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把一份调查情况以《调查简报》的形式报送胡耀邦。事情的缘起是：1984年9月，群众来信向中央反映一些宗教场所既是国家文物，又是旅游景点，在管理使用中存在职责划分不明的问题。胡耀邦看到这份材料后，于9月6日指示中央办公厅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文物、旅游、宗教场所在管理使用中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划分和协作配合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按照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办公厅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落实好宗教政策。1985年3月22日，看到《调查简报》后，胡耀邦批示：请习仲勋牵头处理好这件事情。习仲勋即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宗教政策的落实。
3月30日，习仲勋约请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研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开放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决定趁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际，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人开会，向大家介绍情况，督促落实政策，解决问题。
4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习仲勋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强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以能够很快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这个局势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我们对民族、宗教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但目前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阻力还不小。就以对中央19号文件的学习情况来说，有些同志至今没有真正全面理解它的精神和实质，有的同志甚至连这个文件都没有认真看过。在这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违反政策规定的现象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有的同志说，落实政策难，落实宗教政策就更难。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央发出19号文件已经三年，国务院发出60号文件也已两年，为什么不能完全贯彻落实？我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缚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头脑。他们不认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和国际性，往往习惯于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而不愿意也不会以教育、引导的办法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他们不认识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做好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反而把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误认为是“宣传唯心主义”，“助长宗教发展”；他们不能自觉地按照党的政策对待宗教、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不加分析地说他们“迷信”“落后”，有些人甚至把宗教和宗教活动同“精神污染”混为一谈。二是不少同志在执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观点和政策观点，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只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利害得失来考虑和处理问题，而不是首先把党的政策、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是按照党的事业的需要，经党和政府明文规定必须办的事情，他们也不积极去办，甚至顶着不办。这实际上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应该承认，除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以外，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需要加以妥善解决。但不能以此为理由，就不执行党的有关政策和政府的有关规定。
习仲勋还特意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胡耀邦在昆明华亭寺实地调查的情况，说明落实宗教政策的重要性。他强调说：耀邦同志这次谈话，对如何解决寺庙的管理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僧道人员，讲得很清楚，很明确，对各地都有指导意义。特别是耀邦同志深入实地，察看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更值得我们学习，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针对落实宗教政策问题，习仲勋指出：我们的同志要明确，宗教和一部分群众信仰宗教，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地正确对待，决不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做好党对宗教的工作，是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团结千百万信教群众，充分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关系到争取和团结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关系到提高、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一般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性很强的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
习仲勋的讲话对大家震动很大。这次会议后，各地及时纠正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快了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宗教界引起良好反响。截至1985年9月，应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的寺观，除极少数几个地方外，大部分已移交、开放。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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