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

 

      在多年的文献翻译和研究的基础上，本人拟出版一本著作，题名《宗教经济学》。因为熟识，试邀请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为本书作序。有光欣然应允。在通读书稿后，有光还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本人也参照他的已经作了相应的修订。

 

      黄有光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是澳洲Monash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和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一起，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钻石理论、第三优理论，都是有光对经济学的独到贡献。我曾经翻译过有光的一本书，即《福祉经济学》，在国内颇有影响。有光提倡快乐经济学，他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有光的序言，不是一味地对书稿表扬，而是客观评价，该批评的地方也批评，这是非常难得的。当然，有些我自己认为对的观点，也要保留。他对本书提出的修改意见，就更难得了。

 

     《宗教经济学》一书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清津

 

 

      很高兴有机会读张清津的《宗教经济学》。这不但是学术研究上的重要问题，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在经过反右、大跃进与文化革命的三大浩劫之后，加上改革开放与独子女政策的冲击，使人们道德水平低下，唯钱是问。[详见笔者在财经网与搜狐网上的博客，以及将于2012年中在《经济学家茶座》发表的有关道德的文章。]文化与道德的重建，势在必行。宗教在这方面的的可能贡献，不容忽视。

      笔者没有研究过宗教，也没有研究过宗教经济学。然而，笔者从阅读本书中获得很多这方面的有用知识，相信读者们也一样能够从阅读本书获益。

      本书有些章节是根据英文学术文章翻译或编译而来的。然而，笔者在阅读时，能够轻易理解，比阅读许多笔者本人的英文作品的中译还容易。这反映了张清津在翻译与理解原文上的造诣，特此祝贺！很多翻译的问题，在于对原文没有充分理解。

      根据作者，‘在Azzi和Ehrenberg（1975）的模型中，引入了来世效用概念，即人们之所以信仰宗教是为了追求来世效用，从而使效用总和（现世效用语来世效用之和）最大化。他们认为人们参与宗教活动的动机有三种：一是为了来世消费的“拯救”动机；二是从宗教活动中获得即时满足的“消费”动机；三是由周围环境所施加的“社会压力”动机。’

      此外，宗教或宗教式信仰也加强人们的社会性发展，有利于生存。关于宗教的生物学基础，上帝基因（‘多巴胺D4受体基因’Dopamine D4 Receptor）的存在，以及刺激大脑某个部位能够引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 的神秘宗教式感觉，已经有学者论述。[详见笔者《宇宙是怎样来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一书。]

      代序中说，‘所有的投入都可以归结为时间’。这虽然符合传统的观点，但我认为有些东西，在还没有结合劳动时间，或在已经排除时间的作用后，也是有价值的，例如还在地下的稀有矿物，因此并不能够完全排除时间以外的投入。

      第一章是Azzi和Ehreenberg所构建的模型，用来强调和分析他们所认为的宗教行为的根本特征 – 来世效用。在与一个标准的生命周期预算约束以及宗教活动的边际产值不会随年龄而下降这一假定相结合的情况下，他们的模型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即宗教活动将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个年龄的效应的原因是，为来世得救所捐献的资源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能实现利益积累，这与通常的投资不同。[应该只是不能生利息，而不是完全不能储存，不然应该到临死前一刻才信教与奉献。] 年龄效应部分地被工资增长所抵消。如果不考虑工资增长，则年轻时用比较多的时间在生产现世资产，这资产可以以利率的速度复利累积。由于假设宗教性资产不能够生产利息，所以留到年纪比较大时才从事更大的投入。这是符合今世与来世的总效用极大化的。宗教性资产不能够生产利息的假设是否合理呢？应该是的，至少在多数教徒的心目中是这样，因为多数宗教多少都有一些反对利息的观点。

      宗教活动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事实，应该还有心理上的原因。年龄越大，越接近于必须去见马克思的日子，越重视来世的效用，也越倾向于相信真的有来世，可以部分减低‘来日无多’（‘去日苦多’）的负效用。

     ‘Finke（1990）及Finke和Stark（1992）论述了美国宗教历史上“撤消管制”的影响，他们证明，当原有教会的殖民地模式和事实上的宗教垄断让位于自由宗教市场时，教会成员率就会增加。’

      第二章是Rodney Stark 的宗教经济学基本理论。‘所有宗教的核心都在于，它们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超自然（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子。“超自然”这一术语要比“上帝”宽泛得多。我将“超自然”定义为超乎自然之外的、能够中止、改变、忽略物理力量的一种存在或力量（不管是否有意识）。’Start 认为上帝（必须有意识）是超自然的，但超自然的（未必是有意识的）未必是上帝。这与笔者对上帝（或创造我们宇宙那位创世主）的解释不同，在《宇宙是怎样来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一书，笔者认为我们的宇宙（小宇宙）是被创造的，而创世者是在上一层宇宙（大宇宙）中进化而来的，因此也是自然的。不过，可能可以说是超越我们的小宇宙的自然，但没有超越大宇宙的自然。

     ‘大量可信的研究表明，宗教与良好的精神卫生有正相关关系。信奉宗教的人更不容易患恐惧症、焦虑、抑郁症及其他形式的心理问题。’

      第三章根据Corry Azzi, and Ronald Ehrenberg的论文编写，分析宗教信仰的需求，得出诸如‘随着实际工资的跨时间增长，我们预期个体将转向时间密集程度更低的宗教活动形式’，收入高者多以捐钱的方式，收入低者以捐时间的方式支持教会。这都是符合经济学直观的。

      第四章根据Ekelund, Robert B. Jr.，Robert F. Hebert and Robert D. Tollison的论文编写。此文认为，‘中世纪教会为了增加自身收入而控制和操纵教义和规章。结果之一是使教会的信众的利益因教会控制的价格歧视政策而减少，这种价格歧视政策把信徒推向叛教的边缘。新教作为一种信仰制度的出现意味着，寻求拯救的消费者可以采用一种更为直接的、更便宜的赎罪方式。新教使得救赎便宜了，它因为降低了交易成本而增加了信众的收益。’

      第五章是作者自己（张清津）对个体宗教投入的均衡与社会意义的分析以及现实检验。简单的数理模式是在总时间约束下，分配时间在对现世与来世的投入，以把总效用（现世效用与来世效用之总和）极大化。一个主要结论是：‘在一个宗教社会，宗教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来世财富的边际效用的相对稳定性。而市场收入则由于专业分工的不断深化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呈上升趋势。长期来看，市场收入是不断增加的，即现世效用的边际产出是上升的，这增加了从事宗教活动的机会成本。由此可以解释长期来看人们参与宗教活动的时间呈下降趋势。’

      这结论可能是对的，但却未必。简单地说，作者强调实际工资增加的替代效应，而忽略了收入效应。工资增加使时间的金钱回报增加。然而，工资增加也使总收入增加，使金钱的边际效用减少。因此，时间的边际效用未必增加。例如，当你工资很低时，可能须要用近乎所有时间在填饱肚子，根本没有时间从事宗教活动；工资比较高时，反而有时间从事宗教活动。

      第六章根据Guiso等人的论文编写，比较不同宗教的经济态度。结论包括：‘信教的人较为不宽容，而且在看待社会中妇女的作用问题上也更保守’；‘基督教与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态度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而伊斯兰教与这些态度则是负相关。基督教的两大教派之间的排名不太清晰。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更相信别人和法制，他们逃税和受贿的意愿也更低。相反，天主教徒支持私有制的程度是新教的两倍，而且对竞争的支持高于任何教派（包括新教）。在赞同市场方面，新教唯一强于天主教的地方是对激励的态度。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较大的收入差距以增加激励时，只有新教和印度教徒持赞成态度。’

      第七章根据Timur Kuran的论文编写，是对中东地区经济落后的宗教解释，尤其是关于伊斯兰教的一些教规的影响。

      第八章根据Lawrence Iannaccone的论文编写 ，分析极端宗教组织的殉教的恐怖行为。结论是简单多数宗教组织都不涉及恐怖行为，‘我们所应该注意的是暴力的伊斯兰好战精神和非暴力的基督教行动主义之间的对照’。

      第九章是作者用经济学的政府管制理论分析政府对宗教的管制。主要结论包括：‘宗教市场的繁荣有赖于宗教市场中的竞争，而不是政府的管制’。

      第十与第十一章是作者分析中国宗教的特征，及用灵性资本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宗教市场，认为‘从民间宗教向基督教的皈依之所以是不可逆的，或可逆性很低的，显然是因为基督教所提供的灵性资本要高于民间宗教’。这很有说服力，至少信徒们应该是这么看的。还有，‘宗教能促进健康。经验研究证明，参与宗教活动能够降低各种疾病的患病率。例如，摩门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和其他严格教派的门徒一般寿命较长，且癌症、中风、高血压、心脏病的患病率较低，因为他们严格遵循不吸烟、不酗酒、不吸毒和其他与健康有关的宗教约束。宗教和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很多，如信仰和压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或教会参与和社会互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是，宗教对健康的正相关，主要是因为信仰而健康，还是因为行为改变而健康？可以一提，信教对快乐与健康的正作用，应该比统计上的正相关还更大，因为很多人是有了大病或痛苦事才信教的，例如杨小凯。

      宗教对中国的文化与道德的重建，是否能够有重大的贡献呢？本书虽然没有直接讨论这问题，但由于讨论了宗教的许多事实与作用，应该对这问题的回答，有所帮助。笔者希望有关学者们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书多次提到，中国人很少重视来世，即使是求神拜佛，都是为了现世的发财、除病等非常现实的原因。对这事实的论证，应该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为什么呢？中国人储蓄率很高，很重视未雨绸缪，因此应该不是由于对将来的重视不足。这六十年左右，可以说是受了官方独尊的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中国人很少重视来世的事实，是古来就是这样的。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的态度应该有所影响。不过这影响对工农大众不会很大，而且也应该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既然‘敬鬼神’，可见承认其存在。那为什么中国人比其他人更加‘远鬼神’、重现世，轻来世呢？笔者没有答案，在等待张清津以及其他宗教学者的研究发现。

                                                      2012年5月8日于Monash 大学。

 

      （本文原载：张清津博客2012年6月8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c33cb301016ho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