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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西兰恐怖袭击事件看全球化中的抗拒认同
发布时间: 2019/3/25日    【字体:
作者:张志鹏
关键词:  新西兰 恐怖袭击 全球化  
 
 
当地时间15日下午,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克赖斯特彻奇(又名“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后,造成49人丧生,20多人受重伤。在信息快速流动的今天,人们在震惊之余已经了解到嫌疑犯是一名28岁的澳大利亚男子塔兰特(Brenton Tarrant)。《新西兰先驱报》报道称,这名枪手曾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自己支持极右及反移民思想。同时,我们也很快看到,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称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并形容为新西兰的“至暗时刻”。联合国、欧盟、五眼联盟国家、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强烈谴责了恐怖袭击,向新西兰人民致以哀悼。面对悲剧,我们也需要深入思考:暴力事件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移民为借口的恐怖袭击?到底应该怎样减少和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一、暴力的本质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再现
 
暴力在人类历史上连绵不断,不过,对暴力的深入研究却相对较少,这或许是因为造成暴力的原因太复杂。从个体的心理层面到部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层面,都能够发现引发暴力的因素。不过,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暴力的神秘面纱逐步被揭开。
 
通过对动物的研究,人们发现,“在大部分生命世界里,暴力是默认选项,是某种不需要解释的存在。”同一智能物种的成员在具有合作关系的同时,也会进入暴力的逻辑。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分析了暴力的动机,他写道,“所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发现存在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人们攻击他人的第一个原因是求利,第二个原因是求安全,第三种原因是求名誉。”通常是,竞争产生恐惧,恐惧则导致缺乏自信,当一个人满心疑虑时,就会采取先下手为强的行动。如果暴力行动能够带来荣誉,则会增加采取的动机。时至今日,霍布斯的这一分析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让我们能够看清那些暴力行为背后的真相。
 
幸运的是,五千年来人类使用暴力的频率在逐步降低。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中发现,在国家组织尚未出现的漫长时代里,因暴力冲突而导致死亡的比例约为15%,可是到了烽火连天的20世纪,战争造成的死亡只达全世界人口的3%。个人之间的暴力相向的情况也在降低,从欧洲的中世纪到今天的西欧社会,凶杀案的比例从每10万人超过100件,降低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每10万人0.8件。平克将暴力下降的原因归结为国家的建立、“文明的进程”以及“人道主义的革命”。
 
那么,为什么在看起来技术先进、更为文明的今天,却出现了针对无辜者的恐怖袭击?在笔者看来,其原因仍然离不开霍布斯描述的三个方面,只不过,引发竞争、猜疑和荣誉动机的是全球化的到来。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资金、货物和人口跨越国家边界,在全球更为自由地流动。所到之处,很容易加剧一些原有居民的竞争压力、猜疑心理以及为维护群体荣誉而战的情绪。一旦三种情绪混合在一起,就容易发生在个别地方演变出现这种返祖式的、排外性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为了掩饰自己内在的竞争、猜疑和荣誉动机,通常会把外在的族群、宗教、阶层或国家看成是敌人,采取不加区别的攻击。无论是一些打着伊斯兰教信仰旗号的恐怖袭击者,还是打着欧洲白人、基督教,甚至是佛教旗号的恐怖袭击者,其内在的动机基本类似。
 
二、基于抗拒认同而形成的暴力排外行为
   
事实上,在新西兰发生的恐怖袭击并非个例。在此之前,在英国、法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都发生过或有预谋地对当地穆斯林的恐怖袭击。当然,这些恐怖袭击似乎是对之前暴力事件“冤冤相报”的后果。难道文化差异、文化并存就必然引发冲突吗?
 
大量的事例表明,不同的族群或宗教、阶层、国家能够和平共处,并非必然发生冲突。文化差异特别是宗教差异不应成为各种恐怖袭击的“替罪羊”,真正促使那些暴力犯罪者采取行动的是更为深层的身份认同问题。
 
社会学家泰弗尔提出了“社会身份认同”的概念,即“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的成员所具备的资格, 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上和情感上的重要性”。人们通过社会类化、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来努力获得和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从而提升自尊。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提出了集体认同建构的概念,他认为“谁建构了集体认同,以及为谁建构了集体认同,大致上便决定了这一认同的象征性内容,以及它对于那些接受或拒绝这个认同的人的意义……”。在网络社会崛起的语境中,卡斯特将认同的形式和来源分为三种:抗拒性认同、合法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他认为,抗拒性认同“往往以历史、地理或生物学所清楚界定的、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抗拒边界的认同为基础,建构出集体的、抗拒那些不如此就无法承受的压迫力量的认同。”宗教的原教旨主意、地域性的共同体、民族主义者的自我确认,表达的都是“一种对不公平排斥的厌恶感”。
 
在实践中,抗拒性认同构建身份认同的方式通常是:自我划定群体边界;群内互动与依存:对主流先赋性身份的抗拒,解构主流话语。生活中的失意者总是希望能够通过某种抗拒性身份认同来彰显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就制造新西兰的这名嫌犯而言,无论是他的成长经历,还是他发表的宣言,共同表明他是一位典型的建构起反移民、反伊斯兰教的身份认同者。尽管他其实根本就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不多,也无法代表绝大多数白人或基督徒,只不过是把一些来源混杂的信息、观点、意识形态和诉求整合在一起作为自己的认同。这种抗拒性认同与其他信仰类似,能够激发人们为其付出代价。无论恐怖袭击还是歧视、语言攻击都是代价的一种方式。
 
三、技术和流言助长了暴力罪犯的恶意
 
抗拒性认同并不必然采取恐怖袭击的表达方式,但是在一定的技术和社会氛围中会强化其抗拒的等级。显然,信息化所伴生的大量信息、流言蜚语、恶意话语不仅加快了抗拒性认同群体的建构,也加快了向暴力行为的升级。
 
研究者总结了多起恐怖袭击的共同特点。包括:(1)一些政客或民众在暴力发生后所表达的愤怒情绪或对穆斯林国家的妖魔化话语,这些话语能够产生使社会极端化的效果。(2)广泛利用网络技术来传播和放大恐怖袭击的意图和效果。(3)将某一宗教与族群、国家、政治行为混为一谈,不加区分地攻击某一个构建出来的敌对群体。(4)许多排外恐怖分子是国际性恐怖团体的成员,从国际网络中获得观点和支持。
 
从新西兰恐怖袭击嫌疑犯的行为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上述特点。他事先发表宣言并利用社交媒体直播自己的犯罪行径,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暴行的形成机制。一方面,这位失意者从网络中获得了建构自己抗拒性身份认同的观点资源,“伊斯兰教恐惧症”和“移民恐惧症”为他提供了最重要的抗拒基础。同时他也通过网络获得了实际的支持,使得暴力行为在新西兰得以成真。另一方面,这名嫌犯也是一个精明的计算者,他选择了那些手无寸铁的无辜者作为泄愤对象,甚至连儿童也不放过,把弱者的生命作为他获得荣誉的机会,而且试图通过网络直播放大他的荣誉。殊不知,这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懦弱、自私、残忍和可耻。如果近距离地与那些倒在血泊里的受害者交谈,会发现他们每一个都是平凡、善良和安宁生活者,与“敌人”根本挂不上钩。这恰恰是暴力犯罪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只愿意按照一个构建起来的世界来行事。
 
四、防止排外性暴力需要多层面行动
   
虽然全球化、信息化会加剧各种抗拒性认同的出现,也会增加以宗教文化为借口的暴力犯罪,但要看到这只是人类文明成长过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绝不应以此来反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同时,每个善良的人和负责任的人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相反,一次次的悲剧在催促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挽救无辜者的生命。因为,下一次恐怖袭击发生的地方或许是在你居住的国家,下一个受害者或与你熟识。概括而言,可以和应该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全面认识到全球化给每个国家和家庭带来的收益,探寻互惠平等的竞争之道。要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竞争从不停止,只要我们建立互惠平等的竞争规则,竞争本身并不可怕,也无须为竞争而采取暴力手段。在此基础上,通过教育消除恐惧心理,让恐惧不再成为构建抗拒性认同的动机。还要断绝暴力与荣誉之间的联系,用同情和谴责让那些暴力犯罪者无地自容,让潜在的暴力犯罪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除了增添耻辱和悲剧外一无所得。
 
其次,要破解基于网络的暴力犯罪机制,做到防患于未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政客还是普通民众要尽量客观理性地看待每一个事件,科学区分一个人与他所在的群体、宗教团体,不要妖魔化或污名化某一个群体。既是新西兰恐怖袭击的制造者是一位澳大利亚人,但也不应给澳大利亚戴上某种“帽子”。事实上,笔者近年来一直在呼吁,要防范国内网络上存在的针对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谣言和攻击性话语。这些话语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再次,中国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成为反对暴力的积极行动者。宗教或信仰能够帮助形成身份认同,也有助于形成伦理道德。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中国的宗教界任重而道远,需要站出来,用和平、友爱和正义的思想来应对自私、恐惧和暴力,让更多人找到人生的意义,避免更多失意者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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