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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号出现考
发布时间: 2020/9/5日    【字体:
作者:王连龙
关键词:  “日本”国号 中日关系  
 
 
“日本”国号问题一直是东亚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但因相关史料有限,及其使用角度差异等原因,还存在着较多争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发现的唐代百济人《祢军墓志》中出现了“日本”字样,引发了“日本”国号问题的新一轮讨论。今拟以《祢军墓志》为出发点,引证中国、日本及朝鲜古代文献记载,对“日本”国号问题略作考证,以期于中日关系史及相关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一 《祢军墓志》中的“日本”
 
祢军墓志[1],2011年出土于西安近郊,现藏西安博物院。据墓志所载,百济人祢军为中原移民后裔,出自山东祢氏,世袭佐平,为百济望族。显庆五年(660年),唐王朝平灭百济,祢军归诚,被授予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
 
墓志在历述祢军世系荣耀,以及归诚授官之后,接云其出使日本相关事迹,志文中出现“日本”。为行文之便,誊录志文如下:
 
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甿,负盘桃而阻固。万骑亘野,与盖马以惊尘;千艘横波,援原虵而纵沵。以公格谟海左,龟镜瀛东,特在简帝,往尸招慰。公侚臣节而投命,歌皇华以载驰。飞汎海之苍鹰,翥淩山之赤雀。决河眥而天吴静,凿风隧而云路通。惊鳧失侣,济不终夕,遂能说畅天威,喻以禑福。
 
为稳妥起见,避免简单的对号入座和羌无故实地章句,本文希望将“日本”置于墓志语境中,进行具体的分析。
 
从篇章主旨来看,整个段落都在描述祢军出使日本事件。这在志文中几个关键词汇上有明显体现:“简帝”,“简在帝心”之省,语出《论语·尧曰》“帝臣不蔽,简在帝心”,以喻为君主所知。“招慰”,义指招抚,语例见《后汉书·班超传》“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臣节”,人臣节操。《汉书·路温舒传》有谓“诏书令公卿选可使匈奴者,温舒上书,愿给厮养,暴骨方外,以尽臣节”。“皇华”,《诗·小雅》篇名,《序》云:“《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略加分析,即可看出这些词汇均与使者有关。至于“说畅天威,喻以禑福”云云,更是歌颂使事功绩。
 
关于祢军出使日本事,《日本书纪》[2]、《海外国记》[3]等有明确记录,也得到学者承认。相比之下,墓志用近150字,祢军生平事迹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出使日本事,显然将其视为祢军重要功绩之一。如果将时间追溯至麟德元年(664年),这次出使日本确实意义非常。显庆五年(660年),唐王朝灭百济后,迁其王室贵族于长安,析其国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长治之,命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城,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寻文度病卒,百济僧道琛、旧将福信率众据周留城以叛,遣使往日本,迎立扶余丰为王,掀起复国运动。后福信杀道琛,扶余丰又诛福信,与高句丽、日本连和,反抗唐王朝统治。据《旧唐书·刘仁轨传》所载,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唐军“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史称“白江口之战”。后唐军又破周留城,将百济复国力量消灭殆尽,扶余丰只身逃亡高句丽。作为事件的另外一个参与者,日本在白江口之战溃败后,恐唐王朝追罚,于岛内构建工事,婴城自守。经此一役,海东政治格局发生彻底变化:百济彻底灭国,新罗伺机而动,唐王朝的两大敌对势力日本和高句丽都退守自保。恰在此时,祢军等连续出使日本,使命之重,可想而知。
 
关于祢军出使背景,《祢军墓志》也有一定的暗示和明喻,有助于探讨“日本”含义所在。如“万骑亘野,与盖马以惊尘;千艘横波,援原虵而纵沵”句中,“盖马”与高句丽相关,“千艘”义谓日本战船,是可以确定的。换言之,二者分别喻指来自陆地高句丽和海上日本对“原虵”百济的援助。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军事援助的两个来源,据扶桑以逋诛的“日本余噍”,以及负盘桃而阻固的“风谷遗甿”,自然分别代指日本和高句丽。虽然墓志文辞简略,但也大体勾勒出了祢军出使日本的前因后果:白江口之战后,虽然日本和高句丽固守本土,但考虑到在二者曾经“万骑”“千艘”军事援助,具有“格谟海左,龟镜瀛东”外交才能的祢军,于日本“往尸招慰”,“说畅天威,喻以禑福”。这大体与上面传世文献所载相吻合。更为重要是的,作为点睛之笔的“往”字,恰到好处地连接了祢军出使的前因和后果。如果,“日本”“风谷”不是指日本和高句丽,而是百济或者其他地方,姑且不说百济已经消亡,在事件的逻辑关系上也很难说通吧。
 
当然,“日本”还存在着其他含义,是不能否认的。作为曾经的方位名词,不唯“日本”,“扶桑”“风谷”“盘桃”等词汇也存在着泛指的情况。所以,脱离墓志语境,单独地去分析传世文献中这些名词的含义,对探讨《祢军墓志》中“日本”作用有限。实际情况是,《祢军墓志》中不仅出现了“日本”相关词汇,而且这些词汇还存在着固定搭配。首先,“日本”与“扶桑”相互对应。众所周知,“扶桑”见于《离骚》、《山海经》、《论衡》等文献中,泛指东方,即盛产东方神木的东方假想国。据传世文献所载,自唐代中期开始,“扶桑”与“日本”在方位上逐渐趋同,进而互相代指。如许兰《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归到扶桑国,迎人拥海堧。”唐时日本诗人也自称“日本”为“扶桑”,岛田忠臣《夏夜于鸿胪馆饯北客归乡》即言“行李礼成回节信,扶桑恩极出蓬壶”。这都是“扶桑”与“日本”相搭配的例证,兹不类举。其次,“风谷”与“盘桃”形成关联。“风谷”,风所生之谷。《老子》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盘桃”,又作蟠桃,神话中之仙桃,食之可延年益寿,或谓秦徐福东渡沧海所求长生之果。此二者均与高句丽有关,这一点在与《祢军墓志》性质相同的高句丽移民墓志中多有体现。如《泉男生墓志》追溯世系:“三岳神府,十洲仙庭。谷王产杰,山祇孕灵”。《高质墓志》也提到高句丽先祖“沧海谷王,廓长源而绕地”。至于“盘桃”,也存在《泉男生墓志》“遂使桃海之滨,隳八条于礼让”,《泉男产》“力制蟠桃之俗”等文句。相比祢军使日背景的外证,墓志文中“日本”关联词汇的固定搭配使,为“日本”代指倭国提供了内证。
 
此外,“日本”字样出现于唐代碑志材料中,已有先例,并非孤证:台北文物市场所见先天二年(713年)《杜嗣先墓志》即存在“日本来庭”[4]之语。不独有偶,2004年西安发现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井真成墓志》也刻有“国号日本”[5]文句。这两处“日本”均指倭国,已为学界所公认。相比之下,刊刻于仪凤三年(678年)的《祢军墓志》中的“日本”即是指倭国。需要补充的是,三种墓志中“日本”所涉事件均与使官有关,其相关阐述带有国家意志背景。
 
上文基于叙事背景和文辞使用,以及其他相关石刻文献记载角度,对《祢军墓志》中“日本”代指倭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虽然相比形式单一的考证,这样的考虑更为周全,但对于阐释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及政治变革,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视野和角度。所以,下面再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来深入探讨“日本”相关情况。
 
二  中国史书中的“日本”
 
综合分析中国史书,两《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均存在“日本”和倭国关系的记载。比较而言,《新唐书·日本传》描述更为详悉。
 
其文云:
 
明年,……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南、西尽海,东、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
长安元年,……[6]
 
根据史书记载,咸亨元年(670年),倭国遣使贺平高丽,借机奏改“日本”国号。分析该段史料所在之《日本传》,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其记载唐王朝与倭国交往史事多系之明确纪年,如贞观五年、永徽初、明年、咸亨元年、长安元年、开元初、天宝十二年、上元中、建中元年及贞元末等,每一年发生的事件,均记载于各自纪年之下。这种纪年叙述体例说明“咸亨元年”后发生“使贺平高丽”→“使者自言”→“使者不以情”等一系列事件都发生在同一年,即咸亨元年。也就是说,倭国更改“日本”国号发生在咸亨元年。
 
当然,这条貌似简单的史料,在具体分析中也存在一些困惑。
 
首先,这条史料内部记载的“混乱”。如文中出现“后稍习夏音”之文,既谓“后”,则有咸亨元年后之嫌。如果结合史料中倭国更改“日本”国号的说辞,以及各方反应,可以知道这个“后”代表着唐王朝对此事的直观判断。即倭国在学习中原王朝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之后,了解到“倭”字贬义,进而提出更换新国号。当然,倭国在外交活动中尝试着摆脱历史上“倭奴国”[7]的藩国身份和形象,谋求国与国之间对等关系的真实意图,也应该为唐王朝所了解。同样,在“后”代表的唐王朝判断之后,“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是为倭国提出更改国号的借口和理由。再次之的“或云”,代表着时人对此事件的另外一种判断。最后的“使者不以情,……又妄夸”,则是倭国使者在更改国号事件中的具体表现。至此,倭国更改国号的背景、过程,及各方面的反应都集中发生在咸亨元年(670年),构成了“日本”国号的整个事件。
 
其次,来自其他史料的“不利证据”。如张守节《史记正义》所谓武则天改倭国为日本国,《唐会要》也有类似提法。按,《史记·五帝本纪》“东长、鸟夷”句,张守节《正义》曰:“注‘鸟’或作‘岛’。《括地志》云:‘百济国西南海中,有大岛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属百济。又倭国西南大海中,岛居凡百余小国,在京南万三千五百里。’按: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同书卷二《夏本纪》“岛夷卉服”句,《正义》曰:“又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在百济南,隔海依岛而居,凡百余小国。此皆扬州之东岛夷也。”不可否认,时人论时事,更具说发力。不过,看到张守节两次提到武则天改定倭国为日本国时,使用的称谓——“武后”“武皇后”。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呢?即武则天准奏改定“日本”国号发生在辅政时期。可以提供佐证的是,史载高宗“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8]。那么,咸亨元年(670年),河内直鲸来朝,奏改“日本”国号,为临朝听政的武后“详决”,也在情理之中。
 
三  日本史书中的“日本”
 
相比中国传世文献,日本史籍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因为部分学者认为《日本书纪》等史籍中“东天皇”、“日本天皇”及“日本国天皇”等字句,经过编撰者或后人的修改,不足以证明“日本”国号出现的时间。即便如此,日本史书中一处史料也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卷上“鸟羽院元永元年(1118年)”条引菅原在良论隋唐以来国书体例云:
 
推古天皇十六年,……
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务悰等来聘,书曰:“大唐帝敬问日本国天皇”云云。
天武天皇元年,郭务悰等来,安置大津馆,客上书函题曰:“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书”。
又,大唐皇帝勅日本国使卫尉寺少卿大分等书曰:“皇帝敬致书于日本国王”。
承历二年,……[9]
 
此段史料,亦见引于《大日本史》卷二四三,内容略同。之所以关注这一条史料,是因为文中来自唐王朝的国书中出现“日本”字样。作为两国交往的正式文本,国书有着固定的格式和严谨的称谓,可以较为真实直观地体现出国家间的外交关系。
 
从时间上来看,郭务悰这次出使日本发生在咸亨二年(671年),恰好是咸亨元年河内直鲸等遣唐使贺平高句丽,奏改“日本”国号的第二年。虽然史书没有说明郭务悰出使日本的背景,但按照使节互访惯例,此次使日应该是前一年河内直鲸使唐的回访。那么,郭务悰所带国书中出现“日本”国号,就与上文推论咸亨元年河内直鲸等奏改“日本”国号事相互契合。同样是日本史书,《续日本纪》卷三“庆云元年(704年)秋七月甲申朔”条记载了一段粟田真人使唐回忆:“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唐人谓我使曰:‘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善邻国宝记》卷上“庆云元年”条记载略同。时粟田真人等在楚州盐城县登陆,尚未奔赴长安呈述使命。日本使节自言“日本国使”,反映出当时日本已经更改“日本”国号,也与《新唐书·日本传》所载咸亨元年倭使奏改国号相印证。
 
此外,菅原在良在论国书体例时,采用分年纪事。所以,即使郭务悰从天智天皇十年(671年)十月至天武天皇元年(672年)三月一直滞留日本,其访日事迹也分书为天智天皇、天武天皇两个纪年,即一件国书存在于两个纪年中。菅原在良在介绍唐王朝国书时也分别名为“书曰”和“题曰”,前者指国书正文,后者为国书函题。也要看到,“日本国天皇”与“倭王”在字面上确实存在着明显差别。考虑到“日本”国名出现后,“倭国”名号仍然得以继续使用,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当然,面对原本“蛮夷”[10]身份的倭国提出的建立国与国之间平等外交关系的请求,唐王朝在保持一贯的威严之下,仍然称呼日本国王为“倭王”,也在情理之中。国书函题名“倭王”,正文则谓“日本国天皇”,二者称谓上的反差及位置的玄妙关系,也是天朝心态的最好注脚。
 
四  朝鲜史书中的“日本”
 
最后,再看一下朝鲜史书对“日本”国号的记载。按,《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十年(670年)十二月”条载:
 
土星入月。京都地震。中侍智镜退。倭国更号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为名。[11]
 
可以看到,这条史料与上举《新唐书·日本传》《善邻国宝记》记载相一致,均以“日本”国号确立于咸亨元年(670年)。为学者熟知,作为朝鲜现存最早史书,《三国史记》编撰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既取材于《古记》等朝鲜古史料,同时对中国史籍也多有参考。这样的记载可信度有高,是需要考虑的。辨正的看,《三国史记》关于咸亨元年“日本”更改国号的记载,是否出自中国史籍已不可详考。即便有参考,也代表着编撰者对这一史实的认同。而就事件本身而言,倭国更改“日本”国号这样的重大事件,一定会告知周边国家和地区,以期望获得如唐王朝这般中央王朝的承认和允许。那么,考虑到国家关系和地理位置等因素,新罗甚至要比唐王朝更早知悉倭国更改“日本”国号的决定。所以,《三国史记》出现咸亨元年(670年)“倭国更号日本”的记载,不必拘泥于与中国史籍的关系,而忽略其史料价值。
 
综上所述,本文以新发现唐代百济人《祢军墓志》所见“日本”字样为契机,重新分析了中国、日本及朝鲜古代文献相关记载,对“日本”国号问题进行了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祢军墓志》中的“日本”代指倭国,其出现的背景是,咸亨元年(670年)倭国借祝贺唐王朝平定高句丽之机,提出更改“日本”国号的请求,得到武则天的批准。但是源于对东亚局势的考虑及帝国心态的变化,特别是河内直鲸等使节在奏改国号时“不以情”,唐王朝对此事略有不满。一直至长安元年(701年)之前,两国三十年间无甚往来,“日本”国号之事也未被提起。长安二年,日使粟田真人来朝,武则天给予隆重接待,“日本”国号得到再次强化和承认。当然,这些推论都是基于《祢军墓志》新史料上,进行的新角度证明。观点成立自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如果不成立,也希望被用作反面事例去推动“日本”国号及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这也是小文写作的一个初衷吧。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注释:
 
[1] 王连龙:《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7期,第123-129页。
 
[2] 《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三年(664年)”条云:“夏五月戊申朔甲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十二月甲戌朔乙酋,郭务悰等罢归。”又,《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四年(665年)条”云:“九月庚午朔壬辰,唐国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等……(十二月)是月,刘德高等罢归。”
 
[3] 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引《海外国记》云:“天智天皇三年四月,大唐客来朝。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国郭务悰等卅人、百济佐平祢军等百余人,到对马岛。”
 
[4] 叶国良:《从二重证据法看“日本”国号在中国的出现》,《东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报》第2号, 专修大学社会知性开发研究センター ,2009年,第50-67页 。
 
[5] 贾梅:《唐井真成墓志研究综述》,《碑林集刊》第12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67-172页。
 
[6]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08页。
 
[7]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传》:“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8]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页。
 
[9] 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茨城大学图书馆藏日本京都书肆出云寺松柏堂刊本。
 
[10] 《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倭国传》:“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11] 金富轼:《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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