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作为人类吸收知识和文化的主要媒介，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5000年来，图书出版已从一种古老的职业（古代文献制作）发展成为现代社会中的重要行业之一。文字、宗教、教育和科学技术(主要是造纸术与印刷术)是制约和影响图书出版的四个主要因素。其中，宗教因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推动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需求因素。
在人类文明早期，人类值得记事的社会活动以崇拜神明或偶像的宗教活动及带有宗教色彩的法律活动为主。当时的文献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图形文字，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宗教或半宗教性质的。例如，现存的纸草书卷是埃及人用以挂在庙宇内记载着祭祀仪式或对神明礼赞的条幅，以及许多僧侣专用的祈祷文、预言、巫术和星占术文献。
公元前16世纪埃及新王朝时期，随着宗教活动的发展和渗透，埃及人不仅在世时信奉宗教，还认为死后为保持灵魂的安宁需要神明的庇护。由此产生在陪葬物中放入礼赞神明的亡灵书习俗。这部分作为陪葬物的古代文献逐步发展成进入民间流通领域使其具有传播文字功能的商品。从事制作或交换带有商品性质的古代文献已有可能获利并发展成一种专门的职业。
希腊人在约公元1 世纪时发明了称为手抄本的书本型书籍。它最初仅应用于制作刚产生的基督教教义。一些学者认为《圣经》原指基督教义手抄本，因最初是希腊人通过巴比伦港口获得制作手抄本的纸莎草纸而得名。之后，罗马人吸取了希腊人的制书方法后，泥版书和蜡版书很快就被淘汰。手抄书的出版扩大了基督教在罗马的影响。
佛教在公元前5世纪产生后，积累了繁多的佛教神话和各派、各宗的佛教经典。自3世纪起, 以梵文抄写的佛教书籍开始传往国外。一条线路向北经克什米尔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最后到达日本。一条沿陆路向东传入印度支那半岛。一条沿海路向东传入爪哇和菲律宾群岛。梵文和佛教成为东南亚地区文化的启蒙者。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再次取得对出版的控制权，民间出版几乎被摧残殆尽。6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修道院创始人本笃（努西亚的）制定了在隐修院内设立抄书室，从事宗教书籍抄写与翻译的制度。出版就成为宗教机构固定的专职之一教会一方面对出借书籍有严格的规定，另一方面有选择地赠送或少量出售宗教书籍给领主与贵族。书籍成为珍贵的物品。
8世纪中期中国造纸术开始向西方传播。阿拉伯人于 751年首先掌握造纸术，并向西方缓慢传播。自13世纪起，欧洲人开始广泛应用造纸术制造纸张来取代羊皮纸作为书籍制作的原料。纸张造价低廉和取材广泛的优点不仅使书籍成本下降，更重要的是使大规模制作书籍成为可能, 为欧洲出版恢复生机创造了物质条件。
1450年，德国金匠J.谷登堡在美因茨印刷出版西方第 1部印本书《四十二行圣经》。他发明了包括印刷机、油墨、金属活字在内的一整套印刷术,建立了西方第1个印刷所。然而，印刷术得到迅速传播的主要动力，来自教会把它视为扩大基督教影响的有效工具。在教会的鼓励和资助下,印刷术沿着主要城市之间的贸易路线成放射状很快传遍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后，由于新教和非宗教图书的出版发展, 终于引起教会和欧洲各国君主的恐慌。他们通过各种检查制度对出版业进行限制和镇压，使欧洲出版业的发展再度受阻。
然而，教会神权和宫廷皇权的统治在西欧迅速衰落。当无法强制实行书刊检查后，它们只好采用对作者和出版者给予津贴或赏赐的方法来鼓励带政治倾向和宗教色彩的图书出版。
到18世纪，继英国之后，瑞典(1766)、丹麦(1770)、法国(1789)等废除了书刊检查制度。法国国民议会对出版自由作出了迄今最明确的阐述：“思想与观点的自由交流是人类最珍惜的权利之一；为此每位公民享有言论、写作和印刷的自由”。在教育和产业革命带来出版飞速发展的同时，出版业本身结构也产生了分化与调整，最终形成现代出版业的格局。
在信息化的今天，许多宗教组织在积极利用网络传媒的同时，也致力于关注信众的精细化需求，重视培养阅读人群。这将进一步推动图书出版业走向新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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