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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到巴黎:跨国村落中的神圣与日常
发布时间: 2018/6/15日    【字体:
作者:曹南来
关键词:  农村 巴黎 神圣 日常  
 
 
海外华人社会中迁移与宗教的紧密联系,已经被很多海内外学者所记载和论证。他们一般关注的是跨国移民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是如何通过宗教来实现同化和达致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的,而其间尤以对海外华人基督教的关注最为显著。它们的共同点是将基督教当作一种西方主流文化形式,以华人的皈依行为为分析的对象,探讨这一文化断裂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以及在个体身份认同与行为上的转变。这样的论调显然是把中国移民的体验与故事放在一个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框架下,把中国移民个体视为西方文化知识的接受者。这种分析进路也多少源于中国移民到达西方社会后的静止性的社会空间特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政治或者经济原因,确有很多中国移民把通往西方世界的路程当作没有回头路的单程旅行,把定居海外当作理所当然的选择。
 
然而,自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中国的移民政策越发宽松,以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跃升为愈益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国人、中国制造、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消费、中国的资本(不管是国有还是私人)以及意识形态都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现象呈现出移出、回流、多重迁移并存等多样性和多向性特征,中国不再只是地缘政治上的一个独立有形的概念,其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的社区生活、文化发展、政治形式、经济与消费等多重社会场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将海外华人宗教的体验与故事放置在当代中国全球化进程中并围绕“中国的崛起”这一国际话语进行考察,通过移民宗教这一重要透镜探讨涉及中国人在海外的移民经济、国族认同、公民身份、文化同化等广受关注的议题。笔者在这里聚焦于一群来自温州农村的移民,他们对宗教世界、传统的地缘家庭网络以及都市商业现代性有着执著的追求与信奉。笔者试图呈现他们是如何在法国巴黎建立并扩张以温商经济为依托的跨国宗教空间的。与华人在美国通过基督教实现同化和融合的模式不同,欧洲的温州人在宗教与商业经济两个层面上合力建构了一个独特的“跨国村落”式的社群组织。
 
今天的温商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跨国界的中国海外经贸代理人。正如一句顺口溜所概括的,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在开拓市场 ”, 温州商人不断在全球拓展着中国的商业版图。而恰恰是这一超越国界的温州人经济,促成了温州基督教会在全球的发展与扩张。在发展模式上,温州教会与根深蒂固的民间商业文化密不可分。温州基督徒的宗教热忱往往与他们的商业企图心交织在一起。正如温州商人对房地产投资充满热情一样,温州基督徒极为强调对宗教空间,即所谓教产的获得。一位温州基督徒企业家曾这样阐述他称之为基督徒工商业人士的一大使命:要打造大产业, “像清教徒一样为基督赢得财富, 组成一个投资团队在各省市对地产、矿产、教产、国有资产进行整合”。对在巴黎的温州基督徒而言,这种置业的热情也不逊色 。
 
这种对扩大跨国教产的激情与中国文化中对“家”的强调有一定关系。温州人为主的十几间巴黎华人教会基本上都已经购置房产或正在准备办理各项购置手续。华人的传统观念是要买自己的房子,因为这才会有家的感觉。对于教会也是一样。谁的教会空间大,自然就更有面子。随着巴黎的房价一直在上涨,本身即具有投资者心态的温州基督徒们更希望尽快在此获得一份温州人群体独立掌控的教产。购买教会房产的资金都来自信徒的奉献。巴黎最大的温州人教会每周可以收到几千甚至上万欧元的奉献。
 
在都市宗教的发展中,神圣与世俗的社会空间界限往往模糊不清,需要不断地进行重新界定。当为了购买新的堂点急需大量基金时,巴黎的温州人教会往往会举办所谓特会并结合主日晨更祷告会宣传“异象”凝聚人心,号召大家先认捐或认献,然后分期付款,其形式类似民间集资的招会。巴黎华人复兴教会林传道(来自丽岙农村的服装面料商)讲述了建堂招会的具体操作过程: “就比如你奉献三万欧元,一下子不能拿出来,你可能慢慢地五十、一百、一千元这样。但是我们认捐不宣传张三多少,李四多少,我会给他一个号码,这个叫‘过秤号码。这个‘过秤就是称一下,多少斤,这个号码只有你自己知道,教会做账的时候知道,但是弟兄们不知道,没法攀比。‘过秤是《圣经》里面讲的,所罗门见到上帝的时候,他所持的鹰和车辇都要过秤。” 使用“过秤”这样一个他们号称来自宗教文本的隐喻,圣化了这种带有浓厚都市商业气息的日常实践,提醒这些来自商人背景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移民划清圣俗的界限,让金钱的流动发生在一个非市场性的道德框架内,旨在建构一种都市神圣性。
 
欧洲不同地方的温州移民教会之间也因为建堂这一环节上的经济互助行为,持续保持紧密的跨国联系。因为移民前形成的地缘宗教纽带,巴黎的温州教会对国内温州教会的资助更是已经形成制度化的实践。只要有来自国内的请求,基本上有求必应。而为了表彰和回馈这样的捐助行为,新堂建成时都会要求资助方教会的代表前来参与落成庆典或献堂感恩礼拜并致辞。这类往来和人员的流动无疑强化了跨国的宗教经济纽带。
 
在宗教层面,最为核心的宣教活动也是嵌入在事先形成的跨国教会网络中的。对巴黎的温州教会来说,传福音必然是回到中国和国内温州教会一起去偏远贫困地区开展,而不是就近在法国或欧洲向未信之人传播。巴黎的温州人教会每年都组织几次回大陆传福音的“短宣”工作,到艰苦的地区如贵州、甘肃或是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为教牧同工做培训,帮助那里经济困难的教会。巴黎的温州基督徒积极参与国内温州教会的宣教愿望,就如同在海外多年打拼赚了钱的温商都梦想回到国内造桥修路、购置房产,既体现了他们对祖国在灵性层面的“负担”,同时也反映了华侨对故土“饮水思源”式的深厚情感。可以说,这种跨国宗教联系的形成与温州人经济的拓展之间显现出互相建构、互相形塑、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欧洲的温州人教会圈中的奉献行为,反映了明显的温州民间乡土社会特色与情结。大家心照不宣,富有的教会成员和教会领袖应拿出更多的奉献给教会,这是精英应尽的义务。执事和同工一般要带头认献建堂的基本资金。在巴黎另一家主要的温州人教会救恩堂,当选执事会的成员有义务每人奉献十万欧元给教会,这使得个别在教会中表现活跃和受拥戴的成员因家境并不殷实而不愿意被推举参加执事会。这种民间集资的方式对温州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巴黎这个框架下,这些小商贩们往往通过合资,可以获得大得难以想象的城市空间来实践自己在宗教文化上的理想。至少,在海外建构这样能产生文化亲密感的都市空间,使温州同乡们不再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西方主流社会的边缘。对拥有产权的强调,使来自温州的基督徒在法国巴黎可以寻找到一份近乎传统乡村社区的大家庭的感觉。而这个“家”既是灵性的、情感上的,也是社会空间上的,甚至是一个经济的单位。它起到了放大和强化传统家庭观念和网络支持的作用。复兴教会的林传道曾半开玩笑且不无得意地说,若是自己生意做不好,教会有一百八十家兄弟姐妹,大家不会让他饿着,而且之前在中国和他同一时期出来的几百位温州地区的同工,现在已分布在世界各地,都已经做到温州地区教会第三代负责人的位置,自己随便去哪里都可以落脚。很显然,海外温州人教会这个“家”是具有现实社会经济功能和民间社会动员能力的,是嵌入在一个跨国网络上的诸多坚实结点,而并非仅是一个流离失所者急需栖身的避难所。以复兴会为例,它的教会同工网络随着人员的迁移和个体商业的扩张,已遍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捷克、匈牙利、波兰、挪威和芬兰诸多欧盟国家。
 
温州人教会在欧洲所获得的房产资源都属于跨国温州人社区的公共资产。尤其当部分温州移民还因为没有合法居留权而不得不生活和工作在一个“非公民”的空间时,温州华人教会成为在“家”与“国”之间他们唯一可以自由参与的最大的社会公共机构,为他们提供形成意见和观点以及进行公开讨论的公共空间。海外温州基督教的公共性与地方性认同与中国传统农村神庙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十分相似。后者所附属的民间宗教机构能够在社区事务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形塑社区的信仰和价值观,民间宗教领袖和积极分子则充当了地方精英的角色,享有很大的地方权力和声望。而在巴黎华人跨国村落中,移民教会领袖掌控、调动大量的社会经济和人力资源,并主动与中国使领馆等驻外机构建立积极联系,由此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侨领”。在二○○八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的救灾活动中,一些巴黎温州移民教会领袖选择将教会中募得的善款由中国使馆转交给灾区或直接递交中国财政部等相关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外侨领希望获得中国官方认可的心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国内有投资利益。与对国内慈善事业的热心相比,他们几乎从不参与驻在国法国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这类宗教侨领往往是居法多年、有一定社会经济实力并且在移民圈中德高望重的华侨,他们在移民对当地社会的适应与融合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代理人角色,并对海外中国宗教的传播路线与方式起着决定性影响。
 
对作为新型“侨领”的温州基督徒领袖而言,他们在宗教经济领域里所关注的更多是如何进行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问题。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宗教实践和做企业具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也并不尽然。一如复兴教会的林传道所言:“企业是为了赚钱,做教会为了亏钱,做教会传播福音是把脑子放在花钱上面,不是用在奉献收钱上面,收钱其实非常容易,但是把这个钱用出去就比较困难,要让所有的兄弟姐妹认同你这个用处,如果大家认同这个钱的用处,那自然奉献也会多,现在教会遇到的问题就是钱没有地方用。”所谓做教会为了亏钱,表达了教会领袖对建构一种非市场性社会关系的期待。在使用和处置公共财产时需要和希望得到教会成员认同这一点上,反映出基于精英义务和责任而非个体经济利益得失的考量。尽管海内外的温州教会常以做企业的方式“经营”教会教产,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同时潜心营造一种基于非商业关系之上的礼物模式的宗教生活。温商的这类宗教奉献并不具有直接的生产性、投资性的目的,却在有形和无形中为移民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道德支撑与凝聚力,把陌生国度的城市空间转变为富有意义、认同和归属感的熟人社会空间。
 
长期以来,华人移民在西方社会参与基督教会的现象都被解读为向西方文化的同化进程。然而,不同于基督教文化主导下的北美社会,在高度世俗化的欧洲大陆,信仰基督教并不会带给移民文化特权的地位。相反,法国的移民基督教群体更处在主流社会文化的边缘。正是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具有乡村社群性质的温州移民基督教在道德和情感层面起到社群委身与凝聚的文化机制作用,形成“跨国村落”式的宗教群体,并在异域他乡重建国族地域的认同界线。这一欧洲新兴移民宗教类型与以同化为导向的美国移民宗教形态截然不同,作为发生在全球市场经济领域中的现代故事,既体现了深耕于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的宗教实践形态,更彰显出流动的华人移民主体在全球化大潮中的因应与创新。
 
北美移民宗教研究所提倡的“同化”范式,并不适合解释近来在欧洲兴起的温州移民基督教社区。后者反映了宗教与移民的全球化和多向性发展趋势,而非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单向渗透与改造。相较于神学立国的美国所推行的消极政教分离措施,法国在近现代经历了政府强力主导的世俗化过程,并将积极的“政教分离的俗世主义”(法语为la cit )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大信条。这使得在公共宗教生活领域无处栖身的新移民信徒(也包括近期引起争议的穆斯林移民群体)更需要依赖一个保守的宗教道德共同体来获得归属感。在美国,基督教会众式的宗教生活曾被认为是移民实现“美国化”的重要途径。然而,旅法华人移民基督徒建构的跨国会众结构旨在抵御所居国主流世俗文化对移民宗教认同的侵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崛起不仅为旅欧温商遍及欧洲的教会网络提供坚实的物质与财政基础,同时也为海外华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宗教灵性语境来建构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温商通过基督教这一西方神圣性的诠释架构,在海外表述中国熟人社会乡情与人情的事实,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精神层面的中国崛起正处在一个不知方向的转折点上。
 
转自
http://www.fx361.com/page/2016/0304/4718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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