，又在海内外接受的高等教育使得他们对独立与自由的渴望比三自路线的人士更为渴望，加之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原来以血缘与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关系走向更为独立的以社区为单位的群体生活。这反映在他们的教会类型上是不可能接受三自或是传统的家庭路线。总之，鉴于上述种种原因上帝在中国开展了他自己的工作，尽管此类型的教会才刚刚起步，但笔者相信“那在你们（信徒）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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