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美关系的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无疑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政治博弈。特别是国内的媒体，对中美交往的报道基本上以经济方面的问题为主导，而对中美在人权和宗教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似乎关注不多，导致普通民众认为只有经济或高层政治交往才会决定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势。然而实际上，双方在诸如宗教自由、民主等宗教和人权问题上的差异与对峙也具有深刻性和长久性，宗教与人权问题是当今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中需要慎重对待和处理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宗教组织在中美关系中的影响的探讨，关注、分析和探讨中美在宗教和人权领域内的问题与矛盾，希望对全面、正确看待中美关系有所帮助。

 

    关于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美国著名神学家尼布尔有一句经典的概括，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也是宗教性最强的国家”。这句话似乎自相矛盾，不过事实的确如此。尽管美国宪法中明确说明美国社会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但在现实中，宗教和政治却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而紧密的联系。对普通美国人而言，宗教已经超越信仰的范围而渗透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美国人如果参加某个宗教组织，他便在社会上获得了某种身份和地位，使他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一席之地而感到心安理得。甚至那些希望通过竞选进入政府的候选人，也要竭力表现自己对宗教的虔诚，以博得人们的好感。今天，美国有30多万个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及其它宗教活动场所，每年花费在宗教上的资金高达几百亿美金。据统计，1967－1999年间，美国信教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直保持在89％以上，教会成员所占比例在65％以上，而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在38％以上[1]。

    宗教之所以在美国有如此深厚的基础与影响力，是因为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回顾美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宗教在美国的建国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17世纪那些横渡大西洋来到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欧洲清教徒，就是为了坚持自由地信仰自己的宗教，凭借强大的宗教激情为动力，开始在新大陆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虽然美国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也没有国教，但是纵观两百多年的美国历史，宗教思想与宗教力量始终对美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外交、伦理等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影响。一直以来基督教新教在美国宗教社会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而来自欧洲的信奉新教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和他们的后裔长久控制着美国政治经济权力，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也成为了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社会的主体宗教力量也发生了改变，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开始迅速向宗教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基督教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体的宗教格局。

    按照《美国宗教组织词典》的解释，宗教组织是指那些在国际、国家或地区等各个层次上，活跃地开展以宗教目的为宗旨的活动的团体，它们为各个教会、教派、崇拜团体和宗教团体提供服务、信息或支持，并且向它们施加影响。该词典收录的宗教组织多种多样，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如学术或神学教育组织、音像制品制作人和发行人、心理咨询机构、多个宗派和多种信仰组织、教育团体、数据和软件制作人和发行人、传福音组织、海外传教组织、联谊组织、国内传教组织、医药牧灵组织、印刷出版机构、专业人士协会、广播电视台站、研究机构、灵修生活团体、社会正义活动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等。在宗教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当今美国宗教组织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在建国初期，活跃于美国社会中的主要是基督教新教教会，如公理会、长老会、新教圣公会等。如今，各种宗教团体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着影响，包括传统宗教如伊斯兰教、犹太教宗教团体和新兴教派摩门教、基督教科学派等等。据统计，如今美国约有五十万个宗教组织。

    此外，从神学角度看，美国的宗教组织可分为自由、温和与保守三种类型；从对团体成员忠诚于本宗教团体的要求强度看，可分为随意、一般和严厉三种类型；从社会伦理和社会政治角度看，也可分为对成员自主、温和以及激进地严厉排他三种类型；从与其他宗教团体和宗教信仰的关系看，可分为尊重与合作、尊重与不合作、不承认与不合作三种类型；从对世俗社会和文化的态度看，可分为有选择地接纳、激进地反对和疏离三种类型[2]。

 

    二、美国宗教组织介入中美关系的原因与动力   

    了解了宗教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和美国宗教组织的基本概况后不难发现，美国宗教组织之所以能够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的和深刻的影响，正是由于它们在美国社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使宗教组织具有广泛而深厚的影响力，而且也为宗教组织提供发挥影响的平台和途径。

 

    从政治方面看，美国的政治体制设计决定了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政治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对国内政治力量反应敏感的系统，所以如果某一种政治声音在美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共鸣，那么它的要求和理念一般都会体现在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中。所谓“利益集团”就是这种政治过程的具象载体。研究美国和中美关系的学者都会重视对美国数目众多、种类各异的利益集团的研究，而美国的各类宗教团体，特别是一些大的教派和教会，自然成为美国政治结构中成员多、力量大的强势利益集团。一直以来，美国的宗教势力都以利益集团的身份，深深卷入到美国的政治运行与政治决策当中，有这强大而广泛的政治影响力。换句话说，宗教利益集团关心和影响的并不仅仅是有关宗教方面的事务和政策，而是已经对美国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中美关系作为美国国家战略中的重点问题，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些宗教团体的密切关注，必然引起它们的介入，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宗教右派团体，积极活跃于近年来的中美关系事务中，其影响力尤不容小视。

 

    从中美关系的内容和性质看，由于中美两国都是世界大国。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中国作为迅速崛起和强大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者在当今乃至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安全稳定等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基于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当今全世界各国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这种重要性要求两国必须慎重处理双边关系，开展更加深入、广泛和全面的对话与合作。如前所述，中美关系不仅仅以经济贸易和政治关系为主线，它应该是广泛的、丰富的、全方位的。宗教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已经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中被经常提及的重要话题，这就给美国宗教团体提供了在中美关系中“发言”、进而影响中美关系的机会和理由。

 

    从美国宗教组织本身来看，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影响也是它们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和愿望之一。这是基于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固有的一种“普世”情结，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让西方人认为是以基督教教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胜利，这更坚定了他们向诸如中国这样的非基督文明国家输出宗教理念和文化价值观的信心。对于美国的宗教组织来说，他们一方面积极关心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力量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希望将基督教连同美式民主一起推销给中国，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所以他们十分愿意并且积极争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作用。

 

 

    简单来说，美国宗教组织对当今中美关系的影响作用是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的：

 

     （一）美国宗教团体试图参与制定中美双边关系的目标。

 

    中美关系发展的目标，是中美各自国家大战略中的核心内容。可以说，目标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最终走向。如果中国和美国都以合作共赢为目标，那么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就可以得到相当的保障；如果美国为了保持世界霸主地位而以遏制和限制中国为目标，那么未来双方关系中矛盾会越来越多，而由于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目标限定，对这些矛盾的调节也将变得更加困难，导致双方可能产生严重的对抗。正是因为目标的设立对中美关系如此重要，美国的宗教组织必然要竭力干预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美关系的目标设定。从目前来看，其干预的主要内容是促使美国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同时加以遏制的大战略，确保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同时将对中国社会的“和平演变”作为一项长期目标和任务，努力将中国改变成一个符合美式民主和基督教文明的现代国家。

 

    （二）丰富中美关系的内容和内涵，扩大双方交流与合作的领域范围。

 

    自从二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主线大致经历了由政治——政治、经济——多领域的变化发展过程。具体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美对抗到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的这一时期，双边关系的转变所依赖的主要动力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中美合作共同对抗苏联。从双边交往的内容上看，也是以领导人互访、开展高级别的政治交流和对话为主体的。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在政治交往的基础上着重发展了双边经贸关系。进入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宗教组织及因之所形成的诸多利益集团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进程。影响的方式就是促使美国政府扩大同中国对话的主题和内容。比起之前的几十年，从90年代开始，中美在宗教和人权领域的交锋明显增多，美国政府频频批评中国的宗教政策和人权状况，并将宗教人权问题与双边政治、经济方面的其它问题相挂钩。此外，在美国宗教组织的影响下，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在民族政策、贫困、环境保护和司法建设等领域同美国展开更多更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虽然在这些新兴双边关系领域内，美国宗教组织对中国的态度大多是批评甚至诋毁，但从客观上说，这些宗教团体和组织的积极参与，也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中美关系的范围、丰富了双边关系的主体，使其更加符合大国交往的需要。

 

    四、美国宗教组织影响中美关系的方式

 

    美国的宗教组织之所以能够广泛而深入地介入中美关系，与其所采取的方式密不可分。可以说，方式的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它们能否有效地在中美关系互动中发挥作用。大体来说，美国宗教团体和组织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和途径影响中美关系的。

 

    （一）通过美国的政治系统，即政府和国会。

 

    这种方式也是目前宗教团体所最经常采用的和最有效的影响方式。如前所述，美国的各大宗教团体与组织是美国政治系统中最有能力影响决策的一些利益集团。一方面，这些团体影响着美国的政治思想，譬如近年以来美国社会中保守主义思想越来越强大就与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积极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基督教联盟”、“关注家庭”、“传统价值联盟”等为代表的宗教右派组织，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强权政治，认为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才能保证和平。它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反苏、反华的激进分子。所以，在处理当今的中美关系时，这些团体要求美国政府和国会采取保守的、右倾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的宗教组织通过政治活动影响美国的决策层，进而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具体的方式如在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各种民主选举中直接或间接采取行动，为其支持的候选人助选、拉拢选民；待其上台之后，作为回报，在制定政策时自然采取与这些宗教团体相一致的立场。此外它们还直接对“政治精英”进行游说，宣传表达自己的立场，提出政治要求。

 

    通过扮演“院外利益集团”的角色，美国的宗教组织，特别是宗教右派团体的政治活动严重阻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1998年美国政府颁布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依据此法律，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大打“人权外交”牌。原本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就时有争执，这份文件的出台更是把中美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论引向深入[3]。此外，在2000年之前，代表宗教右派立场的政治力量一直坚持将中美贸易正常化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这些做法不仅阻碍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甚至从全局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二）通过自身的活动。

 

    美国宗教团体和组织不仅经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影响中美关系，同时还直接开展各类活动，参与中美关系的进程。譬如积极促进两国宗教界人士的访问、交流与会晤。此外，他们还广泛借助现代化手段来实现它们的目标，在中美关系中向中国施加影响。许多宗教右派组织除了利用刊物和印刷品外，还广泛利用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被人们指称为“电子教会”的现代媒体。据了解，美国宗教右派组织所拥有的广播电视网络可以同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网等著名的广播电视网相抗衡。宗教右派头面人物罗伯逊创办的基督教广播网（CBN）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4]。这些媒体与一个多世纪以前到中国传教的早期传教士们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其主要目的是对中国的基层社会和大众心理进行广泛深入的宗教渗透。通过这些媒体，美国的宗教团体一方面向普通中国民众大力推销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不断抨击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试图破坏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与合法性。如果说美国宗教团体和组织是通过政治机构公开影响中美关系，那么它们采用多种现代传媒手段所开展的则是无孔不入的隐蔽渗透。

 

    （三）利用世界性宗教组织和其它各类国际非政府组织。

 

    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国际性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到今天，有人甚至认为国际性组织已经成为与民族国家相平行的核心国际体系行为体。基于这一变化，美国的宗教组织也积极发展同各类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世界性的宗教组织，如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世界基督教和平会议、世界宗教和平大会等等。通过参与这些组织，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极力宣传它所主张的“宗教完全自由”的价值观。借助这些国际性宗教组织，美国的宗教团体要么批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与人权状况，要么利用国际性组织的地位和影响力积极与中国国内的宗教团体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借机开展渗透活动。可以说，对于美国的宗教团体而言，各种国际性组织为其影响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也更为广阔的平台。

 

 

    大致来说，美国宗教组织在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这些宗教团体大多是“和平演变”战略的积极推动者。回顾历史，从19世纪的传教士到今天的各种宗教利益集团，大都带有一些宗教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色彩，就是希望以西方文明重新构建世界秩序，以基督教教义拯救全人类。而战后的国际政治表明，这种宗教热情与现实政治中的国家战略找到了结合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遏制战略失败后，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苏联的解体更使它们坚定了推行这种战略的信心。今天美国的宗教团体，特别是宗教右翼势力，一边不断对中国进行各种宗教渗透，一边通过美国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进行西方式的民主和宪政改革，可谓不遗余力地要“演变”中国。对此，我们一方面应当继续保持与美国在宗教和人权领域内的正常对话与交往，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警惕，着力防范宗教渗透。

 

    其次，美国社会的宗教势力正在成为美国政界人士左右中美关系的一股核心力量。从现在的国际关系格局看，今后很长时间内美国政府对中国都将坚持接触加遏制的大战略。而在实现遏制战略的具体措施上，比起动用经济手段来遏制中国所可能导致的两败俱伤而言，利用人权与宗教自由具有更小的风险和成本，因而宗教和人权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实现遏制战略所惯用的一张王牌。近年来，美国国内各类机构和组织关于中国的人权报告和宗教状况报告层出不穷，不仅给中美关系蒙上阴影，而且对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威望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最后，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正是由于美国宗教团体和组织在中美关系中积极发挥作用，反过来它们也促使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宗教问题和发展人权。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则表现出了化被动为主动的姿态。譬如针对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中国每年编写《美国人权白皮书》加以回应。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在把握中美关系发展上的新认识，即政治、经济交往要继续热下去，宗教和人权领域的沟通也要热起来。笔者也认为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密切与改善同美国宗教界以及其它国家宗教界的联系和友好往来，这既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外交环境，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国际形象。

 

    总之，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影响中美关系进程的因素是多元的。而美国宗教团体组织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当今中美关系的现实表明，这些宗教集团通过多种方式从多个方面影响着中美关系，并且这种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美国的宗教力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同经济、政治力量一样，决定中美关系未来的互动模式和博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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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吕其昌：《美国宗教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国际论坛》，2003年1月第5卷第1期。

[2] 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

[3] 杨卫东：《宗教自由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2期。

[4] 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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