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物质资本积累以及金融创新活动被看做是落后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有效地积累起物质资本，意味着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增加对机器设备的利用，顺利实现工业化。然而，人们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首先要取决于对财富的态度。实践表明，各大宗教的财富观直接影响到物质资本的积累，影响着农业国向经济起飞的大转变。

    事实上，在各大宗教的教义中，有着对财富的多样化的论述，这些财富观有所差异甚至相互矛盾，从而为不同的解释预留了空间。例如，圣经中约瑟、约伯、亚伯拉罕等，都有殷实的家产，但都是敬畏上帝的义人，上帝赐福给他们。同时，圣经也有这样的论述：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太6：19－20）。讨饭的拉撒路死后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死后在阴间遭受苦难（路16：19－30）。在伊斯兰教的财富观中，金钱不是人的主宰，人也不是金钱的主宰，而真正的主宰是清高的安拉，人类要作为代理者按伊斯兰教的方法处理金钱和物质。同时，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曾经牧羊，之后受雇于哈蒂泽经商。这些后来成了穆斯林劳动谋生和对待经商致富的榜样。佛教奉行简朴生活的原则，强调财富来源的正当，但似乎并不排斥财富。在《阿弥陀经》中，西方极乐世界为“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富丽堂皇的佛教乐土。

    但总体而言，在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倾向在各大宗教中占主导地位，宗教对于财富的态度是限制的，甚至是敌视的。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强调财富为人服务，而非人为财富服务。为了不让经济利益妨碍宗教的事情，处处都有限定、制约和警告。人为了维持他所处地位的生活而追求必要的财富是正当的。但是，追求更多的财富不是进取，而是贪婪，而贪婪是一种弥天大罪。

    然而，16世纪城市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贸易极大地扩张，金融的规模集中，财富急剧增长。在这一背景下，财富成为人们热切追求的对象，哥伦布甚至写道：“金子构成财富，谁拥有它，谁就能得到他在尘世所需要的一切，也就有办法把灵魂从炼狱拯救出来，让他们重获天堂的欢乐。”因此，基督教的改革家不得不对原有的财富观加以修正或者进行变革。马丁·路德仍在为传统教义寻找出路，他说，“人可以拥有财物，但必须懂得善于管理，做财物的主人。”约翰·卫斯理提出的财富观则是，“尽你所能赚钱，尽你所能节省，尽你所能奉献”。而加尔文则更进了一步，他所反对的不是积聚财富，而是为了纵欲或炫耀滥用财富。显然，新教是第一种承认并欢迎经济美德的系统的宗教教义，有人评价说“新教的胜利扫清了使用金钱的所有限制或指导。”

    这就意味着西方世界打通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本积累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代也存在着类似的财富观的转变。在传统的儒家哲学中，往往将“义”和“利”对立起来，很少谈及利益。至少在表面上，大多数人都耻于言利，似乎金钱就是庸俗的代名词。许多治理国家的士大夫们都坚持“义高于利”、“公高于私”的信念，这也是儒教思想的自然流露。面对现代化的进程，儒教的这种财富观对资本积累显然产生了制约作用，这种制约甚至延续了很长时期才得以改变。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