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齐庙制在实现由诸侯四庙到天子七庙的升格后，太祖二祧庙成为影响北齐宗庙格局的关键性因素。太祖二祧庙最初由高洋基于郑玄学说而设定，在北齐皇位继承制由盛行的兄终弟及制向父死子继制转变过程中，太祖二祧庙由孝昭帝所定三祖庙（高欢、高澄、高洋）变更为齐后主所立三祖庙（高谧、高欢、高湛）。齐后主所立三祖庙，不过承用武成高湛天统改制之意。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高湛以高谧为太祖的具体原因，目前有限的史料表明或在于彰显高谧北徙怀朔，开启北齐之功业，而高湛更以高谧为太祖，太祖世次自高欢上推二世，并未降低高欢在郊庙中的地位，凸显出父死子继制的正当性，同时也拉近了宗室血缘关系，显示出高湛笼络宗室的初衷。
一、问题缘起
北齐祭祀制度略见于《隋书·礼仪志》之中，而北齐祭祀制度创立时代问题，也不乏相关线索。北齐礼仪制度初由崔昂、邢卲议定，《北齐书·崔昂传》载文宣天保元年（550），散骑常侍崔昂“与太子少师邢卲议定国初礼”，而文宣时期所定祭祀制度，《北齐书》略记之。
《北齐书·文宣纪》载文宣天保八年八月：“庚辰，诏丘、郊、禘、祫、时祀，皆仰（案：《北史》无仰字）市取少牢，不得剖（案：《北史》作刲）割，有司监视，必令丰备；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雩、禖、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所谓“丘、郊、禘、祫、时祀”，即南北郊、圜丘、方泽及宗庙时享、禘祫；“农、社、先蚕”，即先农、社稷、先蚕；“雩、禖、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即雩祭、高禖以及风师、雨师、司民、司禄、灵星等祠。故《隋书·礼仪志》（下文省称《隋志》）所记北齐郊庙、社稷、先农、先蚕、雩祭、高禖等制度，可谓在文宣时期已确立基本规制。
北齐祭祀制度始创于文宣时期，而郊祀制度在文宣以后又有更定。《隋志》所载北齐祭地配后制度，乃沿承北魏旧制，已引起学者关注，《隋志》载北齐圆丘、南郊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方泽、北郊均“以武明皇后配”。而从时间序列言之，《隋志》所见北齐配享制度，并非全属文宣高洋所定。《北齐书·文宣纪》载文宣天保二年正月，“辛亥，有事于圆丘，以神武（案：当作献武）皇帝配”，文宣追尊高欢庙号太祖，而《隋志》载高洋庙号高祖，且献明皇后娄氏崩于武成帝河清元年（562），次年正月始配祭北郊，至齐后主天统元年（565）十一月又更谥号作武明皇后。故《隋志》所见北齐方泽、北郊配祀制度，应属齐后主时期建置。
在文宣高洋与齐后主高纬之间，北齐宗庙格局的演变最为值得注意。目前学者在北齐庙制变迁问题上已有重要研究成果，而北齐庙制变迁的基本轮廓，并未得以厘清。据周一良先生考察，北齐宗庙神主庙号屡经改易，而北齐庙号更定问题，透过北齐庙制形成的时间序列，北齐庙制由四庙至“天子七庙”的变迁过程历历可见。宗庙神主作为皇位传承合法性的象征，昭穆制度显示出皇位传承的先后次第，而北齐皇位继承制由于兄终弟及的盛行，昭穆序列较为紊乱。高洋开国之后，确立太祖二祧庙的宗庙格局，太祖二祧庙在宗庙神主中作为特殊的神主序列，百世不祧，围绕究竟何者为太祖二祧庙，文宣高洋、孝昭高演、武成高湛均有所更定，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太祖二祧庙也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本文拟透过北齐太祖二祧庙的构建过程，阐明太祖二祧庙建置与北齐皇位继承制的关系，并进一步揭示武成高湛改定庙号的政治意义。
二、高洋与北齐太祖二祧庙的设定
太祖二祧庙为郑玄庙制说的核心观点，所涉对象即“天子七庙”。而魏齐革命，高洋禅代孝静帝，出居大统，北齐庙制也实现由诸侯庙制向“天子七庙”转变。
（一）北齐诸侯四庙的创立
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九月，高欢以洛阳逼近西魏，“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定迁都于邺，至同年十一月，东魏都城由洛阳迁至邺。高欢霸府设在晋阳，东魏、北齐都城由此形成“邺—晋阳”的两都制，北齐皇帝多频繁往返于邺与晋阳之间。北齐《王秀墓志》称：“邺城为宗庙之国，晋阳为兵马之都”，以此形容北齐两都制最为贴切。
东魏孝静帝迁都于邺，邺城皇城南宫始营建于孝静帝天平二年七月，“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而太庙建成，则迟至天平四年四月，故“迁七帝神主入新庙”，即在此时。邺城太社竣工时日约与宗庙同时，如《唐会要》载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五月礼官太常少卿韦叔夏等引《后魏书》“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迁于社宫”，今本魏收《魏书·孝静帝纪》及李百药《北史·魏本纪·东魏孝静帝》均无此语，颇疑《唐会要》所引《后魏书》即隋人魏澹《魏书》。更据（嘉靖）《彰德府志·邺都宫室志》，可知“东魏太庙在朱明门内，南街之东”。（图1）故东魏邺城左祖右社格局，至此确立，而北齐所承用者，即东魏旧制。
高欢在霸府晋阳是否设立宗庙，史无明文，而《魏书》载北齐建立宗庙，始于献武王高欢崩之后。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正月，高欢崩，《魏书·礼志一》载武定六年二月，将营齐献武王庙，议定室数、形制，兼度支尚书崔昂等议云：“案《礼》诸侯五庙，太祖及亲庙四。今献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亲庙，不容立五室。且帝王亲庙，亦不过四。今宜四室二间，两头各一颊室，夏头徘徊鵄尾”。
北魏孝文帝遵用郑玄学说，宗庙确立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东魏宗庙神主亦为七帝，或承继北魏旧制，故有“帝王亲庙，亦不过四”之说。所谓“案《礼》诸侯五庙，太祖及亲庙四”，即据《礼记·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为说。然《礼记·王制》既以诸侯宗庙为五，崔昂等何故议定诸侯为四庙？
崔昂等以为“今献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亲庙，不容立五室”，推究其意，高欢卒后，以渤海王封赠齐王，谥献武王，胡三省以为“高氏本勃海人，渤海故齐地也，国遂号曰齐”，或即高欢封赠齐王之意，高洋既为始封之君，庙号宜为太祖，而太祖未出居正位，尚在亲庙之中，故仅立四庙。高澄进爵齐王，《隋志》载高澄所立宗庙神主，“后齐文襄嗣位，犹为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贞公、王祖太师文穆公、王考相国献武王，凡四庙”。而高洋仅称谥号，尚未追上太祖庙号。兹据《隋志》，并依《魏书·高湖传》《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所录高欢先世世系，列宗庙神主见表1。
（二）高洋设定太祖二祧庙
东魏太庙制度沿承北魏七庙格局，至高洋称帝，取东魏而代之，东魏七庙神主迁出宗庙。《资治通鉴》载“齐主（案：文宣高洋）初受禅，魏神主悉寄于七帝寺”，所谓七帝寺应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至宣武帝景明二年（501）间僧晕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市）所立七帝寺，各建三丈八弥勒像，胡三省注谓“以寄魏七庙神主，故谓之七帝寺”，并非允当。北齐高洋既受东魏禅，诸侯宗庙升格为天子宗庙，故宗庙神主由四庙增为七庙。
1.天子七庙的确立
《隋书·礼仪志》云：
文宣帝受禅，置六庙：曰皇祖司空公庙、皇祖吏部尚书庙、皇祖秦州使君庙、皇祖文穆皇帝庙、太祖献武皇帝庙、世宗文襄皇帝庙，为六庙。献武已下不毁，已上则递毁。并同庙而别室。既而迁神主于太庙。文襄、文宣并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庙，众议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庙。
《隋志》所记高洋践祚后所定庙制，《通典》《册府元龟》所载略同，仅六庙神主，而《隋书·音乐志》载武成帝时所定庙乐又有“曾祖太尉武贞公”，或据此以为《隋志》所谓六庙应作七庙。而《隋书·礼仪志》此处有脱文，自然无疑，以文襄时所立四庙有太尉武贞公神主，即足以明之，而若以文宣在天保元年己立七庙神主，又未必精确。
依《隋志》所载，高洋先立六庙，而后“迁神主于太庙”，文襄高澄神主则“至二年（案：天保二年）秋，始祔太庙”，故高洋践祚之初，先升祔六庙神主入宗庙，文襄神主至天保二年始祔入宗庙。《隋志》所记正与《北齐书》相印证，《北齐书·文宣纪》载天保元年（550）五月己未，“诏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皇帝，妣为文穆皇后，皇考献武王为献武皇帝，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祖宗之称，付外速议以闻……甲戌，迁神主于太庙”，又载天保二年十月“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庙”，据此，可知《隋志》所谓文襄神主祔太庙时日在“二年秋，始祔太庙”，应为“二年冬”之误。
今综合《隋志》《北齐书》更进而推知，天保元年五月己未，高洋追尊其兄文襄王高澄为文襄皇帝，至同年五月甲戌，高洋“迁神主于太庙”，即《隋志》所谓“文宣帝受禅，置六庙”，但文襄神主并不在六庙之中，故六庙神主依次为司空公、吏部尚书、秦州使君、太尉武贞公、文穆皇帝庙、太祖献武皇帝庙，至天保二年十月，文襄神主祔入太庙，北齐宗庙始为七庙。
《隋志》载高树生爵号在文襄时期尚为文穆公，至高洋天保元年五月己未，“诏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皇帝”，若《隋志》所载不误，则在武定五年至天保元年之间，高树生爵号曾由公升格为王。姑列文宣高洋时期（天保二年以后）宗庙神主见表2：
2.太祖二祧庙与郑玄学说
北齐庙制之变更，在于由诸侯四庙升格为天子七庙。高洋既受魏禅，又在四庙神主之前，增以先祖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神主祔于宗庙，以合乎“天子七庙”格局，北齐宗庙格局至此实现由诸侯四庙至天子七庙的转变。
在宗庙神主上，太祖位居显要地位，故择定太祖尤为关键。高欢有开国之功，文襄时立四庙神主，崔昂等人即有“今献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之说，即以高欢为太祖，而文襄居相位时未上高欢太祖庙号。高欢庙号太祖为天保元年高洋称帝后所追尊。北齐宗庙由此形成太祖六亲庙格局。
北齐七庙神主迁祔原东魏宗庙，宗庙格局仍为同殿异室，而北齐邢卲撰《献武皇帝寺铭》，学者疑“献武皇帝寺”即献武皇帝庙，但名为“献武皇帝寺”，并非高洋之庙，应为供奉高洋石像之佛寺，以上文所举北魏所立七帝寺以及唐代寺院往往供奉皇帝素像，均足以明之。而邢卲《献武皇帝寺铭》云：“惟睿作圣，有纵自天。匡国庇民，再造区夏。功高伊、吕，道迈桓、文……永寄将来，传之不朽。”邢卲此铭，未详撰年。所谓“永寄将来，传之不朽”云云，即以高欢为太祖，万世不祧。
高欢神主既立为太祖，而太祖以下，又有不祧庙。《隋志》云“献武已下不毁，已上则递毁”，推究其意，太祖献武皇帝以上神主亲尽迁毁，太祖以下又有不毁庙，《隋志》未载献武以下不祧庙作何？高明士先生以为高洋所立宗庙神主，以太祖献武、世宗文襄为不毁庙，并无确据。而高洋所设立宗庙格局源出魏收等人议定，不妨据魏收所定庙制以推论之。
《北齐书·儒林传·李铉传》载李铉初为太学博士，“天保初，诏铉与殿中尚书邢卲、中书令魏收等参议礼律，仍兼国子博士”，而颜之推《颜氏家训》略载魏收议定宗庙建置之事。
《颜氏家训·勉学》云：“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批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颜氏家训》所载此事，缪钺先生《魏收年谱》次其年在齐后主天统五年，然是时北齐宗庙已确立基本规制，已无必要重新议定宗庙建置。颜之推自西魏奔北齐，时在文宣天保七年，而颜之推《颜氏家训》追记此事，颇疑当与天保元年魏收与太学博士、国子博士等议定北齐宗庙建置相关。
《汉书·韦玄成传》载西汉韦玄成等议定天子七庙，“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当亲尽而毁。”据此奏议，可知韦玄成等所议宗庙格局为太祖二祧四亲庙，而高洋所置宗庙格局，当与韦玄成说相类。北齐博士未知《汉书·韦玄成传》“得证经术”，足见北学之荒疏。若据韦玄成之说，北齐庙制应为太祖二祧四亲庙，此即高洋所设定庙制格局，即至太祖献武神主出居首位之时，北齐庙制形成太祖二祧四亲庙序列。而郑玄庙制说，又与韦玄成说相契。故文宣帝高洋在践祚之后，所行庙制，可以说在经学理论上主要依据郑玄学说。而高洋设定宗庙为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此与北魏孝文帝所定庙制格局以及东魏宗庙建置极为相类，又可谓近承北魏、东魏旧制。
三、北齐太祖二祧庙的更定与确立
文宣高洋择从郑玄学说，承用北魏、东魏旧制，确立宗庙建置为太祖（高欢）二祧四亲庙。宗庙神主序列与皇位传承次第相一致，而北齐兄终弟及制的盛行，也使得北齐宗庙所立二祧不得不突破兄弟异昭穆原则，顺次以高澄、高洋神主为二祧，而武成高湛为确立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度，重新更定太祖二祧庙，北齐宗庙格局因之一变。
（一）孝昭帝时期所立三祖庙
乾明元年（560）二月，高洋崩，而史籍所见高洋谥号、庙号因经武成帝、齐后主改易（详见下文），颇为淆乱。齐废帝高殷即位以后，高洋谥号、庙号作何，今本《北齐书》《北史》语焉未详，而《册府元龟》载“废帝乾明元年二月上文宣皇帝尊谥，庙号高祖”，颇为关键，正补《北齐书》《北史》所未备。更据《北史·魏收传》载“文宣谥及庙号、陵名，皆收议也”，缪钺先生《魏收年谱》次此事于文宣天保十年（559）十月，据上引《册府元龟》之文，不妨更为齐废帝乾明元年春,即高洋谥号、庙号、陵号皆从魏收奏议。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以为“乾明初，上谥号曰高祖文宣皇帝”，今人周一良先生据北齐《赵道德墓志》推断乾明初所上高洋庙号高祖，虽均未引据《册府元龟》，所论堪称卓识。依文宣高洋所设定宗庙迁毁原则，文宣神主迁祔宗庙，司空公高庆亲尽迁毁。兹列齐废帝时期宗庙神主见表3：
齐废帝乾明元年八月，孝昭帝高演以夺嫡而入居大统，改元皇建。依据文宣所定宗庙格局，太祖神主以下有两庙为不祧庙，齐废帝居皇位时日短促，未详是否以文襄、文宣为不祧庙。而孝昭帝时期宗庙建置有三祖庙，值得注意。
《北史》载孝昭帝皇建元年（560）“九月壬申，诏议定三祖乐”，同年十一月，“有司奏太祖献武皇帝庙宜奏《武德》之乐，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庙宜奏《文德》之乐，舞《宣政》之无；显祖（案：当作高祖）文宣皇帝庙宜奏《文正》之乐，舞《广大》之舞”，孝昭帝准其奏，而后为太祖、世宗、高祖三庙，确立功臣配享名录。
孝昭帝时宗庙神主凡七，而孝昭帝独为太祖献武、世宗文襄、高祖文宣设立庙乐，太祖献武以上先祖神主则无之。若遵循孝昭为三祖制定庙乐及确立功臣配享名录之意，或当以太祖、世宗、高祖为三不祧庙。文襄、文宣既为兄弟，若以文襄、文宣为二祧庙，则北齐昭穆制度不免淆乱。孝昭帝欲废止兄终弟及制，以嫡子高百年为太子，而所立二祧庙仍遵从兄终弟及制的现状，并未有意予以更定。
（二）武成、齐后主改定庙制与重定三祖庙
1.武成帝时期的宗庙格局
皇建二年九月，齐废帝遇弒，同年十一月，孝昭帝崩，遗诏其弟高湛继位，终未能废止兄终弟及制。武成帝高湛入统大位，改元大宁，《北史》载大宁元年（561）闰十二月癸卯，武成上孝昭谥号，据此可知，孝昭神主在武成践祚之初升祔宗庙，而《北史》《北齐书》孝昭本纪未载孝昭庙号。周一良先生据《北齐书》相关列传（如尉瑾、冯子琮、唐邕、白建、皮景和、鲜于世荣、綦连猛等传）称孝昭为“肃宗”，故推断孝昭庙号肃宗。《隋书·音乐志》载武成之时，所定庙乐有“肃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休德》之舞”，据此，孝昭帝庙号肃宗，应为武成帝大宁元年所上。而《北史》又载武成帝大宁二年葬齐废帝于“武宁之西北，谥闵悼王”，不以天子礼，故齐废帝神主在武成帝时当未升祔宗庙。然武成帝践祚之初宗庙神主作何，仍有疑义。
武成时期宗庙建置，《隋书·音乐志中》云：
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三朝之乐……其四时祭庙及禘祫皇六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书、高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贞公、祖文穆皇帝诸神室，并奏《始基》之乐，为《恢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乐，为《宣政》之舞。显祖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乐，为《光大》之舞。肃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休德》之舞。
《隋书·音乐志中》所载庙号不免紊乱，文中所载既为高湛时期庙制，而高欢庙号高祖，谥号神武皇帝，此在齐后主天统元年改制之后，高洋庙号显祖，谥号文宣，又为齐后主武平元年十月所上。
《隋书·音乐志》所记武成时期宗庙雅乐有司空公、吏部尚书、秦州刺史、太尉武贞公、文穆皇帝、高祖神武皇帝、文襄皇帝、显祖文宣皇帝、肃宗孝昭皇帝，凡九庙神主。《隋书·音乐志》所载北齐宗庙雅乐自司空公高庆始，此与文宣高洋所立宗庙神主相同。而若仅据《隋书·音乐志》，未综合分析相关文献，则极易作出相关推论，即武成时期凡九庙神主，北齐宗庙神主并无迁毁制度。但文宣践祚之后，已拟立宗庙迁祔之制，且在齐废帝时司空公高庆神主已迁毁，如循此意，武成时期若仍有毁庙制度，孝昭帝神主升入宗庙，则吏部尚书高泰亲近迁毁，兹暂据此说，列武成初期宗庙神主见表5：
据表5，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神主既已迁毁，则武成时期似不当仍有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宗庙雅乐，而《隋书·音乐志》仍存之，此或为北齐宗庙在武成时期无毁庙制度之证。但此说乃以时享宗庙为推论依据，时享宗庙时所祀均为未毁主，而《隋书·音乐志》所载庙乐为“四时祭庙及禘祫”，“禘祫”二字不宜忽视。
若谓武成时期北齐宗庙无迁毁制度，则武成时期宗庙神主凡九，而此说与北齐宗庙神主进献次第不合。《隋书·音乐志》载北齐进献宗庙神主次第，“皇帝初献皇祖司空公神室”“皇帝初献皇祖吏部尚书神室”“皇祖初献皇祖秦州使君神室”“皇帝献太祖太尉武贞公神室”“皇帝献皇祖文穆皇帝神室”“皇帝献高祖神武皇帝神室”“皇帝献文襄皇帝神室”“皇帝献显祖文宣皇帝”，据此文，可知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秦州使君高湖均为“初献”，高谧以下为“献”，进献次第判然有别。
宗庙时享进献制度，《大唐开元礼》依先祖神主先后次第依次进献。若据此理，北齐进献九庙神主次第，当与此不异，何故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秦州使君高湖先献，高谧以下始依次进献？或可谓此为武成帝所定新制，不免含混了事。而若以禘祫制度解之，北齐宗庙进献次第有别现象即与毁主及未毁主有关。
北齐具体所行禘祫制度，限于史籍阙如，究从郑玄学说，抑或王肃学说，尚不尽明晰，但无论郑玄禘祫说，抑或王肃禘祫说，均涉及进献毁主。《宋书·礼志》载刘宋殷祭（即禘祫）仪节，“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所谓“神主悉出庙堂”，即毁主、未毁主均在其列。而北齐禘祭或祫祭毁主时，自然仍有宗庙雅乐。故若依据宗庙迁毁原则，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神主在武成帝时虽已迁毁，而禘祫时仍祭其神主，故武成时期仍进献两庙神主，此与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两神主为毁主，并不相悖。故《隋书·礼仪志》载北齐皇太子冠礼，“皇太子冠，则太尉以制币告七庙”，而不言九庙，此即北齐庙制为七庙之力证。至于《隋书·音乐志》所载进献次第问题，今更疑《隋书·音乐志》所载“初献”司空公高庆、吏部尚书高泰、秦州使君高湖神主，当属高湖神主迁毁之后，禘祫时先进献毁主仪节，即《隋书·音乐志》所载“初献”云云，乃齐后主时期（武平元年之后）之制。
2.天统改制与太祖二祧庙的更定
河清四年四月武成壮年禅位皇太子高纬，退居太上皇帝。高湛虽居太上皇之位，仍操控军政大权，在高湛主导下，北齐宗庙格局又有所更定。
《北史》载齐后主天统元年十一月，“己丑，太上皇帝（案：武成帝）诏改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皇帝，庙号高祖，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其文宣谥号委有司议定”，又载同年十二月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为威宗景烈皇帝”。
据《北史》所载，天统元年改定庙号及谥号凡有两阶段，分别在天统元年十一月及十二月，其要有三：（1）高欢谥号由献武皇帝更为神武皇帝，庙号由太祖降格为高祖；（2）神武明皇后娄氏谥号由献明皇后更为武明皇后；（3）高洋谥号由文宣皇帝改为景烈皇帝，庙号由高祖降格为威宗。
然则，《北史》所载，犹有未备。高祖初为高洋庙号，而武成高湛更以高欢为高祖，此后又以高洋降格为高祖。若据此说，则太祖庙号阙焉。学者更谓武成高湛意在确立“高祖、世宗、世祖三庙”为不祧庙，实则忽略高湛更定太祖问题。
《隋书·音乐志》载武成帝所定宗庙歌辞，有“皇帝献太祖太尉武贞公神室，奏《始基乐》《恢祚舞》辞”“皇帝献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乐》《昭烈舞》辞”之文，《隋书·音乐志》所记此两条，弥足珍贵，据此可知天统元年改高欢庙号高祖之后，又以武贞公高谧升格为太祖。兹列天统元年改制之后，北齐宗庙神主见表6：
武成帝改易其先妣谥号，未知源出何人所议，而高欢、高洋庙号及谥号之降格，均出自祖珽议定。《北齐书·祖珽传》载“武成于天保世频被责，心常衔之。珽至是希旨，上书请追尊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为威宗景烈皇帝，以悦武成，从之。”《北史》以武成改易高欢、高洋庙号，凡两阶段，《北齐书·祖珽传》概言此事，时间不免淆乱，而武成改易先考、先兄庙号、谥号，源出祖珽所议，应无疑义。
高洋所设立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以太祖献武为不祧庙，太祖以下有两不祧庙，但太祖以下宗庙神主何者立为不祧庙，或当与开国创业之功相关。帝王庙号，或称祖，或称宗。高洋议定庙号时，“祖宗之称，付外速议以闻”，而后又上文襄庙号为世宗，以宗而不以祖。而祖珽奏议更易高洋庙号由高祖降格为威宗，即与祖、宗称号相关。
帝王庙号祖、宗之称，初均为不祧庙之名。萧梁崔灵恩《三礼义宗》以为“祖者，始也；宗者，尊也”，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云：“祖，始也，言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而在祖宗之称泛化之后，无论庙号称祖或称宗，均有可能亲尽迁毁。《旧唐书·礼仪志》载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太常博士王泾议云：“礼经‘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毁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汉、魏已降，虽曰祖宗，亲尽则毁，无功亦毁，不得行古之道也”。汉魏以下祖、宗之称既非祧庙、不祧庙之别，而高湛改定庙号，其意则在于以祖、宗之称判别不祧庙。
《北史·齐本纪》载“及武成时，（祖）珽被任遇，乃说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称文？既非创业，何得称祖？若宣帝为祖，陛下万岁后将何以称？’武成溺于珽说，天统初，有诏改谥景烈，庙号威宗。”若据祖珽“既非创业，何得称祖”之说，唯创业之祖，庙号始可称祖，而高谧为高欢之祖，未建功立业，庙号太祖，两者自相左。推究祖珽“若宣帝为祖，陛下万岁后将何以称”之意，可知高湛以宗庙庙号称祖即为不祧庙，称宗则为迁庙。高洋庙号既降格为宗，故天统二年改制之后，不祧庙有二：太祖高谧、高祖高欢。至武成百年后，上庙号称祖，合高谧、高欢神主，即为三不祧之祖。
高湛以庙号称祖始为不祧庙，并非无由。曹魏明帝景初元年（237）采用郑玄学说，立太祖魏武帝、高祖魏文帝，并自立庙号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此即顾炎武所谓“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曹魏所确立三祖庙为三不祧庙，又为北魏孝文帝改定庙制所继承，孝文帝宗庙改制，先以太武帝、献文帝庙号分别由世宗、显宗加隆为世祖、显祖，而后以太祖道武帝、世祖太武帝、显祖献文帝为三不祧庙。高湛议立三祖为不祧庙，或即沿承北魏旧制。
高湛自以不迁主自居，则高湛崩后庙号自当称祖。高湛崩于齐后主天统四年十二月，齐后主上其谥号武成皇帝，庙号世祖，可谓遵循高湛立庙本意，故北齐三不祧庙至此形成。
3.改定庙号之余波
《北史·魏收传》载齐后主武平元年（570），“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收奏请赵彦深、和士开、徐之才共监”，而据《旧唐书·经籍志》《册府元龟》《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赵彦深撰《北齐吉礼》七十二卷，可知北齐吉礼由赵彦深分任监修，故《北齐吉礼》题赵彦深之名。
魏收既任尚书右仆射，又奏请赵彦深等监修，或与赵彦深曾出任尚书令相关。赵彦深自杨愔卒后，即以中书令代理机务，《北史》杨愔本传谓：“遵彦死（案：遵彦为杨愔字，卒年在乾明元年），仍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总机务”，至天统三年六月，太上皇高湛诏令赵彦深为尚书令，而《北齐书·祖珽传》所称“赵令”，即代指尚书令赵彦深。
赵彦深既主修吉礼，并非徒具空名，高洋庙号又经回改。《北史·齐本纪》：“武平初，赵彦深执政，又奏复帝本谥，庙号显祖云”，所谓“赵彦深执政”，意即赵彦深出任尚书令，又据《北史·齐后主纪》载武平元年十月，“复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为显祖文宣皇帝”，综合此两者，可知武平元年恢复高洋谥号及改定庙号，均出尚书令赵彦深奏议。
高洋既为北齐开国之君，而其神主非不祧庙，庙号亦为武成降格，故赵彦深恢复高洋本谥奏议，无疑具有正名的初衷。围绕高洋庙号改定问题，《北齐书》《北史》皆称高洋庙号显祖，或高洋庙号至武平元年赵彦深奏议即告终结，而史籍中又有异说。
宋刊本《册府元龟》载：“武平元年十月己丑，复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显祖文宣皇帝”，与《北史》所载略同。而明刊本《册府元龟》作“武平元年十月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显宗宣皇帝”，较之宋刊本，“宣”字前脱“文”字，但齐后主所定高洋庙号“显宗”，而非“显祖”。
明刊本《册府元龟》高洋谥号“显祖”作“显宗”，或属明刊本之失误，而高洋庙号“显宗”，并非仅明刊本《册府元龟》如此，《隋书·礼仪志》亦有此类现象。《隋志》云：“后齐以孟夏龙见而雩，祭太微五精帝于夏郊之东……于其上祈谷实，以显宗文宣帝配”，而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引《五代志》（此处代指《隋书·礼仪志》）作“显祖文宣帝”。史籍中偶见高洋庙号显宗问题，具体缘由不易确知。若非史籍所记文字讹误，或即齐后主武平二年（571）之后祖珽执政追改所致。兹列齐后主武平元年之后，北齐宗庙神主见表7。
高洋虽经恢复本谥，庙号显祖（或显宗），且其神主又配祀雩祭，但北齐不祧庙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即太祖高谧、高祖高欢、世祖高湛仍位居不祧庙之列，高洋神主仍为毁主。
四、延伸讨论：北齐改定太祖的政治意义
在皇权主导下，北齐太祖二祧庙多所更定，至齐后主武平初年最终确立。而在北齐太祖二祧庙确立过程中，太祖亦有改易，由始封之君高欢更作高谧，而高谧即为史家讨论高齐伪造世系关键性人物。
史籍中所见高齐世系，以《魏书·高湖传》《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今本《北齐书·神武纪》原阙，后人以《北史》补之）所记最详，缪钺先生据《魏书·高湖传》所载高谧卒于孝文帝延兴二年（472）九月，而高谧长子高树生生年即在高谧卒年，若据此推论，高树生应为高谧遗腹子，而《魏书》又载“树生弟翻”，两者适相抵牾，缪先生又推论云：“盖高湖、高谧乃渤海高氏，入仕魏朝，高谧或本无子嗣，高欢乃塞上鲜卑或汉人久居塞上而鲜卑化者，既贵之后，伪造世系，冒认高谧为祖，谓其父树生为谧长子，以附于渤海高氏之名族。魏收于齐文宣帝天保中修《魏书》，即据此伪托之世系写入。”
依缪先生所论，高欢伪造世系，托名高树生为高谧之子。以行辈而论，高谧为高洋之祖，陈寅恪先生则不以缪说为然，“远祖可冒认，三代以内要冒认是不可能的”。以近年出土孝武帝永熙二年（533）《高树生墓志》所记世系及学者对高欢家世族属的讨论，再次证实陈说的准确性。而《魏书》成于魏齐革命之时，《魏书》高谧本传仅概言其生平，并无神格化倾向。若据《魏书》所载高谧事迹记年未安，进而推论北齐世系源出高欢所伪造，或不尽合乎情理。
史籍所载年月多误，陈垣先生曾议清人汪中《述学》所记生平月日多误，《魏书》亦不免此失。如《魏书·崔玄伯传附崔宽传》载“祖彤，随晋南阳王避地陇右，遂仕于沮渠、李暠”，而据《晋书·怀帝纪》，知南阳王模遇害时在永嘉五年（311）八月，此与北凉沮渠政权（401—439）、西凉李暠政权（400—417）在时间上有较大偏差。《魏书·高湖传》所载相关事迹年月不合，或与史家所撰传记年月失考相关。
太祖或为受命之主，或为始封之君，齐后主天统元年武成高湛追尊高谧为太祖，而以《魏书》所记高谧生平，仅略言其履历：
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专典秘阁。肃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秘书郎。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显祖之御宁光宫也，谧恒侍讲读，拜兰台御史。寻转治书，掌摄内外，弹纠非法，当官而行，无所畏避，甚见称赏。
《魏书》经始于文宣天保元年，至孝昭帝皇建元年始公开，齐后主天统二年又敕魏收改《魏书》，故《魏书·高湖传》也应经过屡次修改。而今本《魏书》高谧本传虽讳言高谧“坐法徙居怀朔镇”，但竟无任何文字反映天统元年追尊高谧为太祖之事。
今本《魏书》高谧本传所载高谧生平无神格化倾向，而高谧并非受命帝，更非始封之主。而高湛何故追尊高谧为太祖？限于史料较为缺乏，具体成因不易究诘。《资治通鉴》谓高谧徙居怀朔镇之后，“世居北边，遂习鲜卑之俗”，可谓促成高氏鲜卑化之先祖。
而《隋书·音乐志》载太祖高谧雅乐歌辞云：
兆灵有业，潜德无声。韬光戢耀，贯幽洞冥。
道弘舒卷，施博藏行。缅追岁事，夜遽不宁。
据其辞义，高湛追尊高谧为太祖，并非在于高谧为受命帝或始封之主，而在于彼北徙怀朔镇，韬光养晦，开启北齐之基业。在北齐、北周争正统之下，高湛追尊孝文帝时期高谧为太祖，其意也在于明确北齐继北魏而起，其政权正统性直接源出北魏。
高湛既已追尊高谧为太祖，而高欢在宗庙中地位未减。高欢庙号虽由太祖易为高祖，而其谥号则由“献武”更为“神武”。“献武”有拱卫东魏皇室之意，而“神武”语出《周易·系辞上》“古之聪明叡知，神武而不杀者夫”，以凸显高欢之神威。高欢神主在宗庙中的地位，虽名义上亚于太祖高谧，而其地位并未降低。原文襄、文宣的配享功臣（如高岳、潘相乐等十人），在齐后主天统四年正月诏令统归高欢神主之下。
此外，高欢在郊祀中地位亦未经改定。天统改制既追遵高谧为太祖，而高谧神主并非郊天配享帝，北齐祀南郊或圜丘，仍以高欢配享。《隋书·音乐志》载武成帝所定郊祀圜丘及祀明堂雅乐，均言及“太祖配饗”之事，而所谓太祖仍即高欢。如北齐祀明堂歌辞言：“我惟我祖，自天之命。道被归仁，时屯启圣。运钟千祀，授手万姓。夷凶掩虐，匡颓翼正。”所述应即高欢之匡辅东魏孝静帝之功业，由于北齐已更定太祖，而武成制定郊庙雅乐，或在天统改制之前，故仍称高欢庙号作太祖。由此可知，高欢庙号虽为高祖，而在郊庙中仍居重要地位。
太祖在郊庙中位居显要，即在宗庙中位居独尊地位，又在郊天中为配享帝。而北齐太祖在郊庙中的显要地位为天统改制所突破。天统改制之后，北齐宗庙中太祖高谧与高祖高欢的地位关系较为微妙，在宗庙制度史上实属罕见之例，而其背后则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学者谓武成、齐后主以原文襄高澄、文宣高洋配饗功臣统属高欢神主，其意在否定前此北齐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模式的合法性，确立神武-武成-后主的父死子继制度。此说固然可从。而武成高湛更进而以高谧为太祖，并以其父高欢及己身神主为不祧庙，其意在建立高谧-高树生-高欢-高湛-高纬的皇统传承谱系，以此彰显皇位传承的合法性。
在太祖庙号升降过程中，天统改制直接关涉宗室内部政治利益。北齐高氏原为汉人而鲜卑化，较为注重宗族血缘关系。高欢建义信都，亦赖其宗族内部如异母弟高琛、从叔高盛、从叔弟高岳等的襄助。至魏齐革命之后，文宣高洋封皇弟（如高演、高湛等十三弟）、皇侄（高孝瑜、高孝琬）以及宗室高岳、高归彦、高思宗、高良弼、高普、高子瑗、高显国、高叡、高孝绪等（高湖之子孙），且无论有军功与否，均封为郡王，（北齐宗室世系见图2）由此形成北齐政治统治集团。
说明：1.图2据《魏书·高湖传》及《北史·齐宗室诸王传》而制作。2.自高洋起，北齐皇位继承次第以数字标之。3.高欢、高湛、高纬之子嗣，暂不具列。
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北齐皇帝与宗室关系相对微妙：北齐皇位继承制度由于兄终弟及制的盛行，高氏皇族内兄弟叔侄之间多猜忌与残杀，成为突出的政治现象。但北齐宗室文治武功兼备，在政治和权力上享受待遇，声望甚高的尚书省长官，往往由宗室出任，而高岳、高盛、高劢、高归彦、高长恭等典兵领军，驰骋疆场。故北齐在处理宗室问题上，处于一种相对矛盾的心态：一方面防范宗室势力过于膨胀，以免威胁皇权；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笼络宗室，以拱卫皇室。在天统改制之前，武成高湛先后屠戮皇侄高绍德、高孝瑜、高百年，削弱宗室势力。而武成高湛重定太祖庙号，又未降低高欢在郊庙中的地位，也有笼络宗室之意。高洋作为开国之君，其神主由不祧庙降为毁庙，在宗庙中的地位大为削弱，较有可能引起高洋子嗣的非议。而高洋五男（废帝高殷、高绍德、高绍义、高绍仁、高绍廉）在天统改制之时仅范阳郡王高绍义尚在，势力已属微弱，不足以形成宗室分裂之势。在武成高湛改易庙号之前，北齐宗庙神主以太祖高欢为最尊，宗室亲疏远近也以太祖为界限，而武成高湛改以高谧为太祖，太祖世次由高欢上推二世，高树生、高翻之子嗣高琛、高叡、高岳、高劢等均化身太祖之苗裔，高真、高各拔、高稚之子孙也由疏转为亲，血缘关系得以拉近，从一侧面显示出武成高湛笼络宗室的初衷。
五、结 语
在北齐庙制问题上，学者以为“北魏和北齐（案：指庙制）用王肃学说”，而北魏庙制并未尽遵王肃学说，北齐宗庙格局也与王肃学说无涉。文宣高洋践祚之后，北齐庙制实现由诸侯四庙到“天子七庙”的转变，并依郑玄庙制说，确立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而在北齐皇位继承制度由兄终弟及制向父死子继制的转变过程中，作为重要神主序列的太祖二祧庙，呈现出由孝昭帝所定三祖庙（高欢、高澄、高洋）更为齐后主武平元年三祖庙（高谧、高欢、高湛），三祖庙的最终确立也成为北齐皇位继承制度基本建立的显著标志。
齐后主武平初年所立三祖庙，不过承用武成高湛天统改制之意，并使之在制度上得以确立。高洋确立始封之君高欢为太祖，太祖在郊庙中居于显要地位，而武成高湛以高谧北徙怀朔，开启北齐之功业，故追尊高谧为太祖，但武成高湛庙号改制突破太祖在郊庙中独尊性原则，高欢庙号虽降格为高祖，而高欢神主在郊庙中地位并未降低。北齐庙制不拘于传统旧制，具有自身特殊性，无疑为武成高湛为在制度上确立太祖高谧-高树生-高祖高欢-高湛-高纬的皇位传承谱系的反映。武成高湛以高谧为太祖的具体原因，限于史料有限，其意或又在于以北齐正统性直接源出北魏，而武成高湛更以高谧为太祖，太祖世次由高欢上推二世，拉近宗室血缘关系，显示出武成高湛笼络宗室的初衷。
北齐太祖二祧庙的最终确立，拉动了前此相对紊乱的昭穆制度形成新的序列。《隋志》载“文襄、文宣并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庙，众议不同”，即文宣高洋初未迁祔文襄高澄神主入宗庙，高澄、高洋俱为高欢之子，而高洋以兄弟同昭穆为原则，欲别为文襄高澄立庙，但此后文襄高澄神主仍迁入宗庙。而孝昭帝遵行既成事实，以太祖高欢、世宗高澄、高祖高洋为不祧庙，无疑使兄弟异昭穆原则在制度上得以确立。而高湛改定太祖，不免出于私意，但追尊高谧为太祖，以高祖高欢及己身为不祧庙，改定孝昭帝所定三祖庙，在制度上明确兄弟昭穆相同，并以此凸显父死子继制的正当性，客观上也有助于解决北齐昭穆制度的紊乱问题。
赵永磊：《神主序列与皇位传承：北齐太祖二祧庙的构建》，《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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