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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崇拜的根源:“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
发布时间: 2018/6/7日    【字体:
作者:邢悦 王晋
关键词:  “弥赛亚意识” 俄罗斯 大国主义  
 
 
作为世界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俄罗斯(包括解体之前的苏联)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重点。然而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对外行为时常变幻莫测,令人捉摸不透,仍然“包裹在一团迷雾当中”。不过,透过迷雾,我们仍然可以把握住它的某些比较稳定的特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其浓重的“大国主义”强硬外交色彩。俄罗斯的这种外交风格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后续的“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即便在遭受西方制裁的情况下,总统普京也毫不示弱,决不放弃俄罗斯在乌克兰及东欧地区的影响力,并在众多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时俄罗斯的强硬外交背后并没有坚实的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支撑。2014年,俄罗斯GDP增长仅0.6%,2015年甚至滑落到-3.7%,通货膨胀率也创了2009年以来的新高。事实上,熟悉俄罗斯外交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大国主义”外交在俄罗斯外交史上是一以贯之的。其具体表现是:第一,俄罗斯民族对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定位一直很明确,他们深信不管处在怎样的国际环境中,不管当下的国家实力如何,俄罗斯“上帝神选”的特殊地位不会改变,其“拯救世界”的使命不会改变。第二,在处理与美国等大国的关系时,不管俄罗斯采取何种战略战术,其最终目标都是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在处理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时,俄罗斯则以“大家长”身份自居,既对独联体国家承担相当的责任和义务,又从不放弃对该地区的绝对控制权。第三,俄罗斯民族崇尚对外强硬的领导人。纵观俄罗斯的外交史,不管是帝俄时期、苏联时期还是俄联邦时代,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不仅享有对外政策的绝对控制权,而且对外手段越强硬,越受民众欢迎。
 
在现实主义视角对俄罗斯的这种外交特点解释力欠缺的情况下,本文拟从文化视角出发,通过对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弥赛亚意识”的分析,来阐释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风格形成的根源,并以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为案例,分析俄罗斯的“大国主义”外交作风在其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
 
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的文化根源
 
东正教是俄罗斯的文化之源。公元988年,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将东正教正式确立为俄罗斯的国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正教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真正赢得了俄罗斯的民心,成为在此后漫长时间里主导俄罗斯文化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力量,在俄罗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东正教的传入推动了俄罗斯文明的产生,并对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建筑等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性格和世界观,影响了俄罗斯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成为俄罗斯民族无法取代的精神支柱。此外,东正教的神秘主义、弥赛亚意识、对上帝的无条件服从、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与俄罗斯本土的特点相融合,共同作用于俄罗斯民族,使其形成了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民族性格。
 
如果将东正教比作俄罗斯文化的皇冠,那么其核心教义“弥赛亚”就是皇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弥赛亚”(Messiah)源自希伯来文“Mashiah”(希腊文“Messiaj”),本指古希伯来人的一种宗教仪式,即德高望重的首领在被选中的祭司、君主头上涂抹膏油,表示此人被上帝选中,被上帝庇护,可以与上帝沟通。不管是犹太教还是后期的基督教,都将“弥赛亚意识”作为其核心教义,虽然含义略有不同,但都有“救世主”之义。因此我们说一个民族有“弥赛亚意识”,即意味着这个民族认为自己担负着特殊的使命,是世界的救世主。
 
“‘弥赛亚意识’是一个集合了宗教、社会、哲学、政治等因素的文化概念,也是俄罗斯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在“弥赛亚意识”的作用下,俄罗斯完成了基本的民族认同和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俄罗斯人认定自己是“神选民族”,而这种意识贯穿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并深刻作用于俄罗斯政治,推动着其历史进程,影响了俄罗斯的国家命运。
 
公元10—12世纪初的“罗斯时代”是“弥赛亚意识”的萌芽和发展时期。东正教在被引入罗斯之初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当时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想要借助宗教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开展了多番调查之后,他通过“罗斯受洗”将在拜占庭帝国广泛传播的基督教分支———也就是日后的东正教———引入罗斯。此时的“弥赛亚意识”以文化凝聚力的形式被寄寓了罗斯走向强盛的希望。之后,罗斯民族的“神选”意识开始在民间有朦胧的体现,当时广为流传的“圣徒安德烈传说”等,都透露出俄罗斯民族对自身优越性和特殊性深信不疑的态度。
 
公元13—15世纪的“鞑靼—罗斯时期”,“弥赛亚意识”经历了戏剧化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备受屈辱的时期,罗斯人的“神选”意识并没有消亡。相反,他们将这种屈辱理解为“弥赛亚时代”到来前的黑暗。他们认为,这种凄惨生活正是《圣经》中世界末日的写照,而承受着蒙古人的铁骑、保护着整个欧洲不受侵略的罗斯人正是上帝派来拯救世界的“弥赛亚”。
 
随着基辅罗斯的衰落和莫斯科公国的兴盛,东正教在俄罗斯飞速发展。16世纪初“第三罗马”理论提出之后,“弥赛亚意识”在俄国的影响力日渐增大。1533年瓦西里三世统一俄国后,时任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的菲洛费依在给瓦西里三世的信中写道:“第三个新的罗马———你的强大帝国,是全体神圣信徒朝圣的都会,她在普天下比太阳更加灿烂……两个罗马衰落了,第三个全新的罗马正屹立着,而第四个永远不会出现。”1589年君士坦丁堡的4位牧首签署同意书,建立莫斯科牧首区,文件明确地将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并称俄国作为东正教帝国优于以往存在的任何帝国。自此,俄国的“第三罗马”理论正式形成,这一理论成为“弥赛亚意识”的文本载体,更成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载体,为俄罗斯追求国家强大提供了宗教上的理论依据。在俄罗斯人民心中,自己的祖国不再是偏居一隅的寒冷土地,而是肩负着拯救人类使命的精神大国。学者们对于“第三罗马”理论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国家此后的发展历程中,这一理论的提出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
 
随着俄国力的不断增强,“弥赛亚意识”和“第三罗马”理论的重心在沙皇和人民心中逐渐从宗教使命向政治使命偏移。在伊凡雷帝时期,建立“俄罗斯帝国”已经成为他处理内外关系时的主要目标,在他下令编纂的《编年文汇选编》当中,俄国被描述为世界的中心,而俄罗斯人作为“上帝的选民”有责任在世界的中心———莫斯科建立“人类天国”,并使其成为保护世界不受邪恶势力践踏的坚强堡垒。
 
苏联时代,由于政府对“无神论”的宣扬和对东正教的打压,“弥赛亚意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宗教土壤。但事实上,此时的“弥赛亚意识”已经完善成一套独立的思想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别尔嘉耶夫深刻领悟到了苏维埃俄国对“弥赛亚意识”的传承与发展,他认为,第三国际的建立与俄罗斯人“第三罗马”的梦想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罗马演变成莫斯科王国,以后变成帝国,最后则变成第三国际”。在他眼中,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古老的“弥赛亚意识”的转化和变形。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狂热的个人崇拜也是“弥赛亚意识”的反映。
 
苏联解体之后,在俄罗斯政府的支持下,东正教开始逐渐复兴,其显著标志就是教会和教众数量的大规模攀升。据统计,自1998—2008年的10年间,在俄罗斯全境,教会拥有的主教辖区数量由76个上升为157个,高级主教人数由74名上升为203名。在莫斯科,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同期教堂的数量从40座增长到872座,增长了21倍。此外,最能直观反映这一时期东正教复兴情况的就是信徒人数的增加,其比例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
 
与此同时,东正教与俄罗斯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俄联邦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都曾公开支持东正教的活动。叶利钦上任之后曾多次携重要官员参加宗教活动。普京对东正教也相当重视,任职总统后,每个新年之夜他总是在教堂与信徒共度。此外,东正教会还在总统任命等重要国家活动中展示了其重要地位。1991年7月,在叶利钦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出席并致贺词;1999年末,阿列克谢二世见证了叶利钦辞职、普京上任的重大历史事件,还负责保管叶利钦和普京签订的关于权力交接的秘密协定。此后,大牧首出席总统的就职典礼逐渐成为俄罗斯的一项政治传统。东正教会还能够参与到国家的重大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制定当中。
 
出于对东正教会作用的重视,俄罗斯的政党纷纷表达了与教会亲近的意愿。甚至连一向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宗教的俄共也积极表示了欲与东正教融合的意愿。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经在1996年的大选中表示:“基督耶稣是第一个共产党人,因为他希望创造的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事实上,东正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的政局,各政党与东正教会关系的融洽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举的结果。正是出于这种感情与利益上的融合,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为俄罗斯社会政治的重要因素。
 
东正教的全面回归和复兴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弥赛亚意识”的强化。不过,与之前主要表达宗教上的诉求不同,这一时期的“弥赛亚意识”已经完成了其世俗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对俄罗斯作为“神选民族”的认同,已经从渴望建立宗教上的“第三罗马”帝国,演变为对俄罗斯国家全面复兴的期盼和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妥协作风。
 
“弥赛亚意识”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路径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名词,其中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这类可以被观察到的外显形式,也包括从较深层次发挥作用的、影响外在行为并被其反映的信仰、价值观等内隐结构。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在经过与俄罗斯本土的特点相结合之后,已经成为一种内隐的文化结构,它深刻地作用于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国民性格,并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了俄罗斯的内政外交。
 
“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群体人格(group personality)。在国民性格的形成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发生作用,其中宗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起到基本的指引作用。具体到俄罗斯,在“弥赛亚意识”的影响下,其社会形成了一种以“救世主义”为核心的复杂的民族心理。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民族对其国际地位的认知与期盼、领导人的外交风格,以及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
 
下面将对上述影响路径进行分析解释。
 
(一)“弥赛亚意识”下的民族优越感使俄罗斯以大国自居并具有强硬的外交风格
 
自“罗斯受洗”,尤其是“第三罗马”理论提出以来,“弥赛亚意识”就开始在俄罗斯民众心里种下了“大国主义”和“救世主义”的种子。之后,在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历程中,抵御蒙古人的入侵从而成功保卫欧洲,取得卫国战争和二战的胜利,以及战后苏联建立了强大的帝国,这些历史事实都使经历过重重苦难的俄罗斯人深信,俄罗斯就是被上帝选中来拯救世界的“弥赛亚”。苏联解体之后,东正教全面回归,经过短暂的迷茫之后,俄罗斯人的“大国心态”全面复苏,影响了他们对国家地位的认知。
 
深藏于俄罗斯民族内心的“弥赛亚意识”和由此形成的“大国心态”使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在世界体系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是一个承担着伟大历史使命的大国,代表着世界的未来和方向。在对外政策中,这种心态表现为俄罗斯对本国利益的近乎排他性的高度关切,以及对外行为中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
 
自罗斯公国时期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俄罗斯一直以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以追求国家强盛和领土扩张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帝俄时期,俄国的外交目标为领土扩张和获得出海口,为实现这一目标,历届沙皇运用了蚕食和吞并周边小国等军事手段,表现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因超级帝国的建立而迅速膨胀,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是视自己的国家利益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利益,且高于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利益,为此,苏联一方面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以争夺世界霸权,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大家长”自居,粗暴干涉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冷战结束,俄联邦成立之后,由于东西方阵营的瓦解和全球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国家利益重新成为俄罗斯制定对外政策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实现俄罗斯民族的复兴、追求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成为俄罗斯最高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主旋律。
 
既然俄罗斯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世界大国,那么其在对外事务上就绝不能示弱,俄罗斯民众期望其领导人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坚决果断、说一不二,以此来体现俄罗斯的大国风范。而从俄国的历史来看,从早年发端于亚洲草原北部的强大游牧民族到蒙古帝国,从奥匈帝国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到二战后的美国,这些强大的外部势力都把俄罗斯作为主要敌国,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强大威胁,俄罗斯只能以强硬应对强硬。因此,从彼得大帝、伊凡雷帝到斯大林、普京,领导人对外越是强硬就越受民众拥戴,这似乎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政坛规律。
 
俄联邦成立以来,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三位总统的外交风格有所差别,通过考察俄罗斯社会和民众对他们外交作风的反应(以支持率和总体社会评价为判断标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罗斯人喜欢具有强硬外交风格的国家领导人。叶利钦时期对外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对西方妥协和示弱的政策遭到了民众、知识分子甚至是政府官员的强烈反对,而普京在俄罗斯一直拥有超高支持率的重要原因,也是民众对其强硬外交风格的喜爱。梅德韦杰夫也延续了俄罗斯一贯的对外强硬的外交风格。在接任总统之初的红场阅兵上,一系列重型武器装备频频亮相,梅德韦杰夫借此向西方国家表达了俄罗斯应对北约东扩的强硬态度和维护俄罗斯利益的坚定立场。此外,在格鲁吉亚危机中,俄罗斯迅速出兵平息了南奥塞梯冲突,表明俄罗斯将“不惜与美国决裂以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梅德韦杰夫也公开表示,“我们对由此发生的任何后果(包括冷战)都不会畏惧”。
 
总之,俄罗斯联邦成立之后,经过几次对外政策的调整,最终明确了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国家利益,将实现和维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作为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目标,并推行了一系列强硬政策以捍卫这一国家利益。俄罗斯民族的“大国心态”成为其对外政策制定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二)“弥赛亚意识”下的威权依赖心理使总统拥有对外决策权
 
“弥赛亚意识”使俄罗斯人对权威有一种崇拜和依赖心理。东正教自成立之初就因其与世俗政权的密切关系而区别于其他宗教。在拜占庭帝国,皇帝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教会也必须绝对听命于世俗皇帝。对罗斯统治者来说,选择东正教除了其与俄国本土文化的契合之外,还因为东正教可以成为统治者巩固皇权的工具。在东正教与俄国专制制度的双重作用下,沙皇在俄罗斯人民心中成为一个超阶级的“神”,他不仅要管理和保护整个国家,还要拯救俄罗斯人的灵魂。俄罗斯人这种对沙皇毫不动摇的崇拜随着俄国力的增强而不断上升,尤其是在“第三罗马”理论提出之后更是达到巅峰状态。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俄罗斯的宗教使命是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俄罗斯帝王的非凡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历史传统使俄国人甘心也乐于接受强势人物的支配并对他们寄予厚望,即便是近代那些进步的俄国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没有摆脱对“好沙皇”的幻想。当民族式微之时,他们渴望伟人带领俄罗斯民族重新走向复兴;当民族强盛之时,他们则渴望伟人带领俄罗斯民族成为整个世界的“救世主”。
 
沙俄时期,这种心理体现在俄国人对彼得大帝的疯狂歌颂上。苏联时期,这种威权依赖则体现在民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上。即便在斯大林的暴政和非人道政策遭到全面披露之后,俄罗斯人仍然对斯大林颇为推崇。在2008年俄罗斯电视台举行的“谁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人”的网络票选中,斯大林高票当选第三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此时的俄罗斯民族迫切渴望能有一个新的“救世主”来带领他们从黑暗走向光明。普京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俄罗斯人由于威权缺失带来的不适感。普京主持俄罗斯政坛近20年间的高支持率、人民对普京种种集权举措的高容忍度和社会大众对他的赞扬,都是俄罗斯人这种心理的表现。
 
俄罗斯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威权依赖心理决定了其政局必须由一个“弥赛亚式”的,或者说是“沙皇式”的人物所掌控,这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对政治体制的选择和其民主化进程。的确,在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中,“民主”绝对是一个陌生而边缘化的词汇,相对于自己,俄罗斯人更愿意相信一个“父兄式的好沙皇”。历史上受到俄罗斯人尊敬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毫无例外都是集权统治者,这种情形今天仍然没有发生变化。2016年,俄罗斯媒体再次评选百年来最伟大的领导人,打分标准包括是否开疆拓土、军事成绩和下台方式等10项指标在内,却忽视了是否有镇压清洗行为或民主改革措施等。票选结果显示,普京、斯大林和列宁并列第一位,而诸如尼古拉二世等民主改革派则惨遭垫底。
 
所以,今天的俄罗斯即使在实行了民主制后仍然是威权统治,即所谓的“超级总统制”。这表现在对外决策上就是宪法赋予总统几乎不受限制的对外决策权,国家的对外决策权高度集中在总统手中。在这一制度下,总统的权力几乎与高高在上的沙皇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总统仍需要承担部分责任。
 
为了验证本文关于“弥赛亚意识”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影响,本文将对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的对外政策进行案例分析,剖析“弥赛亚意识”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具体表现。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
 
以下分别从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对西方政策的转变、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政策以及俄罗斯的对外决策机制三个方面来分析“大国主义”外交在俄罗斯外交中的体现。
 
(一)叶利钦时期对西方政策的转变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一个“领土辽阔的大帝国”变成了一个“麻烦甚多的民族国家”,不仅经济、军事实力大不如前,地缘安全也四面受敌,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经这样直白地评价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虽然仍拥有庞大但越来越旧的核武库,曾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俄罗斯现在却被许多人视为只不过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地区性大国而已。”
 
由于苏联解体突如其来,出乎人们的意料,俄罗斯人在不稳定的新世界中不知所措。这一时期,人们就俄罗斯如何进行自我定位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公开和私下都在激烈争论大多数俄罗斯人以前从未想过的一些问题:什么是俄罗斯,它是一个种族概念还是政治概念?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属于西方还是东方,抑或二者之间?俄罗斯的边界在哪里,从苏联独立出去的国家与俄罗斯是什么关系?此间,俄罗斯思想界可谓百花齐放,“大西洋主义”“民族主义”与“新欧亚主义”这三种曾经影响俄国家思维的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叶利钦时期政府对外政策的选择。
 
俄联邦成立初期,“大西洋主义”的代表人物盖达尔和科济列夫进入俄罗斯政府高层,在他们的影响下,叶利钦政府选择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希望通过向西方尤其是美国示好来争取它们的政治扶植和经济援助,从而完成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并完全融入西方的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俄罗斯幻想着以“一种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统治来取代原来的美苏争夺”。而且,“这种共同统治的范围将是全球性的,俄罗斯因此将不仅是苏联的合法继承者,而且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全球和解的事实上的伙伴。正如俄罗斯新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宣称的:这不仅意味着全世界应承认俄罗斯是美国的平等伙伴,而且没有俄罗斯的参与或同意,任何全球性问题都不能得到处理和解决”。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叶利钦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鼓励了俄罗斯政府部门中的“亲西方派”,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的与俄罗斯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议,使叶利钦产生了俄罗斯已经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幻觉。为了拉近与西方国家的距离、消除双方的隔阂,俄罗斯在诸如东欧撤军、波罗的海、核武器等重大国际问题上都作出了较大的让步。
 
然而,叶利钦政府倒向西方、追随西方的行为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预想的好处。在经济上,叶利钦政府推行颇受西方好评的“休克疗法”,试图在短时间内改变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却以失败告终。1991—1995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经历了较大的跌宕起伏。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不仅未给叶利钦政府提供其所希望的大量援助,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在他们看来毫无理由的要求。事实证明,俄罗斯追随西方并期望被其接受为大国,不过是俄罗斯的“一厢情愿”。在冷战中获胜的美国当然不愿意与俄罗斯分享全球权力,因为它认为俄罗斯虚弱不堪、社会落后,根本不配充当美国的全球性伙伴。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居高临下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极大地伤害了俄罗斯人的自尊心,有着“弥赛亚意识”的俄罗斯人是不能接受被人轻视的。于是,俄罗斯从高层到民间都开始对政府的亲西方政策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实际上,在这一政策刚提出时就有反对的声音,后来则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西方是决不会给予俄罗斯以应有的尊重和平等待遇的,所谓的“战略伙伴”只是美国故意编造出来欺骗俄罗斯的。反对派也借机向政府发起攻势,指责叶利钦在国际上充当西方的“小伙伴”,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是彻头彻尾的“卖国外交”。俄罗斯总统外交顾问米格拉尼扬也多次撰文批评政府的对外政策,认为“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不能如此依赖于西方到底提不提供贷款”,并称“俄罗斯还没有在国际社会中找到应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1993年的俄罗斯杜马选举中,民族主义激进政党获得了空前的高支持率,这一事件引起了叶利钦政府的恐慌,并促使叶利钦将“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作为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目标。1993年4月政府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宣示了俄罗斯将改变倒向西方的对外政策。1994年2月,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指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要永远符合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其对外行为的变化。谋求西方的经济援助曾是俄罗斯对西方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在1994年俄美总统的联合记者会上,叶利钦提出:“俄罗斯将不再谋求得到人道主义救援,而是要求美国向俄罗斯打开市场并取消贸易限制。”同时,俄罗斯开始积极参加地区和国际事务,并显示出与西方对抗的姿态。1994年,南斯拉夫民族问题愈演愈烈,2月萨拉热窝发生炮击平民事件,北约迅速介入,俄罗斯总统和外长多次发表公开谈话,称不能容忍北约在俄罗斯势力范围内采取单方面行动,并称要推迟加入“和平伙伴”计划。面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西方国家在处理版图划分问题时开始考虑俄罗斯的意见,并搁置了解除穆族武器禁运的计划。此外,在西方国家最为关心的防止核扩散问题上,叶利钦也表现出强硬的姿态,1995—1996年,叶利钦几次坚决反对美国阻止俄罗斯与伊朗进行核交易的努力,迫使西方七国集团同意采取其他步骤加强核安全。除此之外,在巴以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上,俄罗斯都开始与西方较量,试图在这些问题上加强俄罗斯的影响力。
 
在1996年连任竞选中,叶利钦仍撤换了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尽管科济列夫已开始对西方的行为采取批评态度。新任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是杜马内部的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都能接受的人物,他上任后多次表示:“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它不能扮演跟在飞机后面飞行的僚机角色。”普里马科夫上任标志着俄罗斯彻底放弃了亲西方的对外政策。此后,俄罗斯开始实行东西方兼顾的全方位对外政策,即所谓的“双头鹰”外交。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对西方政策的转变说明,俄罗斯不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自视为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大国,不能容忍被西方视为二流国家。西方的不信任和不尊重是导致俄罗斯改变对西方政策的主要原因。同时,俄罗斯也从这段经历中得到了教训,那就是不能有求于西方、不能寄希望于西方,俄罗斯对西方越软弱,就越被西方看不起。
 
(二)叶利钦时期对独联体国家的政策
 
苏联解体后,如何处理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即已经独立为主权国家的“近邻外国”的关系,是俄罗斯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与美国共享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幻想,使莫斯科的政治精英很难放弃在前苏联地区,甚至在前中欧卫星国家中建立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的思想。”所以,即使在俄罗斯全面倒向西方时,叶利钦政府仍然对“近邻外国”采取了十分强硬的“大国主义”政策,就连科济列夫也曾表示:“俄罗斯必须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俄国利益范围的地区内保持军事存在”,“如果放弃了几个世纪以来在近邻国家中的影响力,那么俄罗斯将面临灭亡的危险。”
 
俄罗斯对近邻国家发起“大国外交”攻势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签订各种条约和组建联盟,承诺为独联体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将这些国家控制在俄罗斯的影响力之下。1992年,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5国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俄承诺向其他成员国提供国家安全保障,同时还通过了一系列边界条约,向独联体国家派驻一定数量的边防部队。通过《集安条约》,俄罗斯成功地将独联体国家纳入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一体化“联盟空间”之中。
 
同时,俄罗斯对北约东扩表现出极大的警惕和担忧,认为这是美国对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侵犯。即便是叶利钦政府中亲西方的民主派也认为,北约东扩将意味着俄罗斯被排斥在欧洲之外,被认为没有资格参与欧洲文明的机制化框架。“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加上政治上的担忧,使俄罗斯感到北约扩大似乎是西方蓄谋已久的对其孤立政策的顶峰,使俄罗斯在世界上孤立无援,十分易受多种敌人的攻击。”所以,俄罗斯多次向西方谈到本国在前苏联地区保持军事存在的重要性,并指责西方向乌克兰及其他新独立国家提供援助是反俄政策。
 
1994年4月8日的《消息报》称,俄罗斯成功地在新独立的各共和国领土上保留了至少28个军事基地。美国学者注意到,如果在地图上把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存在用线连起来,实际上大体与苏联的外部边界相当。1995年9月,叶利钦在发表的关于独联体政策的官方文件中称:“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上占有适当位置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建立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新体系中的领导地位。”①1996年普里马科夫担任外交部长后,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目标概括为四点,其中前三点都是关于如何加强俄罗斯与独联体的一体化和保持地区稳定、防止地区冲突等问题。同时,他上任后首次出访选择的也是独联体国家。
 
从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政策中可以看到,苏联虽然解体了,但俄罗斯仍有挥之不去的帝国心态,仍以强调独联体对俄罗斯的特殊意义来保持自身在中东欧的特殊影响力,以维护其作为大国的地缘政治资本。
 
(三)叶利钦时期的对外决策机制
 
叶利钦虽然在对外政策上有亲西方的倾向,但是他本人完全符合俄罗斯人对“强权领导”的期盼。在漫长而曲折的政治生涯中,叶利钦从来没有做过副手,这种特殊的政治经历让叶利钦形成了一种果敢、独断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他推动苏联解体、炮打白宫等一系列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叶利钦与克林顿
 
叶利钦时期的对外决策权高度集中在以他为中心的极小的领导团体内。俄罗斯联邦成立之后,虽然在政治上效仿西方国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但是国家权力仍然高度集中在总统手中,总统在对外决策和政策执行上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力。根据1993年新宪法,俄罗斯总统在外交上享有以下权力:第一是立法提案权。根据宪法,“总统有权向国家杜马提出法律草案”,这意味着总统有合法的途径将自己的意愿上升为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第二,宪法规定总统须“每年向联邦议院提交一份论述国内形势、国家内外政策主要方针的咨文”,但议院没有审议权,只有听取咨文的权力。第三,俄联邦总统还拥有签署法律、发布命令等权力。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在国内和国际场合代表俄罗斯联邦”,“主持谈判并签署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签署批准书;接受外国使节的到、离任国书”。第四,宪法还赋予总统任命干部的权力。包括联邦总理、副总理和部长、外交代表在内的联邦重要人员的任免权实际上都掌握在总统手中,总统还可以组成总统办公厅,这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具体执行都产生着近乎决定性的影响。毫无疑问,叶利钦时期,国家的对外决策权牢牢地掌握在总统手中,不过,尽管大权在握,叶利钦初期在外交活动上对时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的依赖。作为“大西洋主义”的主要代表,科济列夫的亲西方观念直接影响了俄罗斯早期亲西方政策的形成。而由于这一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和国内“弥赛亚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内反对声音的高涨,最终让叶利钦不得不反思其对外政策,并将本已转变亲西方政策的科济列夫免职。可以说,在名义上已经实行了民主的俄罗斯,叶利钦仍然牢牢掌握着外交上的决定权。
 
普京时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
 
以下分别从普京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定位、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政策、俄罗斯的对美政策和总统的对外决策权力四个方面来分析“大国主义”在俄罗斯外交中的体现。
 
(一)普京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定位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次年3月,俄罗斯总统选举提前进行,普京当选为俄罗斯的新总统,自此,俄罗斯开始了“普京时代”。普京完全符合俄罗斯人心中的“好沙皇”的形象,他颇具俄罗斯风格的治国理念、外交思想和“大国主义”作风,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普京当选总统之时,俄罗斯内忧外患,面临严峻的国内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继续下降,工业、民生和投资等领域受到严重冲击,公民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平均寿命缩短;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积极推行北约东扩,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罗斯在外交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普京却表现出了超常的冷静、坚定、自信和果断。他意识到传统文化对俄罗斯深厚而持久的塑造和引领作用,希望通过弘扬东正教文化尤其是“弥赛亚意识”来唤起俄罗斯的民族凝聚力。于是,他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称“俄罗斯新思想是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实践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100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尽管人们对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有不同的解释,但毫无疑问,强国意识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普京将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作为外交主要目标,并确立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强国战略,多次在正式场合和正式文件中表达了俄罗斯要成为世界强国的思想。
 
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阐述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强国意识,他说:“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即使在今天,它们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2000年发布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这种“大国意识”表现得更为明确,该《构想》称:“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提高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俄罗斯外交的根本目的,而这种地位应该最大程度地符合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利益。”同年7月,在题为《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提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成为一个强国”,“只有成为强国,才能解决俄罗斯社会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在次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再次强调了“大国地位”对俄罗斯的重要性。
 
在“梅普共治”时期,俄罗斯的“大国意识”丝毫没有减少。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大幅度恢复,这种“大国心态”越发强烈地表现在国家的对外政策当中。2008年的新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指出,俄罗斯外交方针的基本目标是:“确保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牢固的权威地位,这种国际地位最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有影响力的中心的利益,也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人文和精神潜力发展必不可少的”,“俄罗斯作为最大的欧亚强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决定了平衡性和全方位性是其对外政策的突出特点”。
 
总之,自2000年起,在普京的两届总统任期、之后的“梅普组合”以及2012年普京再度出任总统的十余年间,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始终以振兴其大国地位为核心,实行务实的、东西方兼顾的全方位外交,以维护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
 
(二)普京时期对独联体国家的政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独联体地区视为其“特殊利益”,继续在原苏联地区推行“大国外交”,不允许任何其他势力染指。为了加强对该地区国家的实际控制,普京上台之后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积极推动独联体地区国家的一体化,尤其是军事防务一体化进程。2001年5月,以“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快速反应部队”的建立为契机,俄罗斯陆续在阿塞拜疆等独联体国家设立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的作用,一是保证俄罗斯的军事内需(如白俄罗斯和阿塞拜疆的雷达站就是俄国家反导预警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是为了维和,即一旦独联体国家之间爆发冲突,俄罗斯就可以“大家长”的身份派兵进行维和调解工作。在经济方面,普京利用俄罗斯的能源优势,牢牢地掌控着对中亚地区的主导权。2000年3月,俄、哈、土、乌四国宣布成立“天然气联盟”,俄罗斯积极参加这些国家的能源开发并严密防范外来竞争。2001年,俄罗斯联合哈、白、吉、塔五国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该委员会的表决原则给予俄罗斯比其他成员国更大的表决权,这显示了俄罗斯对该组织的实际掌控。
 
在推动独联体经济军事一体化的进程中,普京不时使出“大棒政策”,以维护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绝对主导权,为此,他甚至不惜干涉独联体国家的内政和牺牲这些国家的主权。
 
例如,在俄格关系的处理方式中,普京政府就展示了其颇具“苏联遗风”的强硬和霸道。2002年,在车臣恐怖分子劫持莫斯科剧院之后,普京发表声明警告格鲁吉亚,称如若格没有能力制止恐怖分子从其领土上对俄罗斯发起进攻,俄罗斯将对格境内恐怖分子的军事基地实施直接军事打击。2003年10月,为了实现对独联体国家的有效控制,俄罗斯出台了“越境打击”“先发制人”等军事学说,这些强硬举措激发了格鲁吉亚人民对俄罗斯的反弹情绪。当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颜色革命”之后,俄格矛盾进一步激化,格鲁吉亚政府和人民彻底坚定了投靠北约的决心,将加入北约提上日程。俄罗斯政府对此颇为不满,对格鲁吉亚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同时还在其周边的地域和水域举行军事演习。2008年8月,俄联邦议会宣布承认格鲁吉亚的两个自治共和国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这实际是堵上了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大门。
 
在俄白关系中,俄罗斯同样显示了“大国主义”和“帝国情结”。普京上任后大力推进俄白联盟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2002年,普京曾提议白俄罗斯以第七个行政区的方式无条件并入俄罗斯,或是按照欧盟模式与俄罗斯建立联邦制国家,实际上就是让白俄罗斯向俄罗斯让渡部分主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拒绝了这样的提议并多次申明:“白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加入俄罗斯联邦,因为白俄罗斯是一个独立国家。”此后,卢卡申科提出以进一步完善联盟建制的方式推进俄白关系,并强调俄白两国在联盟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与权利。但这一提议并未被普京接受。在普京眼中,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俄罗斯3%、人口仅相当于俄罗斯的1/15且极度依赖俄能源的白俄罗斯在联盟中不可能与俄罗斯平起平坐。在对俄白关系的处理中,俄罗斯和普京显然是以独联体国家的家长自居。
 
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在独联体问题上,俄罗斯不惜走冷战边缘路线也要坚决反对美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染指。在2012年3月发表的《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一文中,普京警告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形成的安全观念与俄罗斯完全不同,这种破坏公认安全原则的行为对俄罗斯来说是最严重的挑战。”②言外之意,俄罗斯绝不会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独联体的行为坐视不管,而是会直面挑战,坚决予以还击。
 
(三)普京时期的对美政策
 
由于与美国的关系决定着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因此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在普京的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普京时期的俄美关系有过相互合作的时期,也有过激烈对抗的时期,但是不论在哪个时期,普京的对美政策一直是服务于重新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这一对外政策目标的。
 
上台之初,由于意识到俄美两国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俄罗斯在发展经济上对美国的需求,普京政府调整了对美国政策,不再谋求与美国的平起平坐地位,也不再坚持叶利钦执政后期与美国抗争的政策,而是强调“俄罗斯的目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找到自己在世界的地位,为俄罗斯争取到应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此外,普京积极寻找契机试图改善俄美关系。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给美俄关系转变带来了契机。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普京第一时间同小布什总统通电话,表达了俄罗斯对美国的同情与支持,称俄罗斯将与美国“休戚与共”。此后,普京多次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在反恐问题上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并表示冷战已经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美国的反恐联盟遭到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拒绝的情况下,俄罗斯对美国的支持显得尤为珍贵。这一时期,俄美关系迅速得到改善并取得飞速进展。
 
俄罗斯利用对美国反恐的支持换来了美国在车臣问题上对俄罗斯的认同,从而顺利实现了石油资源地带的稳定,进而用能源出口缓解了国内经济压力。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借此打破了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僵局,为经济发展争取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从而为实现复兴、确立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然而,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的不断深入和渗透令俄罗斯大为不满。以2003年发生在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为开端,美国不断在中亚地区搞民主渗透,试图通过在这一带打入民主的楔子来遏制俄罗斯。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又称“栗子革命”),代表西方势力的尤先科上台。2005年,伊拉克、黎巴嫩、吉尔吉斯斯坦相继爆发“颜色革命”并建立了相对亲西方的政权。此外,美国愈发坚定地推动北约东扩,在第二轮东扩已经蚕食了波罗的海三国之后,北约的触角开始伸向独联体地区,2005年美国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欢迎原苏联国家加入北约,并坚定地表示了北约东扩的决心。普京这个颇具铁腕风格的总统自然不会任由美国在独联体地区肆无忌惮地扩张势力。在美国的多重重压下,俄罗斯对美政策开始走向“战略对抗”。
 
2005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人民应该从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和其他因素出发,自主决定如何发展民主和保障自由。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将自主决定推进本国民主进程的方式和时间表。”之后,在俄罗斯媒体中开始频繁出现“主权民主”这一术语,并将其作为普京的政治哲学加以推广和解释。这一概念涵盖了普京处理民主问题时的态度,即俄罗斯的民主制度由人民自己决定,俄罗斯绝不允许美国将“颜色革命”搬上自己的土地,在必要的时候,俄罗斯及其人民有权力使用武力来捍卫自己选择发展道路的主权。
 
除了言论上的对抗之外,普京政府还在实际行动中对美国插手独联体地区作出强硬回应。首先,对试图加入北约的独联体国家实行严厉的制裁措施,充分施展能源外交和外贸制裁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其次,抓住一切时机拉拢有可能重返独联体怀抱的国家。以俄乌关系为例,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对俄罗斯一直呈现若即若离的姿态。1998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亲西方的“古阿姆集团”,此后还退出了“集安条约组织”,一度给俄罗斯带来极大困扰。2005年美国一再以人权问题为由向卡里莫夫总统施加压力,要求其进行民主改革。在乌兹别克斯坦遭受内政外交的重压之际,普京向卡里莫夫伸出援手,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其平息了暴乱。此后,卡里莫夫开始将其对外政策向俄罗斯倾斜,退出了“古阿姆集团”并重返“集安条约组织”。此外,两国还签署了备忘录,乌方同意在中亚出现重大危机时向俄罗斯提供10个军事基地。至此,乌兹别克斯坦在苏联解体十多年后再次回归独联体怀抱。这是普京在独联体地区同美国抗争的重大成功之一。
 
可以说,在关系到俄罗斯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与美国叫板甚至对抗,已经成为俄罗斯对美政策的常态。为了重新确立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普京多次使西方国家领教了其“大国主义”的强硬作风。在2013年版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俄罗斯表示将继续深化同美国的合作关系,但同时提醒美国遵守国际法准则,在外交活动中不要随意干涉他国内政。2016年普京在谈到俄美关系时说:“美国一直要求享有特殊地位、特殊权利,这是错误的。美国的行动不能靠武力和发号施令,不能出于帝国的野心,而是要尊重所有伙伴,当然这也包括俄罗斯。”
 
(四)普京时期总统的对外决策权力
 
在影响俄罗斯政局的近20年中,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见图4),许多人对普京的崇拜源于他在外交中的强硬作风,认为是他让俄罗斯在国际问题上重新获得话语权,让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重新重视俄罗斯的态度与意见。
 
2015年普京支持率的飙升,就是肇因于他在“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中的铁腕作风。经过克里米亚入俄这一事件,普京在国内成为“万民敬仰的英雄”,俄罗斯的主流媒体发文称:“我们收获了胜利的果实,同时也明白这一收获的代价需要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民众与总统一同承担。”西方国家本以为对俄罗斯的制裁将威胁普京的执政地位,但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国际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俄高层和人民仍旧表示了对普京的坚决支持。2015年1月,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明了国人的心声:“当一个俄罗斯人感受到任何外国压力时,他绝不会放弃自己的领袖。绝不!我们会经受住国家的任何艰难时刻。”他警告西方国家,不要企图推翻俄总统普京,俄罗斯民众准备好了为支持普京而牺牲自己的财富。 2016年3月的民调还显示,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普京继续留任下一届总统。
 
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了民主制,作为“民主的”俄罗斯的领袖,普京也曾对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予以高度肯定。比如,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强调:“只有民主的国家才能确保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使个人的主动精神与全民族的任务并行不悖。”但同时他还表示,俄罗斯的民主应有民族特色,权力集中对俄罗斯也很重要。为了振兴俄罗斯,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在政治上加强中央权力。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与西方所定义的民主不同,俄罗斯人一般称他们的民主是“可控的”“俄罗斯的”民主,而且他们并不认为“民主”只有“西方的民主”。
 
在第一任期内,普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总统的权力。如为了解决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普京通过法律手段减少了国家政党组织的数量,并将议会中几个中间派的政党联合起来组建了“统一俄罗斯”党。这之后俄罗斯的政党数量大大减少,其他政党在俄罗斯的内政外交上基本上丧失了影响力和发言权。此外,通过颁布《联邦委员会组成办法》,普京将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重新打造成了一个亲总统的组织;同时,普京还对隶属于总统的行政机构进行了制度化建设,改造了总统办公厅,并提升了安全会议在俄罗斯政治中的地位。这些措施都使国家的对外决策权被牢牢地掌握在了以普京为中心的俄罗斯上层精英的手中。
 
而大多数俄罗斯人,尤其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广大民众,他们不相信也不特别在乎是否实行民主。普京任期内,俄罗斯的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Levada-Center)、“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VCIOCM)对这一问题都曾作过多次调查研究。2004年,“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在民众认为总统应该解决的问题排行中,发展民主机制被排在了第20位,而36.4%的被调查者认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总统最该做的事,28%的被调查者将保障社会秩序与稳定看作总统的重要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在大多数俄罗斯人心中,民主、自由这样的价值相对于社会稳定、生活质量而言并不重要。
 
民主的价值在俄罗斯被漠视,民主程序自然也不会受到重视。2005年的民调显示,俄罗斯人普遍认为,“选举”这一活动并没有太大意义。在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宪法权利的抽样调查中,得票最高的选项是保持健康(49%),而关于选举权、被选举权、参加政党等政治民主权利在俄罗斯人看来并不重要。被调查对象中只有4%的人认为选举权最重要,1%的人认为被选举权和参加政党权最重要。2006年,这一现象并没有好转。在“列瓦达中心”关于民主问题的民调中,49%的被调查者认为,人的权利和自由与物质上的富足相比毫不重要,而俄罗斯面临的十大问题中,关于限制总统的权力等问题根本没有入榜。正是因为深知对威权的崇拜和对专制制度的习惯已经是俄罗斯民族基因的一部分,普京才敢于在任期内一次次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实现权力的集中。
 
所以,普京时期,在俄罗斯的对外决策机制中,总统几乎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由于牢牢掌握了任命官员的权力,普京的亲信和早年私交甚好的朋友几乎垄断了俄罗斯的所有高层职务。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是到普京时期才出现的特殊情况,它与苏联时期的“官名录”现象、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和家族集团对俄罗斯内政外交大权的掌控状况如出一辙。这样的决策团体实际上只是最高领导的忠心朋友和追随者,当然不能代表所谓“人民的意愿”,但俄罗斯人对这一现象早已非常熟悉,只要领导人作出的决定符合他们心中对俄罗斯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的判断,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决策过程是否民主。
 
俄罗斯传统政治的“大国风格”
 
通过以上研究不难看出,在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诸多因素中,作为俄罗斯文化核心的“弥赛亚意识”发挥了重要、持久而稳定的作用。“弥赛亚意识”形成了俄罗斯人“神选民族”的“大国心态”和对权威的依赖与容忍,二者的共同作用使俄罗斯外交呈现出颇具特色的“大国主义”风格。
 
随着俄罗斯国家实力的逐步增强,“弥赛亚意识”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一方面,“弥赛亚意识”产生的“大国心态”将增强俄罗斯人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将会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更广的利益,追求地区主导权和世界事务的参与权甚至领导权。在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时,俄罗斯将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种“大国主义”心态的过度发展也会给俄罗斯带来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困扰,由此引发的排外心态将可能成为俄罗斯外交中的不确定因素,给俄罗斯外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弥赛亚意识”带来的威权依赖心理与威权主义短时期内不会减弱,俄罗斯总统在对外决策中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民众期望在普京之后仍然出现像他一样的强势总统,总统在俄罗斯将会继续扮演“好沙皇”的角色。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今天的俄罗斯毕竟不同于以往的沙俄和苏联,联邦政府的民主架构已经搭好,这就等于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种下了一颗民主的种子,俄罗斯民众尤其是各类精英参与国家政治的呼声和要求将会不断增多,这将对俄罗斯的内政外交产生持续的影响。不过,俄罗斯仍是一个转型社会,这一历程将是漫长的,且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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