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西山的大觉寺，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禅宗寺院。该寺历辽、金、元、明、清五代至今，在世事沧桑的变幻和岁月风雨的消磨中，虽几经兴圮，仍完整地保留了殿堂、禅房、佛塔等古代建筑，并藏有各类文物千余件。在这些文物中，应重点提到的是寺存的一批佛教木刻书板，其文献价值，在目前所发现的佛教文物中较为罕见。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部分木刻书板，还曾经与清代“龙藏”，即乾隆版大藏经结下因缘，被雍正帝御批“辑入经藏”；却又因种种原因而被查抄，以至它最终与“龙藏”擦身而过。这批书板本该是被毁弃的，却被大觉寺清代高僧不顾风险代代相传保存了下来。如今，就让我们翻开这些书板，来了解一下它们真实的历史风貌。
一、大觉寺藏清代木刻书板概况
大觉寺所藏佛教书板计有519块，梨木质，片状。内容均为佛教典籍，共8种，大体可分为内典、外集两类。其中内典为清代高僧语录，5种，分别为《宗鉴语要》、《宗鉴指要》、《集云百问》、《佛泉安禅师语录》、《月天宽禅师语录》；外集为当时增削编纂的佛教旧籍，3种，分别为《是名正句》、《宗鉴法林》、《杂毒海》，包括了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慧能而下，以南岳系临济宗为主线的禅宗师徒上堂、小参、普说、垂示、垂代、勘辨、对机、偈颂、颂古、拈古，以及行状、遗诫、遗表、奏对、请疏、塔铭、赞语、序跋、祭文等，约25万言，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禅宗思想、研究清代佛教历史的重要典籍。
二、大觉寺藏清代木刻书板外集与内典
（一）外集
《是名正句》
现大觉寺存《是名正句》书板45块，序言部分散佚。半页10行，行20字，四周双边，白口。凡8卷，每卷题下署“宗鉴堂编”。今国家图书馆藏有据此书板刷印的线装本一部，正文前保存了编撰者迦陵的序言，其中记述该书收录内容与编纂缘起：
“因驱古人而就今人，集宗鉴法林七十二卷，得公案二千七百二十三则，各有拈颂，列次其下，亦欲使学者知所趋向，去其习染，行之海内，然虑挟袱担囊之徒，或苦其繁重，复就旧本拈颂中集，其不落情见者亦非情见可凑，自者汇为一帙，共得八卷，题曰“是名正句”，盖窃取诸岩头云。斯役也，岂余之得已而不欲已哉！知我罪我，是在后之览是集者。”
国家图书馆藏《是名正句》一书，除钤有“北京图书馆藏”印章外，在《序》的落款“京西大觉山佛泉寺性音撰”之后，还钤有“性音之印”、“迦陵”二枚印章，这是目前我们已知古籍善本中留下的关于迦陵性音的难得印记，说明此部著作在雕版之后即已印刷，流传于世。
《宗鉴法林》
大觉寺所存迦陵编《宗鉴法林》书板计226块（间有残佚），版式、规格均与《是名正句》相同，只是在中缝上部镌有“支那撰述”字样。此书凡72 卷，每卷卷首题下署款“集云堂编”，可知系重新编讫于当时京师雍亲王藩邸的集云堂。此书广泛搜录历代诸师之古则、公案、拈颂，计2720条。其所列顺序为：世尊、诸经、应化圣贤、西天祖师、东土祖师、旁出诸祖、未详法嗣者、自大鉴下一世至青原及南岳下三十七世、嗣法未详之尊宿等。又因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于塞北之法林寺会集编书，至五十三年（1714）夏，镌板完工于京师柏林院之宗鉴堂，故题名曰《宗鉴法林》。
据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经山藏本《宗鉴法林》记载：“宗鉴法林贰版，一存京都敕建柏林禅寺，一存浙江杭州敕建理安禅寺。”大觉寺之书板，应为迦陵性音由柏林寺转至西山大觉寺入主方丈时随行带至该寺。民国十八年（1929），胡改庵居士曾出资对已佚和残裂书板进行添补和修刻，并印制了一百部流布世间。在补刻本中，胡氏作《补刻宗鉴法林序》，专议迦陵高行与该书价值，当时的北平西山大觉寺主持福振，在前言中详述了这次补刻的缘起：“中华民国十八年春，黄陂胡改庵居士为其亡夫人盱眙吴慧娴女居士补刻《宗鉴法林》，计添新板四十二块， 修补板七十八块， 共字二万五千四百五十八个，先后用银二百元。请由退院方宗和尚董其事。当斯宗风不振之秋，得此慷慨布施之举，甚盛事也。板藏本刹，愿十方缁素广为印刷，以资宏扬，庶吾宗有中兴之望焉。补刻既成，欢喜赞叹，用识数言以垂纪念云尔。”
另外，国家图书馆还保留着民国三十年（1941）十一月王访渔《宗鉴法林校勘表》一份，他在前面的识语中说：“宗鉴法林有南北二本，资福、柏林二寺所藏者皆为北本，而拈花寺则为南本。河北董伯因先生依据南本乃发现下列各种之错误，作成勘误表数页，承嘱在馆藏本上亦加改正，余爰特照录一道附诸书端，以备后阅者之助。”目前已知《宗鉴法林》有以下4种藏本：一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善本；二是康熙五十七年微缩制品；三是民国十四年（1925）《大日本续藏经》收录本；四是民国十八年补刻刊印本。以上4 种藏本均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其中除第三种的底本为“南本”——即理安寺刻本外，其余3 种均为现藏板于北京西山大觉寺的“北本”。
《杂毒海》
大觉寺现存《杂毒海》书板计60块，凡8卷，略有残佚，板式、规格一如上文所记之《是名正句》。卷首题下署“京都佛泉嗣祖沙门性音重编”，可知系性音入主大觉寺方丈后，在理安寺本基础上重新编就的“北本”。《杂毒海》又名《禅宗杂毒海》、《大慧禅师禅宗杂毒海》、《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宋代法宏、道谦等编录，绍兴元年（1131）刊行。曾收在《万续藏》第114册、《禅宗全书》第93册。宋代禅宗名师大慧宗杲迁化后，最庵道印将参禅居士追忆记、方外道友赞、佛祖赞等，以及法宏、道谦所编之大慧在洋屿庵所提唱之先德机缘法句与对参学者之开示，辑录成册，而成此书。书名中之“杂毒海”3字，系自大慧所述“参禅不得，多是杂毒入心”之句而来。明代洪武初年，龙山仲猷祖阐（号归庵）鉴于此录颇多误舛，故删其繁冗，摭其精要，并广搜诸师之偈颂，分类增编为10卷本。内容包括佛诞、成道、初祖、众赞等30余项，732首。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南涧行悦复增补为870余首。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迦陵性音将10卷本重编为8卷本。内容依次为佛赞（收诸尊宿之佛祖赞、自赞等）、杂赞（收礼祖像、礼祖塔、示徒、赠别等）、投机（收诸尊宿之投机偈、留赠之偈颂等）、钞化（收依托事物提撕宗乘的偈赞）、杂偈、道号、山居等，并附有普明之牧牛十颂、梁山之牧牛十颂。《万续藏》收录的《杂毒海》有题记曰：“康熙甲午夏六月古柏林寺沙门性音叙”、“京都柏林嗣祖沙门性音重编”；而《四库未收书辑刊》中收录的《杂毒海》及大觉寺寺藏经板内则记为：“康熙辛丑夏五月大觉山佛泉寺沙门性音叙”、“京都佛泉嗣祖沙门性音重编”。康熙甲午当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而康熙辛丑则为康熙六十年（1721）。今综合零星记载推测，康熙甲午年间，性音主京都柏林寺方丈，而康熙辛丑年则主京都佛泉寺方丈，大觉山佛泉寺即今之大觉寺。据大觉寺内雍亲王亲撰《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记》，可知康熙五十九年（1720）迦陵性音在和硕雍亲王胤的力荐下入主大觉寺方丈，康熙辛丑版《杂毒海》为性音被派往大觉寺主方丈后重新雕版而成，2000年辑录的《四库未收书辑刊》则依据大觉寺经板印刷版收录。《四库未收书辑刊》依据《四库未收书分类目录》收集整理而成。《四库未收书分类目录》主要收录清乾隆时四库馆臣未见和清乾隆以后至清末问世的书籍，几乎网罗了当时存世的《四库全书》以外的优秀典籍。20世纪20年代末，30余位国学大师开拟了一串有2万余条目录的书目，名曰《四库未收书分类目录》，试图补《四库全书》之未备，并将“四库学”发扬光大，《杂毒海》即被收录于内，这进一步肯定了该书佛教经典的地位。经比对分析，《四库未收书辑刊》内所收《杂毒海》确与大觉寺寺藏经板为同一版本。略感遗憾的是，《四库未收书辑刊》内收录的《杂毒海》独第6卷第4页缺失一页，而又值得庆幸的是，缺失之页在大觉寺寺藏经板中完好保存，倘日后《四库未收书辑刊》再版，则可据之补齐。
（二）内典
《宗鉴语要》与《宗鉴指要》大觉寺藏《宗鉴语要》书板38块，板式、规格一如《杂毒海》。凡2卷，上卷完整，下卷缺4页。卷首题下署“侍者如编”。内容为迦陵禅师语录，其中记禅师来京缘起、大觉寺开堂演法及同雍亲王辩谈的部分，价值尤高。书尾附雍亲王法语一则。本书刊于康熙末年，是研究迦陵佛学思想及与雍正皇帝关系的重要文字。《宗鉴指要》现有书板18块，缺佚3块。凡1卷，版式、规格与《宗鉴语要》同，亦应是康熙末年刊于京西大觉寺。此书为语录体，记述迦陵之言行。书正文前有序，署“东瓯仙严法弟佛鉴拜撰”。佛鉴在序言中叙述了该书撰写刊印缘起，盛赞迦陵眼明识卓：
“鉴癸巳岁（康熙五十二年）卸仙严院，欲蹈无著之故辙。因过柏林，每于捶拂之下，不独耸耳，且乃惊心，遂依无载，领首众事。乙未（康熙五十四年）冬，众请普说，竟若决江河而莫之御，无一处不发人之未发，无一句不闻人之未闻，会下五六千指，皆恍然自失，无不欢喜踊跃。然泽宜于普，法宜于遍，鉴恐穷隅僻壤耳目所不及者，错过甚多。是请而梓之，必有会心于千里外亦如鉴之惊心耸耳者矣。”
《集云百问》
大觉寺存《集云百问》书板13块，板心高20厘米，宽30厘米，半页9行，满行18字，单鱼尾。凡1卷，计25个半页，署款“集云堂编”。书板保存完整，无缺佚，但字形竖长略小，雕制粗率，部分字句受损模糊。此书用问答体阐发禅宗义理，多机锋之句。正文前有《集云堂百问叙》，述编纂缘起：
“余于问寝视膳之余，尝栖心内典， 巨岳虽不克尽其峰峦，汪洋渤海，亦稍得窥其涯际，予生太平无象之秋，恰遇佛日增辉之候，因将宗门语句叠成百问，集作一编，每怀道旷无涯，非敢一言金石之意，实为逢人，不尽庶几百城烟水之思。惟冀大方宗匠耆德宿学，少随时宜，不吝珠玉，拈颂机言，惠而教我，非惟光生梨枣，亦开将来人天正眼，慧炬千古矣！癸巳万寿日。”
据文中叙述语气，作者应为尚在藩邸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编写《集云百问》的胤，便是后来做了清朝第四任皇帝的雍正帝。与此前中国历代的封建帝王相比，雍正帝崇信佛教的程度，似乎更为彻底、更为深入。雍正帝一生参究佛理，佛学方面的著述可谓宏富，如《当今法会》、《经海一滴》、《宗镜大纲》、《大觉禅师录》、《圆明语录》、《拣魔辨异录》、《悦心集》、《破尘居士语录》、《御选语录》等。大觉寺藏的《集云百问》，是雍正帝早期的一部佛教著作。该书后来未编入1738 年刊行的《乾隆版大藏经》内，所以，现在大觉寺的书板，也许是存世的孤品，极应珍视。
《佛泉安禅师语录》
现寺存《佛泉安禅师语录》（包括《后录》）计有书板93块，每块板框高20厘米，宽30厘米。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中缝上部镌有“支那撰述”字样，四周双边。分两部分，一题为《佛泉安禅师语录》，一题为《佛泉安禅师后录》，此书镌刻于乾隆六年（1741）春。《语录》共6卷，嗣法门人际机等编第1、4卷，际宽等编第2、5卷，际寰等编第3、6卷。《后录》4卷，嗣法门人际融、际太等编第1卷，嗣法门人际善、际存编第2卷，门人际有、际寰编第4卷，第3卷因卷首缺失，编者无考。实有经板34块。第4卷结尾处撰有佛泉禅师行状，因卷尾缺失，故只余一句：“师讳安，号佛泉，楚之湖北安陆府景陵县张氏子。”
《佛泉安禅师语录》正文前，有署名“古吴查行者元昭氏”撰写的序言，序言中称：“今我佛泉大和尚具笃实之性，生秉冰霜之操守，未入归宗之门，已如临济之在。黄檗位下三年，行业纯一，暨受迦老人付嘱之后，潜心苦志，参则真参，悟则真悟，修则真修，真云居所谓行之之人，而余所谓行而后能言之人也。及乎老人辞世，佛公奉其灵龛，建塔于京畿西山大觉寺之傍。庐墓而兼主席，一瓢自爱，足不入城者十有余年。凡城中之学士大夫慕佛公之名而求一见者，山城迢递，邈不可得，盖其真实践履，能令人一望而生欢喜心。而出一言吐一气，亦使人当下知归。噫！不意际此佛法陵夷之日，而得我佛泉和尚之笃行，君子哉！”
佛泉禅师是清代传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世传人迦陵的嗣法弟子，清代中早期著名禅僧。雍正四年迦陵示寂后，佛泉继任京西大觉寺方丈，成为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五世传人。乾隆九年（1744）冬，佛泉示寂，其灵塔立于北京西山大觉寺之南塔院，其碑铭云：“传临济正宗三十五世佛泉安和尚塔”。佛泉性情笃实，潜心佛理，参悟甚深，其语录便是其研修悟证的结晶。此书目前未见有印本传世，因此书板得以保留至今，可称幸存。
《月天宽禅师语录》
大觉寺藏《月天宽禅师语录》书板19块，其版式、规格一如《佛泉安禅师语录》。此书分上、下两卷，今佚散过甚，缺失16块。卷内有“嗣法弟子了睿等同诸昆仲敬述”字样。月天禅师是清代著名僧人， 雍正十二年（1734）至京西大觉寺参礼佛泉禅师，因其深明大法而得继佛泉禅师衣钵。清乾隆九年（1744）佛泉示寂，月天禅师奉庄亲王命继任大觉寺方丈。
月天禅师任大觉方丈共有9年，“开堂演法之日，四方纳子云臻座下, 千指环绕。” 月天因其“住持得体，真心实行”而远近闻名。乾隆十二年（1747）即月天任大觉寺方丈的第三个年头，当朝皇帝出内帑重修西山大觉寺：“幸蒙今上恩被山林，重新香界，佛殿僧堂焕乎金碧。斯之际遇，千载斯逢，若非夙有胜缘，何乃天龙释梵之宫一朝顿现如斯乎。” 月天禅师在工程告竣之后结制谢恩，上堂拈香。《月天宽禅师语录》中有一节详细记载了重修寺庙之事：“纶音一出。直下承当，彻底掀翻，重新梵宇，山门，佛殿，厨库，僧堂，露柱，灯笼无一不新者也。苟非帝力，孰以为之。” 月天禅师在任期间，值遇皇恩重修大觉寺，堪比希世之奇逢。此后数年，月天以弘扬佛法为任，力振宗风，欲以此来“报皇恩浩荡”。寺藏《月天宽禅师语录》书后还附有其《行状》一文，从中我们可以更多了解月天禅师的生平：
“师讳宽，号月天，系遵化玉田县孙氏子。母张氏，生于康熙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时，童年颖异不凡。二亲强之娶，生二子。性好施，每怀出世之心，年二十九，辛亥依出头山净和尚雉染，次年诣盘山和尚授具戒，至甲寅往京西参大觉师翁一载，深明大法，师翁以从上法印并源流衣拂付之，有掀翻窠臼法眼流传之句，戊午调叔祖奉上命主万寿，师以深心力辅之，后因正师主江西归宗，遵师翁命代理兴善方丈，居座元寮三载，至甲子春，归省大觉，遂留山中，辅之一载，至甲子冬，师翁谢世，庄亲王命继主大觉方丈，未逾一载，遐迩称其真心实行，住持得体，值遇皇恩重修大觉，此亦希世之奇逢，至辛未春，又荷命兼理印务，非师所尚，唯以佛法为己任，结制打七，单提向上，力振宗风，到乾隆十七年壬申三月九日示微疾，就医于灵鹫庵，师觉病体沉重，急命归山告众，跏趺坐化，蒙发帑金，津送入塔。师住大觉九载，谨守祖风，实心为道，可谓无愧于龙天者也，有语录二卷，嗣法弟子共七人。”
《月天宽禅师语录》前附有释实瑄撰写的序文，序文中称迦陵为迦伯，称佛泉为佛兄，称月天为月侄，依此排序分析，实瑄乃月天的法叔，他在序文中对月天的评价甚高：
“今庚午初夏，余诣山中信宿丈室，展阅数年来提唱语要。能继迦伯之嘉声，佛兄之法印，而吾月侄和尚，可谓滴水兴波，狂澜砥柱，则大觉海中前波后浪， 沃日涛天。总发源于涧南一滴，滹沱一派， 诚千江普会万派朝宗之妙唱者也。古德云：非父不生其子。是非吾迦伯佛兄门庭光大，堂奥幽玄，又安得如是后贤之振耀乎？正脉流通端有赖矣。”
目前，尚未发现《月天宽禅师语录》有印本传世，所以，今大觉寺所存这套书板，亦应视为仅存的孤本。遗憾的是，书板在流传过程中散佚过甚，今已难窥全豹了。
上述书板刊刻于清代康熙后期至乾隆初期，因多种原因，既未收入当时官刻的《乾隆版大藏经》（即《龙藏》），又印行很少，多未流布于世。今距始刻之时，已去二百余年，代移世徙，流传愈稀，而这些文字所载，又多为当时其它诸籍所未备。为使这批禅宗典籍不至淹没，大觉寺管理处特加整理、考证，拓出影印，辑成一帙印行，即2008年初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大觉寺藏清刻禅宗典籍八种》，供研究者使用。
善本古籍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