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光 刘平

 

 

    近年来，由于国外新兴宗教快速发展并向中国蔓延，一些新兴宗教教派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着手开展相关研究。为了调动相关学术资源，梳理国内外新兴宗教研究的基本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起的“新兴宗教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2月6日在北京召开，为期两天。此次会议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与会人员的多元性，不仅有国内外研究新兴宗教的专家学者，还有本身就有新兴宗教背景的社会活动家。这让本次会议对新兴宗教的发展历史、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发展趋势等问题，得以开展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全立作了重要讲话，对本次会议召开的重要意义、新兴宗教的兴起和发展，以及研究新兴宗教的态度和方法，作了深入阐释。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所长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的背景是在当代世界普遍关注宗教的最新发展、中国出现宗教“复兴”及多元走向的形势下召开的。19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异军突起的“新兴宗教”现象立意不同、形态各异、变化多样、影响复杂，其多元走向、多重影响已在现代人类生活中亮相，并为宗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且必要的全新研究课题，我们有必要加大“新兴宗教”研究的力度。金泽副所长作了题为《新兴宗教研究——理论问题与社会挑战》的主题发言，对新兴宗教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新兴宗教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特别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分析、解释和对待新兴宗教问题上的重要意义。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对于人们加深对新兴宗教的理解颇有指导意义。

 

    一、新兴宗教的发展问题

 

    与会人员普遍认识到整体的新兴宗教运动已经持续了100多年的时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部分学者注重观察新兴宗教教派的发展历史、教义与组织运行的方式，以期勾勒出新兴宗教教派的发展轨迹。

 

    巴哈伊教亚洲地区顾问麦泰伦（Tarrant Mahony）回顾了巴哈伊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指出巴哈伊信仰在20世纪初就已在中国出现。他还介绍了20世纪80、90年代巴哈伊信仰进入中国的几种渠道，包括通过港澳地区的巴哈伊社团与大陆有关部门接触，向身在海外的中国学生、学者及官员传教，借助世界各地的巴哈伊教徒来中国旅行、工作及学习的方式影响周围的中国人。他还介绍了中国新型巴哈伊社团的核心活动——十九日灵性聚会，认为可将其视为社区建设的基本单位，如果管理和培养得当，它将有望为社会分化、矛盾等病症提供一剂解药。

    台湾宗教与和平协进会理事长李玉柱反省了1980年代末在台湾获准合法登记的一贯道近65年来在台湾及全球的发展史，分析了一贯道的发展方式和经验教训，指出当代一贯道最具代表性的五大面向：道义义理的圆融诠释、道场仪节的简朴平常、修持理念的日用活化、道务组织的人人平权、道传世界的宏愿实践，以及三大精神：忘己为人，诚敬奉献；尽其在我，平心静气；任重道远，尽忠守义。他认为五大面向和三大精神成为一贯道既能继承原有传道活力，又能开拓全球业务的主要原因。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长老、亚洲区域会长潘望博（Anthony D. Perkins）梳理了摩门教的起源、主要教义及历史演变过程，认为该教教徒的信仰并非根植于与现实生活脱节的概念与原则。他还从人口学和统计学角度分析了摩门教生活方式的社会利益，指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能够成为环球宗教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奉行明确的政教分离，并指示其成员尊重、服从和维护法律。

 

    二、新兴宗教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新兴宗教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其生存的社会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无论是在政治、文化还是思想上，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这一主题为众多学者所关注。

 

    台湾真理大学张家麟教授从巨视（宏观）角度重新审视了台湾1950年至今约60年的新兴宗教现象。通过对比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下台湾新兴宗教变迁的类型与原因，他认为不同的国家体制采取的诸多政治行为是影响台湾新兴宗教变迁的主要因素，至于西方国家，由于没有政治干扰新兴宗教的因素，其学界用市民观点提出的宗教世俗化理论、社会变迁论等并不太适合解释台湾新兴宗教现象。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宗树人（David Palmer）博士回顾了对民国时期救世运动及相关团体的研究，评估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提出的“救世团体”的概念表述，认为“救世主义宗教”是一种社会学范畴，“救世团体”主要是指20世纪前叶特定的救世主义团体。他认为，救世团体的经历对理解中国主要宗教传统的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研究救世团体要与民国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结合起来。

 

    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研究员李显光认为，宗教团体与其他世俗团体一样，皆属于社会组织，都存在领导权的承接问题。他以天帝教为例，分析了其传与承、交与教，认为在现代化的影响之下，新兴宗教内部的传承制度已经逐步开始了由家族世袭到选贤任能的转变。世界宗教所陈进国博士则主要介绍了他对福建霞浦地区刚刚兴起的儒教形态——儒家道坛的实地观察心得，认为神秘主义和道德理性在一个新兴宗教教派的兴起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

 

    三、理论探讨：社会变迁对新兴宗教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社会转型时期是新兴宗教产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社会转型和传统价值观重新建构的过程中，一部分新兴宗教也开始根据变化着的实际不断修正自身，以期适应周围环境。能否适应所处环境，是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部分学者注意到，当今社会，新兴宗教教派通过诸如教育、慈善、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等渠道来完成从教派到教会的转型。

 

    教育与被教育是新兴宗教教派沟通内外关系的一条有效途径。巴黎第七大学亚洲文明系教授毕游塞（Sebastien Billioud）认为教育∕教化在一贯道的救世使命中占据格外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对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推动，吸引道亲；发一崇德的系统化培训计划能够使道亲加强自身信仰，凝聚组织，并向道亲提供传道动力和方法。台湾东华大学副教授李世伟以兴办高等教育为切入点，探索了一贯道的转型之道。认为相对于同时期从大陆传到台湾的其他民间宗教的萎缩化趋势，一贯道成就可观，关键是一贯道因应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积极寻求转型的可能。

 

    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松森秀幸以创价学会“一念三千说”的接受与展开为例，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情况的变化，信众对组织应发挥的作用的期望也趋于多元化，为了适应现代社会文化不断变化的环境，不可避免地导致新兴宗教内部需要的变化。

 

    有些学者则从不同学科角度审视新兴宗教。德国慕尼黑大学比较研究主席冯·布鲁克（Michael von Bruck）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待新兴宗教：1、人类在经历中对痛苦的理解，这时宗教提供了一种补偿物；2、人类对经历中的快乐的理解；3、回归、享受自然的表述。他认为这三种根源在新兴宗教中存在并起着决定性作用。对待新兴宗教，应注意其与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关联性，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宗教与文化的关联性被打破，但现在宗教因素在文化中有所显现，或者在一些活动中有所体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云峰不仅注意到了新兴宗教中的“教派—教会”理论，还从法学角度加以解读，认为不应忽视新兴宗教教派变迁过程中世俗政权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探索摩门教放弃重婚（多妻制）实践的过程，作者指出，摩门教之所以主动降低与周围社会的张力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而两者的相互自我克制则避免了矛盾的扩大，随着摩门教本身争议性的日趋降低，逐渐完成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历史进程。这一发现也拓展了“教派—教会”理论的内容。

 

    四、新兴宗教与当代世界问题

 

    新兴宗教与当代世界问题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之一，与会专家学者结合国际上应对此类现象的经验教训，对中国今后如何应对新兴宗教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不少文章深入浅出、观点鲜明，具有很强的实效性和前瞻性。

    由于许多新兴宗教教派发源于基督教，梳理当代基督教的演变情况不失为认识新兴宗教的一条有效途径。美国圣公会明华神学院香港圣公会大主教、神学及历史顾问魏克利（Philip L. Wickeri）认为，所有历史上的宗教在当时都是新的宗教运动，无论是否在19世纪“新兴”，无论是早期基督宗教时代或是更早时代都不重要，重点在于它们都有一个确定的源头，经常隐藏在神话之中，并被信仰所塑造。他将新的基督教运动大致分为六种类型：起源于现代的欧洲与北美教会（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hurches of Modern Origin）、灵恩派（Pentecostalism）、非欧洲源流的基督教运动（Non-European Indigenous Christian Movements）、信仰公有与千禧年的教团（Communal and Millenarian Groups）、基督教型跨宗教社区（Christian Interreligious Communities）、新时期基督教（New Age Christianity，刘平按，所谓“新时期基督教”就是诺斯替教派——Gnostic Christianity——的现代复活，或是承认诺斯替教义的现代教派）。对于社会宽容问题，魏克利指出，虽然西方的教会喜欢强调宗教团体间的宽容，但这并不等于接受，而且宽容也是有限度的。

 

    世界宗教所邱永辉研究员认为新兴宗教能否成功延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后继者能否建立有效的民主管理机制，更为关键的是能否不断地回应新时代的要求，并创造性地解决其信徒及其生活的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宗教需要构建精神话语系统的历史背景下，巴哈伊等新兴宗教不断进行话语建构。文章指出，巴哈伊团体通过“研究项目”来促进发展话语的构建主要有两种途径：1、解构“内在”与“外在”、“我们”与“他们”、“传统”与“现代”以及“宗教”与“科学”的二元分立。2、走向“人类一体”，在发展中国家建构发展话语。她认为巴哈伊发展话语构建的基本特点包括：1、发展话语构建体现“人类一体”的核心教义。2、发展话语的中心是以精神原则指导发展实践。最后作者指出巴哈伊发展话语构建的经验为今日中国提供了以下启示：1、以精神原则指导发展实践。2、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3、话语构建的方法论借鉴。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伟虹梳理了近30年来我国新兴宗教研究的发展状况和获得的理论成果。她认为中国对本土的新兴宗教和邪教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对邪教的研究缺乏真正理论研究的著作。对于新兴宗教，中国也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研究队伍，没有学术规划，只是个别学者根据自身的兴趣和掌握的材料进行研究。而且中国政界、教界、学界等对新兴宗教的认识并不统一，研究受到一定限制。文章指出，新兴宗教研究要有宽松的政策和学术环境，应该容忍和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意见。另外新兴宗教需要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综合来开展研究，才能推出中国特色的新兴宗教研究成果。

 

    “邪教”与膜拜问题曾经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无论其兴盛与消沉，都与中国政治密切相关，而且，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学者对于新兴宗教的关注，与“邪教”问题有着密切关系。世界宗教所曾传辉博士认为，随着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膜拜问题会时而成为热点，时而转于沉寂，但这个问题将会长期而广泛地存在于整个世界。他以法国反膜拜团体的实践与理论为切入点，认为由于国情不同、政治法律不同，处理方式也会存在很多差异，其他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有一定借鉴和反思的意义。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平教授等通过比较新兴宗教与“邪教”的社会背景、成分、宗旨及活动内容和两者的教主崇拜、末世论，认为两者在信仰领域具有共性，在行为方面具有根本的差异。在讨论新兴宗教与“邪教”问题时，必须加以仔细的区别对待。作者初步探讨了中国新兴宗教的生存现状，展望了应对宗教社会问题的前景。作者指出，巴哈伊教等新兴宗教教派在中国虽然未被公开接受，却已扮演着“被认可型”教派的角色，“地下教会”与“家庭教会”也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当今世界宗教的世俗化、多元化造成了传统宗教的式微，在中国也有明显的体现，加上国情特殊，传统宗教很难象以前那样充分发挥自身的宗教功能。新兴宗教教派中有益的价值观等社会“稳定器”功能是中国社会需要的，中国政府应该主动应对，善加引导，推动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

 

    这次“新兴宗教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不仅有来自宗教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学者，还有诸多本身就是新兴宗教界的人士，会议参加者身份的多样性为会议主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新的视野，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突破。正因为打破了学者们书斋式的“坐而论道”，使得本次会议能够更全面、客观地看待新兴宗教现象，并获得有价值的成果。正如卓新平所长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的，本次会议涉猎广泛，观点新颖，既有对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也有对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更有对未来的预测与前瞻。他认为，对于宗教与新兴宗教的认识，要有和而不同的立场和海纳百川的胸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应该从社会、时代的发展来看“新兴宗教”的产生及其展示的“新”特色，应该从人们精神生活的普遍性及其“神圣”或“神秘”表达的独特性来观察、区分不同宗教的共性和特性，应该从人类丰富多元的精神及社会生活来看待“新兴宗教”反应、适应、回应这种生活的形式及效果。

 

                  （本文转载自：《宗教与世界》2011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