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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现代佛寺公共空间参与式营造研究(1)
发布时间: 2019/12/12日    【字体:
作者:潘逸炜 王计平
关键词:  老龄化 寺院 公共空间  
 
 
引言
 
老龄化是21世纪世界众多国家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在中国,老龄化与城镇化进程同时展开,在物质极大丰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老年人在直面生命的有限性时,开始转向从佛教中寻求生死问题的终极答案,而寺院就成为社区老年居士的第二个家。
 
寺院作为一种有清晰文化认同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传统寺院空间的设计营造一般由僧团决定,往往以满足修行和法务活动为主。近年来,规划领域兴起了社区营造、乡村参与式、基层自治,都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受此启发,如何让僧众以外的其他主体,尤其是社区老年居士,参与到寺院公共空间营造乃至决策中,进一步发挥现代寺院作为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的载体,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那么,参与式营造能够在优化寺院空间的基础上真正帮助社区老年居士实现生命解脱的目标?“自下而上”式的参与过程能给寺院的治理及弘化带来积极效果?这一构想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推广性?均是本文意图关注的几个方面。
 
以下首先介绍参与式营造的理论基础及现代寺院面向老龄化社会的必要性,然后阐述参与式营造视角下空间尺度和规划设计方法的转变,再以上海P禅院为案例展开实证研究和讨论。
 
理论基础
 
2.1 参与式营造理论
 
“营造”意为经营建造,是对空间的创造或改变。公共空间的营造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由政府或企业所主导和管理,往往难以调和设计与使用主体间的矛盾,同时也出现了“空间绅士化”(Gentrification)问题,例如当一个社区缺乏休憩设施时,政府常选择在这里增加绿地、广场、座椅并改造环境,然而当环境品质提升后,更多的商业被吸引过来,低价提升,最初的居民反而被挤压走。[1]因此,参与式营造就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通过鼓励各个群体参与到空间设计和营造过程中,变“管理”为“治理”,由此塑造出新的更合理的社会空间关系,其本质上就是一种“协作式”营造。[2]
 
近年来,在城乡规划和设计领域,参与式规划已经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实践,台湾早在20世纪90年代起就掀起了社区营造热潮,拥有很好的经验和成效。但是,在寺院公共空间的设计中,设计参与式营造的研究和实践都很少,大多仍局限在自上而下式设计营造阶段。
 
2.2 佛教的老年观与积极老龄化
 
“夕阳无限好,不是近黄昏;前程美似锦,旭日又东升。”[3]这是圣严法师对老年人生活的开示,也正代表了佛教对老年的认识。释迦牟尼未出家尚为悉达多王子时,“四门游观”的第一次便见到了老人,据《修行本起经》的描述:“头白齿落,皮缓面皱,肉消脊軁,支节萎曲,眼泪鼻涕,涎出相属,上气肩息,身色黧黑,头手肬掉,躯体战慑,恶露自出,坐卧其上”[4]。佛法认为,老年之苦不仅来自于色身的老化,更来自于内心对老的畏惧,生、病、死之苦同样是这一原因。根据四谛和十二因缘的道理,只要内心得到解脱,老年就不再是什么苦事。
 
现代语汇中,长老通常是对德高望重的老僧的尊称。而事实上,佛教所认为的长老有三种:“年耆长老、法长老、作长老” [5]。年耆长老指年龄大的人,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老年人;法长老也称法性长老,指通达佛法,明心见性之人;作长老在经论中没有详细的解释,可能指作为规矩,为人师表之人。这样看来,佛教所认为的长老并不只以年龄而论,更涉及智慧和行为。老年人应心理健康,不喜不悲,能够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
 
佛教所认为的理想的老年人,是接受身体机能的老化和社会角色的变化,没有贪欲,不易发怒,智慧照彻,真正了解并和老的原因。这样的老年人心地慈悲,不执著于自我得失,拥有精神上的健康。这与世界卫生组织(WHO)2002年提出的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政策框架如出一辙,传统上,老龄化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随着身体的衰老,劳动能力和生产能力下降,老年人被视为社会的负担。积极老龄化则关注到了老年人作为社会宝贵资源的一面,他们往往有相对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能,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仍能为社会提供服务,既为社会创造财富,又使其保持心理健康,预防疾病,同时还能消弭年龄歧视。[6]积极老龄化鼓励老年人继续以自己的能力贡献社会,从中获得满足感和自我认可,同时又构建起新的社交关系。当老年人主动参与到工作或义工服务中,他们潜意识中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的被照顾者,而且还能从社会参与中受到他人尊重,即使这份工作没有酬劳,也同样乐在其中。许多老人将寺院视为身体的归栖和精神的家园,他们常年做义工,并为自己的劳动能被认可而欣喜。
 
2.3 寺院公共空间的现代价值
 
长期以来,寺院公共空间对于老龄化城市的社会价值没有被深入发掘。作为佛法弘传的背景,寺院是佛法法义在空间上的直观表征,在宗教价值之外,佛寺还长期起着社区精神安抚的作用。
 
传统乡村是以伦理、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现代城镇则是分工明确、相互依存程度很高的“陌生人社会”,快速城镇化阶段正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的节点,兼具这两种社会形态的特征。随着家族本位社会的被动解体,新建城镇实质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但是由于传统农村信仰的解体,这种个人主义缺乏精神基础,终于沦为物欲的社会。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绵延数百年的宗族制和精神信念开始在短时间内崩塌,失地农民成为新的城镇居民,突然被迷茫和空虚包围。
 
快速城镇化在一定时期内固然要为过高的效率付出代价,但在这一过程中,寺院公共空间是树立社区认同,促进社区参与的良机。一方面,农业时代的寺院庙宇是社区重要的精神寄托,以寺庙为中心开展的庙会亦是熟人年度相逢之处。当村庄被建设为城镇,村舍田地不复,一些寺院却被保留了下来。
 
这些新的城镇居民,尤其是年长者,虽然生活日常发生改变,但自幼根植的习俗却不易在短时期内改变,因而仍然会在特定的日子到寺院进香,在家园空间环境巨变的宏大背景下,这些幸存下来的小微空间承担起他们对故土生活的记忆,由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无家感、异化感和虚无在这些空间中得到抚慰和庇佑。这时,一种空间的认同开始出现了。
 
另一方面,城镇化初期,外来人口所占比例不高,熟人社会尚未完全解体。当城镇趋于成熟,随着经济和就业水平的提高,传统空间及其所象征的礼俗常开始淡化,城镇特色与历史感慢慢褪色,最终成为城镇化洪流中的一座“无名之城”。因此,在熟人社会的落日余晖中,关注寺院庙宇这些传统公共空间,并在旧瓶中装入新酒,即置入既能够顺应城市发展需要,又能与地方传统生活呼应的活动,就可以保持空间活力,促进社区认同的构建,传承地方文化特色。[7]
 
从早期印度的窣堵坡(stupa)演变为中土的楼阁式塔,从以塔为中心的小型院落到以殿堂为中心的“伽蓝七堂”制,寺院空间的演变反映了其对新社会条件的适应能力。[8]晚近以来,社会的“历史时间单位”越来越小,但多数佛教空间似乎并没有顺应这一趋势,往往停留在对历史风格的机械模仿,鲜有积极响应社会变化的。作为宗教家,圣严法师也关心寺院的现代性表达,他曾指出,寺院空间应“继往开来、承先启后,既不可忘掉过去,也不能不想到未来”[9],并催生了农禅寺、法鼓山等现代寺院作品,为寺院公共空间在现代社会发挥新的价值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基于以上的论述,以参与式营造介入寺院公共空间是符合佛法法义和老龄化社会现实的,以下将从寺院营造思路转型和社区参与方式两个角度进一步展开讨论。(未完待续)
 
禅宗文化 
 
参考文献:
 
[1]张宇星.城市“空间经济”设计的当代性[J].城乡建设,2018(24):7-9.
 
[2]孙莹.以“参与”促“善治”——治理视角下参与式乡村规划的影响效应研究[J].城市规划,2018,42(02):70-77.
 
[3]圣严法师.《歡喜看生死》[EB/OL].法鼓全集2005網路版 (第8輯第10冊).
 
[4]《修行本起經》卷2〈遊觀品3〉 (CBETA, T03, no. 184).
 
[5]《長阿含經》卷8 (CBETA, T01, no. 1).
 
[6] Report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R]. Aging Male, Vol. 5, No.1, 2002, PP.1-37.
 
[7]潘逸炜,王计平.快速城镇化下的社区参与禅寺园林生态建设研究[J].福建建设科技,2018(02):4-6.
 
[8]王贵祥.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9]圣严法师.《火宅清涼》[EB/OL].法鼓全集2005網路版 (第6輯第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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