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莫多克
引 言
在当今时代，日本人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二大未触及人群。“未触及人群”（unreached people）一词界定那些需要跨文化宣教策略才能实现宣教突破的人群。更加通俗地说，日本需要更多祷告，发展出传播福音和建造更多教会的好策略。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在日本传播福音的良好途径。
本文的目的是进一步探讨新约中餐桌团契的主题，以改善在日本的传教方式。按照该主题，本研究应探讨如何有效地利用新约的餐桌团契在日本传播福音，并探讨宣教性餐桌团契在日本的处境化模式。我之所以关注食物团契，是因为日本有一种通过一起吃饭来建立人际关系的社交方式。可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即一起吃饭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策略，可以像平常一样接触非信徒，所以研究项目似乎不具有太大意义。
然而，每个国家的饮食文化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每天都在变化，尤其是在一代代年轻人中。因此，研究日本的饮食文化，在当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日本地方牧师和非日本传教士在日本国内开展自己的事工显然是有好处的。
本文的前设是：为日本基督徒找到或创造处境化宣教性饭桌团契模型，帮助与不信主的朋友建立关系。这是为了以友谊的方式来分享福音。另外，我认为餐桌团契的方式应该是有效的，但是可能需要作为日本模式进行调整。
第一章 文献回顾
在将基督教教义和方法融入日本文化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关于新约中餐桌团契的研究主题，以及新约餐桌团契在日本的处境化模式。因此，我们应该回顾这两方面的研究。
关于处境化基督信仰融入日本文化的过往研究
福田光夫（Mitsuo Fukuda）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到了使日本人信仰基督的传播策略。2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提出了发展这些策略的四个理论框架：1）以接受者为导向的沟通；2）感觉需求；3）定势思维；4）人的信息。3
作者解释了以接受者为导向的沟通（receptor-oriented communication）：“以接受者为导向的沟通是上帝的方法，也应该是我们的方法。我们正试图通过进入接受者的信仰和准则来接近他们。”4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走出自己的舒适地盘。我们应该从我们自己开始。
这篇博士论文解释了感觉需求（felt need）：“基督徒传播者只有在满足了接受者的感觉需求时，才能达到进一步沟通的联系点。我们需要处理权力导向型的日本人的感觉需求。”5这就是说，日本人不喜欢被迫听基督教的故事。因此，基督徒交流者应该耐心等待他们问我们耶稣基督是谁。
关于定势思维（set thinking）的主题，作者说：
集中的定势思维可以使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即上帝渴望与人建立个人关系。对于学习过程的最初步骤，日本人的理解可能是，耶稣是比所有神灵更强大的神。这是可以接受的，直到他们对基督教上帝的特征和存在有更深刻的了解。6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立刻接受他们的文化。虽然交流者似乎接受了世界上的其他神，但是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对神的看法应该是不同的，所以传播者应该耐心地遵循这一步。
在个人信息这个话题上，作者说：“交流者是他们所传达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没有比交流者的生命参与更强大的策略了。”7特别是在日本以人为导向的背景下，先辈制度和小群体动态可以适应见证和训练的每一个决策过程。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应该有向他们宣讲福音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另外，笔者认为这样才是最好的策略。
作为总结，福田博士的论文明确表示，基督徒和不信的朋友一起吃饭的策略可能是一个传播福音的较好策略，因为这种策略确定性地追随小组方式，并且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福田博士确信这是一种好策略。此外，吃饭的地方可以很自然地收回说的话，因为与朋友聊天和吃饭总是在同一时间进行。
因此，餐桌团契也可以跟随接受者导向交流、感觉需要和定式思维的主题。因此，很明显地，通过餐桌团契将处境化基督教联结到日本文化，应该可以为日本的宣教产生好的结果。
《新约》关于餐桌团契的早期研究
圣度士（Santos）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圣经》中的餐桌团契应用于新的宣教学方向。按照他的观点，他认为新约中的餐桌团契提供了三种观点作为宣教学的方向。它们是：1）记忆；2）社区；3）责任。8
作为记忆的主题，作者提到：
记忆的行为对于了解教会的宣教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耶和华是一个有记忆的宣教的上帝，他的子民也同样被要求不断地记住他的圣约和诫命，以及他的大能的作为，这样他们就能在委身和依靠耶和华的过程中更加信实和勤勉。在引发这些记念行为的圣事和平常的饮食处境中，餐桌团契显然与上帝使命产生了共鸣。9
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但可以通过圣餐，还可以通过一起吃平常的食物来记念神为我们所做的事。因此，可以说，餐桌团契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因为耶稣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作为社区的主题，其博士论文对此进行了阐述：
餐桌团契以邀请为前提。特殊的朋友会被邀请到特殊的场合，而其他人则明显被排除在宴会之外。与我们的偏袒和偏见形成对比的是，耶稣的餐桌团契倡导一种“开放共餐”，在这种共餐中，社会歧视和等级制度——也就是我们的歧视性划分——被有效地摒弃了。10
也就是说，作者说耶稣所做的餐桌团契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完全不同。这种差异应该揭示出宣教性的餐桌团契是多么的不同。为了探究日本人的宣教性餐桌团契，这个研究论文应该遵循圣度士博士在社区主题上所说的。
关于责任的主题，作者认为：
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是根植于教会作为一个包容和平等的基督教餐桌团契的本质，是充满圣灵并由圣灵带领的。鉴于教会的本质是基督包容的“终末社群”，它共享物质的和精神的面包，所以关于“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孰轻孰重的争论是不合逻辑的。11
作者还说：“因此，餐桌团契是一个处境化和道成肉身的过程。它包含了上帝的牺牲之爱的意义的具体体现，因为它是人类使命在行动。”12
总之，这些话表明教会承担着必须让在一起吃饭的人享受平等的责任，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做的。然而，餐桌团契不只是关系到团契的方面，也关系到福音或仪式的方面。因此餐桌团契应该将两个方面融合；作为终末社群，它既是文化的，也是福音的或仪式的。这样很明显的，这篇研究考察新约里的餐桌团契对日本的福音传播又怎样的影响，以及探查日本的餐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式是什么，这将很有意义。
目标群体的历史
据说日本的历史始于大约2000年前。其文化受到了中华文明和后来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这两种文化都可以在日本的历史演进中找到许多共同点，比如字母、宗教、食物等等。13日本的整个历史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早期的发展时期、天皇和贵族时期、武士及其幕府时期、日本天皇时期和战后时期。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在各个时期的节点上，日本遇到了新的宗教。因此，我们将在这里看到每一个时期都有宗教的影响。
在早期的发展时期，神道教的文献讲述了日本是如何诞生的。根据传说，日本的岛屿是由一个叫的伊奘诺尊的男神和伊奘冉尊的女神创造的。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把其他的诸神带到日本的岛屿上，这些神的神性影响了日本的本性。这两位神有一个女儿，她是太阳神，名叫天照。为了保护这些岛屿，她曾与哥哥须佐之男作战。她的孙子琼琼杵尊开始统治这个国家，之后他的孙子叫神武，他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天皇。14
这个故事是神话，它能很好地影响日本人的世界观，它应该是二战中日本士兵战斗动机的背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日本人开始种植水稻，并从韩国和中国获得了文化和技术。人们相信简单的万物有灵论宗教，这种万物有灵论是神道教的基础。15
神道教的基本教义是“所有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都被认为有灵或魂，而且显然被认为拥有话语的能力。”16从那以后，日本由第一届政府和皇后卑弥呼统治。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卑弥呼得到了中国皇帝的许可统治日本。然而，在公元500年，日本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7此外，在这个时代，日本还从中国引进了佛教。从那时起，原始的神道教就混合了佛教，后来又产生了一些日本原始的佛教教义。
在天皇和贵族时期，公元710-1185年，日本主要由天皇及其支持者统治。在这个时期，佛教逐渐强盛，在整个日本处于优势。圣武天皇（701-756）赐令在整个日本建造国家佛教寺庙，以及奈良日本最大的佛像，奈良当时是日本首都。18
在武士及其幕府时期，公元1185-1868年，皇室及其贵族授权武士阶级及其幕府统治整个日本，皇室是统治武士的顾问，他们的正式称呼是将军。在这个时期之前，整个日本战乱频繁。这让佛教更加昌盛。19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两个新的佛教宗派：净土宗和禅宗。净土宗持守信、愿、行。而禅宗拒绝所有的当下权威或文字权威，强调道德品格而不是知识所学。由于其教导，禅宗受到武士幕府阶级的支持。20这样，他们的教导就成为武士的基本哲学和行为：武士道。21
基督教通过耶稣会传到日本，当时1549年是由沙勿略领导。到1582年，基督徒已经占到人口的2%，有200多座教堂。但是在1587年由于统治者宣告它为非法，基督教开始遭到迫害，佛教寺庙统治着民众，开始捕杀基督徒。德川家康（1543-1616）幕府关闭了与所有国家的联系，防止传教士进入，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抵达。22基督教在日本天皇时期合法化。
日本天皇时期，公元1868-1945年，明治天皇和现代日本政府决定自己国家应该效法西方国家。将首都从京都迁到了东京，日本向所有西方国家开放。因此，这个时期，大批新教传教士抵达。23众所周知，在这个时期，日本致力于发展军事和工业，但是在二战时期，这个政权及其统治阶级在1945年终结。24在效法西方国家的时候，日本政府再次将他们的神道教定为国教。神道教教导国民敬拜天皇与皇室要像对神一样，它繁荣到1945年。25
二战后，在盟军占领时期，日本制定了新宪法，赋予选择宗教的自由，宣布民主，天皇和皇室成为仅仅是国家象征。26这意味着现代日本被西方价值深深影响。在这个时期，有很多新宗教邪教出现。一个著名的新宗教是奥姆真理教，它融合了各种宗教和神学，在1995年恐怖袭击了日本地铁站。27自从这个发生后，据说对所有宗教的惧怕笼罩了整个日本，包括基督教。
作为历史总结，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受到很多宗教的影响，日本吸收、改变国外文化，以适应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世界观。但是，貌似只有基督教是在宣布非法之后才接受的。因此，这就是说这个国家需要有效的宣教策略。
第二章 方法论
这个研究的一个方法是基于定性调研和演绎方法。这个研究论文使用的材料来源于书籍、论文和文章。另外，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也注意到不能对所有文献可靠性进行分析，对支持研究的文献搜索也不完全。进行研究的另一个方法是案例研究。笔者随机采访了五个日本基督徒。他们会被问到三个特别的问题：“与别人吃饭有什么价值？”“你喜欢与别人吃饭吗？为什么？”“作为基督徒，当你与不信的朋友或家人一起吃饭时，有感到困难吗？你是怎么解决这个困难的？”
另外，笔者也随机采访了其他五个年轻牧师，问题是：“你是怎样与不信者建立关系的？”所有采访都会提前告知保密，受访者的名字会协议保密。这个研究需要采访案例研究的原因是，我们应该把握当代日本的宣教状况，我们应该考察基督徒个人是怎样感知的，这样将采访结果作为论点的文献和证据。采访结果可以避免笔者提供不确定的日本基督徒感受。
第三章 发现和讨论
新约中宣教性餐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型
作为研究结果，研究者发现三个元素构成宣教性饭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式。但当我说“餐桌团契”时，并不是指圣餐。新约中的饭桌团契一般指的圣餐，但是我的定义是狭义的，就是指的“聚餐”。因此，我找到三个要素来解释在新约时代餐桌团契发生的方式。处境化模式的所有三个要素从两本书中有发现，他们提到了希腊-罗马时代的餐桌团契。
它们解释说新约中的餐桌团契追随那个时代的方式，因此这就是说，保罗已经将聚餐和一些宗教文化方式处境化成了基督徒方式。28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新约中的餐桌团契经常作为仅仅是基督徒成员的团契出现。但是，这篇论文聚焦的是宣教和传福音的角度。因此，虽然我们知道很多新约中餐桌团契的神学或圣经意义，但是研究者仅仅选出跟宣教角度相关的方面。
首先，宣教性餐桌团契应该作为建立社会联结和友谊的功能出现。这么说的原因就像斯密斯（Dennis E. Smith）在他的书中所说：“正是饮食创造了社群归属和社会联结的意义。”29这就解释了保罗教会中的聚餐。起初，据说希腊-罗马聚餐具有建立关系的功能。另外，当时的人们举行聚餐为的是建立关系和友谊，而不是从饮食中填饱。因此，新约中宣教性餐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式的一个元素是建立联结。当我们将其处境化入日本文化时，我们必须应用这个元素。
第二，宣教性餐桌团契应该作为欢迎和邀请他人而出现。就像斯密斯在他的书中所说：“邀请被认为是正式宴席的正式部分。”31早期教会的餐桌团契应该追随了希腊-罗马方式，这样可以说基督徒宴席邀请人。另外，希腊-罗马宴会具有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欢迎和接纳。斯密斯博士也提到“欢迎和接纳词汇可以理解为填充在好客的古老概念中。
用保罗的话来说，它是‘建造’社群的方式。”32这就是说，新约中的餐桌团契欢迎教会成员，接纳每一个人作为弟兄姊妹。罗马书15:7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作为宣教性餐桌团契，我们指的是圣经中耶稣所做的。根据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耶稣为税吏和罪人提供餐桌团契。这个概念可以作为宣教角度出现。
斯密斯博士提到这个概念，就是耶稣的餐桌团契指的就是上帝的国本身，对于各类罪人，耶稣“欢迎这些人回归社群。”33这个观念尤其在路加19:10耶稣与撒该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结尾，耶稣强调他“拯救失丧的人”。34这可以说，撒该曾经属于上帝的国。因此，就像我的观点，我们基督徒应该欢迎和接纳作为我们现成的家人。这就是耶稣所做的方式。
第三，宣教性餐桌团契应该提供客气与平等。根据芬格（Reta Haltman Finger）所写的书《寡妇与饮食》（Of Widows And Meals），在新约餐桌团契所跟随的希腊-罗马宴席中，有一套研讨方法，就像一个正式规范怎样加入宴席。按照这个方法，在宴会中，参加的人们应该为彼此提供爱、友谊和喜乐。
另外，在新约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中强调餐桌团契应该合一。这是因为在哥林多教会中，一个社群中有两个餐桌团契，一个是犹太人的，一个是外邦人的。保罗在这个文本中敦促合而为一。
斯密斯博士解释说，保罗强调餐桌团契来发展社会平等。因此，基督徒餐桌团契应该提供客气与平等。另外，就像我们看到的，耶稣自己从来不会歧视税吏和罪人，因为根据希腊-罗马文化，耶稣与他们一起吃喝表明耶稣跟他们是朋友，这就是说在餐桌上有平等。重点是宣教性餐桌团契也需要客气和平等。
总之，新约中的宣教性餐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式有三个要素，就是建立社会联结和友谊的功能、欢迎和邀请不信者的功能、以及提供喜乐和平等的功能。下一步，笔者会夯实怎样处境化，以在日本创建宣教性餐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式。
处境化作为宣教战略
我们不应该忽视怎样处境化。根据黑塞格里夫（David J. Hesselgrave）的文章，作者提到有三种文化：圣经文化、宣教士文化和回应文化（Respondent Culture）。每个文化彼此不同，所以宣教士应该成为他们之间的桥梁。宣教士必须从原始文本中将圣经所说与圣经文化中进行解码。然后，他们必须将圣经信息向回应文化进行翻译和交流（编码）。
在后一个任务中，宣教士应该尽快从宣教士文化中介入到回应文化中去。35在我的研究论文中，宣教士文化与回应文化是相同的。就像我们所看见的，在开始这个步骤之前，我们已经将新约中的饭桌团契进行了解码。因此，这个步骤中，我们会将宣教性饭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式编码入作为回应文化的日本文化处境中。
日本宣教性餐桌团契的处境化
作为回应文化，我们必须找出什么是日本的饭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式。根据描绘日本文化的书籍，以及对五个普通日本基督徒和其他五个日本年轻牧师的访问，笔者发现了日本饭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式的要素，他们跟新约中的宣教性饭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式相左。那么，为了在日本创建宣教性饭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式，为了编码，我们要探讨弥合圣经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鸿沟。
首先，日本社会结构是垂直关系，而不是水平关系。齐莱肯（Chie Nakane）在她的书中提到，
垂直关系理论上是预料之中的方式，日本社会群体就是这样形成，当其确实强化、功能化，成为团结一个群体的结构原则时，就形成了一个惊人的精致和内向型的等级制度。这是因为，即使属于相同群体和平等资质的个体也被这种垂直结构所影响，以至于他们开始以各种方式定义和强调彼此的差异。36
采访结果也支持我的观点。一个日本普通基督徒对我的问题“跟别人吃饭的价值是什么？”，回答说：“我相信一起吃饭应该在彼此门当户对时发生，而不是垂直关系。”37这个观点表明，日本人的饭桌团契不像新约中宣教性餐桌团契那么平常，因为在宣教性餐桌团契必须彼此平等。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的处境化模式应该弥补这个鸿沟。
如何弥补纵向关系与平等之间的差距?我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其他关系的方式来弥补。通过对五位青年牧师的访谈，我发现他们都有不同的方式与非信徒建立关系。
例如，一个30岁青年女牧师回答说：“我是一个年轻的母亲，所以我试图与年轻的非信徒母亲建立关系，通过与他们在幼儿园或我的教会聊天的方式来把他们带到教会。这是因为我和她们有一样的经历，感觉自己像个新手妈妈，我们在这方面是平等的。”38根据调查结果，交流者和回应者可以通过分享共同的话题来弥补差距。如果话题像那位女牧者所说的那样具有挑战性，可能会更有效。
其次，日本人通常认为同伴以外的人不是人。齐莱肯解释道：
当“我们地方”（“我们”）和“其他地方”（“他们”）的意识比较强烈时，社会内部就会发展出这种人际关系上的极端反差，似乎除了我们的人”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再被认为是人了。”39
对于我的问题：“你喜欢和别人一起吃饭吗?为什么?”，一位日本的基督教女士也回答说：“我喜欢和我唯一的朋友一起吃饭。因为我可以很容易与这个人分享我真实的内心。”40这也支持我的观点。遗憾的是，这种日本文化与新约中有关餐桌团契的概念背道而驰，后者的功能是欢迎和邀请不信的人。这是因为日本的非信徒不能轻易地认为日本的基督徒是他们的自己人，这与日本的历史背景有关。也就是说，日本人的“餐桌团契”的处境化模式应该来弥补这种困惑。
然而，日本人一种文化，这是一种矛盾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的“和”。克恩（Edwin Christian Kern）解释说，“和或和谐的精神渗透到日本的家庭结构、社群和商业世界。和谐不是可以通过理性的工具来操纵的某种机械的合作。”41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不信教的日本人成为基督徒，他/她会非常珍惜基督教社区。因为这种文化，即使日本的基督徒也很少，他们也可能存在着。无论如何，可以说仍然有机会赢得日本的非信徒，因为他们也有和谐的心态。
因此，我建议宴席的方式有一个特定的主题。例如，为了让非信徒认为教会成员是他们自己人，教会可开设“星际迷航之夜”。即使非信徒不能把教会成员看作是他们的人，他们可以把《星际迷航》的一部分基督教粉丝看作是他们的自己人。事实上，有一本在美国出版的书，建议以小组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所以这种方式对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是有益的。42
此外，所有的青年牧师都回答了我的采访问题，作为总结，他们也根据爱好或消遣方式在教会与多人或个人进行联谊，如一起踢足球，一起看喜欢的电影等。43因此，即使很难叫不信的人到教堂里来，一起在有共同爱好的地方消遣也是一种有效方法。即使不是以特定的方式在一起吃饭，通过活动可以与之建立关系，我认为这些活动也可以被称为餐桌团契。因为这种方式符合其所有的概念：具有建立社会联系和友谊的功能，欢迎和邀请不信的人的功能，以及提供快乐与平等的功能。
第三，日本的宴席文化应该联系到酒。根据调查结果，这一事实似乎阻碍了福音派基督徒参加与他们不信的朋友的宴会。对于我的问题：“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遇到过与自己的不信的朋友或家人一起吃饭的困难？”44有四个普通信徒那样回答的。因此，很明显，面对酒的问题，日本的福音派基督徒很难和他们不信的朋友一起吃饭。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从了解酒在宴会中的作用开始。晴美贝夫（Harumi Befu）在她的文章中提到，“它的‘公共’功能仍然深植于普通的晚餐娱乐中。”45也就是说，酒在日本文化中意味着娱乐。除此之外，在新约的语境中，酒也意味着一种娱乐或饮酒的积极目的。路加福音2:3确实如此。46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用其他的娱乐方式代替饮酒。因此，送礼物或玩破冰游戏也可能特别有效。
除此之外，日本的传统活动与新约中的餐桌团契有相同的概念。这就是茶道。关于茶道的书籍解释说，茶道始于武士时代，其诞生颇受基督教的影响。在茶室里，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即使是将军。47此外，制作茶道的主人必须有一颗待客之心，待客就意味着友谊。48可以说，茶道可能是日本第一个特别的餐桌团契处境化模式。此外，茶道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谦卑。49因此，在现代日本，为了建立餐桌团契，谦卑也是一个必需的要素。
最后，从访谈的结果中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所有接受采访的日本青年牧师都回答说，他们都曾利用餐桌团契来与非信徒建立过关系。50此外，所有接受采访的平信徒都回答说，一起吃饭有利于建立关系。51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餐桌团契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与不信的朋友建立关系的有效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日本的餐桌团契存在一些对立的概念，即垂直团契文化、局外情结文化和酒的问题。然而，通过对圣经文化和回应文化的了解，我们发现这些差异并不妨碍宣教。这是因为日本人自身的一些活动可以满足新约餐桌团契的要素。因此，即使因为一些问题不同通过“一起吃饭”与不信的朋友建立关系，但其他活动有相同的概念，可以替代“一起吃饭”，因为这些活动在日本也可以被称为宣教性餐桌团契。
结 论
似乎自然得出在日本宣教性饭桌团契中的处境化模式具有四个概念，它们是建立社会关系和友谊的功能、欢迎和邀请不信者的功能、提供快乐和平等的功能，以及团契中所有参与者必须持有的谦卑态度。如果所有的概念都具备，那么除了餐桌团契之外的活动也可以称为宣教性饭桌团契。
而这些活动早已被新约的餐桌团契处境化入日本文化中了。作为对我的假设的回应，似乎很自然地说，餐桌团契的方式在日本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它应该调整为日本模式。
然而，研究论文的陈述只是在图书馆中，所以实际应该采用这种处境化模式进行实际事工。希望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在我深爱的国家传教的传教士和牧师更好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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