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

 

 

 

    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1]刑法据此规定了两个与宗教相关的条款：一是第251条，该条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章下，规定了“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2]另一条是第300条，该条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章下，分三款，第一款规定了“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第二款规定了“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第三款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刑法中的“强奸罪”和“诈骗罪”定罪处罚。[3]

 

    前述第251条可以说是刑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体现，第300条则是对实践宗教信仰的刑法限制。[4]除此，刑法和相关法律中还有些内容涉及对宗教的保护与规制。就保护方面而言，如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第38条的规定，[5]国家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照刑法，可能构成刑法第397条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和“徇私舞弊罪”。[6]又如，根据前述条例第39条的规定，侵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合法权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7]就规制方面而言，《宗教事务条例》第40条规定：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等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42条规定：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有破坏不同宗教之间和睦以及宗教内部和睦的内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45条规定：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从司法实践看，刑法对宗教的规制还涉及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等罪名，对此，下文将加以展开。

 

 

    （一）规范分析

 

    1. 新旧刑法条文对比

 

    该条来源于1979年刑法的第147条，1997年新刑法对该条款的主要修改是将犯罪主体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8]具体罪名和法定刑不变，即罪名仍然是同一条款中包含“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两个罪名，法定刑仍然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如前所说，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要小于“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事实上1997年新刑法缩小了“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犯罪圈（通过限缩犯罪主体）。[9]考虑到新刑法相比1979年刑法而言，对很多犯罪的法定刑都作了提高，而此罪却保留了原来的法定刑，这说明至少在实践中这方面的犯罪不是很突出。

 

    2. 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种犯罪有无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该种犯罪在实践中的适用频率。从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还没有出现过任何司法解释（也没有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于1986年在《关于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法纪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对该罪的立案标准有过规定，[10]但该司法解释已于1993年被整体宣布失效。这样，对该罪的客观特征的解释就只有依靠学理解释。有学者将本罪的客观特征解释为七点，[11]而第七点“其他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其实又是一个兜底条款。[12]

 

    （二） 实证分析

 

    可见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判例可谓罕见。据一本2004年出版的专门研究案例的著作统计，从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刑事审判参考》、《人民法院案例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都找不到该罪的案例。[13]在“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的案例收集网站上，[14]嵌入“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搜索，结果也为“0”。为什么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判例少？从理论上可以作两方面的解读：一是国家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体制机制得力，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犯罪确实很少；二是该罪的设计使得定罪的门槛较高（如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成为该罪主体），甚至对于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如何理解（如公民可否在自己家里传教），可能会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家庭不是宗教场所，所以不能在家里传教），进而影响法律保护的力度。

 

    在1997年新刑法之前，笔者收集到的一个这方面的判例是：1995年春节期间，某派出所所长张某带着3名干警到所辖的某村去抓赌，经过村民李某家门前时，见其屋内聚集了很多人，疑为在聚赌，便把李某用手铐铐到派出所讯问。李某辩解说其是该村基督教的传教人，村民聚在他家是为了听其讲解《圣经》。张某认为李某在家讲《圣经》是宣传封建迷信，便责令其解散教会，并让其保证以后不再信教。李某不同意退教，张某便将其关押在派出所内不放，并有殴打李某的行为，逼其答应退教。后来该村信教村民集体到乡政府、县政府请愿、静坐，最后在县政府领导的出面调停下才平息众怨。本案法院依据1979年刑法第147条以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5]

 

    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笔者也收集到一个这方面的案例：某村来了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王某，他在村宣讲教义，很受村民欢迎，准备成立教会。村支部书记某甲得知此事后认为王某在搞迷信宣传，便责令他离开本村，王不从，某甲便撕了他的经书、扯坏他的教袍，但在村民的支持下，王某仍然留在村中传教不走。某甲认为村民们已受毒害很深，并且自己觉得丢了面子，于是恼羞成怒，跑到乡里找乡长某乙，某乙遂与派出所民警一起开警车到村子里把王某强行带走，并在村广播中责令愿意信教的村民到村支部登记，写出检查，等候处理。在派出所中，某乙命令民警对于王某进行拷打、讯问，逼其写了承认错误的检查后放出。后来，王某在当地宗教协会的支持下到检察院控告某甲和某乙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要求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16]

  

    从以上有限的两个案例来看，我们发现农村地区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犯罪相对比较突出，这也反证新刑法不但没有将该罪主体扩大到一般主体、反而限缩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妥。有论者认为：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他们滥用职权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会直接妨碍国家的宗教政策，社会影响恶劣，其社会危害性才能达到犯罪程度；而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然也可能实施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但危害性没有达到上述程度，故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17]笔者认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样会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如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干涉他人宗教信仰自由，破坏宗教场所，扰乱正当的宗教活动，对信仰某种宗教的人进行威胁、打击等，都会妨碍国家的宗教政策，因此对其中情节严重的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

  

    这两个案例还提醒我们，在实践中，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犯罪往往是以禁止宣传封建迷信的名义进行的。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打菩萨、毁寺庙、焚经书等留下的后遗症，致使在许多农村地区，一些基层干部的宗教知识欠缺，从而有意无意地把宗教和迷信混淆起来，因此，无论从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还是从鼓励信教群众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权考虑，都需要明确宗教活动与迷信活动的界限。[18]

 

 

    （一）规范分析

 

    1. 新旧刑法条文对比

 

    本条吸收了1979年刑法第99条关于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罪或者组织、利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的内容，并进行了修改补充，如在迷信和会道门之外又增加了邪教组织；[19]把该罪从19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中移入“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将原来的罪状“进行反革命活动”具体为“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和“蒙骗他人，致人死亡”； [20]把该罪的最低量刑幅度从1979年刑法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提升为现在的3年以上有期徒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21]

 

    1979年刑法第165条还有关于神汉、巫婆借迷信进行造谣、诈骗财物活动罪的规定，1997年新刑法取消了该罪名，而把相关内容加以修改吸收到本条第三款，即 “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强奸罪、诈骗罪来定罪处罚。原来的犯罪主体“神汉、巫婆”被扩大到包括一般主体。[22]

 

    2. 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

 

    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该条及相关内容受到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较多关注，特别是1999年“法轮功”被揭发后（内容也主要集中在“邪教”，而鲜有涉及“会道门”和“迷信”）。具体表现在：

 

    （1）1999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用9个条文作了一系列规定，如“邪教组织”的概念（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23]列举了哪些情形属于刑法第300条第一款、哪些属于第二款，以及何为“情节特别严重”等。该解释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如第四条规定：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指使、胁迫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自杀、自伤行为的，分别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第七条规定：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组织、策划、实施、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分别依照分裂国家罪、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24]这种注意性规定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对刑法适用的解释，但带来的问题是：刑法第300条第三款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刑法中的“强奸罪”和“诈骗罪”定罪处罚。同是注意性规定，为什么强奸、诈骗要通过立法来规定，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和分裂国家、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却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呢？二者的界限在哪里？[25]

 

    （2）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该决定主要是从刑事政策上阐明两点：一是对邪教活动要严厉惩治，二是要区别对待。

 

    （3）就在前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的同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足见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对审理有关“法轮功”案件的重视以及司法实务中亟需澄清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在该通知中，一方面继续突出刑事政策的功能，如“重点打击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者和屡教不改的骨干分子……对于受蒙蔽、胁迫参加邪教组织并已退出和不再参加邪教组织活动的人员，不作为犯罪处理”，另一方面也指明了一些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如对于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聚众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扰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和科研等秩序的，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26]在法律适用方面，该通知的有些内容也引发一些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如将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宣扬邪教内容的出版物、印刷邪教组织标识的行为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如何解释这里的“破坏法律实施”呢？只能作如下理解：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那么你还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宣扬邪教内容的出版物、印刷邪教组织的标识，就可以视为破坏前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的实施。不过，对此理解，有学者提出商榷意见，认为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中的“破坏法律实施”应有具体的破坏行为。[27]

 

    （4）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指出利用互联网组织邪教组织、联络邪教组织成员，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依照本条处理。

 

    （5）2001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发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共13个条文，规定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如制作、传播邪教传单、图片、标语、报纸300份以上，书刊100册以上，光盘100张以上，录音、录象带100盒以上的，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处罚（第一条）。又如，邪教组织被取缔后，仍聚集滋事、公开进行邪教活动的，或者为组织、策划邪教组织人员聚集滋事、公开进行邪教活动而进行聚会、串联等活动，对于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屡教不改的积极参加者，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处罚（第五、六条）。[28]

 

    （6）2002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再次共同发布《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该解答除了对前述《解释（二）》中规定的情节标准、数量标准以及行为的含义作出解答外，还新补充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持有型犯罪和对犯罪未完成形态加以处罚，例如，为了传播而持有、携带邪教宣传品，且数量达到一定标准的，根据具体案情，按犯罪预备或未遂论处；[29]对于在传播邪教宣传品之前或在传播过程中被当场抓获，且查获的邪教宣传品不是其制作的，应根据不同情况，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预备或未遂论处；对邮寄的邪教宣传品被截获，如果数量达到一定标准，对行为人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未遂论处。二是对邪教组织犯罪规定了应当适用数罪并罚的情况，如利用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制作、传播邪教组织的信息，同时造成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被破坏，危害公共安全的，以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实行数罪并罚。

 

    由上可见，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刑法第300条频繁作出有关决定、解释和解答，这些决定、解释和解答出台的背景是“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日趋严重，因而需要为打击此类行为提供更为明确而全面的刑法依据。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决定、解释和解答大多是加大打击力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它们“从刑法上完善了对邪教组织犯罪的惩治”。[30]

 

    （二） 实证分析

 

    这方面的案例比较多，例如，登陆“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嵌入“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就发现有这方面的案例37个。[31] 通过对这37个案例的研读，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1. 37个案例都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没有会道门和迷信方面的。这说明刑法第300条当前主要适用的对象是邪教。在这37个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案例中，又有32个是针对“法轮功”的。“法轮功”是1999年由国家取缔的，显然这一取缔激活了刑法第300条的适用。

 

    2. 从这些案例看，非“法轮功”的邪教犯罪往往不只是单一的组织、参与邪教或传播邪教，而是犯有强奸、诈骗等犯罪，因而其处理结果也多为数罪并罚，如刘家国等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强奸、诈骗，李平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诈骗等。但在32个“法轮功”的案件中，除李昌等人数罪并罚外，[32]绝大多数都是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处理，而这里的“破坏法律实施”都是参与制作、传播“法轮功”的宣传品等。可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都不要求有具体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只要是国家取缔了的邪教组织，仍然去宣传，就可视为是在“破坏法律实施”。

 

    3. 从32个“法轮功”的案例判决结果看，各地法院在适用法律的标准上存在一些差异，如有的地方对制作、传播“法轮功”的宣传品等行为，第一次往往是处以劳动教养，再犯才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处理，但多数地方是直接适用刑法，甚至出现了适用刑法的行为比适用劳动教养的行为还要轻的不平衡现象。[33]

 

 

    除了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和“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外，实践中还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动用刑法其他条款来规制宗教领域相关问题的趋势，这其中比较多的是“非法经营罪”。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违反国家出版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处罚。[34]据此，司法实际部门处理了一些这方面的案件，如蔡卓华等人非法经营案：

 

    蔡卓华是北京市基督教的一个家庭聚会点的传道人， 2003年以来，他与肖云飞、肖高文以非法牟利为目的，长期非法印刷基督教书籍，并在海淀区兰园24楼1门602号对其非法印制的基督教书籍进行排版，在顺义金顺印刷厂和石景山七彩虹印刷厂等进行印刷。2004年9月11日在其存放非法印刷的基督教书籍的大兴旧宫镇旧忠路24号北京五环吉顺通公司的南3A仓库内起获非法印刷印制的基督教书籍50余种，20多万册，经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蔡卓华等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5]

 

    在另一起被告人石某某印刷圣经等宗教图书的案件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同样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石某某等有期徒刑和罚金。针对辩护人提出的石某某等印刷圣经等宗教图书系利用信徒奉献的资金，法院指出：非法经营罪并不以具有非法营利的目的为其必备的构成要件；[36]法院还认为，被告人石某某等既不是出版单位，也没有向有关出版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违反出版程序，指使他人非法出版、印刷书籍的行为属于出版程序性违法；且起获的非法出版物数量已经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要求的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标准，故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37]由此，我们可以推出法院的定罪逻辑：由于圣经等宗教图书只能由国家指定的机构来出版，所以你私自印刷这种书籍，就属于非法出版物；又由于基督教本身属于国家认可的合法宗教，所以不好说传播基督教是在破坏法律实施，因而也不能适用刑法第300条；而私自印刷圣经这类书籍会使得国家无从掌握信教群众的多少、致地下教会增多，因而被认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符合司法解释定非法经营罪的要求。[38]

 

    也有通过律师的辩护使得司法机关本欲以非法经营罪来追究的案件最后没有被追究。如周某一案：2007年8月3日，周某在乌鲁木齐市南郊停车场接收从天津托运来的96件共计5184册非法出版物《圣经》，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后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移送检察院后，律师向检察官提出无罪的辩护意见，主要观点是：这些《圣经》并非是周某买来的书，而是他人赠送；侦查机关仅凭周某存在买卖和经营宗教书籍行为的可能，就认定周某从事买卖《圣经》书籍的经营行为的证据明显不足。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仍然不清，证据仍然不足，于是以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决定不起诉。[39]

  

    除了非法经营罪，笔者收集到的这方面案例还涉及诈骗罪和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其中诈骗罪的基本案情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假冒西藏“色拉寺”僧人，到某地非法组织各种藏传佛教“佛事活动”，吸引各地信徒前来参加。在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非法建筑“万佛寺”。许多不明真相的信众捐款捐物，最后被告人共骗取信众财物总价值80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赃款用于建筑“万佛寺”，还有30多万元用于购买佛品供自己使用。该案经一审判决、二审维持，被告人被处以有期徒刑11年，罚金100万元。辩护律师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被告人具有僧人身份；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即便连检察院和法院也认为信众的捐款捐物绝大部分用于建筑“万佛寺”，而所谓另外的30多万元用于购买佛品供被告人自己使用，其实被告人只是代表“万佛寺”对其进行日常保管，而非占为己有，况且作为出家修行的增侣，使用信众的捐款购买器皿，并不违背信众们捐赠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本案“被骗”的信众在案发后都没有任何反悔的言行，更没有要求返还捐赠的意思，因此，辩护律师认为，本案虽然在修建“万佛寺”的过程中存在行政审批手续不完备等瑕疵，但决不构成诈骗罪。如前所示，这些辩护意见没有被法院采纳。

 

    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的基本案情是：政府欲强拆一违规修建的教堂，被告人沈某某等人煽动群众当场使用暴力抗拒执法，殴打、撕扯、阻拦执法人员。本案如果就事论事看，构成刑法第278条的“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恐无多大争议。但如果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则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如当地有上千名群众信仰基督教，但他们却没有宗教活动的场所，原来的老教堂被医院占用，虽有腾退协议，却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而当地镇政府在土地规划中又不对此作出规划，结果最终激化了政府与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酿成群体性事件。

 

 

    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无神论的宣传和对外国宗教势力在我国从事政治活动的高度警惕,使得宗教被贴上“人类精神的鸦片”、“封建迷信”甚至“社会异端”的标签,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4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信教群众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以基督教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每年恢复、新建基督教教堂约600所。[41]

 

    另一方面，在社会急剧变革和飞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传统宗教不能对社会的新现象、新问题作出及时反应，使得新兴宗教、膜拜教团乃至邪教的出现成为可能。[42]一些在改革开放中未受益或反有损的、处于边缘状态的弱势群体和个人,由于失去了对主流思想与理念的敬仰和信赖,使得一些邪说能够乘虚而入，“法轮功”的出现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上述两个方面决定了刑法在宗教领域的保护和规制两个功能都不可或缺。总的来讲，刑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打击利用宗教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是相辅相成的，但本文的研究体会还将涉及一个深层问题：如果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得不到有效落实和保障，则有可能本来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也将被当成违法犯罪来对待。[43]例如，在申旭梅不服郑州市劳教委劳动教养决定一案中，[44]上诉人申旭梅不服郑州市劳教委劳动教养决定，向金水区人民法院提其行政诉讼，法院判决维持劳动教养决定。一审判决后，原告申旭梅不服，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故依法撤销金水区人民法院的原判决，撤销郑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原劳动教养决定。该判决可以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判决，其原因不仅在于罕见地判决被劳动教养的人胜诉，而且说理透彻，如其中说到：上诉人申旭梅于1997年开始信奉基督教，与同村几个妇女有时在一起读圣经、唱诗歌，属正常宗教信仰。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诉人申旭梅是地方召会的组织成员或在组织中担当任何角色。同时，对地方召会是属于何种性质的组织，是否属邪教组织，被上诉人也没有说明。也没有证明申旭梅有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言行，或者是对社会构成了何种危害。因此，其扰乱社会秩序的理由，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

     判决书中提到的“地方召会是属于何种性质的组织，是否属邪教组织”是本案的关键之处，如果站在强调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立场，那么就容易得出二审判决的结论，相反，如果不把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神圣的宪法权利来对待，而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公民的信教活动，那么就容易得出原劳动教养委员会和一审法院的结论。写到这里，笔者禁不住产生联想：本案中抓申旭梅的警察、作出劳动教养决定的劳动教养委员会乃至一审法院不是在“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么？尽管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代表国家执法，没有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故意，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不能由单位构成，但让我们想想本文前面提及的被判犯有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的派出所所长张某一案，再想想本案中抓申旭梅的警察，究竟有何本质区别？

 

    因此，我们既要防止以禁止宣传封建迷信的名义来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要防止以不证自明的邪教思路来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当然，对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而行犯罪之实的人，刑法也要充分发挥其规制和惩罚功能。

 

    总之，宗教的刑法保护与规制，说到底不是一个纯刑法的问题，它与一个国家的宪政生态及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密切相关，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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