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云枫

 

     一、概念的缘起

 

    新兴宗教(New Religion)一直是一个让学术界兴趣盎然却又欲说还休的概念。或许这是因为这个词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无奈和权宜之计。

 

    本世纪6O年代末7O年代初，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运动。各种宗教团体和准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精神团体不仅在生活方式、价值观方面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而且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既有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如国际克里希那知觉协会、神光教团。也有现代人文与心理科学同宗教的混血儿，如心理综合。既有属于新教传统的膜拜教团。如上帝之子、人民圣殿教。也有从传统基督教分离出来的教派。如新圣灵降临派。当以上这些背景复杂、形式迥异的团体在西方社会登陆时。人们感到原有的概念架构力不从心了，无论是“教派”(Sects)、“宗派”(Denomination)。还是“膜拜教团”(Cults)。都无法对复杂的现实作出准确的概括。无奈之余。学术界只好造出一个新名词：“新兴宗教”用以称呼这些精神团体，那场运动也就叫做“新兴宗教运动”(New Religion Movement，缩写NRM)。

 

    作为一个社会学术语，“新兴宗教”刚开始体现价值中立的立场。避免了“教派”或“膜拜团体”所带有的贬损色彩(“教派”在英文中含有“偏执”的意义。“膜拜团体”则含有迷信、异教和邪教之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兴宗教”一词中立的意味逐渐消失了。为媒介总是把它与“洗脑”、自杀、非理性、狂热等词汇联手起来。特别是“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事件发生以后。“新兴宗教”一词变得臭名昭著。于是有人提出“新兴宗教”这个词本质上是论战性的。不能作为中性修饰词。它或许企图贬损某个宗教运动主张的严肃性。这种词性转变一方面可能反映了主流对边缘的拒斥和侮蔑，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新兴宗教”一词从一一开始就并不具有很明确的定义。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随意性很大。事实上。如同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几乎每个研究新兴宗教的学者对“新兴宗教”都有自己的理解，很难达成共识。例如，当蒂普顿提出新兴宗教是反文化的一种时，华莱士马上针锋相对，提出还有很多新兴宗教团体是肯定或容忍主流文化的；当费舍尔认为“新兴宗教”体现了价值中立的立场时，埃尔伍德却认为“新兴宗教”这个词并不能作为中性词，而是一个论战性的词汇。甚至还有人提出“新兴宗教”本身就是一个莫须有的假概念。莫尔顿干脆使用替代性宗教的概念，而不使用“新兴宗教”。他认为对西方文化来说它并不见得多新。只不过是l9世纪以来，东方神秘主义在西方传播的继续。既然“新”不成立。那么也就无所谓“新兴宗教”。莫尔顿否认了“新兴宗教”的存在。不过现实并不会因学者的“鸵鸟政策”就真的消失，理论上的各自为政只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实的复杂性，使我们无法在一开始就很精确的对新兴宗教下一定义。

 

    二、新兴宗教：“新”在何处

 

    作为一个概念，“新兴宗教”一词产生的时间并不长，那是二战以后的事。但是，这一概念所指涉的范畴、所反映的现象却早已存在。威尔逊认为，所谓“新兴宗教运动”不过是周期性的现象，在西方历史上早就大量出现。事实上。“新兴宗教”乃是一种总称，它囊括了膜拜团体、教派等宗教形式。自然，对新兴宗教的研究离不开具体形式的研究。

 

    教派作为新兴宗教最重要的一种形式，首先对其进行研究的是M.韦伯。他区分了两种理想形式：教会(Church)和教派(Sect)。韦伯认为，教会以祭司为代表。其成员资格是既定的，成员天生就属于教会，它倾向于维持既有的秩序；教派以先知为代表。作为自愿组织，其成员资格需经过一定的程序来加以认定。通常情况下，教派总是趋于变革现存秩序，具有抗议精神，因而教会和教派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膜拜团体是新兴宗教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作为一种比较独特的宗教形式，膜拜团体并非宗教分离运动的产物(这与教派不同)。它拒绝主流的宗教传统，但并不要求回到原初的宗教中去，而是追求新的东西，包括由超自然的力量所提供的新的启示和洞见，或者纯粹是一种新的体验。

 

    接下来的问题是，教派和膜拜团体为何会被学者统称为“新兴宗教”。他们到底备何共性，或者说到底“新”在何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新兴宗教提供“一种更为纯粹、便捷、迅速和明白的救赎之道”。作为宗教所经营的商品，“救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含义有所不同，在基督教中它指的是灵魂得救，进入天堂；在佛教中它指的是免遭轮回之苦，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但在社会学中它指的是“由可能战胜邪恶或不幸而带来的即时安慰”。它既可以是与彼岸有关的，比如免遭轮回之苦、灵魂得救等等；也可以是与彼岸没有太大关系的。比如摆脱疾病、耻辱、厄运、旱天等现实问题的困扰。可以认为，从本质上讲，“救赎”是对日常生活的提升和超越。但在制度化的宗教中，救赎都是与彼岸有关而且遥不可及、很难达成的。这与宗教体系的科层化进程有关。随着科层化程度的提高，宗教组织越来越多的参与非宗教活动和日常事务，它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将所有的精力用来关注救赎等精神事务。

 

    同时，随着科层化程度的提高，仪式的形式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以前出于某种特定目的的行为被固定下来而且逐渐僵化，即使在其目的已经消失的情况下。该行为还是被保留下来。从而沦为彻底的形式主义。另外，当原本简单的教义发展出一套庞大的神学体系，当神学家们都忙于去关心彼岸，证明诸如“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的神学命题时，芸芸众生的日常烦恼却被忽略了。对于普通人来讲，他们渴望摆脱不幸与灾难，希望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寻找一点诗意与超越。然而教义的形而上学化阻碍了他们在通往救赎之路上的求索。老百姓对神学的玄奥之处不感兴趣也没有耐心。当教义变得过于形而上学时，他们会转而寻找能够治标的捷径，这时新兴宗教便应运而生了。

 

    新兴宗教力图摆脱形式主义。它们更多的着眼于人们的实际需要，提供更有活力的“救赎”之道。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兴宗教专注于精神事务。为了重建信徒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新兴宗教不强调组织性。而力求在一种非科层结构中维持成员之闻最大限度的民主参与，并鼓励其成员表现其宗教自发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运用“灵语”进行交流，即在暗示性极强的氛围中，人们的身心完全放松，然后用不具有任何语法规范的语言进行交流。这被认为是神灵附身的迹象。从心理学上讲，“灵语”属于“无意识行动”的强烈的宗教体验。具体地说，这是种出神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据说能更真实、更直接地感受到上帝。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灵语”也许是对冷冰冰的以制度化为特征的礼拜的抗议。操“灵语”者更可能是在“寻求初级群体与关系，以代替他们已经失去的东西”。总之，通过类似“灵语”的群众参与，信徒潜伏已久的宗教感情被激活。信徒与上帝之问的关系也更为直接和紧密。第二，新兴宗教在专注于精神事务并引导人们关注彼岸世界问题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很多新兴宗教团体都为追随者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提供“新”的治疗方法。这些所谓的“新疗法”或者是对传统内容的改革和激活；或者是刚从其他未知文化中获得的新智慧，或者它以科学的面目出现。比如瑜珈的修炼者通过冥想和练功来达到心神合一，基督教科学派的“专职医生”教授信徒如何通过祷告来治病。这些“新疗法”据说能够对信徒的困扰加以操作性的解决，从而实现“即刻的救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兴宗教带有准巫术的性质。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回归，制度化宗教在其形而上学化的过程中抛弃了原始宗教中迷信和准巫术的内容，而今天，新兴宗教又把这些内容重新拾了起来。

 

    与“即刻的救赎”相适应，新兴宗教大多实行的是非科层化的统治。在今天被称为新兴宗教的精神团体中，几乎都有一个精神领袖。如伯格之于“上帝之子”，琼斯之于“人民圣殿教”。这些“精神领袖”往往自称具有非凡的能力。例如琼斯向追随者宣称他曾经是佛，是巴布，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化身为列宁；奥姆真理教的教首麻原彰幌声称自己前世是埃及宰相，参与建造了金字塔；统一教会的创始人文鲜明自称耶稣曾向他显灵，让他承担起第二个弥赛亚的使命。在世界上重建上帝之国。他们的这些说法是否具有可信性我们先存而不论。

 

    不过对于其追随者而言。教主大抵“被视为(天分过人)，具有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的素质，或者特别非凡的、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或者被视为神灵差遣的或者被视为楷模，因此也被视为“领袖”。韦伯把这种建立在对精神领袖崇拜的基础上的统治称为“魅力型统治”。

 

    作为对科层制的反叛，“魅力型统治”带有很多新的内容。比如它不存在常设的机构，也没有照章办事的程序，纯粹的魅力型统治下的团体是一种感情的共同体。他们靠乞讨或施舍生活，远离合理的日常经济等等。更为霞要的是，“魅力可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改造，改造产生于困顿或者热情。对一切具体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整个‘世间’的种种态度，都获得崭新的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它意味着改变最重要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向。比如美国摩门教在成立最初大力鼓吹并公开实行多妻制；基督教科学派反对运用现代医学治病。认为以物质的方法治病是信仰不纯的表现，是不科学的，只有靠祈祷治病才是最“科学”的。

 

    总之，“在一切事情上。包括在其经济基础上，魅力的统治恰恰是官僚体制的对立面”。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科层制占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里。实行魅力型统治的教派和膜拜团体为何会被视为“新兴宗教”。

 

    新兴宗教的第三个特征在于它们是情感共同体。在西方，急剧的社会变迁使传统的社会机构风雨飘摇。而频繁的社会流动又使人们的情感无处寄托。作为情感共同体，新兴宗教充当了个人与社会联系的桥梁，满足了人们信仰及交往上的需要。在这个共同体内，人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切磋与交流，共享经验并相互提供情感上的支持。通过亲密的交往，人们从中获得了爱、友谊、安宁、和睦、安全感、归属感与忠诚感，得到了从外部社会所无法得到的温暖。而且当他们因参加新兴宗教而遭人误解与歧视时，他们更会感到团体内的温暖，从而使新兴宗教的内部凝聚力增强。

 

    三、新兴宗教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如何：抗议、越轨还是非法?

 

    前面我们讨沦了新兴宗教的一些内在特征，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它们与外部社会的关系。韦伯在提出“教派”这个理想形式时就认为，教派倾向于抗议。本质上与现存秩序存在着紧张关系。这一观点被众多的理论家所接受。关于教派和膜拜团体的抗议持质，约翰斯通作如下概括“它通常是对以下两个方面的抗议：一是对已建立的传统的宗教形式和群体，教派感到这与原来的宗教相去太远。二是对他们周围的世俗社会，教派把它们看成是各种罪恶的体现。所以教派便意味着分裂。从现存的宗教与世俗模式中分裂出来，并拒斥它们。”约翰斯通还认为，从拒绝社会上任何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形式来说，膜拜团体和教派是一致的。简言之，新兴宗教是反传统和反社会的，是游离于社会结构之外的“另类”。它扮演了主流社会“闯入者”和“反叛者”的角色。

 

    现在的问题是，新兴宗教(教派、膜拜团体)是否可以与抗议划等号?新兴宗教是否一定是反传统和反社会的?华莱士的研究发现。新兴宗教对社会的态度是复杂的，并非“抗议”两字所能概括。根据新兴宗教对外部社会的态度，华莱士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新兴宗教。即拒斥现世型(world—rejecting)、接受现世型(world-affirming)和容忍现世型(world-accommodating)。拒斥现世型认为现存的社会和秩序是令人失望的、腐败的和非精神化的。这一类型倾向于集体生活。服从于一个精神领袖。宗教性较强。对外部世界持敌视态度。

 

    接受现世型认为这个世界基本上可以接受。对社会的某些缺陷和不满足可以通过改造个人而不是变革社会来实现。通常这种类型只具备松散的组织。同拒斥现世型相比。接受现世型少了一点偏激。它们并不对成员作过多的要求。也不排斥世俗成功。事实上接受现世型新兴宗教的成员大多数是居于主流社会，拥有地位和声望的成功人士。他们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持肯定态度。只不过企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实现它。威尔逊认为：

 

    “它们常常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目的发表-一种更为灵性化和更为微妙的看法。但是并不拒斥这些目的。这些教派只是试图改变方法以达到这些目的。它们有时宣称。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一途径是运用这一运动所传授的专门知识。这是获得健康、财富、幸福和社会声望的真实而有价值的唯一一方法”。容忍现世型更专注于个体的内在生活。而不关心社会秩序。威尔逊把这种类型称为内省型(Introversionist)。并认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要人们与世隔绝。去享受通过个人的圣洁而获得的机会。它对社会改革、个人皈依不感兴趣。

 

    华莱士和威尔逊的研究表明了新兴宗教对社会的态度是复杂的。其中有抗议主流社会和传统宗教的。也有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的。还有对主流价值观持肯定态度的。鉴于这种情况，简单地将新兴宗教视为反传统、反主流社会就有些以偏概全了。

 

    默顿的越轨理论为重新审理新兴宗教对待社会的态度提供了理论框架。默顿认为。在理解越轨行为时，有两个因素是极为重要的，第～。以文化或规范的方式描述的目标；第二，以结构的方式所约定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当目标和手段之间产生不平衡时。失范就可能产生。人们会以四种方式缓解这种失范性紧张。从而产生四种越轨行为。

 

    从华莱士和威尔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教派对待社会的态度存在着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总有一些地方与众不同，总存在着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倾向，即使是最温和的接受现世型，他们在接受主流文化所规定的目标时。却拒绝达到这一目的的制度化手段，例如基督教科学派和信仰疗法协会。他们重视健康，却排斥现代医学。转而求助于祷告和信仰疗法，这种创新在默顿看来就是一种越轨，至于拒斥现世型，特别是从未世运动中产生的革命型教派，正好符合默顿所谓的造反性越轨的分析～一造反性越轨对目标和手段既恨又爱，力求通过颠覆行动来达到与原目标相似却又经过更改的新目标，它们试图颠覆现存结构。而不是对这一结构修修补补。.这一分析简直就是为革命型教派度身订作的。如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Witness)。他们所向往的是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扫荡旧秩序。代之以由上帝指导的新秩序。容忍现世型。则持一种明显的退却主义态度，对俗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只关心内心的圣洁和灵魂的拯救。

 

    以上的阐述表明，新兴宗教与其说是反社会的、抗议的。不如说是边缘的、越轨的。总的说来。它对主流文化持不满足或不信任的态度，它所认同的价值观会对主流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冲击或补充。在主流看来，他们就是越轨的。

 

    作为越轨的团体。新兴宗教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皈依新兴宗教的主要是年轻人。而且居于社会中上层。例如美国克里希那知觉协会85的成员小于26岁。只有3％的人大于30岁；埃尔伍德发现。“耶稣运动”(JesusMovement)的参加者大多数是14～24岁之间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巴克尔则发现加入文尼斯(Moonies。也即“统一教会”)的新成员平均年龄是23岁。80的成员在l9～30岁之间且多为中产阶级出身。美国日莲宗(NichirenShoshu)的参加者更是拥有地位、声望和财富的中青年人。

 

    这一现象让人们感到很费解：这些人为什么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和光明的前途。而去参加一个古怪的甚至臭名昭著的精神团体?这些团体往往要求他们完全放弃自我意志而服从于一个精神领袖。还可能要求他们花很多时间去募捐和发展新成员，从正常的眼光看来这一切都是难以理喻的。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这些新兴宗教是否对其成员施行了洗脑术或其他强制性的手段。诱使既而迫使年轻人加入该团体。否则这一切都无法得到解释。人们的这种怀疑得到了新闻媒介的证实。很多有关“洗脑”的事例被媒介批露出来。并加以喧染。在媒介的推动下。反膜拜运动(Anti-cultmovement)开始兴起。l972年。第一个反“上帝之子会”的群众组织.

 

    “把我们的子女从上帝之子会解放出来的父母委员会”成立，要求从法律上宣告“上帝之子会”为非法。从此之后，反膜拜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的悲剧发生后更为猛烈。现在。“统一教会”成为反膜拜运动的第一公敌。“在美国。人们注视着该团体的偷税漏税及其成员的精神健康问题；在法国。人们特别关注统一教会的政治和财政问题；联邦德国则关注统一教会和新希特勒运动与对社会安全危害之间的关系。英国各界对英国的慈善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把统一教会从免税的慈善机构名单中去掉。挪威则根本不承认统一教会为基督教成员”。

 

    社会上敌视新兴宗教的行动有可能使新兴宗教由‘个认识或价值上的越轨群体转变为法律禁止的非法群体。这种转变固然是由于新兴宗教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一些精神团体的极端行为败坏了其声誉；但主要是主流排斥和打击边缘的结果。新闻媒介一再抨击新兴宗教采用j，洗脑、毒品和其他强制手段来控制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不错。新兴宗教吸引成员的手段的确具有诱惑性。例如“上帝之子”会鼓励女信徒向潜在的成员提供性服务以此来拯救一个灵魂；“统一教会”对新成员施以“爱的炸弹”。即各种各样的甜言蜜语。以此来获取信徒的好感。但是。到目前为止，对新兴宗教进行经验研究的社会学家们都还没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新兴宗教对其成员进行了“洗脑”和肉体上的惩罚。于是。我们有理由怀疑。媒介的宣传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新兴宗教是否真如媒介所描绘的那样。是不折不扣的“洪水猛兽”?是否所有的新兴宗教都如“人民圣殿教”一样。

 

    被一个患有狂想症的人把持着，充满了危险，因此我们要将所有的精神团体除之而后快?不过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敌视和贴标签只会使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社会的敌视很有可能使已经处于边缘地位的新兴宗教继续剑走偏锋。乃至万劫不复。人们都知道“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的悲剧。也因此而把琼斯视为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但人们可能不知道。琼斯曾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1977年曾获马丁·路德·金慈善家奖·他也曾极富爱心。反对贫富悬殊。反对种族歧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以及他所创立的“人民圣殿教”遭到中西部保守主义白人的强烈敌视。这使得本身就患有狂想症的琼斯更加走火人魔。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目前。新兴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人们从各个角度对这.论题进行探讨。夏普和布郎立专¨对反膜拜运动进行研究；贝克福德则从新兴宗教嵌入社会的方式出发。考察了成员与新兴宗教之间以及新兴宗教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当新兴宗教在西方社会开始变得“臭名昭著”时。威尔逊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当传统的宗教学家认为新兴宗教是一种精神病态时，我们无须反驳他们；但我们应当明白：与其说新兴宗教本身是病态的。不如说这种病态植根于当前的社会状况。新兴宗教。无论他们会如何演变.～这种演变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都只是对病态的反应而不是病态的征兆和根源。”那么。究竟是那些社会状况导致了新兴宗教的兴盛?这正是我们在下.部分所要讨论的问题。

 

    四、新兴宗教为什么会兴起?

 

    新兴宗教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直是新兴宗教研究领域里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两方面。

 

    1。剥夺(Deprivation)与新兴宗教

 

    特洛尔奇最早从社会结构层面解释新兴宗教的兴起。他根据其对外部社会的态度，区分了早期基督教的两种取向。一种取向强调团契内的成员自由平等。力图实现真正的基督价值而不关心外部社会，这种态度减缓了其科层化的趋势。后发展为教派。其规模相对较小。成员注重内在的精神完美。由于多属被压迫阶级，他们对现世多持冷漠或敌视的态度。第二种取向强调宗教团体的独立性。同时又主张利用周围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后来发展为教会。教会大体上接受世俗秩序而且试图利用国家和统治阶级来控制更多的人。这也使它自己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于是。教会和教派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教派攻击教会帮助统治阶级，为虎作帐。教会则认为教派背离了真正的基督精神。一一而这种矛盾首先源于社会阶级矛盾。

 

    因此在特洛尔奇看来。教派不过是社会对立的产物。特洛尔奇的思路后来被众多的理论家采纳。波普发现。很多教派成员倾向于以宗教上的优越感来弥补现实中的被剥夺。教派成员往往喜欢说这样的话：“我没有一所大住宅。～辆漂亮的汽车。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我有真正重要的东西一我得到了真正的宗教。”很明显。这种想法源于现实中的被剥夺状态。事实上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无法直面惨淡的人生。无法获得世俗的荣耀。为了达到认知上的平衡。只好“把贫穷视为圣恩的象征”。斯塔克和本布里奇也从交换理论出发。分析了剥夺与教派的关系。他们认为宗教组织内存在着固有的差异。有权者与无权者、被剥夺者和受益者在获得外部社会的酬赏以及组织内的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于不可能得到足够多的酬赏。被剥夺者转而追求补偿，从而倾向于否定既定秩序。而受益者则力图维持宗教l=妇体与外部社会的良好关系。于是宗教组织内潜在的冲突便产生了。在社会分层严重的地方。

 

    这种冲突越发的明显。只要环境允许。那些有能力且有野心的人就可能带领一帮被剥夺者另起炉灶。成立一·个教派。总之，当被剥夺的成员意识到分离出母体的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时。宗教分离运动就可能产生。

 

    以上这些分析中。人们对剥夺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经济或社会层面。这可能与早胡教派运动的情况是一·致的。但现在则发生了变化。如前文所说。很多新兴宗教的参加者是中产阶级子弟。特别是华莱士所说的肯定世型。其成员往往是社会中的佼佼者。拥有声、地位和财富。他们显然不是由于经济或社会上的被剥夺促使他们加入新兴宗教。这样，剥夺理论受到了挑战，解释力也有所削弱，格洛克的剥夺理论较好的回-府了这.挑战。他区分了五种类型的剥夺：(1)经济剥夺。这既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感觉，即感到自己是穷人。(2)社会剥夺。指在权力、社会地位方面的缺乏。它并不必然与经济剥夺相联系。如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他们有财富却缺乏相应的社会地位(3)机体的剥夺。主要指人们在肉体和精神健康方面的疾病。(4)伦理上的剥夺。当人们感到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规范不能回答生活的意义时，这种剥夺就产生了。(5)心理上的剥夺。这主要是指社会剥夺在人心理上的一种主观反应。

 

    格洛克认为，当人们普遍感受到某种类型的剥夺并由一个领导者提出解决方法时。一个抗议群体就可能产生r·至于这种抗议群体采取何种形式。则要看其剥夺具体辅于哪一类。以及是否有能力直接去克服产生剥夺的原因。当人们经历经济与社会剥夺。却感到没有能力直接去克服它时。人们便会寻求感情上的放松和理性上的解释。这样，参与教派活动就成了人们自觉与不自觉地逃避现实的手段。人们只能在教派中寻求宗教补偿。以宗教上的优越感去弥补现实中的剥夺感。这与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是一致的：“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然。当人们感到有能力直接去消灭产生经济与社会剥夺的原因时。就有可能采取世俗的方式加以斗争。直接去冲击产生剥夺的原因。6O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至今仍持续不断的女权运动就是其中的典型。而当社会剥夺并不与经济剥夺相联系时。就可能会导致宗派(Denomination)的产生。如美国的非洲人美以美会。其成员多为黑人中产阶级。尽管他们经济地位不低。但他们在白人统治的美以美会中没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参与权，这种社会剥夺导致它于1796年从原组织中分裂出去，成为一个宗派。

 

    在今天，新兴宗教的兴起大多源于心理和伦理上的剥夺。先来看看心理剥夺。遭受心理剥夺的人极可能在物质上非常丰裕，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作为这个社会的受益者。他们往往也赞成整个社会的规范。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感到满意。总觉得自己游离与社会之外。简言之。他们缺乏充分的心理报偿。在现代西方社会。由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带来的频繁的社会流动是导致心理剥夺的主要根源。人们为工作而不停地变换住处，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感到陌生与难以亲近。人们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人，心理上的异化感特别深重。也很难完全融入新的生活环境。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冷漠；亲密的人际交往和社区归属感则已成为明日黄花。人们普遍处于无根的状态，经历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流浪。而对这种生活。人们感到失望之余。也迫切希望能够重温初级群体的亲密感受。然而频繁的社会流动割断丁人们与家庭和朋友的联系。传统的社会机构从根本上失去了依托。这就为新兴宗教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作为一个情感共同体。新兴宗教充当了个人与社会的桥梁。使人们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亲密团体中的一员。它们不仅向信徒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让信徒重温初级群体的感觉，而且还会给信徒意想不到的成就感。在日本。很多新兴宗教仿照政府设置机构。比如“某某省”、“某某部”。自然。其负责人也就被冠之以“部长”之类的头衔。当一个并没有受过特别良好教育的人被授权独当一面时。其成就感之高可想而知。更何况每天被人尊称为“部长”。正是由于新兴宗教较好地弥补了信徒心理上的剥夺感，才赢得信徒的信任与忠诚。新兴宗教运动也才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再来看看伦理剥夺。7O年代的美国。越战的失败导致贝拉所谓的“国民宗教”(CivilReligion)的崩溃。这使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价值真空。贝拉曾认为，美国从建国起就存在着一种精神。它凝聚了所有的美国人。不管人们具体在种族及信仰上差异有多大。这种精神就是“国民宗教”。国民宗教宽容所有的宗教信仰。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具有特殊的使命。担负着拯救全人类的重任。因此。爱美国就是爱上帝。然而。越战的失败宣告了救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裂。“国民宗教”崩溃了人们发现传统的价值观念乃是一种错误。于是格洛克所说的伦理剥夺出现了。面临巨大的价值真空。各种替代性的价值观应运而生。新兴宗教就是其中一种。

 

    2.  新兴宗教与反文化

 

    除了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剥夺以外。西方文化中的缺陷也是导致新兴宗教兴起的重要原因。学者们尤其关注反文化与新兴宗教之间的关系。认为新兴宗教运动不过是6O年代反文化运动的继续。它旨在颠覆消费社会中极端的物质主义以及技术官僚对文化的统治。格洛克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由于科学主义的统治。整个主流文化忽略个性和责任感，传统价值观的超越性也不复存在了。这就为新兴宗教的兴起提供了生存空间。不过，最为系统的研究文化与新兴宗教关系的。莫过于蒂普顿。蒂普顿在对加州三个不同的新兴宗教团体进行比较后指出。要理解这些精神团体必须先理解60年代年轻人为什么要反对体面社会。以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反文化存在着那些不足。

 

    青年造反主要是反对科层化。随着现代化的飞速推进。科层制在西方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科层制在得到了效率的同时。也压抑了人性。在科层制的压抑下，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逐渐消失。真诚感和归属感也极其缺乏。这种压抑积聚了不满的能量+成为青年造反的原动力。

 

    然而。反文化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却导致了个人生活的紊乱。青年们奇装异服，醉生梦死，痴迷于性解放和毒品，热衷于扎堆和宣泄，最后。历史对反文化运动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在赤裸裸的商业炒作和盘剥下。反文化运动最终蜕化为一种时尚而寿终正寝。在反文化运动谢幕以后。新兴宗教运动又粉墨登场了，它们开始吸收青年造反者。典型的如“上帝之子”。它大量吸收嬉皮士人会，并任命嬉皮士担任一些重要职务。

 

    作为对反文化运动进行扬弃的产物，新兴宗教运动用另一种语言表达了反文化的理想。。同反文化运动一样，新兴宗教团体也抵制物质主义，拒绝向科层权威低头，热衷于团体生活。同时。他们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承认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强调克里斯玛权威和集体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在人们自由选择并服从于某一权威之后，自由和主动性才可能是真实的。很显然。这是对反文化所具有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颠覆。但不管怎么说，新兴宗教和反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危机的一种反应，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新兴宗教就是人们寻找情感与心理安慰的场所。

 

    蒂普顿的分析非常出色，不过它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毛病。正如华莱士所指出的那样。的确有些膜拜团体吸引了大批嬉皮士，但也有一些膜拜团体根本与嬉皮士没有关系，另外，也并不是所有的新兴宗教都体现了反文化的价值。其实在我们提到的所有理论中都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毛病，那些把新兴宗教视为现代危机的产物的人没有注意到新兴宗教乃是周期性的现象，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历史上早就出现过；而把新兴宗教视为剥夺的补偿物的人则在无形中把所有的新兴宗教都置与外在型宗教的位置，即新兴宗教是一种自我服务的功利主义的东西，信仰者是为了自我保护而使用宗教；但事实上新兴宗教可能比一些标准的宗教组织更具有内在型宗教的特点，其信仰者把信仰内化与生活之中，更专注于精神事务。“而不像标准的宗教组织中的一些人，马马虎虎、半心半意地参加宗教礼仪活动”。可见，新兴宗教的复杂实在令理论家们的分析顾此失彼。

 

    五、新兴宗教为什么会衰落?

 

    西方社会的新兴宗教运动在经历了70年代的轰轰烈烈以后，在80年代归于沉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便在于其统治类型。在现代社会里，魅力型的宗教领袖很难获得并持久的保持其魅力。

 

    首先，经过科学精神熏陶的民众往往会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待魅力型领袖自己所声称的神秘体验。这种体验对体验者本身而言或许是寡实的。或许是虚假的。不过这些并不重要，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看，种种神秘体验只不过是患者的幻觉。本不里奇和斯塔克把“精神病型”视为新兴宗教领袖的最重要的一种类型，他们认为很多新兴宗教领袖都处于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创造性极强，总能摆脱传统以及常规的束缚。从其表现出来的特征来看，这些人与精神病患者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这意味着，信徒眼中的“超人”在其他人看来很有可能不过是一个病人。从而现代宗教先知的魅力根本无法在大范围内确立。

 

     其次是平等观念的影响。自从《独立宣言》问世以来，“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它使人们相信没有人可以成为超人，可以完全超越于尘世。在现代社会中，“魅力成为古怪的东西：很少有人相信靠集体意志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更不用说靠某个据说有特殊魔力的人的意志力了。魅力型领袖很容易沦为公众讽刺的对象”。简言之，整个世界的祛魅化使魅力很难获得。

 

不过平等观念亦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利剑，它一方面有利于消解盲从心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所谓的“魅力型领袖”的批量产生。一些曾经参加过新兴宗教的人会发现，原来他们的精神领袖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既然这些人可以如此成功，那么自己也完全可以做到。于是有些人就会从原来的团体中脱离出来。另起炉灶，不过他们一般不会完全抛弃原来的那一套东西。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一些“新”内容。对于他们来讲，经营一个精神团体与经营一个企业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所要考虑的不外乎是成本、风险和收益。当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另立门户有利可图时，他们便会出来捞一把：当环境比较严峻，风险较大时，他们一般不会轻举妄动。本不里奇和斯塔克把这类人称为“企业家型”(Entreprenurialtype)。

 

    企业家型的精神领袖大多都是假先知，也即是说，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精神。而是权力和金钱。这些假先知多为玩弄伎俩者。所谓伎俩，指的是“诱使他人推导出谬误的语言、行为和手段”。如果说谎言是公开散布谬论的话，那么伎俩则是以行动。或渲染其行动，令人作出错误的推理。这种手段比较“高明”；行骗者不用说谎，所有结论都是被骗者自己得出来的。

 

    除了使用一些伎俩让人佩服以外，假先知往往还抛出一些所谓世界末日的恐怖预言使人们感到恐惧。从而使追随者死心塌地地跟他走。“上帝之子”的教主伯格宣称末日就要来I临。基督教重建上帝之国，只有加入上帝之子会，才能被拯救，并在上帝之国中担任重要职务；麻原彰幌则预言1997年人类将毁灭于一场战争。这种类似恐吓的预言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基督复临派”(Adventists)的创始人米勒预言基督将与1843年3月21日至1844年3月21日之间复临，主持末日审判。此预言一出，追随者蜂拥而至，甚至有些人变卖家产等待基督的降临。一时间“基督复临派”的势力大盛。俨然成为一个跨宗派的大教派。但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恐怖预言一方面能吸引大批追随者。另一方面，一旦预言不灵，其“超凡魅力”便会受到质疑，甚至导致整个组织的衰落。仍以米勒为例。当第一次预言未果后，米勒只好将基督复临的日期改为1844年1O月22日。

 

    然而奇迹并未出现。基督还是没有复临，事实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这一预言。在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怀疑米勒的超凡能力”，很多人因此而抛弃了这一信仰，“基督复临派”的信徒人数锐减。因此对于新兴宗教来说。预言失败无异于遭受灭顶之灾。威尔逊认为，预言的落空是导致新兴宗教衰落的主要原因，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除了科学精神和平等观念之外，现代社会不利于魅力型领袖生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大众媒体的作用。魅力型领袖极力把自己塑造成神，不为尘世所动。不受世俗的束缚，甚至没有七情六欲。然而在传媒的强光照射下，人们会发现很多所谓的“魅力型领袖”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饮食男女，也有各种世俗的欲望和缺陷。此如“统一教会”的创始人文鲜明曾因偷税漏税而锒铛入狱；“科学派”的创始人艾蒂声称祷告可以治病，然而她却无法治好自己的眼病。只好戴着眼镜；麻原彰幌告诫信徒饮食要节制，而他自己却是一个饕餮之徒。大众媒介对魅力型领袖的某些缺陷进行了曝光。这使得他们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神圣光环黯然失色。维持魅力的关键在于给被统治者以幸福安康，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即使他有种种缺陷，仍无损与其权威。如“统一教会”的教主文鲜明，西方媒介对他的揭露与批驳不可谓不多。其信徒也清楚他的缺陷与不足，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教内仍享有很高的权威，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统一教会”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能给信徒以安全感、归属感与成就感。但是也有一些人为了维持其魅力而剑走偏锋。为了避免因过度曝光而带来的麻烦，他们往往深居简出。对外很少抛头露面：对内则实行独裁统治。典型的例子就是琼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威，琼斯不惜割断信徒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他率领信徒到圭亚那，建立了“琼斯顿”这个孤立的社区。这固然摆脱了外界的迫害，但也失去了外界的监督。在琼斯顿，琼斯要求信徒持续不断地向他表示效忠，并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所有命令。最终导致了集体自杀。还有一些假先知为了维持其魅力而不惜铤而走险。比如“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幌宣称地球将于1997年毁灭。但到了9O年代视还没有一点世界末日的迹象。为了证明自己的预言是正确的，他甚至试图以沙林毒气来毁灭世界。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不能不说是新兴宗教的悲哀。尽管这些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它们败坏了整个新兴宗教的声誉，也促成了人们对新兴宗教的反感。新兴宗教运动遇到了强大的社会阻人并陷入了低潮。

 

    其实，即使没有现代社会种种不利于魅力型领袖生存的因素。魅力型统治也很难长久地维持，这种统治类型天生具有不稳定性，它或者随着领袖的死亡而消失。或者走上平凡化的道路。向传统型或法理型统治转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组织规模的扩大，制度性和形式化的东西逐渐建立了起来。绝大多数新兴宗教又将不可避免的走上科层化的道路，这又成为下一轮新兴宗教运动所要抛弃的对象。人们在科层化与非科层化之间摇摆，于是新兴宗教也就成了周期性的现象。

 

    六、结语：新兴宗教是什么?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对新兴宗教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正如埃尔伍德所言。新兴宗教乃是教派、膜拜团体等宗教形式的总称。社会中存在的剥夺与缺陷以及人们内在的精神需求是新兴宗教得以产生的沃土。

 

    新兴宗教试图给信仰者提供即刻的救赎。他们一方面专注于彼岸世界等精神事务，另一方面又热衰于具有准巫术性质的“新疗法”。同时，作为非科层化的组织，新兴宗教往往实行魅力型统治，这种统治的狂热性容易引起外部社会的反感，从而给其发展设置了障碍，而且，魅力型统治的不稳定性注定了它将经历平凡化的过程，逐渐变成科层化的宗教。这又为下一轮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由。于是新兴宗教成为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在历史上一直不绝于缕。但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新兴宗教都与主流社会和主流宗教有些格格不入的地方，它们总被视为“另类”与越轨者。因此从本质上讲，“新兴宗教”所包含的时间上的意涵并不是很重要，不管它产生于何时，只要是被视为“另类”的非科层化的精神团体都属于“新兴宗教”的范畴。也由此可见，新兴宗教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科层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态度的转变，新兴宗教会逐渐丧失其“新”的本质，成为制度化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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