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至少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就出现了观点极化且难以妥协的现象。譬如，一些人坚决支持堕胎，另一些人则强烈反对；一些人高倡同性婚姻，另一些人则只接受传统婚姻；一些人极力主张严格控枪，另一些人则为持枪权而战；一些人大力倡导福利国家，另一些人则竭力捍卫自由市场；等等。这些分歧反映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则是不可避免的党派攻伐和政治极化，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撕裂。这种极化和撕裂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因而，它被称为一场“文化战争”（culture war）。尽管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其火药味十足，只要浏览一下各种媒体和舆论平台就可见一斑。
2018年8月24日，乔治城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在《纽约时报》撰文，题目是“美国无休止的文化战争”。他本人参加过1968年芝加哥街头抗议越战的活动，发现五十年前推动人们走**头的那些问题，至今仍然是造成美国党派分裂和政治极化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深深的分歧植根于难以妥协的文化和信条。一位作者惊呼，在今天的美国，一切都成了文化战争，任何一个议题都成了党同伐异和舆论大战的对象。甚至有人说，“我们（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全面文化战争的时代。”
如果说它是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那么，它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何会发生这场文化战争？该如何理解和看待它？它可能如何影响美国社会乃至西方文明的未来？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回答，旨在对美国社会中的文化之争进行解剖和梳理，探究这场文化大战的社会政治影响，并将其置于西方文明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中去解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本文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美国，但西方其他国家面临的社会撕裂和文化挑战大致类似。
二、 文化战争在美国：分歧何在？
仔细观察美国社会不难发现，这场文化战争几乎席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的比较突出，或者舆论和媒体关注较多，有的则没有那么明显，或者没有引发讨论。交战双方主要是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者民主党的支持者与保守主义者或者共和党的拥护者，虽然双方的阵营都会因为议题或者时间等因素而发生一些变化，甚至出现内部分裂或者倒戈的现象，但总体而言，交战双方的主体是比较稳定的。
对于这场文化战争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妨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展开梳理和分析。就政治领域而言，这场文化战争主要集中表现在如何看待政府的权力和职能上。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应局限于宪法原意，尤其是在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他们迷恋福利国家，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甚至不少人主张全部或者部分免费。这一点，只要看看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提出的施政纲领，就一目了然。虽然他们的政策倾向存在细微的差别，但他们对待政府权力的基本态度大体一样。
但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必须恪守有限政府的原则，政府的权力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受到严格限制，政府不应该介入社会保障领域，或者，至少应该审慎介入，并且，不应该介入得太广太深，因为那是民间的事务。尽管今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提供了社会保障，但在十九世纪末之前，这几乎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仅共和党而且民主党都会极力反对。
譬如，1887年，当德克萨斯的几个县因干旱而导致农作物歉收时，一些国会议员动议联邦政府拨款对那里的农场主进行救济，但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否决了这一动议。在其否决声名中，他强烈地批评政府提供赈济的做法，重申有限政府的基本主张，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不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和义务应该扩至对遭受苦难之个人的救济，它与公共服务或者公共利益不存在任何适当的关联。我认为，无视联邦权力与义务有限使命的普遍倾向应被坚决抵制，以实现该教训应被时刻牢记的目的——尽管人民供养政府，但政府不应供养人民。我们总是能够依赖民众的友善与爱心为其不幸的同胞提供救济。这一点是反复且最近刚刚证明过的。这种情况下的联邦资助鼓励人们指望政府的家长式关怀，削弱我们刚毅的国民性，抑制我们民众之间那种互助友善的情感与行动——而这有助于加强手足之情的纽带。”
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指出：“为我们提供必需品不是政府的权力。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傲慢。人民供养他们，而非他们供养人民。政府的权力是阻止邪恶，而不是在这方面——或者也许任何其他方面——做好事。”保守主义者担心，当政府过多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之后，它就会蜕变为一个“全能型政府”，人们在一切事务上都指望和依赖它。
另外，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政治制度越民主越好，而美国的政治制度不够民主，或者，美国民主制度运作不理想，因而应当对其进行改造。譬如，他们主张，总统大选采用的选举人团制度是间接选举，不能很好地体现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因而应当修改宪法，废除选举人团，改为选民直接选举总统。皮尤研究中心在2018年3月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75%的民主党支持者主张通过一人一票直选总统，而共和党支持者则只有32%赞成。民主党的支持者对美国民主的运作更不满意，更倾向于改变美国国父们设计的宪法和政体安排，调查数据表明，只有48%的民主党拥趸认为它运作还不错，而共和党的支持者中则有72%的人如此认为；68%的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美国政治制度需要根本性的变革，而共和党的支持者则只有31%的人认为需要这样的改变。
文化战争在经济领域的反映是，双方对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认为，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经济不平等、垄断以及剥削等问题，因而应该对其进行干预或者限制。他们主张通过累进税（再分配）、反垄断、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提供社会福利等措施对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进行干预和控制。从凡勃伦到凯恩斯，再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当代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都为这样的主张提供了理论资源。因《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而迅速走红的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为资本回报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为了解决这种不平等，他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再分配方案，征收一种全球性的累进财富税（wealth tax），连同累进所得税，最高可以达到80%。
从民主党国会议员提出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进步主义者的社会经济主张。譬如，它主张联邦政府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教育、便宜且安全宽敞的房子、干净的水和空气、物美价廉的食物等，确保一个人的工资能够养活家庭，确保充分的陪伴家人和生病时的休假、带薪度假以及退休保障，确保一个没有垄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的商业环境，对美国所有的建筑物进行升级改造以确保其节能环保等。
与此相反，保守主义者认为，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对于一个社会的自由与繁荣是必需的。虽然它们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但是，贫富差距不可能也不应被消灭，经济平等不值得追求，因为它将削弱人们勤奋的动力，而且是不公正的。经验表明，凡是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得不到保护的地方，都是经济发展缓慢且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方，而且，最终必然是走向奴役。在保守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让所有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都大幅提升，这是人类历史上此前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无法匹敌的。因此，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制度，尽管一些人可能比另一些人获得更大的利益。
文化战争在社会领域的反映是，双方在堕胎、同性婚姻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如果说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文化战争聚焦的是老问题的话，那么，社会领域的文化战争针对的则是新问题。但是，这些新问题产生的分歧却令双方剑拔弩张，几乎看不到妥协的可能。进步主义者认为，女性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胎儿在出生之前不是人，妇女拥有堕胎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则主张，胎儿的生命权应该受到保护，堕胎是对生命权的褫夺，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
就民意而言，堕胎的争论双方不相上下、旗鼓相当。盖洛普2018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在美国，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人数都是48%；认为堕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占48%，认为它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占43%。在司法上，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对堕胎之争划了一个（暂时性）休止符，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堕胎的自由度取决于妇女处于怀孕的哪一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怀孕之后的前三个月），妇女几乎可以自由堕胎，在第二个阶段（怀孕之后的中间三个月），为了保障母亲的健康，可以有条件地允许堕胎，在第三个阶段（怀孕之后的最后三个月），为了保护胎儿的生命，除非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或者保障其健康，否则不允许堕胎。但是，该案判决之后，围绕堕胎的争论并没有降温，更别说结束了。
与堕胎一样，同性婚姻也是一个双方争论处于白热化的问题。进步主义者认为，婚姻不应限于异性之间，同性之间也有结婚的自由，否则就是一种歧视。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婚姻只应限于男女之间，这不仅是历史和传统，而且也是基督教和《圣经》的教导。就民意而言，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数在过去十几年迅速增加，目前已经大大超过了反对者。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5月的调查表明，同性婚姻的支持者达到了61%，而反对者则只有36%。而在2004年的时候，同性婚姻的支持者还只有31%，反对者则为60%。
201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案件中判决，各州必须给同性婚姻进行法律登记，同性婚姻走向了合法化。本案的多数法官主张，结婚的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同性之间与异性之间一样有结婚的权利，虽然传统上婚姻限于男女之间，但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因而应当与时俱进，承认同性婚姻。但本案的异议法官反驳了这种看法，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无权替各州决定是否应当承认同性婚姻，它是各州民众自治的事务；婚姻是一项基本权利，无法推导出它可以扩至同性之间；婚姻只限于异性之间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打破这一传统必然对家庭、社会造成严重的冲击。
除了上述这些领域之外，文化战争还反映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比如持枪权、移民、环保等，无法一一在此详述。这些足以表明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分歧究竟有多大，有没有妥协的可能性等。由于争论的很多问题答案都是非此即彼式的，要想让双方妥协的确很难，比如，对于同性婚姻，要么是赞成，要么是反对，不存在第三种选择。而且，很多争论涉及到深层次的观念、道德和信仰问题，让步的空间非常有限。虽然没有硝烟，它真像一场战争，双方在公共舆论中唇枪舌剑，甚至有时会恶言相向。
三、 为何会爆发文化战争？
文化战争的出现至少有半个世纪了，不断从一个领域扩至另一个领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究竟何在？哪些因素导致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双方的分歧来看，这场战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进步主义者一直处于攻势，而保守主义者则始终处于守势；进步主义者总是“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提出新的看法、新的观念，甚至新的道德标准，很多堪称是革命性的，而保守主义者则一直“不思进取”、“墨守成规”，对新的看法、观念和道德标准保持怀疑，甚至想方设法加以抵制，竭力捍卫传统的观念和道德准则。因此，可以说，这场战争主要是由于进步主义者的进攻导致的，那么，厘清进步主义者在哪些方面的观念和看法发生了变化，方能有助于揭示这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
就对政府的看法而言，在十八世纪的美国，人们的基本共识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十分有限，理想的政体就是一个有限政府。这一点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反映得再明显不过了，它用双重分权制衡——横向的三权分立和纵向的联邦主义——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且对政府可以行使的权力采用了明确列举的办法，以防止其僭越。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后，随着一人一票式民主（大众民主）的出现，人们越来越渴望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致使其权力不断扩张，而且，人们希望越来越多的权力都集中在联邦政府手里，喜欢全国整齐划一，因而，结果是不断走向中央集权。每一次战争——从南北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都加剧了这一趋势，结果是，美国国父们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设计——有限政府，不断受到挑战。
联邦政府扩张的程度，仅仅从政府开支增加的层面，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1850年，联邦政府开支仅占GDP的1.5%左右，1900年的时候这一数字也仅为2.7%，1950年达到了13%，到2000年高达34%，2010年的时候居然到了42%。即使不断有人警告联邦政府将会走向破产，但民意调查表明，人们依然希望增加政府开支，尤其是在医疗、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而且，进步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更加希望增加政府开支，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和环保等方面。与进步主义者相比，保守主义者更加偏爱一个小政府。
在托克维尔看来，在身份平等的时代，人们天然地喜欢政府权力的扩张和集中，因为每一个平等的个人都是孤立的、渺小的、无助的，个人的力量总是非常有限，只有政府能够超越个人，实现更加宏大的目标。平等和大众民主时代让人们渴望一个包办一切的“监护型政府”：“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权力无边的监护型当局，独自负责确保他们的享乐和监督他们的命运。其权力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有条不紊的、有远见且十分温和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目的在于教育孩子们如何长大成人，那么，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是相反，它只是企图把人永远当成孩子。它喜欢人们贪图享乐，如果他们别无所求。它竭力为人民谋幸福，但它要充当民众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裁判官。它为民众的安全提供保障，并预测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寻乐，管理他们主要关心的事务，指导他们的事业，规制财产继承，分配他们的遗产，这岂不是不用他们劳神费思和操劳生计了吗？”
就人们在经济领域的观念而言，自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人们就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它们被认为是剥削压迫、贫富分化、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是被消灭的话，也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或者约束。它们常常被认为只有利于富人，对于穷人弊大于利。一些人提出了大胆的社会革新建议——用公有代替私有，用计划代替市场，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在一些国家进行了实验，梦想实现一个“乌托邦”。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计算大论战表明，离开了市场，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因为价格会被扭曲，不再能反映真实的供需关系，资源分配必然是任意、武断的。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经济决策所需要的知识或者信息分散在无数个人手里，没有一个人或者机构有能力收集起来这种分散的知识或者信息。
虽然“乌托邦”实验的结局尽人皆知，但人们记住了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或者说，它们的罪恶已经深入人心，并在世代传递。难怪在《资本论》出版了近150年之后，一位法国人又写了《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并且立即成了风靡世界的畅销书。今天，尽管主流经济学依然认为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不可或缺，但是，无论是理论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对福利国家产生了大麻般的迷恋，而这必然会对经济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主时代的民情加剧了人们对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反感，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对平等的渴望远远超过自由，而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恰恰被认为是造成不平等——尤其是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人们喜爱平等，是因为平等的好处一目了然，而其坏处则不易察觉，而且，获得平等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它是大势所趋。与此正好相反，自由的好处不易发现，而其坏处是则显而易见，而且，获得自由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虽然民主社会中的人们也热爱自由，但他们对民主的激情是炽热的、不可阻挡的、不会休止的。如果他们不能得到平等的自由，他们宁愿接受平等的奴役。
就社会问题而言，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堕胎和同性婚姻，在很大程度上跟美国社会的世俗化有关。从殖民地时代到十九世纪末，美国都是基督教占主导的社会，基督教徒的人数占绝对优势，但是，随着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各种无神论思潮的影响，美国社会逐步走向世俗化。二战释放出来的现代性力量，以及科技的发展和大众文化，对传统的道德观念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而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却没能在这一背景下提供一种一以贯之的替代性道德理论和未来路线图。
1960年，世俗主义者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低于2%，到了1970年早期升至5%，1990年代后期达到12%，而到了2009年，已经达到15-17%。到了2019年，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则达到了26%，虽然基督徒的人数仍占65%，但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12%。在很多政策制定者和舆论领袖眼里，宗教越来越被视为保守主义势力试图重塑美国社会的力量，于是千方百计提防或者阻止其影响，仿佛宗教与美国社会无关，与每个人的生活和灵魂无关，结果，宗教越来越被边缘化。
美国社会的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教育领域的变化密不可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学校和教育越来越远离宗教。不仅公共舆论，而且法院的很多裁决，都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基督教和学校教育之间的联系。譬如，在1962年的一个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公立学校鼓励学生们诵读州官员起草的学校官方祈祷文是违宪的，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不得确立宗教的条款。次年，联邦最高法院又在另一个案件中裁决，学校组织的阅读《圣经》活动是违宪的，大法官克拉克（Tom C. Clark）说，无论美国公民的宗教信仰如何，各个层级的政府都必须在宗教事务中保持中立，保护所有宗教，不得偏爱或者歧视任何宗教。在1992年的一个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公立学校在毕业典礼时请牧师祈祷是违宪的。2000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在高中橄榄球比赛时由学生自己组织和领导的祈祷违宪。
然而，在1844年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中，《圣经》和基督教还被认为是学校的道德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斯托里大法官说：“为什么《圣经》——尤其是《新约》——不可以不加评论地被作为神启在这所学院里被阅读和教授呢？为什么它的普遍信条不可以被阐明，它的证据不可以被解释，它光荣的道德原则不可以被灌输？”“哪里能像《新约》里一样如此清晰或者如此完美地学到最纯粹的道德原则？哪里能像这部神圣经文中一样如此有力和热烈地倡导仁慈、对真理的热爱、节制以及勤劳呢？”
在100多年前，美国几乎所有的公立大学——不要说私立大学——中都还有强制性的教堂服侍活动，一些大学甚至要求学生和老师必须参加星期天礼拜仪式。实际上，直到二战之前，州政府赞助的教堂服侍活动还是司空见惯的，很多大学都认同自己是基督教学校。今天，这些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学与宗教划清界限，变得高度世俗化，在“自由主义”和“宽容”的名义下，课堂上基本上只剩下世俗的理论和学说。对此，诺瓦克（Michael Novak）评论道：“大多数美国学生和教授都来自基督教家庭，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否基督徒——都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中……然而，我们的哲学家却无视基督教对我们政治、经济和道德生活的思想意义，这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仿佛基督教不存在似的。”
此外，在一些人看来，宗教领袖对美国社会的世俗化也难辞其咎，因为他们在步步退让，不断迁就无神论者。譬如，特纳（James Turner）认为，人们之所以逐步放弃了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宗教捍卫者和宗教领袖们本身造成的，因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他们竭力让宗教信仰适应社会经济变化、新的道德挑战、新颖的知识问题以及科学的严格标准等，结果是，他们逐步勒死了上帝。
最后，知识精英和新闻媒体不断强调的多元主义、多样性以及无条件宽容，也对社会的世俗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多元主义（pluralism）在各个领域不断扩张的历史，从宗教多元主义到文化多元主义，从种族多元主义到性别多元主义，这种扩张对于美国国家认同和公民文化的传统理解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可以说，多元主义的每一次扩张，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稳定性都会受到一次挑战，冲突和暴力经常难以避免，美国历史上一些最严重的灾难恰恰就是在这种扩张的节点上发生的。
四、 保守主义与西方文明的未来
根本而言，美国社会的文化战争是事关如何理解美国的两种根本对立的看法，包括它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美国？甚至可以说，到底该如何理解西方（美国是西方的领袖）？如何理解西方文明？它是进步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还是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保守主义到底是什么，保守主义者到底主张什么。
保守主义者不喜欢给保守主义下一个简洁清晰的定义，正如他们不喜欢那些动听的口号和简单的教条一样。当代著名英国保守主义理论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说：“保守主义很少以格言、公式或目标来自我展示。它的精髓难以言述，倘若不得不加以演说，其表述方式又是怀疑论的。但是，保守主义是能够表述的，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要么是迫于政治上的需要，要么是迫于对理论的呼唤，保守主义能够尽其所能地表述，尽管并不总是自信所找到的词藻能够与呼唤它们的天性相吻合。这种缺乏自信并非出于羞怯或沮丧，而是源自对人世复杂性的认识，源自对于无法以空想学说的抽象清晰性来理解的价值观念的忠诚。”
在他看来，对保守主义的松散定义，是把它理解为一种“保守的愿望”，因为每个人都具有某种保守可靠而熟悉事物的冲动。他说：“保守主义直接源于这样一种观念：个人从属于某种持续的、先在的社会秩序，这一事实在决定人们何去何从时是最重要的。”另一位知名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作为保守主义者，就是喜爱熟悉的事物胜过未知的事物，可信赖的事物胜过未经试验的事物，事实胜于玄理，眼前之物胜于遥远之物，充足胜于完美，现时的欢快胜于虚幻的极乐。”
保守主义者很少用一句话来定义这种政治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自身的基本理念和主张。美国二十世纪的“保守主义教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总结了保守主义的十大原则。第一，保守主义者相信存在着一种永恒的、超验的道德秩序。这意味着保守主义者承认宗教信仰的根本重要性。第二，保守主义者珍视习俗、惯例和社会连续性的价值。第三，保守主义者遵循约定俗成或者先例（prescription）原则，相信那些古老的、长久被实践的智慧。第四，保守主义者恪守审慎原则。第五，保守主义者强调多样性，反对整齐划一和均等主义。第六，保守主义者相信人的不完美性。第七，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与私有财产密不可分。第八，保守主义者支持自愿结社和地方自治。第九，保守主义者主张对权力和人类的激情进行严格的限制。第十，保守主义者主张在恒久和变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十大原则可以被看作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虽然并非每一个保守主义者都支持所有这些原则，但几乎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认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因为它们基本都是柏克以降的保守主义传统的核心理念。
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强调宗教（基督教）对于自由和秩序的根本重要性，而后者则看法相反。保守主义鼻祖柏克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宗教动物，有神论才是人的本性。他说：“人天生地是宗教动物；无神论不仅与我们的理性不符，而且与我们的本能相悖，它的寿命不可能长久。”在柏克看来，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人们抛弃了基督教，有害的迷信将会取代它。
托克维尔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宗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希望，它对人心的自然程度不亚于希望本身。人不可能在心智没有错乱和本性没有严重扭曲的情况下，放弃其宗教信仰。更加虔诚的情感会不可抵抗地回到他们身上。无信仰是一种偶然，有信仰才是人类唯一永恒的状态。”
而且，当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之后，他发现宗教（基督教）与自由在那里密不可分：“我一踏上美国的土地，这个国家的宗教方面就是引发我关注的首要事物。我在哪里待得时间越长，我就越发意识到这种新情况造成的政治后果。在法国，我几乎总是看见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背道而驰，但是，在美国，我发现它们紧密相连，共同主宰着这同一个国度。”“美国人把基督教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在其头脑中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一个，另一个还能存在……。”“在美国，宗教不直接参与社会的治理，但是，它必须被当作首要的政治制度，因为如果说它没有使人们偏爱自由的话，那么，它也促进了自由的享用。”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独立导致社会的道德纽带变得松弛，因而格外需要宗教信仰。托克维尔说：“没有信仰的社会，专制统治是可能的，但是，自由政体不可能。宗教在他们赞扬的共和国里比在他们攻击的君主国里更加必需，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s）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加需要宗教。如果道德纽带的增强不与政治纽带的松弛成正比的话，如何可能避免社会的毁灭？对于一群成为自己主人的人，如果他们不听命于上帝，还能做什么呢？”
他注意到，基督教对美国人的影响超越了其他任何地方：“在美国，主权权威是宗教性的，因此虚伪必定很普遍，但是，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人的灵魂受基督教的影响更大，并且，没有证据比这种影响对地球上最文明和自由的国度强大有力这一点，更能证明基督教的益处及其与人性的契合了。”
实际上，美国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精神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文化，或者，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Anglo-protestant culture）。创建北美殖民地的先驱把他们的殖民地称作“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是一群清教徒订立的“圣约”（covenant），他们是为了“荣耀上帝”和“推动基督教信仰”来北美开疆拓土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创始人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在登船去北美之前，发表了著名的布道演讲《基督教仁爱典范》，在其中他讲到：“当上帝赋予人们一项特殊使命的时候，他指望人们严格遵守每一个条款。……我们为此和上帝签订了圣约。我们致力于完成一项使命。……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应当是一座山颠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此项事业中背叛了上帝，整个世界将会知晓并蔑视我们。”
缔造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们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是按照基督教的原理和精神创建一个共和国的。《独立宣言》四次提到“上帝”或者“造物主”，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没有提到上帝，但是，它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基督教的原则和精神，它所确立的分权制衡原则是建立在“原罪”假设基础之上的，联邦主义思想来源于“联邦神学”（federal theology）传统等。
在1892年的一个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鲁尔（David Brewer）明确指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Christian nation）。他追溯了殖民地以来的重要宪法和政治文献——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以及大量的立法和司法判决，都承认了基督教在美国民众生活中的根本重要性，承认基督教对于殖民地的开拓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不可或缺。他指出：“基督教和第一批殖民者来到这个国家，强有力地影响了殖民地和建国之后的迅速发展，今天它在共和国的生活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把这个共和国称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不是一个纯粹的口实，而是对一种历史、法律和社会事实的承认。”“人们常说，基督教国家是文明国度，最彻底的基督教国家，就是最高级的文明国度。这只是一种巧合吗？深入考察基督教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不是一种巧合，二者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基督教原则对国民生活影响越深，这个国家文明的迈进就越确定。”
曾长期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伍尔西（Theodore Dwight Woolsey）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美国）大多数人都相信基督教和福音书；基督教的影响无所不在；我们的文明和智识文化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在几乎所有基督徒看来，制度需要适应促进我们信仰和道德的扩散并传给子孙后代之最好希望。在这种意义上讲，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定义美国是什么的元素，除了基督教传统之外，还有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根据双重分权制衡原理（三权分立和联邦主义）构建的联邦共和国，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严格、明确、细致的限制，意在为自由提供一种双重保障。美国国父们设计这样一个复合共和国（compound republic）的初衷在于，让它仅仅做它被授权做的事情——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其余的都留给各州和人民，留给公民社会。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是一个小政府，无法想象由政府提供医疗、教育、救济等。在100多年前，即使民主党的支持者也认同这种有限政府观。
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商业共同体。那些清教徒先驱同时是一群商人，他们是带着经营贸易的目的去开拓殖民地的。美国国父们——尤其是汉密尔顿——设想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商业共和国”（commercial republic），人们具有企业家精神，敢于冒险并不断创新。国父们的政治理想加上韦伯强调的新教伦理，使得资本主义在美国成为必然的选择。资本主义必然意味着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得以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没有私有产权，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人们不会有动力去从事商业活动；没有自由市场，交易活动必将受到阻碍。
回到文化战争双方的争论上来：到底什么是美国？什么是美国精神？概而言之，美国精神就是基督教加上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这是美国的独特之处，也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之处，因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就是犹太-基督教传统。这种传统塑造了西方文明，也塑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在很大程度上讲，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也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发展演变而来的，基督教的人性观和律法观使得有限政府成为可能，基督教的伦理观使得资本主义成为现实。难怪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都是首先出现在了西方社会，出现在了基督教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讲，捍卫美国精神（美国文明），捍卫西方文明，就应该捍卫基督教、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而核心是捍卫基督教传统。没有了这种传统，美国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美国，西方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西方，西方文明的内核将彻底发生变化。发生质变之后的西方是不是还有有限政府、私有产权、资本主义，是不是还是自由民主政体，恐怕都是未知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文化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保守主义者太右了、太保守了，而是因为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太左了、太激进了。仅仅在100多年前，即使进步主义者，即使民主党的支持者，大多也很难想象和接受今天进步主义者的主张，他们无法接受无神论，无法接受一个权力膨胀的大政府，无法接受对社会经济的过多干预和控制等。在一个世纪——甚至在很多方面只是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以及欧洲——的社会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基督教还在，有限政府尚未蜕变成暴政，资本主义被套上了锁链。倘若美国国父们还活着，他们恐怕已经无法识别出眼前的美国。
五、 简短的结语
美国——以及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战争。它发生在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双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涉及到有限政府、私有产权、资本主义以及堕胎、同性婚姻等。它正撕裂整个社会，让政治辩论和公共言说不断走向极化，因为它是一场观念与信仰之战。究其根本，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定义或者理解美国，如何理解美国精神，保守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是那个清教徒和美国国父们缔造的国度，那个《“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塑造的国度，那里基督教信仰昌盛，政府权力十分有限，私有产权得到尊重，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而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却认为那不够“进步”，他们想要一个政府类似家长、私有财产被再分配、资本主义受到改造、女性可以自由堕胎、同性之间可以自由结婚的社会。
这场战争注定会十分激烈，因为很多深层观念和信仰问题是无法调和的，没有中间地带，没有妥协的余地。保守主义者认为他们在保守一种经历了若干个世纪的文明——一种让西方自由和繁荣的文明，而进步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努力挣脱这种文明，或者，彻底改造这种文明。在这种局面之下，西方文明的未来如何？保守主义者能不能守住这种文明？这无疑是个未知数。但是，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历史上，每一次出现宗教衰落、信仰松弛、道德危机的时候，都会出现一次“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运动,重新唤起人们的宗教热忱，重新让人们信仰虔诚，重新校正道德准则。
本文原载于《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4期）
勿食我黍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