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石窟寺是将山岩凿成洞窟,安置佛像以作为寺院。石窟寺起源很早,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古印度即已有之。法显、玄奘等人的旅印游记中就有相关记载。据现有的考古显示,最早大约在公元3世纪左右在新疆的龟兹地区就已开始开凿石窟。佛教东渐至敦煌,在前秦建元二年(366),由乐僔开凿于敦煌鸣沙山,此后一直延续至15世纪,遍布于中国各地。中国是世界上石窟保存数量最多、绵延历史最久的国家之一。
石窟寺是建筑、雕塑、绘画的结合,其中壁画是对雕塑的诠释和发挥,主要用于阐释佛教的义理。经过千余年来发展,中国的石窟寺壁画形成了独特的绘画语言。
从内容上来说,石窟寺壁画大致可以分为像、图两大部分:前者为单幅壁画;后者是描绘佛经中所记载的佛传、本生、因缘、经变等带有故事情节的绘画。
涅槃图和说法图是石窟寺壁画中常见的单幅壁画内容。例如,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常见的独幅画的题材,主要有涅槃图、说法图等。这些壁画通常都绘制在洞窟的显著位置。涅槃图描绘佛陀涅槃时的场景:佛陀超脱尘世,寂静涅槃,面容安详;周围的佛弟子由于失去依怙,心情悲痛。画工们通过艺术性的处理,将这两种矛盾的情感和谐地绘制在一幅壁画中。说法图描绘的是佛陀为弟子说法的场景,通常绘制在石窟入口上方。画工们巧妙地运用了这块半圆形的空间:佛陀像绘制在半圆形的顶端,形象更为突出;而弟子们的身体和眼睛都朝向佛陀,形成特殊效果。随着大乘佛教的传播,说法图的内容则更为广泛。
根据佛经故事创作的本生故事画,主要有“舍身饲虎”“割肉饲鹰”“鹿王本生”等,这些故事有的是通过比喻的手法来表现佛教所倡导的功德苦行,从而将抽象的教理转化为可视的绘画形象。例如,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绘于北魏时期的“鹿王本生图”,描绘了佛陀的前生为九色鹿王,拯救了一个落水之人而反被出卖,但是修行“忍辱”的故事。这幅壁画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石窟寺壁画通过线条和色彩的绘画语言来描摹形象,因此“线描艺术”和“赋彩艺术”是石窟寺壁画的特色,线条和色彩的运用直接反映了不同时期壁画艺术的特点。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石窟寺壁画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造型手法,对后世的佛画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敦煌壁画为例。早期(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敦煌壁画主要以流畅而有力的铁线描勾勒人物轮廓,在色彩上赋色浓烈,使用平涂加晕染的形式,这显然受到古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上述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风格早期也是受古希腊、印度犍陀罗、波斯等艺术的影响,在繁盛期呈现出浓郁的本地特征,也就是“龟兹风格”。
北周时期的敦煌壁画采用流畅的线描来勾勒轮廓,色彩淡雅,尽管还有西域地区绘画的遗风,但是整体上已经是中原汉文化的绘画艺术;这一时期的壁画受到东晋顾恺之的“游丝描”“铁线描”,梁代张僧繇的“张家样”,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等绘画技法的影响,在线条使用的方面更加细腻、灵动,色彩上清丽脱俗。
唐代的敦煌壁画线条运用得更加娴熟,其用线技艺堪称石窟寺壁画的巅峰,很多壁画都承袭了由吴道子所开创的“兰叶描”用线方法,通过线条的运用变化,以虚实的方式来描摹复杂的物体形态,线条遒劲、飘逸;在色彩运用上更是达到高峰:不但有种类繁多的矿色彩,使用的颜料甚至多达十数种,而且画师的渲染技巧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讲究“满壁风动”“焕烂而求备”,画面辉煌、明快、浓烈,同时在一幅作品中又达到色彩的统一,这些浓墨重彩的巨幅壁画造就了中国绘画史上特有的赋彩方法。
石窟寺壁画在绘画空间的处理上也极具特色,画家们通过高超的构图技巧,既拓展了绘画的内容,也丰富了绘画的表现力。例如,敦煌壁画中有众多的本生故事图,通常是围绕一个主题,采用“连环画”的形式,使用多幅壁画来共同表现主题的故事情节。尽管不同的壁画图像只是对应一个情节,但是通过对这些静止图像的合理组合,可以使故事情节达到连贯、动态的效果,在这里,绘画的空间艺术与讲故事的时间艺术得到完美的结合。
而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本生故事图在构图上则有所不同,主要以菱形方格的形式来表现:每一个方格只描绘一个单独的本生故事。由于受到画面的限制,为了更深入地表现故事的内容,画工们通常会截取整个本生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情节进行描绘。例如,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图”,选择了“跳崖”和“饲虎”两个最重要的情节进行描绘,突出表现了太子牺牲自我、救度众生的主题。由于注重对情节的选择和形象的塑造,因此在视觉语言上更加浓缩、精炼,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由于卷轴画和寺院壁画目前存世的作品有限,石窟寺壁画因此成为研究中国绘画史的珍贵资料。此外,石窟寺壁画尽管都是佛教题材,但是这些壁画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宗教生活,同时也涉及了当时世俗社会的生活状况,因此也成为研究不同时期音乐、舞蹈、建筑、民俗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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