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皈信并不意味着扬弃文化传统，也包含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利用。在皈信的工人阶层青年华人中，华裔民族认同的强化与其向主流社会融入是并行不悖的。教会弥补了移民家庭资源不足与父母角色缺位的劣势，而华裔牧师的大家长角色重建并更新了传统中国家庭中的男性权威形象，为边缘化的新移民青年创造了有利于身份重组与社会适应的亚文化。
一、引言
移民宗教既是族裔身份认同延续的场所，也是促进同化和变迁的力量。长期以来以西方基督教为中心和范本的移民宗教研究，将基督教视为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媒介与载体，聚焦于跨国移民到西方世界的华人是如何通过皈信来实现向西方中产阶层文化同化的过程，而相对忽略移民信徒自身的身份寻求与意义建构。本文聚焦于美国纽约华埠一间基督新教教会中的青年华人，考察移民通过宗教重塑自我与生活意义的社会适应过程。
美国华人基督教的发展拥有较长的历史，并受到移民社会经济力量的塑造①。旅美华人群体在社会经济层面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一个群体是聚居于华埠较为草根的工人阶层；另一个是较为富有的专业技术移民与中产阶层家庭出身的留学生群体，后者中不乏富二代子弟，他们大多在美国修读本科或高中的学业。这些新一代青年华人群体中皈依基督教的情况已经愈发普遍。他们大多通过正规教育体系(尤其是教会背景的中学和大学)，来获得对美国基督教的认识②。赴美留学的城市中产阶层子弟更看重基督教作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优势身份资源。因为基督教在都市中国的发展往往体现出自身与现代性的契合，尤其是一种依附于西方现代性的道德体系③。相比之下，对于非精英的工人阶层新移民而言，华人教会是他们唯一能获取的在新社会站稳脚跟的开放性资源。这种开放性源自于基督教的包容性，即假设所有人，不论社会经济背景或教育水平如何，皆为潜在的皈依者。当家庭关系处在破裂危机中，经济和社会资源匮乏时，移民教会往往成为他们重树自信表达自我的首选之地。
由于移民本身的压力以及家庭成员在社会文化适应上的个体差异，传统家庭的权威结构被削弱且不能为新移民在新环境中的生活适应提供指导。新移民需要新形式的社会权威，由此获得确定性和安全感，并在新生活中得到指导和保护。虽然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族裔宗教在美国亚裔青年社会适应中的作用，但对工人阶层的美国亚裔青年的关注相对较少。美国亚裔青年常被主流社会视为“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因此大多数此类研究主要聚焦于中产阶层美国亚裔青年二代，他们在美国成长，说流利的英语，并没有太多的社会适应问题。大部分中产阶层青年二代的生活和工作已处于美国主流轨道中④。而本文所研究的工人阶层华埠青年，在少年时期随着父母移民来美国，他们的二元文化特征更强，也存在更多的适应问题，他们的家庭大多更是处于危困之中，因此具有较大的失足风险。不同于中产阶层青年移民往往有着完整的家庭和更多的父母资源，工人阶层移民青年的父母很少在同时段举家移民。中产阶层移民往往将本族裔的移民教会视为抵抗完全文化同化以及保存传统族裔认同的主要方式，他们的后代在选择文化认同上有更多的自主协商权力。而工人阶层移民则将本族裔教会视为在陌生和困难的环境中生存和适应的必要手段。
大多数新移民宗教研究关注移民本身既有的宗教信仰，或是从父母传下来的宗教信仰，而对宗教皈信群体的研究相对不足⑤。基督教并非中国人的原生宗教，事实上美国大多数的华人基督徒都是在移民之后才皈信基督教，这更多地体现了宗教在移民生活中的作用。本研究也希望就纽约华埠教会的个案对移民宗教社群中的皈信过程与社会适应模式做一探讨⑥。纽约的华埠是族裔和移民研究的经典话题，其众多的社群组织，受到了华埠研究的广泛关注。但是，对社群里的基督教组织的研究还为数不多。基督教堂在美国华埠的建立可追溯到1852年。传统的观念认为这些教会在华埠中为人们提供了学习英语的唯一机会⑦。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华人的性别比极度失衡。华埠基督教会成为拯救陷入非法同居和卖淫问题的失足女性的“救助所”(Rescue Home)⑧。在那个时候，美国许多华人教会的牧师和传教士都是白人，他们不懂汉语或汉语水平有限。这些早期的神的仆人们对他们传道工作的构想即是向华埠这一“异教徒聚居地”的“异教徒”传福音。那时的教会虽说是华埠与主流社会的连接纽带，但却远离华裔社群的本土传统文化。
自1965年美国政府颁布宽松的移民政策后，有大批中国的专家和学者移民到美国。但他们一般居住于白人中产阶层社区，鲜与华埠产生联系。这一宽松的移民政策也让更多的工人阶层华人涌入美国，他们的移民路径大多经由香港这一国际中转地。这些中国新移民群体主要落脚于美国已有的华埠。由此，从60年代起，纽约的华埠经历了一次转型，从一个男女失衡的光棍社群转向了一个拥有族裔经济特征的华裔聚居区。和早期旅居于此的华人不同，这些新移民有着强烈的定居和融入的愿望，将美国视为他们的新家。多样化的新社群组织也随之开始涌现，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群组织。这些新的组织为满足新移民的需求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服务，新移民们也对融入美国社会有着更为积极的态度。在这样的社群转型背景下，华人移民教会在华人社群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从1965年起，纽约华人社群中的教会数量翻了一番，超过了八十家。族裔聚居区经济为这些宗教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似乎也印证了著名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说法，即“当由家庭和更广泛的亲属网络所提供的人际关系减弱及消散时，教会的归属或者别的归属定会把握与华人产生更紧密关联的可能性”⑨。根据笔者统计，在曼哈顿的华埠里有超过二十家教会，大多拥有不在少数的青年成员。
本研究聚焦于纽约曼哈顿华埠的一间粤语话教堂(Cantonese Church of the Lord，简称CCL)。它于1967年由基督联合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建立。现任负责人李牧师将其改建为一个无宗派背景的独立的福音派教会，这种模式在美国的华人基督教会中十分普遍⑩。1971年，15岁的李牧师由香港移民美国，并于同年成为基督徒。1994年，他在美国完成了神学教育，就开始了在CCL的服侍事工。在那之前，他参与过基督教角声布道团(Chinese Christian Crusade Herald)的工作，那是一个基督教社群组织，旨在向新来美国的华人移民传教。CCL拥有一百多名成员，超过半数都是青少年，他们积极参与教会生活。它也算是一间典型的纽约华埠教会，其成员大多数是说粤语的工人阶层华人，他们到美国后才成为基督徒。正如许多纽约华埠的居民一样，CCL中的青年移民大部分于20世纪90年代从华南农村移民而来，他们的双亲通常在华埠做着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如服装厂工人、洗衣工人、建筑工人和餐厅员工)。
在历时一年的田野调查期间，笔者频繁地参与到主日崇拜、小组聚会和教会的其他活动中，聆听人们的祷告、分享和布道，观察华人族群内的面对面互动。此外，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与非正式访谈，我不仅对十名教会成员进行了生活史研究(11)，还对牧师和青年小组的负责人进行了反复访谈。为确保匿名性，所有的名字都已改变。我重点考察了那些定期参加教堂活动的青年，以探究青年移民的宗教经历。访谈对象的年龄跨度在二三十岁之间。此研究的辅助信息则从教会的简讯和历史文件中获得。
二、处于边缘地带与危困中的青年
CCL的青年成员遭受着不同的生活压力：疏离感、信心的缺乏、孤独感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都来自从中国到美国的巨大生活变迁。在移民的过程中，亲缘关系变弱，且当双亲都长时间在外工作的时候，家庭成员间面对面的互动也随之减少。家庭的支持基本处于缺席状态，因此这些移民家庭内部往往出现强烈的张力、冲突和沮丧感。
离开广东移民至美国时Peter才满13岁，他满怀着对新国家新生活的好奇和兴奋。但是，他的梦在抵达美国的时候就破碎了。“现实的美国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街道很挤很脏。我的父母在华埠里没日没夜地工作，哥哥和我就只能整天待在家里。”Peter讲述道。为了打发时间，Peter每天都去一个街机游戏厅。每天放学之后，他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在家，就是在那个游戏厅里。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街头青年，他开始逃课和他们一起出去闲逛。Peter回忆说：“我在公园闲逛，欺负捉弄周围的人。后来，我在那个公园里交到了很多朋友，也知道了一些人帮派背景。他们看起来非常厉害，我很想接近他们，就加入他们之中。我的父母并不给我零花钱，于是我跟着那些帮派成员一起去收‘保护费’。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餐馆收保护费，老板非常生气并报了警，我被抓到了拘留中心。”
坚信美国是一个在郊区有着大房子的美丽国度，Scott 11岁时来到美国。他记忆中最尴尬的事，就是在他一学期三门课程不及格之后，他妈妈被叫到学校去取成绩单的时候。华埠里的移民父母，通常并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也不会说英语，孩子从他们那里得不到需要的学习指导。孩子更是常常因他们父母的老派作风感到尴尬。Scott认为在他非常需要此类帮助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帮助他或者与他谈话，所以他开始向街头生活靠近。“在我学校旁边有一个游戏厅，那里有我的一个兄弟，我每天都去那里。那里很挤也很吵。我听说那里有很多帮派，我有一点害怕，但那里总是让人很兴奋。我能在那里找到自我，赢了游戏的感觉特别兴奋”。
与帮派待在一起给这些青年移民带来身份认同感、归属感与力量，同时也使他们与学校、家庭和主流文化更加疏离。就如Scott说的那样：“在被警察抓了好几次之后，我感到非常失落。我的家庭不接受我，老师认为我很坏，同学们也不喜欢我。我只有在游戏厅里才被接纳，那里就像我的家，我只能在那里展示自我。我只花25分钱就能在那里玩好几个小时。我喜欢这种优越感。我希望在学校也能有这样的优越感，能比其他同学好，然后我就可以告诉妈妈我成绩很好，并没有把她的钱浪费在电子游戏上。然而那只是一个梦，一个我并不知道怎么去实现的梦。”
华人移民家庭中的情感疏离加剧了青年华人的社会适应与父母缺位问题，也造成了充满压力的移民经历。7岁从中国南方来到纽约的Amy说：“为了养家糊口，我爸爸先来到这里。在我来这里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爸爸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父母超过七年都没有见过对方。”她接着说：“作为移民，我们拥有对方，但同时，我们也没有对方。我的父母一直在工作，我的兄弟们自己待着，我也自己待着。”
Amy的父亲在华埠的一家餐馆工作，母亲则在华埠一家服装厂工作。她的家庭是华埠移民家庭的典型。像Amy的父亲一样，很多移民必须先单独来到美国很多年，以获得公民身份，然后才能为他们的直系亲属申请家庭团聚签证来美国。长时间分离后的重聚，使得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常常面临危机，并需要时间才能恢复。但是，困难的经济条件让双亲都不得不长时间地在外工作，这就减少了家庭亲子间的互动。
10岁从中国南方移民来美国的Marcus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他谈起都在华埠工作的父母：“我的妈妈在一家工厂工作，爸爸是个建筑工人。他们都很忙，每天早早就离开家。”父母缺位尽管可以培养青年的独立性，但也使本就处在危险期的青年面临更多危机。Marcus回忆起他早年叛逆的经历：“我和一帮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们都逃课，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们玩麻将，还想出一些愚蠢的想法。我被抓过一次，因为我闯入了别人的家。幸运的是，诉讼撤销了，我没有因此陷入麻烦。在那些年，我没有任何希望，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只能做一些事情以取代这些空虚感。”
上述也许是纽约弱势的华人新移民群体的极端例子，但形塑他们移民经历的结构状况并不罕见。一项研究通过将1982年至1989年间移民纽约的华人与整体移民情况相对比，发现原本从事非技术农村工作的华人移民占了很大比重，因为“非常明显的，和移民总体情况相比，这些来到纽约的华人移民来自更为贫困的农村地区，并出身于工人阶层”(12)。通过对比1980年后的移民与其他华人移民群体，华裔社会学家周敏指出，来自1980年后移民家庭的孩子是最孤立的群体，他们在主流社会的曝光度最少，父母的教育水平较低，也较不可能从事专业工作(13)。学校虽然可作为这些青年应对新生活过程中一个重要社交场所，但在学校背景下建立的经关系通常是非个人的和次级的。
（《宗教》201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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