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延庆
 

    这是一个关乎生命，关乎信仰，关乎宇宙，关乎世界，关乎中国，关乎天堂，关乎末日，关乎灵魂，关乎肉体，关乎上帝，也关乎人的大题目，要想寻找这个题目的答案和解说，只能到整本《新约》全书中去找，到四福音书中、使徒行传中、使徒的书信中、启示录中去查找。

    宣教既是上帝给每一个信徒的“大使命”，也是上帝对人类祝福的管道，更是信徒蒙福得到从上面而来之奖赏的因由。这是一条上帝借着十字架亲自开辟的通往天国的道路，其中饱含着血与泪、伤与痛，绵延近2000年而不绝，还要直到世界的末了。借着这条十字架的宣教之路上帝使用他自己的仆人，改变了这个悲惨的世界，败坏了掌死权之魔鬼的作为，高唱得胜的凯歌，宣告死亡的终结。

     马礼逊的名字我在以前所读过的书中也似乎看到过，但对他实在是知道的太少了，不清楚他是哪国人？都做了些什么？与中国有什么关系？与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的两年中，这个名字不断在其他弟兄姊妹的口中听到，好象是与200周年的一个什么来华的纪念活动有关。于是，就开始留心有关马礼逊的事迹，了解之下才明白，原来我能得救信主，听到有关上帝对人救赎的消息——福音，都是始于马礼逊在1807年9月8日到达广州的宣教所赐。于是乎，更是要详细的查考一下这位先生的生平作为了。

    现摘抄马礼逊生平大事年表如下：

    1782年1月5日出生于英国，一行第八的男孩，为最小的一个孩子。

    1798年16岁接受洗礼，为英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信徒。

    1799年17岁起患有头痛病，终身受其折磨。

    1803年志愿当传教士，进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就学。

    1804年向伦敦传教会申请到海外传教获准，进高士坡传教学院深造。正式被指定前往中国传教。

    1805年在伦敦开始学习中文，除已学习的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哲学、数学、植物学外，增加学习天文学和医学等。

    1807年被按立为牧师。接受伦敦传教会指示，要求其将圣经译成中文和编纂《华英字典》。同年1月31日，离英转道美国来华。同年9月8日抵达广州，继续学习中文。

    1808年边习中文，边开始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

    1809年2月20日在澳门与玛丽·默顿女士结婚，受聘兼任东印度公司译员。

    1810年印行中文版《使徒行传》1000册。

    1812年伦敦传教会决定增派米怜牧师到中国协助马礼逊。

    1813年7月4日米怜抵达澳门，旋赴广州学习中文。

    1814年马礼逊为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教徒施行洗礼，他的名字是蔡高。中文版《新约全书》出版。马礼逊遭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免职，但仍为澳门和广州的公司和商行任用。大儿子马儒翰出生在澳门。

    1815年《华英字典》第一卷出版。旧约《创世纪》中文版出版。米怜赴马六甲开辟传教基地和设立印刷所。在马六甲出版的第一个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创刊。

    1816年英国政府派特使阿默士德率团访北京，马礼逊被任命为使团中文秘书兼译员。使团遭清朝嘉庆帝驱逐。

    1817年米怜为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在马六甲施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授予马礼逊神学博十士学位。

    1818年米怜在马六甲成立恒河以东传教差会。《华英字典》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出版。马六甲英华书院创立。

    1819年圣经全部译成中文。

    1820年《华英字典》第二卷第二部分出版。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中西医合作诊所。清朝嘉庆帝死，道光帝即位。

    1821年6月10日马礼逊元配玛丽在澳门病逝。

    1822年6月2日米怜在澳门病逝。《华英字典》第三卷出版。广州大火。

    1823年圣经中译本出版，书名《神天圣书》，线装，共21卷，为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史称马礼逊译本。马礼逊独自编纂的《华英字典》全部出版，共6巨册，4，595页，为中国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中英大字典。马礼逊访问马六甲。为梁发的儿子梁进德施洗。按立梁发为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道人。马礼逊被选为英国亚洲学会会员。同年底回英国述职，随船携带历年在华收购的中文图书10，000册，准备捐赠英国大学图书馆。

    1824年3月23日抵达伦敦，将一部他译的中文圣经和一幅北京地图呈献英国国王。被选为英国亚洲学会会员。同年11月，娶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女士为续弦。在各地演讲，探亲访友。

    1825年创办伦敦世界语言学院。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被伦敦传教会选为董事会董事。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批准马礼逊复职，默认其在1814年遭免职后仍为中国的公司和商行担任译员的贡献。

    1826年率全家乘船重返中国。梁发出任马礼逊的助手，传道和著述。马礼逊仍身兼二职，继续传教和担任译员并开始用中文编撰《圣经注释》和校阅修改初版中文圣经。

    （按：梁发著述甚丰，他在1832年所著《劝世良言》一书，曾直接影响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造成中国史上第一次利用西方基督教一部分教义，在19世纪50至60年代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梁发著作可参考伟烈力牧师所编的目录，载在《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士》，麦沾恩著，朱心然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4—155页）

    1827年常发的头痛病加剧，但他仍坚持忙于工作，并受聘为在广州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广州志乘》的专栏作家，专门撰写基督教宣传文章和评论等。马礼逊写信给共同教会要求派遣美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1828年开始编纂《广州话字典》。

    1829年在广州筹设“驻华英国博物馆”。

    1830年在澳门又为一个中国人施洗。首批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裨治文牧师为终身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牧师专在外国海员中传教，任期一年。马礼逊已感体力下降，但尽力帮助新来的美国传教士。
马礼逊的大儿子马儒翰年仅16岁，已被广州英国商人雇为译员。

    1831年梁发为三位中国人施洗加入教会。梁发的儿子梁进德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学习英文。马礼逊写信给友人说：“我在世的日子恐已不多了，甚盼能准备好见主复临。”

    1832年马礼逊50岁。又一美国传教土司梯文斯牧师到达广州，他是专为外国海员传教的。马礼逊又为一位中国人施洗。由马礼逊倡议，裨治文负责编辑的英文《中国丛报》月刊在同年5月出版。（按：这份英文月刊连续出版20年，到1851年12月停刊，是了解和研究鸦片战争前后历史的重要的第一手参考文献）

    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决议，撤销澳门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改由英国政府派商务监督到中国负责英中贸易和谈判等事宜。马礼逊自编、印出版不定期英文刊物《传道人与中国杂记》。马礼逊在广州的英文报纸《广州志乘》上发表一篇题为《论印刷自由》的评论，主张“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这是针对当时在澳门的天主教主教和在澳门的葡萄牙总督，通过澳门东印度公司勒令马礼逊停止利用他自己的印刷所，印制基督教新教的宗教宣传品所写的一篇抗议书，最后他写道：“暴君可以施行惩罚，但上帝一定会称许。”医生诊断马礼逊还患有肝病。马礼逊夫人，即《马礼逊回忆录》编者在本年底因病带了孩子们乘船回英国，仅留大儿子马儒翰在中国照顾父亲马礼逊。马儒翰已正式成为译员。

1834年马礼逊在年初日记中写道：“最近以来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史当东爵土推荐马礼逊为新任命的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爵士担任译员。同年7月16日，律劳卑爵士一行官员抵达澳门。中午时刻，他向英侨宣读了英国国王的谕旨和任命书，马礼逊被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译员，年薪1，300英镑，副领事官职。从7月17日到7月29日，马礼逊带病随律劳卑爵士到广州与中国官员谈判。7月30日马礼逊病倒在床，到8月1日晚10点钟逝世，享年52岁。遗体由他大儿子护送至澳门，安葬在前东印度公司的墓地，安葬在前妻玛丽身旁。同年10月，律劳卑爵士在澳门病逝；马儒翰继任父职，到1843年8月29日因患急性疟疾突然去世，享年仅29岁，葬在澳门。

 

 

                                      二

    在继续向读者讲述“宣教的马礼逊”之时，我觉得有必要将马礼逊所受洗的教会背景向读者有个交代，以便读者能够更加准确的了解和认识马礼逊所宣的是什么教。

    马礼逊于1798年16岁接受洗礼，为英国基督新教长老会信徒。马礼逊的父亲詹姆斯·马礼逊是苏格兰人，父母都是热忱的、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是海布里奇长老会的成员，老马礼逊多年来都是教会令人尊敬的长老，并培养他的8个儿女敬畏上帝。

    苏格兰的长老会是加尔文日内瓦改革宗教会的后裔，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虽然比较晚，但改的远比英格兰更彻底、更根本，也因此创立了奉行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只承认基督为教会元首。苏格兰宗教改革中约翰·诺克斯是神所使用的主要器皿，他曾经在日内瓦的加尔文门下谦卑受教，在“血腥玛莉”执政的5年间（1554——1559）被放逐，多半住在日内瓦。他在那里看到一个“从使徒时代以来最完全属基督的学校”。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殷勤带领苏格兰人脱离中世纪的半野蛮状态，并以加尔文的教导为摸版，把近代文明之光带进苏格兰，使他在抗议宗的宗教改革史上的名声仅次于路德、慈运理、加尔文。在17、18世纪，苏格兰的农民对预定、遗弃、人的全然堕落、神的无条件的拣选、代赎的范围和价值（有限的就赎）、救恩不可抗拒、圣徒永蒙保守……这些教义很有兴趣，这些教义以苏格兰为起点，南下先传到英格兰、爱尔兰，又横渡大西洋传到美洲大陆，所以有人说苏格兰是“近代长老宗主义的祖国”，实在当之无愧。

    1776年发动的美国独立战争也与信仰有关，这影响是从长老会来的。在欧洲，长老会的精神表现在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誓约派、法国的胡格诺派、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北爱尔兰的乌斯特长老会中。长老会的理念深植人心，有如种子发芽生长，自然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宗教自由、政治民主、政教分离的共和政体的确立。

    美国历史学家班克鲁，称这批随着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的美国的先祖——“天路客”为“按着最严紧的教门做加尔文主义的信徒”。这些人迁到美洲，主要的动机不是赚钱，而是信仰；这信仰进入他们的内心深处，使他们可以为之牺牲一切。

    美国的独立战争在英国被说成是“长老会的叛乱行为”，是因为长老会信徒对自由有极强烈的热忱，普遍而积极。当这个“不寻常的作为”消息传到英国的时候，首相瓦尔堡在国会中说：“与我们有骨肉之亲的美洲大陆同胞已经与长老会的牧师们一起离家出走了。”

    1706年到独立战争开始为止，在北美大陆，唯一持续存在，并具备国家组织规模的团体，就是美国的长老会。

    美国的民主政体也源于加尔文主义的基督教长老会，独立战争中的许多人曾在普林斯敦的长老会学校受过严格训练，长老会是第一个在美国教导、实行、并且维系这种政治制度的宗派，美国就是根据这种政治制度建立起来的。长老教会《治会规则》的原则与美利坚共和国宪法的原则极为相似。因此，著名德国历史家兰奇说：“约翰·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创始者”，你不必为此感到惊奇，早期美洲大陆的移民们都尊加尔文为自己属灵的父亲，他们也确实是加尔文的嫡系后裔，并快速成长、繁衍众多、成为大国。我们翻开美国历史上的名人录，就会发现有许多总统、国会议员、法官、作家、编辑、教师、商人信奉加尔文主义。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英国、荷兰、美国在经济和道德方面远远高于受罗马天主教影响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

    在宣教方面，加尔文派的神学思想和使徒保罗的主张是一致的，而保罗是最伟大、最有影响的宣教士。马礼逊就是由信奉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差派，来到中国成为“新教来华宣教第一人”的。他不仅仅是承认、持受和安安静静的信奉，而是充满活力的宣扬；加尔文主义对他不单是信条，也是行动。

    清心、节制、勤奋、奉献等优良的品德在基督新教得以广泛传播的地区，都得到了广泛的推崇，并给该地区和国家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使该地区和国家的国民经济和道德水准都得到有力的提升。人一进入世界就时时刻刻步向坟墓，基督新教告诉人们，人的一生有个重大的责任，就是“进天国，逃离地狱”，而这也成为基督新教教徒人生旅途中唯一的安慰。
 
                                        三

     要理解和认识作为宣教士的马礼逊，我们不能不了解“差传与宣教”是怎么一回事。为此我们需要到《圣经》里来看看，主耶稣基督是如何说的？做的？

    我细细查看马太福音10章的内容，不得不承认，主所吩咐的旅途完完全全颠覆了人所具有的常识，实实在在的是一场信心之旅，对信仰和人生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挑战超出了人的理性、情感、能力和心理所能承受的极限。

    一是传“天国近了”，还要行医病赶鬼的神迹；为此主赐给他们权柄。

    二是不带旅资和其他的旅途用度，走到哪里吃用到哪里；主给他们辨别好坏人的能力，并有平安的应许。

    三是必然会遇到各种危险，“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要逃避危险。为主的名会被世人恨恶。应许会有天父的灵的同在。

    四是要战胜自己内心对不熟悉之人的惧怕，而要“害怕神到一个地步——不害怕任何人”；神会保守门徒。

    五是不可在人前不认耶稣为生命的主。因为作为外交大使在外人面前是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国度的。

    六是要经历战乱，忍受来自家庭亲人的疏离和憎恨；还要经受十字架的对付；还要挑战人所具有的“自我
保护”的天性，将生命完全交给主来掌管。

    最后是应许对接待使徒者会给予最高的赏赐。

    这次短宣差传的结局如何呢？在马可福音中记载（可6：13）：“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在路加福音中记载（路9：6）：“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

     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主设立70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而这70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与第一次的差传几乎是相同的。10章17节接着告诉我们结局：那70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耶稣进前来（复活后、升天前的主），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第一次：（徒13：2，3）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于是禁食祷告（先求告神），按手在他们头上（再按立），就打发他们去了（然后差派）。

     第二次：（徒16：6-10）圣灵（主耶稣的灵）禁止和不许保罗做自己想作的，又用异象引导保罗将福音由亚洲传到欧洲的马其顿。

     第三次：同样经历各种主在马太福音10章所预言的事。保罗在《使徒行传》所遇到的事情，完全应验了主在马太福音10章中所说的话语。保罗也遵循主所教导的传福音的原则和方法，将福音带到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中心。因此福音就传遍了天下，主的教会也得以在各处建立。

     马礼逊来华宣教，成为基督新教来华宣教第一人，其遭遇也不会例外，即会遇到各样的艰难，但又会得到来自主的亲自帮助和引导。马礼逊的际遇在《圣经·新约》所记载的差传和宣教中都是预先表明了的。马礼逊的一生也表明，他是经历患难，始终坚韧跟随主的人。

   
    马礼逊22岁时应召，决志把自己奉献做来华宣教士，随后在医院和学校学习一年。当时清朝不允许给洋人教中文，违者会被处死，马礼逊不得不出令洋人都觉甚高的价钱聘请中文教师。他所在的东印度公司知道他翻译的《圣经》要出版时，极力反对甚至逼迫他回英国。

    当他还在伦敦求学期间，他就藉助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部中译本圣经手稿学习中文。他曾对一位同学说：“且不论学习中文的困难和其它的困难——这些困难在我看来已经是非常大的了——我们若去，必定先有决死之心，不信靠自己，只信靠永生的上帝。”

    就是抱着这种“决死之心”，马礼逊排除万难，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途。1807年1月，就要出发去中国了。可是，当时垄断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却极不同情宣教士的工作，至使马礼逊无法直接从英国搭船，只好先转往美国，再从那里乘船去远东。

    他于4月间到达纽约，便托人帮忙找去中国的轮船。轮船公司的职员听说他要去中国传福音，问他：“ 马礼逊先生，你真的相信你能改变中国人崇拜偶像的习俗吗?”“我不能，先生，”马礼逊十分认真地回答道：“但我相信上帝会做得到。”

    5月12日，马礼逊乘船从纽约出发，经过3个多月的航行，于9月4日到达澳门。当他从海上看到中国的海岸线时，便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感叹：“中国啊，中国！”这一声呼唤之中，包含着多少期待，又包含着对未来的多少疑虑啊！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远离自己的祖国和亲友，来到一个如此遥远，如此陌生的地方，不为别的，就为着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古老的中国。这需要多么大的信心和爱心才做得到啊！

    这一声呼唤，也让我们想起，在马礼逊来中国的二百年前，意大利耶稣会修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就曾在澳门等待10年，始终未能踏足中国本土一步。他在1606年临死前，遥望着中国大陆的方向悲痛而绝望地呼唤道：“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才能开门呢？！”

    马礼逊会不会重演范礼安的悲剧呢？中国会不会再一次让来自西方的使者失望呢？在大海中开道路，在沙漠里开江河的神啊，您让“岩石”开启大门的时候到了吗？

    1807年至1813年间他是唯一在华的传教士，他的长子1811年在华逝世，不久后妻子也同样回天家。第二对传教士米怜夫妇只在中国短暂停留后就去了马六甲，并且8年后死于当地。马礼逊只能靠着主，极其坚强地走在这条开拓路上。

    马礼逊虽然在中国开创了很多“第一”，却都是默默打基础。他虽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基督新教宣教士，但传福音或施洗的人数寥寥无几；其次由于他的中文语言掌握有限，他所译的《圣经》被重新修订，而他所译的《圣经》现今只有3至4本存留。此外他虽然推动了《华英字典》的出版与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建立，但其后参与并不多。

    马礼逊一生亦有受非议的地方。原来按当时规定，洋人不能随意在广州停留，唯一可停留在澳门，但殖民政府葡萄牙人极不欢迎这位新教的宣教士。马礼逊唯有来回奔走两地寻找落脚点，最后他不得不答应在参与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做中文翻译员。虽然马礼逊报告此举有很多好处，包括能让他在中国停留、学习中文、解决经济困难，更能改变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对宣教士的仇视，但当时的伦敦会以及很多信徒仍然不理解他。

    对马礼逊所承受的非议，我们只能说：“每人都要甘于上帝为他铺的路，要认真演出上帝所预定的剧本角色。不能简单评估自己的胜与败。一切都交给主来评判。”生命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相信一生都完全掌管在上帝的手中，是否以基督的眼光来解释人的一生。

    从1807年——2007年，200年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上帝在掌管一切！”

    马礼逊一家的墓，现今仍然完好地保存在澳门。马礼逊卒于1834年，离鸦片战争爆发仅6年。稟承父志的儿子马儒翰，虽然英年早逝，却还是死在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

由这两个年份，令人想起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的一句话：“做中国人的朋友的关键，是得死的是时候。”费氏的感慨很尖刻，也很深刻。

    马礼逊死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在感情上比较容易接受他为朋友。而他的儿子，死在鸦片战争之后，却很容易被视作是中国人的敌人。更要命的是，马儒翰的语言天赋，使他成了当时唯一能胜任中英谈判的译员。这一参与，变成他短暂一生的致命之处。

    墓园在澳门马礼逊小教堂后面，绿树葱郁，静谧无声。其中坐落着马氏一家的4座坟墓。从墓碑看过去，最早去世的，是马礼逊的长子、只活了一天的雅各（他夭折于1811年）。因为实际上把他埋在了郊外，所以墓园中只立了一块令人心酸的小石碑。10年后，马礼逊的前妻玛丽去世。因为无处下葬，当时雇用马礼逊的东印度公司，买了这块地，作为旅澳西人的墓园。13年后，马礼逊去世，葬在他前妻的左侧。9年后，马礼逊的次子马儒翰去世，葬在右侧。

   
    马礼逊临终前，劝慰围床哭泣的华人信徒说：“百年后当结实万倍。”果然。马氏夫妇的石棺上刻了很多铭文。而马儒翰的石棺上，除了名字以外，不著一字。为什么马儒翰连生卒年月也不愿镌刻在墓石上？难道他在生前就意识到，死在鸦片战争后、又参与南京条约的自己，将被非议，因而缄口不言，留下一块无字碑任后人评论？

    然而，我们是谁，又有什么权柄论断自己的弟兄？

    从事外交工作是否等同于侵略？上帝在圣经中是如何看待人类历史中的侵略行为的呢？很多人只定睛在传教士在华**的言行，而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传教士积极那面的事实摆出来给大家看。这样的问题远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之所以还要说，是因为这是20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问的问题，是因为这是200年来西方赴华传教士一直面临的敌意，华人基督徒一直面临的尴尬。

  

                                               四

  
     200年后的今天，马礼逊所服事的民，大多数仍没有认识他，也不认识差遣他来的那一位。人们追求的仍是外表的华美与壮观，以及看得见的名气。

    当年的马礼逊，路过尚未烧毁、更为巍峨的大三巴，或是路过金壁辉煌的天后宫，再回到他的小教堂，向区区3、4人布道时，他的心中会不会掠过对使命的疑惑：“神，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你为何拣选我？为何差遣我到中国来？面对这亿万之众，我又算得了什么？我究竟又能做什么？一个人，真能改变一个人群、一个民族吗？”但显然他最终的答案，像他在“三叉号”船上回答别人一样坚定：“我不能，但神能够。”

马礼逊一生，都在寻求与他同行的人。孤独贯穿在他的书信中。在澳门的西方侨民中，鲜有人与他同行。正因为东印度公司不愿载送传教士，所以马礼逊只能绕道美国，曲线赴华。虽然马礼逊出色的语言才干，令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长年倚重他，但对他的传教事业却深具戒心。澳门天主教的神甫则敌意更浓，他觉得马礼逊来，不是一起开拓神的国，而是来抢他的地盘。

     当年，除了个别艺术家、医生（如马的岳父）、外交官外，停留在澳门的，多半是水手、商人、鸦片贩子和冒险家。这些人，不但对宣教事业毫无帮助，反而经常引起各类外交纠纷。东印度公司的墓园中，碑石林立，埋的很多都是马礼逊的同时代人，但有几个在马礼逊的事奉中有份呢？“在外邦人中做美好的见证？”对旅澳西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苛刻了。

     玛丽是曾与马礼逊同行的知己。但是短短12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雇员，马礼逊每年有近半年的时间，要到广州参加贸易。因清政府严令禁止西方妇女入境，所以玛丽必须独守澳门。玛丽的父母早已回国，她的弟弟威廉，原来决定留下来跟马礼逊学中文，几年后却放弃了向中国人传道的念头，转去印度。

    长期的分居，亲人的离去，长子的夭折，和先天的体弱，使玛丽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于1815年带著一双儿女回国疗养。虽然5年后她健康好转，把儿女带回澳门，却在第二年分娩之际急病去世。丧妻的马礼逊，不得不把儿女又送回英国。翌年，马礼逊唯一的同工米怜又去世。马礼逊又是孑然一身。 但是几年后，马礼逊还是把孩子们带回了伤心之地，继续服事中国人。“我的一家要世代事奉耶和华”，对家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沉重了。

     马礼逊一到中国，就开始呼吁西方教会派遣更多的传教士赴华。直到6年后，他才迎来第2名传教士米怜。米怜却无法停留澳门，转赴马六甲传道。即便是这样唯一一位唇齿相依的同工，也很快过世了。 米怜去世8年后，也就是马礼逊去世前4年，才有第3“批”传教士前来──这回由两个美国差会派遣，加在一起，也只有两名。

     不仅如此，马礼逊竭尽财、智收集到的中国书籍，运到英国后，先是受到海关的官僚对待，然后便是长年尘封，无人过问。在他建议下开办的汉语学院，也在他离开后关闭，不仅因为师资无著，也因为生源渺茫。

     马礼逊发出的200余封书信，回信率低于百分之一。有的或许被水手不经意地撇在货船的角落，有的或许在海难中失散。更多的则可能在下午茶、小甜点的奶香中被冷漠所湮没。马礼逊既然去了远东，学了汉语，就让他和中国人去社交吧。

     然而，虽然不参与，批评却照样批评。当马礼逊为了获得驻华的合法身分，不得不受聘于东印度公司时，就有人谴责他背叛了宣教的誓言。当马礼逊在封闭得如铜墙铁壁般的大清帝国，孤军奋战20余载，编撰华英字典、翻译圣经、创办英华学院，并笔耕中英文著述近40种时，却有人嫌他的翻译和教育工作皆为不急之务──几乎所有这些批评家，终生没有到过中国，也不识一个汉字。

     甚至今天，西方非基督教的史学家对马礼逊的研究，仍是凤毛麟角。“到中国去宣教”？对马礼逊母国的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匪夷所思了。那么，马礼逊所服事的对象，有没有意识到，他所付出的牺牲呢？

清政府不仅禁教，而且严格控制洋人入境、与中国人接触。马礼逊学中文、购买中文书和印刷中文书籍，都要付出高于市价数倍的金额，不然就请不到人冒死来做。

     中国商人重利，文人重名，都视马礼逊所传的福音为愚拙。迷信的平民，甚至对马氏客死他乡的妻儿毫无同情心，不允许他在当地人中落葬。终其一生，马礼逊亲自带领归主的中国人屈指可数。而且，除了梁发之外，大部分都从教会流失了。即使今天，听过马礼逊这个名字的国人，也比例极小。 “相信耶稣基督”？对中国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荒唐了。 教会内外，仍有很多华人，把中国近代史的屈辱记忆，投射在以译员身分参与外交的马氏父子身上。但是当时除了传教士外，还有谁会钻研中文呢？作为那个时代文化桥梁的马氏父子，是否便注定了生前生后受双重的批判？

    因此，让我们重新深思《创世记》中对挪亚的评价──在表明“挪亚是个义人”之后，圣经补充了一句，“在当时世代（他）是个完全人”。我们都只能在神放置我们的那个空间和时间称义，在我们所生活的世代认识神、跟随神、事奉神。史前时期的挪亚如此，十九世纪的马礼逊如此，200年后的基督徒们会仍然如此。

    比如，在马礼逊的文字中，“heathen”（异教徒，含野蛮、未开化意）和“pagan”（异教徒）的字样，对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人来说是格外刺眼。或许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之一。但在十九世纪，这两个单词大概是他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词汇了。其实，pagan这个单词，直到一个世纪后，林语堂先生写《信仰之旅》（英文为From Pagan to Christian）时，仍然使用，并无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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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