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帝存在，他可有不少要去交代的。
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他这辈子真够成功。
据说教皇乌尔班八世在听到黎塞留的死讯后，说出了这段令人玩味的评价。不只是教皇，当时很多人都对黎塞留抱有一种颇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即使是他的对手也承认黎塞留高超的政治才能——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法国就被从内忧外患中拯救出来，进而跃居欧陆霸主；另一方面，人们又批评他采取了许多违背道义的做法，尤其是他虽然在国内打压新教的胡格诺派，在国际上却将同属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对手，不惜与瑞典、荷兰、英国等新教国家联手，甚至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盟。
身兼红衣主教与法国宰相，黎塞留在教俗两界都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关于他的传奇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纯粹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眼中只有法国的世俗利益；也有人强调他并没有将宗教从政治中排除出去，而是试图将二者调和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些人将黎塞留与当时欧洲盛行的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观念联系在一起。扎伊阿姆比利斯所著的《信仰与国家理性》，认为应该将黎塞留看作朱斯特斯·利普修斯的“节制的国家理性”思想信徒。这种国家理性要求统治者在面对国内及国际挑战时，排除基督教信仰与道德的影响，以人类理性为基础采取审慎的行动，追求国家的利益与权力。
不过，除了解释黎塞留当时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作者更希望找到一些对今天有益的教诲。西方人曾经乐观地以为现代政治一定是世俗化的，宗教将不断地衰退甚至消亡。然而近些年来，宗教的影响力不断复兴，成为一些重大冲突与恐怖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现代世界所谓的“宗教祛魅”正在发生逆转，宗教正以暴力或和平的方式回归到国内与国际政治领域当中。当代的政治家们必须认真反思，在追求国家利益时，个人的宗教信仰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内政治决策以及外交决策。西方人上一次面对类似的宗教—政治问题，正是黎塞留所生活的十六、十七世纪。在那个信仰热情高涨的情境下，这位坚定推行国家理性政策的红衣主教，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用的启示。
2
国家理性可以说是一项典型的欧洲观念，在汉语、俄语乃至阿拉伯语中都没有类似的表述。需要注意，这里的理性主要是工具意义上的，指的是有能力计算出维护国家所需要的恰当手段。所以，国家理性的本质是一种治国术，它要求统治者们一方面排除激情与冲动的干扰，以精明的理性来审慎地追求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一些不符合一般道德标准的行为。换句话说，国家理性本身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当然，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关于道德的具体标准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在国家理性观念最早产生的那个时期，它主要针对的是基督教式的道德，例如虔诚、宽容、仁慈之类。
马基雅维里常常被认为是国家理性观念的缔造者，因为他总是强调政治行动的可行性与现实性，并且劝诫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顾基督教的道德要求。不过，首次使用这个概念的却是马基雅维里的友人圭恰迪尼。他在《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中，借用一个对话者——博纳多·德尔·内罗之口，提出关于有必要杀掉一群比萨战俘的建议：“任何想要在这个时代维持领土与国家的人，都应该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展示仁慈与宽容，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则必须表现残忍与不择手段……想要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按照对基督教律法的认识来管理政府与国家，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当我说要杀掉这些比萨战俘时，我不可能是以一个基督徒的方式在讲话：我根据的是国家的理性与实践。”在这段话里，圭恰迪尼明确地使用了“国家理性”的说法，并且把它同基督教的律法对立起来。这种观念随后传播到意大利之外的欧洲国家，影响了许多政治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荷兰人利普修斯。他在《政治六书》中系统阐释了国家理性的内涵、限度与意义，并且缓和了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笔下那种极端敌视基督教的态度。出于一种对人性的较低评价，他承认在维系国家利益时，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些以审慎为基础的、非传统的、不符合基督教道德的行为，但它们必须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是要为国家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这样的一种处理，就被称为“节制的国家理性”。
利普修斯的思想在法国有很多拥趸，黎塞留的私人图书馆就收藏了他的全套作品，他也经常使用利普修斯式的国家理性观念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他坚信国家的利益必须成为君主的唯一目标，国家的利益也远比个人的利益重要。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与情境下，可以把基督教信仰与道德的要求悬置起来。君主作为一个君主所犯的罪行，有别于平民所犯的罪行，“强大的权力必须偶尔露出狰狞的面孔，树立残酷的榜样”。在中文世界里有一句广为传诵的名言——“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当下。”实际上黎塞留这段话的完整版本是：“人类的拯救最终是在来世，因此不要惊讶于上帝希望人们等待他来惩罚罪恶，用他在来世的审判惩罚他们。但是国家在此世之后就不存在了。它们的拯救要么就在当下，要么就不会再有。因此，对它们的生存来说所离不开的惩罚，就必须立即执行，而不能延迟。”
从这里可以看到，黎塞留非常清楚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与不确定的处境。国家与个人不同，它没有来世的拯救，所以宗教因素应该被排除在国家利益的考虑之外。政治家也不应该无所事事地等待上帝来干涉人类的事务，而是要专注于思考自己国家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按照国家理性的原则，他勾勒出了心目中的法国的国家利益，并且提出了一种清晰的目标排序：摧毁胡格诺派，打击贵族的傲慢，让所有臣民回到正轨，恢复法国国王在国际上应该享有的与身份相符的声誉。当然，制定目标只是第一步，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采取行动才更加重要。黎塞留也非常强调审慎的重要性，他总是极力避免轻率的、情绪化的反应，每当做出重大决定之前都要耐心等候最有利的时机。比如对待胡格诺派的具体做法，就生动地反映了他的国家理性观念。
作为红衣主教以及对天主教的信仰与忠诚，黎塞留天然敌视胡格诺派。他在担任吕松教区主教时，就曾撰写了大量的神学文章来批判新教神学。但是在成为宰相之后，他并没有将胡格诺派看作纯粹的宗教问题。对他而言，宗教异端与叛乱息息相关，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到国家的权力与国王的权威。尤其是在一六二五年，胡格诺派夺取了拉罗谢尔附近两个战略性岛屿，而当时法国政府也正忙于应对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此时，首先处理胡格诺派还是对付西班牙人，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为此，黎塞留向国王提交了一份重要的备忘录：
至于胡格诺派，他们惯于以牺牲国家为代价来推进自己的事业。他们发现我们忙于应对那些公开宣战的敌人时，就会抓住自己的机会。他们在[亨利四世统治时期的一五九七年]围攻亚眠时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必须警惕他们这次故技重施。他们掌握的武力及其傲慢的主张，实际上不再让我们有任何怀疑。不过，必须考虑他们的力量是否足以妨碍国王实施对外战争的计划……只要胡格诺派还在法国立足，国王就永远不是国家的主人，也永远无法在国外进行任何光荣的行动……陛下您可以（暂时地）满足胡格诺派的一些要求。这样，您就可以为对抗西班牙人的战争创造出团结的局面。
很明显，黎塞留这里关于对胡格诺派采取行动的理由，并不是出于神学或者教会，而是基于国家利益。他将摧毁胡格诺派看作最重要的目标，但是又表现出对时机的敏感与克制。他非常了解国家能力的限度，所以建议等待最恰当的时机，果断地、一劳永逸地解决胡格诺派的威胁。黎塞留的建议很快被国王采纳，随着一六二六年二月签署《拉罗谢尔条约》，国王与胡格诺派达成了临时和解。当然，这是在为最终的摊牌做准备。一六二七年九月，国王的军队包围了拉罗谢尔。在围城长达十四个月之后，该城居民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六二九年发布的《阿莱斯敕令》虽然重申了《南特敕令》的宽容精神，但是剥夺了胡格诺派大部分的经济、政治与军事特权。自此，胡格诺派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已经被彻底解决了。
3
相比于国内问题，黎塞留所面临的国际挑战更为严峻。当时欧洲大陆的头号强权，统治着奥地利、西班牙、尼德兰和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哈布斯堡王朝，从地缘上对法国形成了合围之势。哈布斯堡王朝是国际天主教同盟的领导者，也是反宗教改革运动背后最重要的军事与政治力量。打击新教带来的挑战，就成了他们将自己争夺欧洲霸权的野心合理化的最佳说辞。鉴于如此恶劣的地缘政治前景，人们似乎可以合理地预期，法国的历任国王与统治精英会坚定地采取反哈布斯堡的立场。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宗教因素置于政治因素之上。与国际天主教同盟保持一致，与哈布斯堡王朝和平共处，是法国王室很多人的优先考虑。路易十三的母亲、黎塞留早年的政治导师王太后玛丽·德·美第奇，正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然而，黎塞留从中看到的却是法国面临着被降为欧洲二流国家的风险。他在考虑法国的外交政策时，从未将颠覆新教与增进国际天主教事业的利益作为主要的考虑事项。他从国家理性学说所推崇的审慎、理性主义以及必然性这些观念出发，判定哈布斯堡的霸权将会给法国造成致命的压力。因此，法国的优先考虑应该是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霸权，在欧洲建立一种更加均衡的权力格局。未来在这个格局中，法国将要扮演一个核心角色。确定了基本的大战略目标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在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与危机中推行相应的政策。这里可以从两起重要的历史事件，来看看黎塞留的谋略与思维方式：一个是他刚刚成为宰相不久后的瓦尔泰利纳危机；另一个是法国在一六三五年对西班牙宣战并由此介入三十年战争的重大决策。
瓦尔泰利纳是位于今天瑞士东南部的一个山谷地带。哈布斯堡王朝通过这个地方可以联通西班牙与奥地利的势力，而法国则可以凭借这里联系自己的意大利盟友威尼斯。瓦尔泰利纳的本地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传统上受到以新教徒为主的格里松斯管辖。地缘政治与宗教问题就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时，西班牙军队支持瓦尔泰利纳的天主教徒发动了一场叛乱，驱逐了格里松斯的势力，随后还占领了山谷中的防御工事。西班牙的这项行动在当时看起来很符合反宗教改革的思想，也得到了教皇以及很多国家天主教信徒的支持。然而，黎塞留所看到的却是对法国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他迅速联合威尼斯与萨沃伊对西班牙进行强烈抗议。面对这个局面，西班牙勉强同意将此地暂时交给教皇乌尔班八世的军队，并且等待教皇来做出最终的裁决。然而，黎塞留出人意料地派出法国军队联合格里松斯的新教徒，袭击了教皇的武装，并最终控制了整个地区。两年后，西班牙与法国达成《蒙松和约》，承认恢复了格里松斯的管辖权。黎塞留的做法当然受到了国内外的各种批评，有人就谴责他是“影响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压迫与伤害的源头”。但是黎塞留并不在乎这些批评。在瓦尔泰利纳展开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的外交政策建立在现实的国家利益之上，并不把天主教事业放在重要的位置。这种思想与战略考虑，后来也导致了法国对西班牙的正式宣战。
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从一六一八年就开始了，而法国直到一六三五年才正式对西班牙宣战。在宣战前的十几年，黎塞留就一直进行着精心的准备。他的目的是尽量拖长战争，从而耗尽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在现实中的做法就是与欧洲各地支持哈布斯堡的敌人缔结一系列反对哈布斯堡的同盟。后来他在《政治遗嘱》中清晰地解释自己的战略：“如果说袖手旁观，不动刀剑，借助盟友的力量阻挡那些反对我国的势力长达十年，这算是一种极度审慎的标志；那么当盟友没有我的帮助就难以为继时，再公然参战，这就是勇气与非凡智慧的标志。这意味着在经营国内的和平时，行为举止要师法那些经济学家，既小心翼翼地积累财富，也明白怎样消费它们来保护自己免受较大的损失。”黎塞留最早是支持同属天主教但是与奥地利存在冲突的巴伐利亚。但是当巴伐利亚后来与新教的瑞典出现军事纠葛时，他却惊人地与瑞典国王建立了新的同盟。按照协议，法国拿出巨资支持瑞典，在日耳曼地区打击哈布斯堡势力。从后人的角度来看，黎塞留要向西班牙发动战争当然是已经谋划了多年。但他一直在耐心等待最佳的时机。直到一六三五年，当瑞典的势力受到重挫之后，他终于决定法国要正式介入战争。此时，法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国内胡格诺派的挑战，可以集中精力应付外部挑战。虽然黎塞留本人于一六四二年去世，没有亲眼目睹战争的结束，但当时胜负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法国在战后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而哈布斯堡王朝走向了衰落，西班牙自此彻底沦为欧洲的二流国家，直到今天。
回顾黎塞留主政期间的各项重大决策，可以看到他从未使用过马基雅维里作品中那些随处可见的反基督教的说辞，在对抗当时最重要的天主教国家时，他也从未怀疑或者攻击对手关于教义的理解。他的考虑，完全是从人类理性方面出发的。在他的外交政策当中，信仰与宗教的考虑从未占据最高的地位，而是从属于国家的利益。黎塞留寻求与新教势力建立同盟，以及向天主教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宣战，是多种事态的发展与情况所要求的结果。法国将被贬入欧洲的二流、边缘角色，屈从并受困于哈布斯堡的支配，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使黎塞留的策略在事实上成为必要。
黎塞留也接受了利普修斯等人的看法，认为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有时候必须采取一些不符合基督教道德的手段。比如他建议为了强化法国军队的纪律，应该从严处罚那些擅离职守的军官，剥夺他们的贵族身份，并且公开宣告他们无德无能承担任何荣耀、尊严与职责；为了震慑叛乱的民众，以儆效尤，“就拆毁他们的房屋，拆毁的越多越好，如果当下时间不够的话，就彻底放火烧掉”。从基督教的信仰与道德要求来看，这些建议当然应该受到质疑。不过，黎塞留是将它们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和时期之内，这也就符合国家理性学说的相关要求。他在设法做出决策时始终只考虑如何增强法国的力量，可以说在国际政治领域，红衣主教首先是一位法国政治家。
黎塞留的思想和做法中有很多反民主与专制主义的倾向，这些也一直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扎伊阿姆比利斯并不想就此进行否认或是提出辩护。他主要想要提醒人们，在今天这个宗教影响力再次搅扰国际政治的时代，重新审视黎塞留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政治领域中采取一种节制的国家理性的方法，也许会产生有益的结果。
扎伊阿姆比利斯重点谈到了中东地区的冲突，以及小布什任总统时期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存在的误区。他想要探索是否可能将黎塞留的政治手腕的基本原则，加上必要的变更，适用于中东地区的混乱局势。因为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东地区的冲突与十七世纪欧洲的情况最为相似。造成冲突的根源主要不是经济因素或者战略因素，而是宗教问题。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和平外交原则在这里不适用。当问题不是涉及某个具体的不公行为，而是对方的存在本身的正当性时，妥协是很难达成的。更麻烦的是，美国在介入中东地区时却日益从宗教神学的角度进行考虑。例如小布什总统不断地引用《圣经》中的经典，把美国推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行动解释为一种神圣的使命。当然，这并不是个别政治家自己的偏好，背后隐藏着过去几十年来所谓的神权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兴起，还有各种新教福音派团体日益介入到选举和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于是，对民主体制的偏好与某种神学信仰混合在一起，就可能让政治家在没有充分考虑环境、能力与现实的情况，发动一场民主的“十字军东征”。这其中当然忽视了国家理性的考虑，所以也带来了各种严重的灾难。相比之下，黎塞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但是他从未试图推行“上帝的外交政策”，他只是推行法国的外交政策。黎塞留遵循着国家理性方法的一条最基本、最重要的原理——基于人类的理性。
（《信仰与国家理性——来自早期现代欧洲与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教训》，[希]亚里士多德·扎伊阿姆比利斯著，何涛译，商务印书馆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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