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东

 

    在宗教市场论中，总会提到一个名字，这就是亚当·斯密（1723－1790）。这个在经济学界被神圣化了的人物，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又在宗教学界展现出其生命力。宗教市场论的创立者们喜欢将自己理论的渊源追溯到200多年前的《国富论》，认为宗教市场论的基本原则早已由亚当·斯密提出，只不过久被遗忘而已。今年的7月17日，是亚当·斯密220周年的祭日，谨以此读书笔记作为对先贤的纪念。

    《国富论》的译名源于严复，英文书名的字面意思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全书共5篇，系统论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则，其根本思路是：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满足他人的需求，于是就有了分工、交换、货币、资本、财政、税收、分配、政府等社会元素的运转，国民财富就在这样“一只无形的手”的引导下，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促进和发展。亚当·斯密由此成为自由经济学理论的鼻祖。

    《国富论》有关宗教问题的阐述，集中在第5篇第1章“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的第3节“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其中的第3项为“论各个年龄阶层的人的教育费用”，亚当·斯密指出：“对于各种年龄阶层的人民进行教育，主要是宗教教育的实施”，为此，他用了20页左右的篇幅讨论了宗教问题。

    要对不同年龄的人民进行教育，首先就要有经费。教育经费的来源，亚当·斯密认为有两种方式，一是听讲者的自由捐献，二是政府财税。他认为，从宗教教职人员的“努力、热心和勤勉”来看，前一种付款方式更好。天主教的神甫因为完全依赖政府的薪金，“往往不大关注于维持大多数人民的信仰和皈依的热情，他们已经习惯于懒惰了”，而那些依赖人民捐献的教派、托钵教团等，工作的热情更高。

    对于政府而言，如果社会只允许一个或两三个教派存在，教职人员“利己的、积极的热心”就“会发生危险与麻烦”。具体地说，如果有国教存在，而政府又没有控制国教的适当手段，那政府将永无宁日，因为“宗教的权威绝对胜过其他权威”。

    相反，如果执政党没有宗教偏向，对不同的教派平等看待，“维持他们彼此之间的和平就成为唯一目的”，就不必担心宗教的发展。因为一旦让每个人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牧师和宗教，就必然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教派。不同的小教派之间会出现激烈的竞争，“人人卖力气，人人使用一切技巧”。“如果一个社会分为两三百乃至数千个小教派，没有哪一个教派的势力能够大到搅扰社会，教士们的热心，也就全然无害了。”

更为重要的是，竞争会促使温和宗教的出现，进而培育出全社会“和平的、适中的精神”。“小教派牧师，因为觉察到自己几乎是独立无助的，一般不得不尊敬其他教派的教士，他们彼此感到便利而且适意，这种互让可能使他们大部分的教义，脱去一切荒谬、欺骗或迷惘的夹杂物，而成为纯朴的、合理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是世界各时代仁人贤士们最希望见其成立的宗教”。从政府方面考虑，“如果断然决定让一切宗教自由，并不许任何教派干涉其它教派，那就用不着担心它们是否会迅速自行分裂，而形成占有多数的教派了”。

    亚当·斯密甚至讨论了新的教派成长的法则，这就是严肃与刻苦。“差不多一切教派，都是在普通人民中创始的，它们从普通人民中吸引那些最初和最多数的新的皈依者，因此，严肃的道德体系，不断被这些教派所采用”。小教派中普通人的道德，几乎特别有规则和秩序。

    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国富论》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例如关于法国与罗马教皇的权力博弈，早在16世纪，两者就签订了协议，法国由此对国内教会的一切重要职位有了绝对的推荐权。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