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涛 张晨 / 译
随着《黑色笔记本》前四卷在《全集》中出版，马丁·海德格尔思想和作品中的反犹主义问题引发了新话题；在这些笔记本中，特别是1938-1946年间，出现了明确且极为激进的反犹主义言语。这些言辞关系到海德格尔语言中的核心词汇：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扎根与无根基性[译按：“Bodenständlichkeit”和“Boden”有关，后者有“土地”和“根基”两层意思,海德格尔往往同时运用这双重含义]的对立、历史与无历史的对立、世界与无世界的对立。海德格尔亲自决定，这部作品在他去世后接在课程稿、论文和研讨班讲稿后面发表在《全集》末尾。与此同时，一条新的辩护战线也逐渐浮现出来，在这当中，《黑色笔记本》的编辑彼得·特拉夫尼（Peter Trawny）的主张被认为起着重要作用，因为他可以在读者了解之前先解读这些文本。
《黑色笔记本》的编辑非但没有表现为海德格尔的批评者，反而毫不含糊地成为了其坚定的捍卫者：“我甚至可以说”，他写道,“我的书不只在结尾部分很明确地证明我多么想解救海德格尔——尽管他后来自己出色地解救了自己”。事实上，特拉夫尼定义的保卫战线得到了编辑海德格尔作品的克洛斯特曼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以便出版特拉尼夫的论著，而特拉夫尼的编辑工作——连同他延续论著想法撰写的后记中的那些问题很大的评论——获得了权利所有者的主要代表赫尔曼·海德格尔（Hermann Heidegger）的积极赞扬，即便后者拒绝承认其父的反犹主义。[原注：我们要提请注意，当赫尔曼·海德格尔与一位变得有批判性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发生冲突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其封杀，正如他曾这样对待弗朗哥·沃尔皮(Franco Volpi)。彼得·特拉夫尼还在《黑色笔记本》每一卷的后记的结尾特意感谢赫尔曼·海德格尔的信任]人们尤其觉察到特拉夫尼试图将反犹主义的《黑色笔记本》与海德格尔的其他作品割裂开来看待，以便更好地将海德格尔的“历史性的”反犹主义限定在“十几年间”这个假定时期内，然而，《黑色笔记本》的反犹主义主张却证明并强化了我们能够依据已出版作品而对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作出的一系列评论和分析。因此我们提议再次回到那些此前已经被察觉出反犹主义的内容，并将其与《黑色笔记本》中的某些“沉思”与“评注”对照。
一．犹太化和德意志种族
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早就被出自他本人的一整套证言、信件和文献证实。我们已经提到过那个已知的最早表达，也是其最恶毒的言论。那句话构成了“德意志种族”未来的一个规划：同“我们的文化及大学的犹太化(Verjudung)”斗争，并且“找到足够多的内部力量去战胜它”。
海德格尔并没有放弃“犹太化”一词，即便它已成为《我的奋斗》中最醒目的字眼。事实上我们还在他给国务委员维克多·施沃雷尔（Geheimrat Viktor Schwœrer）的一封密信中再次发现他使用它，这封信使我们知晓《存在与时间》的作者的诸多写作策略和方式：“我在报告中只能间接提到的内容”，他写道，“可以在此说得更加清楚些”。[原注：这封信由历史学家Ulrich Sieg发布]这便是他的表里不一：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以间接方式提出那些在他所处时期可以接受的事物，而在隐秘的私人著述或时期内则更加粗暴地表达，直到能够更加直接表达的时刻适时到来。[原注：关于这点我们应当提出疑问：除了在删节过的已发表文章中，海德格尔为什么在第三帝国统治下极少在与“犹太民族”有关的课程中表达能与我们今天在《黑色笔记本》中读到的内容相提并论的评注意见？他关于“犹太游牧民族”的陈述则是个特例，我们在2007年首次披露。见E. Faye, Heidegger, l’introduction du nazisme dans la philosophie,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2007]他要对施沃雷尔说些什么？在1929年面临这一抉择：“再次为我们的德意志精神生活”赋予“扎根土地的真正的力量与教化者”，或者让德意志精神生活“明确地”屈从于“日益增强的广义和狭义的犹太化”。
我们看到了海德格尔的思考方式：他所属的世界观，建立在“扎根土地”与“德国大学与精神生活中的日益增强的‘犹太化’” 之间的正面对立之上。1929 年，他像在1916年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那样哀叹的犹太化若“狭义上”指那些被视为犹太人的人，那么“广义上”应被理解为包含了海德格尔否拒的一切事物，从个人主义和民主直到自由主义与所谓的计算理性。不断玩弄“犹太化”一词的两层含义，使人得以借宗教和以为的种族而斥责特定人群，同时谴责犹太教使人堕落的影响力，视之为导致人从大地上拔根、理性化、空洞的普遍化、个体化和民主的罪魁祸首。
我们在一份报告中发现了同样的思考方式，这份报告将在四年之后导致犹太哲学家理查德·赫尼希斯瓦尔德(Richard Hönigswald)被慕尼黑大学解职，而再次提及海德格尔运用的术语极为重要：否定那种“自由悬浮”并“逐步弱化，最终变为符合普遍逻辑的世界理性”的拔根意识。这样，假定的“犹太化” 的广义和狭义之间的双重游戏让海德格尔得以运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反犹主义的所有陈词滥调，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作者任职于慕尼黑大学宣告为“一个丑闻”，而无需明确提及赫尼希斯瓦尔德是犹太人。[原注：我引用和翻译了导致理查德·赫尼希斯瓦尔德被解雇的反犹主义报告全文。见E. Faye, Heidegger, l’introduction du nazisme dans la philosophie, Paris：Le Livre de Poche, 2007,pp.109-111]
此外，海德格尔借这位犹太同事攻击仍旧会在慕尼黑大学占主要地位的自由主义和“天主教体系”，他的攻击方式由它和国家社会主义共同瞄准的目标表明了他的反犹主义和后者的反犹主义的一致性到底有多高。相反，将一种因为植入“存在的历史”就声称有所不同的反犹主义与纳粹特有的反犹主义对立起来，则是冒险为海德格尔的言论辨护。事实上，同海德格尔如出一辙，国家社会主义者将他们否认的一切事物都联系在一个假定的犹太根源上：正如我们所说，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所有表现，还有基督教本身，尤其是天主教。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1932年夏季学期课上抨击“犹太民族”，后者被指责连同罗马风尚与基督教一起，完全改变并歪曲了希腊思想。
这场打压所谓的“犹太化”的斗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在给施沃雷尔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帮助“新生力量发展壮大”，以此“回到正轨”，而《全集》将随着出版规划好的1933-1935年最为露骨、恶毒的课程稿和研讨班讲稿而努力在其身后开辟这条道路。在这点上人们再怎么强调一个掩藏至深的事实都不够，具体说就是，这位校长在任职最后几周开展了一项极其重要但至今未被研究的活动[原注：赫尔曼·海德格尔在他编辑出版的《全集》第16卷中列出了三封标明“1933年4月13日海德格尔校长”的信，但没有按照顺序，它们的编号分别为“3077”（第268页）、“3079”（第269页）及“3046”（第270页），这意味着后者在4月13日这天至少寄出33封信]，而且和国家社会主义种族理论并不对立。他在课上嘲笑“过时的自由主义生物学”，作为弗赖堡大学的校长-领袖，他需要大力设立“一个种族理论和遗传生物学的教席”：他强调自己要求设立这一职位已有“数月之久”。[原注：海德格尔将海因茨·里德尔的课设为必修课，后者曾是纳粹优生学家欧根·费舍尔的学生和弗莱堡党卫队“种族局”(Rassenamt)的前任局长]
回到这一节开始提到的致埃尔弗里德的信，我们从中可以读到其他反犹言论。[原注：海德格尔在1920年8月12日叹息：“所有这一切都被犹太人和牟利者吞没了。”13年之后，国家社会主义者夺取了政权，海德格尔声称，卡尔·雅斯贝斯这个“原本的德意志人”“以其最为可靠的直觉和最高的要求感知到我们的命运和任务，却被其妻羁绊”，其妻盖特尔德·雅斯贝尔斯是犹太人，海德格尔为此感到不快（1933年3月12日）]然而，已经引用过的1916年那句仍然最能说明问题，因为它表明了海德格尔反犹主义如何构成。这并不仅仅涉及具有个人意义的个体情感，而是关于德意志种族与犹太人之间的根本对立的思想，犹太人则被认为要完全占领德国文化和大学。
实际上，这一对立将表明它是决定海德格尔的全部作品（所谓《全集》）构成的一个关键。国家社会主义者夺权之后，海德格尔在1933-1934年冬季课程“论真理的本质”上公开谈论“领导原初日耳曼根源的本质的根本可能性迈向统治”。这里的用词不同于1916年：“原初日耳曼根源的本质”代替了“德意志种族”。但是，德意志种族或者日耳曼根源的统治计划，在这两种言论中是一样的。[原注：我们将看到海德格尔以自己的方式改写了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lfred Baeumler）1931年在其代表作Nietzsche: Der Philosoph und Politiker中使用的术语：“原初日耳曼的”(urgermanisch)、“日耳曼人的本质”(das Wesen des Germanen)，从而将其变成了自己的术语]这个计划同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考虑的十分接近，他赋予德意志帝国的任务是“不仅要收集并保存这个民族最宝贵的储存物，还要将它们缓慢并稳当地引向一个统治地位”。[原注：我们在2007年再版的Heidegger, l’introduction du nazisme dans la philosophie前言中提到对比希特勒和海德格尔这两种言论，这成了弗朗索瓦·哈斯杰（François Rastier）的一篇语义分析的对象]我们在《黑色笔记本》中找到了同一企图，海德格尔在1933-1934年冬天向全体德国人指明了这个目标：“赢得我们的本质的统治范围。”
二．德意志为其本质的斗争和存在的净化
海德格尔将在1933-1934年的研讨班“论自然、历史与国家的本质与概念”上从这一种族统治计划中提出如下观点：政治的第一概念就是一个民族的“自我主张”。这个词也出现在他的校长演讲标题中：《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
在这门课上，海德格尔不仅谈论根源，还有“根源的本质”(Stammeswesen)。单是“本质”一词就汇聚了他计划的所有种族意义。因而他不需要经常使用“种族”（Rasse）一词，因为对他来说这和“文化”（Kultur）一样，是非德意志词。他更喜欢用“根源”（Stamm）、“宗族”（Geschlecht）或“种类”（Art）这类词。或者，他只谈论“本质”（Wesen）。在这方面，他和希特勒的术语也很接近，后者1933年9月在党代会的一个关键演讲中将归属于一个特定种族与自身本质联系在一起：
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内在倾向于该世界观的人组成了有机的共同体并成立政党，它成为一个本质上属于特定种族的政党。
在《黑色笔记本》的“沉思”部分，海德格尔1938年明确说：“德意志人的‘原则’就是为他们最本己的本质斗争”。“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为了其‘实质’而战斗才必要。”海德格尔关于德意志人的“原则”的这个定义，为他的门徒，即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的观念开辟了一条道路，后者的定义由于远在1945年之后提出而更具有防御性，但归根结底海德格尔的定义已经很接近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下述理解：“此种现象——通过它，历史性生存将意识到自身作为受威胁的存在，并走向一场终极的政治斗争。”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看到海德格尔使用了关于德意志民族本质的实体范畴，然而此前，从《存在与时间》第九节到《黑色笔记本》的开头，他都声称拒绝使用有利于存在者的那些范畴来界定“此在”。 我们同样要记住这种要详细界定德意志民族之“原则”的意愿。为了其最本己的“本质”而斗争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命令，因此并不涉及所有民族，根据他的说法，而是确立德意志民族的“原则”。这就在战争中为它赋予了一项特权。事实上，不是为了一个有限的、明确的政治或军事目标，而是为了其本质和实质斗争，这为德意志民族赋予了可以消灭任何威胁它的事物的权力。
海德格尔继而从本质跳到存在。从1932年起，他在《黑色笔记本》中坚称：“只有德意志人能够以原初的新颖方式使存在成为诗并诉说。”此前，他还在同一页中提到“为一种扎根的本质建立根基”。
一旦我们知晓海德格尔将他所称的存在与德意志本质视为同一的方式，就会很明显地看到，他在1941年，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同苏联交战期间，启示录般地呈现出人类以其当前形式而终结的可能性，由此坚定地提出“对由于存在者的霸权（Vormacht）而深陷歧途的存在的最初净化”。彼得·特拉夫尼在他2014年发表的专著《海德格尔与反犹主义》第一版中指出了海德格尔的这个观点，并恰如其分地强调：“净化”意味着“灭绝（Vernichtung）外来群体”。但他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海德格尔应该并没有想到这一点。难道他不是本应该反过来继续质疑并追问“外来群体”指什么，这里针对的敌人是什么吗？简言之，特拉夫尼难道不是本该在此提到海德格尔在课上大力呼吁的灭绝，并且坚持正视在《黑色笔记本》中出现的这个主题吗？[原注：我们在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2014年9月12日组织的《黑色笔记本》研讨会上提出这一指责，作为回应，彼得·特拉夫尼最终将海德格尔呼吁彻底灭绝内部敌人的文章作为“灭绝与自我灭绝”（Vernichtung und Selbstvernichtung）一章的言论核心，这一章是他的论著的第三版的增补。我们则开始在《世界报》（Monde）的一个论坛上回应]
我们事实上看到，他给哲学学生布置了逐出内部敌人的任务，以使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同时“彻底”灭绝。[原注：我2005年首次翻译并评论了这个文本。参见我的文章《海德格尔、施密特与博伊姆勒——打击敌人并消灭之》]此外，“Vernichtung”——消灭或灭绝，这个被积极倡导的主题，并非“只见一例”，而是再次出现在编写好却未讲授的“尼采的形而上学”课程讲稿中，这门课专门为1941-1942年冬季学期而设，并与《黑色笔记本》中的反犹主义主张同时期。
三．从无历史到无世界
正是在1938-1939年间的一段非常长的“沉思”之中，海德格尔在《黑色笔记本》里首次用这明目张胆地攻击犹太民族。我们可以用其开头的一句话来形容这种沉思，即“正在发生之事”（Was jetzt geschieht）。这种反犹主义言论的发表与以“水晶之夜”为开端的针对所有犹太人的大屠杀同时期发生。他以某种方式回顾了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至少从他1916年的宣言开始，这种对立建构了他的所有思想。尽管我们处于“西方人的伟大开端史的末尾”，跳转到“另一开端”意味着要“将无历史的事物都看作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的最外部的灰色沉淀……”。被视为无历史的事物也被称为“无根基”“无本质”，以及“堕落到单纯存在者和疏离存有”的东西。他重复着蕴涵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的遁辞，以及他从1925年“卡塞尔讲座”以来就惯用的否定说法，不过现已采用了拟人形式：事实上，他不再像二十年代那样说“无历史性”(Geschichtslosigkeit),而说“无历史者”(Geschichtslose)，不再说“无根基性”(Bodenlosigkeit)，而说“无根基者”(Bodenlose)。他还增加了“非本质”(Unwesen)这个词，后者也出现在1938年的讲座《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所有这些否定说辞都围绕着一个未曾言明之物。不过海德格尔这次将说出这未曾言明之物：
在这场‘战斗’中，由于没有目标，人们毫无限制地战斗，也因此，它只不过是对‘战斗’的歪曲，而它的‘胜利’或许是最大的无根基，它和虚无相联，它使所有事物服从它自身（犹太民族）。然而，真正的胜利，即有历史的战胜那些无历史的，唯有通过那无根基之人的自我放逐才能获得，因为那样的人的存有没有危险，他总是仅仅通过存在者思考，并将他的算计当作现实而安放。
界限已经突破。反犹主义言论已经发出，就在一大段拐弯抹角的言辞之后（我们只援引了只言片语和结论），出现了一番直截了当的声明，构成《笔记本》的第六部分：
这个庞然大物隐藏最深的形象之一，可能也是最古老的特征，是其顽强的计算、交换和谋划阴谋的技巧，犹太民族的无世界性正是通过这一技巧创建。
“庞然大物”(das Riesige)，抑或反复使用的“密谋”或“诡计”（Machenschaft）这样的词汇，构成了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末形成的“存在的历史”中的权力意志的非本真体现，他用这样的意志来反衬德意志命运及本质之“伟大”（die Größe）。
如果说犹太民族的无世界性不仅是“庞然巨物”最隐秘形式，而且是最古老形式，那么，这意味着犹太民族构成了其第一形式，从中可以产生海德格尔所谓的美国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等，简而言之，不同形式的“阴谋”。于是在开始启动的隐秘历史和看不见的战争中，犹太民族被称为头号敌人，从中再产生各种形式的敌人。
我们还需强调从指责无根基性过渡到指责无世界性所体现的激进化。海德格尔提出的包含反犹主义的第一个关键词取自约克·冯·瓦滕堡伯爵写给威廉·狄尔泰的信（信件发表在埃里克·罗特哈克1923年主编的一个合集里），这个词就是无根基性（Bodenlosigkeit），《存在与时间》中的老生常谈。[原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401页（1927年原版的页码）中重新采用了约克的说法。我们还在《存在与时间》的第21、168、170、177和320页看到了这个词（与这个词对立的反面即“根基性”[Bodenständigkeit]）。Jaehoon Lee指出约克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了被假设为“犹太人的上帝信仰”的无根基性(Bodenlosigkeit)和犹太流亡者的没有土地（Landlosigkeit）之间密切相关]例如，根据海德格尔在《哲学贡献（论事件）》中的表达形式，他对无根基性的反对体现为“反对拔根的战斗”。然而早在十年前，“拔根”一词就在《存在与时间》的第170页出现了两次。
然而，海德格尔带着相同目的在《黑色笔记本》中使用“无世界性”（Weltlosigkeit）一词，再次形容犹太民族。这一假定的“犹太民族的无世界性”将在“计算、交易和谋划阴谋的顽固技巧”中找到其本质。这不只是重拾关于会算计的犹太人的反犹主义陈词滥调，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一种激进化：犹太人不再仅仅是“被拔根的”或“无乡土的”，而是被明确宣布为“无世界的”(weltlos)。我们还需再强调“无世界的”这个说法是海德格尔在课上用来形容非人（infra-humain）吗？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这门课上区分“无世界的”动物与“无世界的”石头之后，他声称动物本身并不是“全球配置”。海德格尔于是将犹太人看作非人的（infra-humain）吗？他在同一门课上强调说：对于人类是死亡(sterben)，而对动物就只是消亡（verenden）。然而他在1949年的《不来梅讲座》中谈及灭绝营的受害者，也就是犹太人时也说了同样的话。犹太人就这样被完全非人化，而那些不是全球配置的犹太人，可能没有“我们德意志空间的任何彰显”(1933-1934年冬季研讨班)，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再有一席之地，毋宁说他们从来就不曾拥有过。我们可以说他们是“非世界的、卑鄙的”。[原注：对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犹太民族的“无世界性”的批判性分析，在2014年2月以不太完整的形式对文集Heidegger, le sol, la communauté, la race作结，近期又被唐娜泰拉·迪·切萨尔(Donatella Di Cesare)几乎逐字逐句地用在作品 Heidegger e gli Ebrei. I « Quaderni neri » （Bollati Boringhieri, novembre 2014, pp.205-207）中。此外，她未曾提及她还借用了我们的诸多分析，包括对“闪米特游牧民族”、海德格尔和施密特眼中的敌人、《哲学贡献》、关于尼采的课程等的分析，这些内容都在2012年我们出版的那本书的意大利文版中。她以少见的恶意猛烈攻击我和佛朗哥·沃尔皮，并嘲笑沃尔皮最近一次讲座的题目《再见了海德格尔》（Goodbye Heidegger ）（第18页）。她指责我们再次质疑海德格尔理论被赋予的哲学地位，而其理论的种族灭绝目的如今已经确定。为了支撑其关于一个“形而上学的反犹主义”的论题，她甚至坚信纳粹主义是一种哲学，并认为在这方面可以拿列维纳斯1933年那篇《希特勒主义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hitlérisme）作为依据，但她似乎并不知道列维纳斯在1945年过去很久之后，为曾经将“哲学”和“希特勒主义”这两个词连用表示“羞耻”]于是我们发现，海德格尔所谓的“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的生存论状态能够被其发明者用作一个带有反犹主义目的的歧视性词语。
那些本质上就缺乏土地、世界以及任何将其与存在紧密相连的根的事物，都无法“在世存在”。我们需注意，海德格尔在《黑色笔记本》中再次着手处理无世界的问题，他在这方面引用了1929-1930年冬季课程中对动物和石头之无世界性的确定。我们所称的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否定主义”——他甚至在《不来梅讲座》中否认了灭绝营遇难者有死亡（sterben）的资格，这不仅因为他们数量巨大，而是首先因为他们没有处在“存在之庇护”之中，而“世界的诗”在这里找到了它的一个起源。
四．日耳曼特质的去种族化
我们在接下来一卷中能读到一个更加迂回且缺乏根据的阐述。海德格尔的言论分布在好几个层面上，这些层面的安排能让我们理解，是什么让人相信他的思想含糊，虽则他的立场表露得非常坚决。
海德格尔先批判了“种族原则”对现代史产生的影响：“……在阴谋时代，种族被提升至‘原则’层面，它由历史（或仅仅由编年史）明确地和特别地建构……是阴谋力量的一个‘后果’，必定以策略性的算计掌控存在者。”已经发表的海德格尔的文章中有一些类似表述，让他的辩护者们坚信这些话语首先针对国家社会主义者。然而《黑色笔记本》中谈到计算，很明显包含了私心盘算的反犹主义涵义。接下来的思考向我们证实他质疑的正是犹太人，而他们也变得对被看作是对各民族存在规划盘算好了的“种族原则”的统治有责任了。他继续说：
犹太人凭借优异的计算天赋已经按照种族原则‘生活’了最长时间，所以他们最强烈地反对不受限制地应用[这一原则]。
海德格尔随后说到“通过阴谋诡计侵占生活”，并揭露了一个“计划”，它导致“各民族完全去种族化（Vollständige Entrassung），被压制在一种以平均主义方式建构和塑造的一切存在者的机制之中”。他接着说：
去种族化是各民族的自我疏离——是历史的丧失，也就是存有的决断领域的丧失。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两次使用了“去种族化”（Entrassung）一词，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种族思想中最突出的用语。根据蒂埃里·费拉尔指出的含义，这个词在纳粹语义下实际上意味着：“由于一些外来因素影响，比如犹太人的出现，德意志人口中的日耳曼种族成分被逐渐削减。”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反犹世界观中，去种族化不仅仅具有生物学意义，更是“精神的”，正如我们在国家督学弗里茨·芬克（Fritz Fink）接下来的言论中看到的，Stürmer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小册子质疑了人们认为的犹太人的思考和计算天赋：“犹太男人亵渎非犹太妇女和去种族化（Entrassung），并非唯独因为犹太血统决定的性欲。这更多是邪恶的思想和计算的流露。”
海德格尔接着明确说这种“去种族化”威胁着“拥有自己原初历史力量的民族”，这些力量如“德意志特质”与“俄罗斯特质”（Deutschtum und Russentum）——他小心地将“俄罗斯特质”与布尔什维主义区分开，对他来说，后者是西方思想的灾难。
我们初步评注和阅读笔记本得出的临时结论是什么？首先，要避免像彼得·特拉夫尼那样把犹太民族或“世界犹太民族”（Weltjudentum）与国家社会主义描述为海德格尔眼中的阴谋的对称且被相提并论的两个面。[原注：特拉夫尼如是写道，“被阴谋诡计操控的犹太人和国家社会主义者为了统治世界而战斗，然而本真的德意志人在寻找他们本真的本质。犹太民族没能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难道是因为它同纳粹，那些纯粹的德国人一同跌入了深渊吗？这正是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并不具有修辞特征。”我回应了他的这篇文章]实际上，特拉夫尼对纳粹和寻找自身本真本质的“纯粹德国人”的区分，并没能在写着有关本质或本真、纯粹的德意志根源的主题，并且将希特勒、海德格尔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团结在一起的文本中看到。至于《黑色笔记本》的这位编辑在犹太民族和纳粹主义之间建立的对照关系，也并不更加符合海德格尔的言论。对海德格尔来说，阴谋有不能相提并论的不同面：有那些诡计多端的——被他看作诡计起源的犹太人和“世界犹太民族”，也有那些被操控的人，有时候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自己，他们任凭自己掉进“阴谋”和算计的陷阱里。然而，事实上《黑色笔记本》仍旧满篇赞美海德格尔所称的“国家社会主义本质力量”，而且从他哀叹日耳曼民族的去种族化来看，他似乎远没有要断绝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他嘲笑加引号的“平庸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目的是拿来与一个“才智横溢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对比，后者丝毫未被否认，相反地，因为以摧毁所谓的资产阶级精神和文化的能力阻止了“危险的运动资产阶级化”而受到赞赏。更普遍地说，他害怕看到国家社会主义演变为“理性社会主义”。另外，我们还看到，在一段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哲学之间关系的决定性阐发中，海德格尔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一定有助于“采取一种全新的存在的根本立场”！
因而我们看到，国家社会主义与他所谓的存在和真理的联系对海德格尔来说十分关键。相反，“世界犹太民族”(Weltjudentum)则没有获得任何正面评价，被他等同于“从存在中将所有存在者连根拔起”。这是最彻底的贬低。犹太民族每一次都同非本质、无根基/土地、无历史及无世界——简言之，就是无根的存在者——相提并论。因为不在“存在”之中，确切地说，犹太民族就不参与此在（Dasein）。从字面意义上说，犹太人并不存在。这样也就能理解他谈到犹太人时候为何要给“生活”一词上打引号。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在那种被觉察为对日耳曼性质的全面去种族化的威胁中，有一种对存在的彻底否定。这也就是为什么把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纳入他所谓的存在的历史看起来有问题。犹太民族或“世界犹太民族”，假如它表达了“从存在中”“连根拔起[……]”，实际上就不能属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历史，在这历史中永远找不到关于犹太民族的贡献的记载。在海德格尔与其国家社会主义者同志戮力同心的这场打击“世界犹太民族”的“看不见的战争”中，这个民族被他形容为“利用阴谋捏造‘历史’”的起源——历史一词被他加上了引号——它“以同样方式将所有主要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
海德格尔在二战中归于犹太人的角色更加可恶。他在1941年末这样写道：
世界犹太人，受德国放逐的移民煽动，到处都捉摸不定，以其施展的一切力量，在哪里都不必参与战争行动；相反，我们只能牺牲自己民族最优秀者的最优质鲜血。
然而，当东部前线已经开始大规模灭绝欧洲犹太人时，日耳曼民族却被海德格尔塑造为英勇的受害者，不得不面对一个捉摸不定、看不见又到处部署力量的敌人而保卫自身。犹太人从此被直截了当地认定为敌人，尽管在这样一本笔记——海德格尔生前未出版的《黑色笔记本》——里秘密写下；而他1934年初作为长期目标提出的彻底消灭，如此一来就得到了正当性论证。
在接下来的“笔记本”中，按照同一精神，“犹太共同体”被海德格尔呈现为“西方的基督教时代，即形而上学时代的毁灭原则”。然而，和笔记本的所有人西尔维奥·维尔塔先前所言截然相反，我们现在发现，维尔塔家族长期持有的笔记本并不仅仅记于战后，而是从1942年就开始撰写。其内容中很能说明问题的一部分和“最终解决”处于同时期。在整个大战和1942-1944年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背景下，再次将犹太共同体作为“毁灭原则”提出来，不仅缺乏理论依据，而且在为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作合法化论证。
五．从全面灭绝到自我灭绝
在1938年间，大概是秋季，应该也是和迫害德国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同一时期，海德格尔在回顾德意志为了其本质而斗争的《笔记本VII》中高深莫测地声称：“存有指向思想的道路在灭绝的边缘紧紧展开。”三年之后的1941年秋天，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座城市成了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紧接着变成了通往波兰的灭绝营的中转站，国家社会主义者制定的政策明确而具体，强迫犹太团体领袖们参与他们毁坏自身的行为，海德格尔则积极倡导这项灭绝政策。对他而言：
政策的最高属性和最高行动是为了让敌人陷入一种他被迫走向自我灭绝的局面(Selbstvernichtung)。
来年，当“灭绝边界”被国家社会主义者完完全全突破时，海德格尔再次改口。关于“犹太因素”，当“从形而上学角度上”表现出“本质上是‘犹太’的”事物——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他在别处宣称的“种族原则”——转而反对犹太民族本身从而使其灭亡的时候，他甚至谈到了“自我灭绝的历史顶点”。如此一来，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责任就被海德格尔归到犹太人自己身上，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
自我灭绝这一主题的用法在以上两种陈述中的演变，显示了海德格尔能如何迅速地根据世界战争形势来修改其言论。1942年，德国国防军在东线战场首次失利以及美国参战，预示着第三帝国战败，此时他及时地避而不提国家社会主义灭绝欧洲犹太人乃有意为之，这一措施正是他一年前赞美高层政策时含蓄要求过的。
不过，海德格尔的言论仍在继续演变。1945年，在被破折号和引号分隔得支离破碎的一句话中，他将德意志人民塑造成了一场比“毒气室”更恶劣的劫难的受害者。
刽子手向受害者的逆转，是那些最强硬的纳粹分子在1945年完全失败后的共同之处：海德格尔用伪哲学语言的风格勾勒此行径，并没有消除任何它显示出的厚颜无耻和野蛮。因此，要指出下述事实，我们就不能不对此表达保留意见，即《黑色笔记本》的编辑彼得·特拉夫尼与直到2015年春都担任《海德格尔全集》副主任的唐娜提拉·迪·西萨尔，就利用职务之便，在其出版前就引用它们。他们提前发布了第97卷的节选，夹带着挑衅的评论。海德格尔最邪恶的言论实际上被描述为“给哲学从深不可测的程度上思考大屠杀的机会”。[原注：在Hohe Luft杂志2015年2月10日做的德语访谈《犹太人的自我毁灭》（Selbstvernichtung der Juden）中，作为《海德格尔全集》的副主任，她甚至到了声称“我们需要海德格尔，哪怕是为了理解大屠杀”的地步]“那些试图阻止海德格尔思想影响（Wirkung）的人”，则被他们看作“哲学的敌人”！于是，哲学思想看来被《黑色笔记本》作者的最糟糕言论所绑架。
六．《黑色笔记本》中的汉娜·阿伦特
我们希望强调海德格尔反犹主义的灭绝目标，好让海德格尔的新辩护者们不再试图将一个所谓的被升华并推崇到“存在的历史性的”（seinsgeschichtlich）主题层面的反犹主义降到最低或者使其从历史上变得为人接受。由于我们现在不得不根据特拉夫尼版的《黑色笔记本》着手工作，我们很可能要在重重陷阱之间前行。然而编辑几乎没有给出手稿状况信息。
不过，在更深入分析之前，倘若让熟悉海德格尔笔迹的编辑初步研究其墨迹，我们应该能很容易地确定，《黑色笔记本》的注释的初稿是否有增补痕迹。然而，海德格尔本人以及他的某些编辑的重写和篡改让我们深为警惕，因而我们如今无法接受对他已发表文章的既非哲学又很天真的解读。[原注：例如，弗兰克·乔尔斯(Frank Jolles)发现1933-1934年冬季课程篡改得很严重，首次在《时代周报》（Die Zeit）上发表的一篇德文访谈中提到这，接着在《自由报》刊登的略有不同的法文版中也提到。我们现在正在筹备出版弗兰克·乔尔斯（2014 年2月逝世）撰写的著名研究]在《黑色笔记本》中，一旦海德格尔后来的干预过于显眼，彼得·特拉夫尼就给出一些说明，但这还不够。
举一个例子：海德格尔在《黑色笔记本》中摘抄了阿伦特书中一长段内容，这本题为《拉尔·瓦伦哈根：一位犹太女性的生活》于1959年首次以德语出版。在首字母“H. A. ”之前，他只提到了拉尔·瓦伦哈根的名字。有一个注释明确指出，这是关于汉娜·阿伦特以及关于拉尔·瓦伦哈根的专题著作，但是我们丝毫无法解释及澄清后来的这个补充。[原注：我们还需注意另外两个既令人困惑又没能解释清楚的补充，这次是在第94卷《沉思II-VI（1931-38年笔记）》中：我们在已发表的《黑色笔记本》的第一本笔记，即1931年秋至1932年秋写的“沉思II-VI”中发现有一处提到1934年夏季课程（第23页），还有一处提到1935年夏季课程（第86页）。这些难道不能证明《黑色笔记本》的编纂实际上比标注出的日期还要晚吗？然而《黑色笔记本》的笔迹符合后来重新抄写的文章中的笔迹，而不是当年写下笔记的笔迹。]编者只是在后记中简明扼要地指出，在“沉思”的第九本中有十九处“附注”（Beilagen），其中包括引用阿伦特，都撰于“五六十年代”。简言之，只要《全集》中还没有发表一部哲学和批评版的海德格尔手稿，哪怕是初步研究，我们都仍将受制于马丁·海德格尔本人和他弟弗里茨抑或编者们对这些文本的可能操控。[原注：我们将把海德格尔在《全集》第96卷中删除一句反犹言论作为例子，而这很久之后才由其编者透露出来]
下面就是海德格尔选自阿伦特著作并编入《黑色笔记本》的引文：
当我们被细节、当下、幸福与不幸更加分散和耗尽时，当一切都被决定时，难道不总是到了最后，开端才迫切地再现，那是为了实现目标而不得不忘记的开端，像曾经沉溺于人类生活的财富和过度丰裕之中那样？开端难道不总是披着本真、坚不可摧的外表，以及存在的核心？[原注：唐娜泰拉·迪·切萨尔提到了海德格尔借用，但没有说明日期问题，也没有质疑后来插入《黑色笔记本》的原因]
这段出现在“友谊破裂”一章，这章主要讲述了拉尔·瓦伦哈根和亚历山大·冯·德·马尔维茨之间的强烈友情，而这段情谊1811年随着拉尔决定接受她未来丈夫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塞的爱情最终戛然而止。
这段引用，再加上海德格尔十年前在“不来梅讲座”上曾借用阿伦特另一部作品《六篇文章》（Sech Essays）中“制造尸体”的说法，就可以让我们不再抱有海德格尔从来拒绝阅读阿伦特作品这一固见。相反，从这两个事实看，他读了她的德文作品，采纳了其说法并引用。
海德格尔因何种原因需要将这段出自阿伦特之手的文字插入他的《黑色笔记本》中？选取这段的原因是其主题化和海德格尔风格的术语吗？似乎等到五十年代的《笔记本》出版了再试图作答会比较合适。我们可以先提出一个假设。在同页海德格尔还提到了他看来充满讽刺意味的保罗·许纳费尔德的书，这本书与阿伦特关于拉尔·瓦伦哈根的那部作品同年出版。选择这样一段话，将其中的海德格尔式主题“开端”用海德格尔的语言解读为“本真”和“存在的核心”，《校长演说》的作者就可以希望煽起火来反对许纳费尔德这样的作者——后者和阿伦特一样是德国犹太人。海德格尔想把阿伦特的担保当作战略运用，这个手法由此也被《黑色笔记本》这一页的内容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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