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荷兰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曾说：“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外邦多神论主义与加尔文主义是屹立于人类世界的四大庞大且复杂的生活系统”。现代伊斯兰主义与加尔文主义相比，因其各自发展并形成的宗教思想体系使得在与社会政治文化的交往上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念和解释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这是与他们从世界观的角度思考，各自依据安拉与上帝之道全面理解实在所分不开的。在一个相对于宗教与传统，“神之假设”越来越显得没有必要的以技术-理性主导的现代世俗世界中，他们所树立和标榜的宗教世界观在宗教、政治等不同的层面发挥了什么积极作用，以及在当前这样一个传统价值有待复兴的社会，运用宗教世界观是否具有现实意义。
一导 言
现代伊斯兰主义与加尔文主义之所以可以假设作为思想理论和实践上的两大斗争同盟，正如凯波尔有一句恰当的解释：“外邦泛神主义、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加尔文主义在看待、解释此关系上都有自己的根本立场”。1 凯波尔这句话具体是说他们在解释人与人的关系上有自己的立场。实际上，不仅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在生活的任何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正如凯波尔的信念，“因为我们站在上帝面前，这就关系到我们决定怎样来建设我们的生活”。2
同样，这句话也可以表达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的基本主张和历史实践。如毛杜迪，他一生致力于能以伊斯兰的精神治理国家。这也是他成立伊斯兰促进会的基本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正如他提出的“哈基米亚”的观点。意思就是人类应受其创造者安拉的绝对统治。3 至于为什么是第四种加尔文主义与现代伊斯兰主义可以被并列看待，原因是只有第四种加尔文主义在特征、信念和实践上贴近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思想主张。
凯波尔1898年应邀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做的加尔文主义讲座，首讲便介绍了四种加尔文主义的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加尔文主义是指一个宗派。主要是在天主教国家里，如匈牙利和法国，他们被视为非官方教会的代表。是危害国家利益并对道德生活具有危险性的人。第二种类型是一种信仰告白，是指公开相信加尔文预定论教义的人。第三种可以理解为一个“称号”或“头衔”。即在基督教内部某一个宗派的名字前加上加尔文的名字。如加尔文主义浸信会，加尔文主义循道会等。第四种加尔文主义的类型是一个全面的生活体系。正如凯波尔说：“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具有哲学实体、伦理道德、社会福祉和人类自由的体系，而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上帝”。4
正因为他们各自依据安拉和上帝之道，以信仰的良心出发发展起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分别与道德、政治、生活、文化等涵盖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的密切关系。然而，宗教世界观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宗教教义的约束，宗教氛围的长期熏染，同时也与外在的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息息相关。在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看来，除了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过于开放的生活方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文化和思想上的不同。
自欧洲摆脱了神权的控制后，世俗主义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物质需求远超精神需求，反教主义情绪高涨。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哈桑·班纳和毛杜迪的声音最具代表性。然而极具巧合的是，当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在批评法国大革命、进化论以及德国的黑格尔哲学这些严重违反伊斯兰精神的西方潮流时，生活在另外一个时空中的凯波尔，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同时也作为一个西方人，竟然也深深为西方的进化论和现代德国哲学对基督教传统构成的挑战感到焦虑。正如他说：“在新教国家里，泛神论主义出生于现代德国哲学中，成形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日益宣告自己的权威”。5
对于现代伊斯兰主义者来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西方在文化思想上的侵略要远大于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侵略。如毛杜迪所言：“政治统治只是控制躯体，而文化思想统治则是控制心灵和头脑”。6 而加尔文主义本身就在西方孕育和成长，特别是在新教国家。首先在荷兰，然后是英格兰。然而，企图推翻基督教传统的现代主义思想也是产生于新教国家。可以说，加尔文主义在思想文化上面临的挑战并不亚于伊斯兰教。
现代伊斯兰主义面临政治和侵略保护下的异文化冲击以及凯波尔叹息道的基督徒在现代主义前的无所作为在他们的心灵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共有的二元认知。即走向“神本”或“人本”？“神治”或“人治”？选择哈基米亚只归安拉或现代“查希利亚”？站在上帝面前是首要的还是首先应该站在人的面前？显然，由于受到古老宗教传统和教义的影响，他们必然选择前者。那么，面临外部世俗文化的冲击，我们能否用世界观这一个概念去理解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思考世界的前提？他们在哪些方面发挥了宗教的影响力？以上两个问题将是本文考察的重点所在。
二“宗教”与“世界观”之间的逻辑关联
从大卫·K·诺格尔（David K. Naugle）著的《世界观的历史》对“世界观”一词的研究来看，最早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创造了这一个词。它出现在他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康德认为，世界观一词的意思就是人们对世界的感性知觉。7 自康德提出这一概念后，很快的就被其他德语世界的哲学家所接受。如费希特、谢林、施莱马赫、黑格尔等。“世界观”这一概念进入英语世界后，由威廉·詹姆斯首次使用。根据德文原文，《牛津英语辞典》对这个术语的定义是：“个体或集体用来理解世界的一个概念”。8
虽然康德很少使用这一个术语，但是却不经意为宗教领域注入了反攻现代世俗化力量的动力。最早把世界观概念吸收进宗教中的可能是基督教（新教）的两位神学家。他们在神学思想上都受到加尔文（John Calvin）的影响。一位是英国的长老会神学家詹姆斯·奥尔（James Orr）。另一位则是上文已经提及的荷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和政治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奥尔喜读德国的宗教哲学著作，也正是在这些著作中奥尔接触到世界观这一个词。在他看来德语的世界观一词比英语更能表达它原本的意思。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心灵从哲学或神学的角度，把所有事物当成一个整体来看。9
奥尔认为这样的解释正符合基督教的原理和功能。在奥尔生活的时代，基督教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日渐衰弱，1891年他应邀做了一次讲座，题为《基督教的上帝观和世界观》。他主张，基督教具有独特的世界观，能够从有神论的立场解释人生的目的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把基督教理解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信仰体系，它才能与现代主义展开思想之战。凯波尔秉承的是基督教的改革宗神学（加尔文神学思想）。而改革宗神学的一个基本主张便是上帝是人生、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主宰。
凯波尔与奥尔具有共同的危机意识。他认为，现代主义与基督教是两大对立的生活系统或世界观。现代主义把宗教排除在外，几乎根据人自己的设计和构想来理解实在。如果要想抵御现代主义的挑战，在加尔文主义讲座最后一讲，“加尔文主义与未来”中，他呼吁，“基督徒啊,只有树立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你们才能成功地保卫自己的圣殿”。10
虽然“世界观”一词很少出现在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中，但是他们的主张和实践无不包含着世界观的概念、含义和动力。“宗教世界观”一词出现在陈嘉厚主编的《现代伊斯兰主义》一书中，用来形容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如哈桑·班纳、毛杜迪、赛义德·库特卜等著名理论家。正如合著此书的其中一位作者说：“由于从小受培育起来的牢固的宗教世界观的影响，他们对待现代科学，观察社会，处理问题，都带有鲜明的伊斯兰立场、观点和感情”。11
班纳强调，“伊斯兰是一种涵盖一切的体系，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政治制度；既是一种文化形式，又是一种组织形式”。12 库特卜认为，“人类制定的法律、制度、权力和思想已经远离了安拉为人类规定的道路。我们的任务是把蒙昧主义连根拔除，因为它与伊斯兰的世界观是互不相容的，它以强权剥夺了我们按照天启的伊斯兰道路生活的权力和自由”。13 毛杜迪则提出“卡菲尔”政权和社会的概念，意为“不信道的”或“叛教的”。都必须用伊斯兰政权和社会去取代它们。
三宗教性式微：现代伊斯兰主义与加尔文主义视野下的世界
本章将谈到现代伊斯兰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视野下的世界。显然，当我们谈到“世界”这一个词时，并不是指人类生活的地点或领域。尽管这一个解释是正确的。但是“世界”在基督教释经学和宗教社会学中的意义要比它在一般地理学上的意义大的多。纪克之（Craig M. Gay）在他的《现代世界之道》一书中深刻阐释了“世界”的两种含义。在《新约》中，“世界”有时指与神为敌的堕落的领域。即世界的存在及其构造是由人的理解和解释决定的，包括哪些是重要的以及哪些可以忽视而不必考虑的。14
而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彼得·伯格（Perter L. Berger ）对“世界”的解释是：“世界可以前所未有的被制造出来，因为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所有人类问题都能转化为技术问题，如果解决某些特定问题的技术尚不存在在，它们也一定会各被发明出来”。15 从这两方面来看，“世界”一词的含义中所包含的宗教性微乎其微。在一个以技术-理性主导的现代世界中，宗教启示与宗教世界观对于解释人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已成为多余。
在现代伊斯兰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各自所处的时代，西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领域对宗教构成的挑战使得这些继承了伊斯兰基本教旨教义和加尔文神学思想，具有鲜明宗教立场和浓厚信仰情怀的宗教知识分子和宗教徒来说，“西方之道”作为一股企图替代“神治”而以“人治”为导向的世俗力量正在不断削弱和取代宗教传统在广大教徒心中的地位和位置。
从思想层面来看，毛杜迪认为黑格尔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与伊斯兰精神相违背，而且还容易成为欧洲殖民主义为自己辩护而诉诸的合理依据。因为黑格尔的哲学肯定“变化”、“发展”和“新灭旧”的真理，贬低了经历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不变的宗教价值观。16 毛杜迪认为英国入侵印度，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烙上西方的印记，以西方文明取代伊斯兰文明正是反映了黑格尔哲学进步的历史观。一旦“改变”被视为真理和信念而被接受，这些受黑格尔思想影响的人们便不会对再对古老不变的伊斯兰文化和遗产存有敬意。
达尔文的进化论则论证适者生存的道理。将“以强灭弱”合理化为一种规律。而这在毛杜迪看来，达尔文思想被欧洲人用于辩护殖民侵略，作用非常之大。17 也就是说以“变化”胜“永恒”，以强大先进的西方世俗文化吞灭古老落后的伊斯兰文化意味着待在“永恒”和伊斯兰文明中的“神”将不复存在。凯波尔在“加尔文主义讲座中”除了同样提到德国现代哲学和进化论的威胁外，还提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挑战。他说：“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向一切信仰告白宣战。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将上帝视为一个敌对的势力”。18
甘霖（Greene）在《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中也说：“巴特（Karl Barth）注意到十八世纪两大革命宣言的事实：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这两大宣言所存涵的宗教性微乎其微，只不过是表面有些宗教色彩而已，基本上都是不再需要上帝的自主人权声明”。19 自西方社会进入理性时代后（十八、十九世纪），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从上帝转移到人手里。
虽然人们有时基于一个单纯的印象认为西方信仰基督教，但是自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已经远不如人们倾向于对理性、经验、乐观、进步和个人主义无限信奉的表现。现代伊斯兰主义对基督教在西方的处境有一个悲观的评价。他们认为，“西方虽“信仰”基督教，实际上早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初，他们的祖先就已经背离了正道”。20
从政治层面来看，现代伊斯兰主义面对的一个世界是已经几乎世俗化了的西方文明伴随着欧洲的殖民主义进入伊斯兰世界后对伊斯兰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严重威胁的世界。凯末尔政权的建立对伊斯兰世界冲击也极其巨大。21 伊斯兰世界内部出现的一批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有时也被称为伊斯兰世俗主义，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加以现代化。实行政教分离，引进自由主义，将社会的各个部门从宗教的约束下解放出来。
当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走世俗政治路线，在伊斯兰社会推广西方的模式和经验时，却往往忽略了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情感，因此得不到民众的支持。22 正如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他们无不是世俗民族主义者，然因他们都主张宗教不得干预政治，所以很难得到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彻头彻尾的拥戴。在加尔文主义者凯波尔看来当今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由国家主权主导的世界。国家具有最高的权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在都由国家意志决定，哪怕他是一种民主形式的主权，也只不过是人向人的屈膝折腰，永远不可能上升到一种来自良心上的顺服。23
综上所述，现代伊斯兰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视野下的世界是一个在宗教社会学家、宗教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眼光定义下的宗教缺席或者不再诉诸宗教预设的现代世界。或如纪克之针对当代社会与文化做出的一个刺耳诊断：“即使神存在，他基本上与实际生活事务无关。对人类主体性和人类潜能的强调以及当下迫切而直接的实际需求诱惑我们只顾处理世上日常事务而无暇思考神”。24
四正信正行：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现代伊斯兰主义与加尔文主义
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在面临外部世界冲击，他们在他们所接触、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共同的对手-现代主义，拒绝世界继续躲在宗教的翅膀低下。当宗教从世界的大舞台上退下来后，宗教教义原来在道德、政治、生活等层面的领导权逐渐让位于理性-经验主义、唯物主义、个人自由主义、现代国家政府。
尽管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看到处处彰显着俗世特征的西方文化大举入侵伊斯兰世界，大部分伊斯兰国家选择走上世俗政治道路，凯波尔也忧心的看到哪怕是一种民主形式的主权，也只不过是人向人折腰。来自上帝的永恒的律法被不断变化的由人制订的法律取代以至于人的良心对正义的认知变得迟钝麻木。25
虽然如此，在现代世界，宗教的影响力式微，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和现代伊斯兰主义者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行为上都表现出与现代文化以及与不符合宗教精神的人类制度相分离的坚定立场。例如他们在道德、政治等这几个层面的表现。
（一）在道德层面
凯波尔在加尔文主义讲座之“加尔文主义与宗教”篇曾谈到，在加尔文的时代，世界的道德状况极其低下，从皇宫贵族到平民百姓，从神职人员到科研人员无一例外。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却表现出极高的道德自律。他们反对三件事。就是打牌、上戏院和跳舞。因为打牌把信任寄托在运气，而非上帝之上。上戏院并非不道德，而是戏剧里以要求牺牲女人的贞洁为代价取悦观众及为戏院创造经济利益。跳舞本身也并不招来抗议，而是跳舞引诱人在意念上倾向不洁。26
伊斯兰世界同样面临道德上的巨大冲击。西方文化的入侵配合伊斯兰世俗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的支持逐渐为穆斯林的道德松绑。哈桑·班纳有一段评价，“西方的带有致命病菌的物质生活与政治阴谋和军事力量相配合···把裸体女郎、酒、戏剧、舞厅、娱乐厅、报纸、小说、幻想、玩世不恭和淫荡不羁都输送到埃及来，纵容过去不曾允许的犯罪行为，美化充满罪恶和淫秽的喧嚣的现世”。27 在西方殖民主义与伊斯兰世俗主义内外配合的影响下，与伊斯兰思想相违背的世俗活动越来越多。
文化层面上，青年们离开宗教教育，妇女们抛开面纱,要求男女平等。道德层面上，埃及出现了酒店、夜总会、妓院以及鼓吹新风俗的报纸。28 虽然西方开放、自由的生活方式在伊斯兰世界日益高涨，但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则回到传统中，努力营造出与当时的世俗生活方式相对立的传统宗教道德气氛。1981年，埃及航空公司有4名驾驶员要求遵守伊斯兰教规，取消在飞机上提供含酒精的饮料，否则拒绝驾驶飞机。开罗机场的雇员也参加了这一行动，拒绝经营酒类。
在国家电视台，一些节目审查人出于尊重伊斯兰伦理道德，未经请示，擅自删掉影片中的饮酒和接吻的镜头。一位法院的民事法官依据伊斯兰法做出砍去小偷手的判决等。29 从纳赛尔时期直到穆巴拉克上台执政后，他们作为世俗民族主义者,虽然执行的是政教分离的政策，走世俗政治的道路，在思想和行为上与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相左，但他们都不得不考虑对待他们的立场。
即便在穆巴拉克时期，允许现代伊斯兰主义的组织参加政治活动，也必须对他们加以诸多限制。用凯波尔的一句话说，“加尔文主义者不喜欢把自己关在教会内，把世界交给命运。相反，他们感觉到要为了荣耀上帝的名，致力于使这个世界朝向更高的阶段发展”。30 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关在清真寺内，而是通过不断的斗争和实践，在社会各个领域推行伊斯兰化。如从开始的武力夺权到走“议会道路”的穆兄会。
从现代社会的眼光看，历史上的加尔文主义者和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主张的伦理道德严苛保守，甚至极端，不符合时代精神。但是他们在反对那个时代的传统失范，道德败坏，贪污腐化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宗教世界观是隐藏在幕后的主导因素。正如凯波尔所言，“加尔文主义所有的道德立场都立足于摩西十诫···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已经注入他们的全部生命-家庭、社会、科学、民主、艺术、个人生活中等”。31 现代伊斯兰主义，如穆兄会，它有一个宣传标语则是：“真主是我们的目的”，“《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32
（二）在政治层面
政治层面上，加尔文主义者认为，由于人人都有罪的缘故，政府与国家的存在才成为必要。虽然政府可能导致独裁，但是如果没有国家、法律与政府，人类社会将因为罪而陷入混乱。所以上帝设立政府，作为他施行普遍恩典的工具，目的就是赏善罚恶。但是政府应该是人民的政府，而不是独裁专制的政府。为了防止独裁，加尔文倾向于民主共和制。不同于君主制，民主共和制可以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加尔文主义者相信，人民的主权是上帝赋予的。
历史上，在加尔文主义世界发生了三场革命。分别是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但是凯波尔说，“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不同，虽然都强调人民主权，但只有法国革命把宗教从人民主权中排挤出去，拒绝人民的主权之上还有一个终极的主权-上帝”。33 正如毛杜迪对法国革命的评价：“法国革命产生的，是以强调个人自由解放、非宗教的民主为基础的制度”。34
在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今日的伊斯兰世界已经失去了正道，原因就是政治把宗教排挤出去，统治权不在安拉，而在人的手里。假设将穆斯林兄弟会与伊斯兰促进会的目标以及库特卜的极端论点与发生在加尔文主义世界的三次革命放在一个平行的层面比较来看，能发现一个明显的共通之处就是他们都申明，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只能是他们所信仰的的安拉和上帝，而不是人类自己。35
（三）其它层面
在其它层面，如在如何对待奴隶的问题上，加尔文主义谴责奴隶制。因为加尔文主义从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将所有人都置于上帝的面前，那么所有的人，包括男人与女人、富人与穷人等都应当受到尊重，因为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没有任何人拥有绝对的权威凌驾于他人之上。正因为加尔文主义对所有人怀以尊重之心，承认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正是在这一神学思想的影响下，加尔文主义并没有突然与那个奴隶制盛行的时代彻底决裂，也没有坚决阻止中世纪的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继续存在。36
原因正是并不是在低位的理当优于在高位的，软弱的理应比强壮的更受到尊重，而是在上帝视人人平等的总原则下，在高位的，聪明的，强壮的也是上帝所赐，所设立。得到更多的人应该服务那些相对得到少的人，以此作为一种服务上帝，荣耀上帝的途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也同样反对奴隶制。一是教义上的规定，伊斯兰不允许杀害奴隶。还有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如伊斯兰国家如果作为战争的一方，既不能把奴隶杀死，也不能把奴隶释放，如果释放了，他们还会在打回来。迫于形势需要，让他们继续当奴隶是一种“怜悯慈善的措施”。37
有一点是很不同的，凯波尔只从被动的一面谈到在加尔文主义眼里，奴隶与贵族没有差别，奴隶更应当受到服务和照顾，却没有从主动的一面将奴隶自身的价值具体表达出来。对于伊斯兰，奴隶可以成为“麦瓦里”（得到释放并被接纳为某一部族的成员）。在社会与教内与大家和平相处，甚至可以担任国家要职。虽然后来奴隶制未能废除，那也是因为自第三任哈里发起，传统的“查希利亚”回潮的结果。38
五结 语
需要强调的是，上文所列举的历史上出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与加尔文主义的许多立场和主张在今天看来并不是普遍和绝对的。虽然在他们看来，世界正不可逆的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但解决方案难道是都走政教合一，神权政治的道路吗？或者诉诸政治和军事，发动革命，与世俗政府据理力争，迫使统治者一定要降服在一个无限者的权威之下吗？真的可以期待有一天上文提及的这些严苛的道德原则可以在这个时代被普遍接受和实践吗？而且，现代伊斯兰主义仅仅是伊斯兰世界内部各种思想体系的一种，其支持者在伊斯兰世界不占绝对多数，其主张也遭到其它思想潮流的批评和质疑。39
同样，第四类加尔文主义也并不能代表整个基督教世界。但是宗教不得不去反思，世界观作为一个中立的工具，如果世俗思潮可以借助它在无需宗教干预的前提下解释世界，宗教为什么不可以呢？面对外部现代主义孕育产生的一个以极端个人主义，科技至上主义，人类把对未来的抱负只寄托于现代政府与现代工业经济而非宗教这样一个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宗教传统日渐式微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基督新教内部保守派又无力回应而导致的信仰个人化和私人化，而现代派以康德，施莱马赫等人为代表的的现代神学表面上好心挽救宗教于现代性危机但实际上无意中又造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宗教时40，宗教与世界观的联合能否作为一个有效的方案和工具在社会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凯波尔观察下的世界三大价值体系（外邦多神论主义除外），伊斯兰教、基督教与罗马天主教作为可以运用世界观的三大宗教，假设在当代中国，能否且恰当的运用这一个工具，以维护宗教自身信仰自由和主张又不得不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现实的前提下，通过进入社会公共理性41 层面展开对话与合作，在维护各自宗教传统的同时又能为国家与社会尽绵薄之力呢？
转自信仰和学术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