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加州克莱蒙（Claremont）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学术研讨会上， 大卫·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呼吁把21世纪建成怀特海世纪。在《Why Whitehead?》这篇发言中，小约翰·科布博士（Dr. John Cobb Jr.）以其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思索向我们清楚地阐明了怀特海思想在21世纪建设性后现代运动中的重要意义，并对建设性后现代运动的新进展和发展方向做出了探讨和描述。格里芬发出了呼吁，科布进行了分析，接下来需要每一个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t）进一步使分析不断深化并相应地探询实践之道，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本文以下所称后现代均指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格里芬说21世纪将是海特海世纪。还有很多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两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
早在197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与日本著名宗教家池田大作(Daisaku Ikeda)对话时，两人就一致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可那时中国还处于文革阶段。科布博士在一次访谈中也同样认为中国将很有可能在五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其后，特别是今年以来，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等媒体和书刊上如是说法层出不穷，比如，今年2月，法国《回声报》副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新着《当中国改变世界》在法国出版，他认为在过去的25年里，世界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要改变世界。明天，中国可能将是位居美国之前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今年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 用21个版面进行题为《中国的世纪》的报道，多角度地解读中国的崛起。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这里说，过去400年，世界上曾经有过全球力量的两次巨大变化。第一次是欧洲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如今21世纪是中国的崛起，标志着全球力量的第三次巨大变化，即亚洲的崛起。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纪》的署名文章。文章说，18和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虽然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改变世界经济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我整个周末都在看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2005年的预测，也看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同类节目。我惊讶地发现，无论哪个电视频道，无论什么话题，也无论是哪位经济学家，其预测都惊人一致。美元前景怎样？欧元前景怎样？油价？股市？债市？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所有这一切，通通要取决于中国的发展。今年10月，池田大作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他曾问汤因比：‘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的说法，那么中国人自己呢？中国人当然希望自己的民族在21世纪复兴，自己的文化在21世纪重辉。但中国人对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却应该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对21世纪为什么将属于中国进行深入辨析。中国的发展处于正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中国的发展会出现各种可能，就看他往哪一个方向走。中国就像一个站在起跑线上，刚刚起身预备，将要冲向跑道的跨栏运动员，如果他出发的不好，或者他跑错了跑道，或者他碰翻了很多栏杆，他不但不会取得成功，而且还会影响到其它运动员。大家也许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刘翔的运动员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了100米跨栏的冠军，这说明他跑对了。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跑起来也像他一样。但不论中国跑得好，还是跑得不好，都注定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好的或者坏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因而在今天你无论在推进哪一种运动，都不能不考虑中国的因素。正如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对《纽约时报》所说，“想成功，一定得考虑中国因素，绝不能忽视她。”我想这对后现代运动的成败也是同样适用的。
科布曾经预言"中国在五十年内将成为过程思想研究的中心"，如果是这样，21世纪的中国将可能成为怀特海主义的中国。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21世纪如果可以成为怀特海世纪，那么中国必定是在今后的发展中奉行了怀特海主义，或者是采取了具有怀特海主义内涵的原则，或者是将与怀特海思想有相似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创造性地后现代阐释，并以此为指导成功地迈向了后现代世界，实现了后现代化。21世纪成为了怀特海世纪，也就可以说21世纪成为了中国的世纪，进而也就可以说后现代世界在21世纪成为现实。
我认为21世纪如果可以成为怀特海世纪必须具备两个指针，一是怀特海主义在美国成为主流，一个是怀特海主义或者准怀特海主义的原则在中国的发展中同样成为主流。这两者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项都无法使21世纪成为怀特海的世纪。科布和王治河创建了一个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王问我是叫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还是叫美国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好，我建议叫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中美两国将共同决定后现代运动的成败，需要共同研究和推动其后现代发展。分别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后现代转折的实现对全球都有明显的示范效应；但是让后现代理论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想和文化有很大的难度，因为美国的现代性最强，并且有一种惯性，还有现代性极强的政治和经济既得利益集团作为强有力的现实阻碍。美国的事情、美国的后现代转折，自有美国的政治家、学者和人民去努力解决。但是，其它国家，包括中国无法也不应该等待观望，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求，展开自己的行动。然而，让后现代理论在中国施行，也同样有很大的难度，只不过困难的所在点是不同的，中国人并不缺少整体有机论的思想意识，而且在这方面可能还拥有一种集体无意识。但是中国的困难却在于中国在发展中正处在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我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极度交织在一起的状态之中。多数人主张，中国主要应该努力从一个前现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然后才能谈向后现代社会迈进。这是一种线性的对历史发展进行思考的方式，但这种想法目前在中国属于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性也很强，并不比美国弱。只不过美国已经到达了现代性的顶峰，而中国是正在向现代性的顶峰全速猛冲。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还没有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现代社会，因而一些落后的、消极的、保守封闭前现代因素仍然残存在人们的心理和意识中，那种脱离现实的盲目的文化自大主义仍然存在，参与意识和遵守规则的习惯还没有养成。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膨胀、现代社会的弊端也同时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显露出来，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消费主义盛行、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具备了向后现代转折的需求。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前现代（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一些接触到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主张要在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发展覆辙的情况下，不必经过典型意义上的现代化，直接向后现代社会转化。然而，这种主张还不是主流，这个声音还不够强烈，这个方向还不够明确。
尽管如此，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在科布、格里芬等支持下，在王治河的努力下，过程思想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通过各种形式被移介到中国，并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大家知道，目前在中国已经有了10个过程思想研究中心，过程思想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代表著作大都已经在中国出版，这与王治河先生的卓越工作是分不开的。我想，中国的学者、官员以及各方面其它相关人士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中国实际更深入进行后现代思考的同时，努力采取行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后现代转折。正如科布博士所指出的：“很清楚，我们同时需要思想和行动，有时候最大的思想来自于行动中。”的确，这是至理名言，与我们中国先哲所讲的“知行合一”实乃异曲同工。根据我的了解，这里的后现代主义者不但是思想家，而且也是实践者，他们把后现代思想和态度充分体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就像中国当代的禅宗中有一种生活禅，这里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实行者生活的后现代化。就我所知，科布为了过程研究中心卖掉了它的大房子；格里芬自己设计了生态型的房屋，吃一种相对清淡的素食，开着一种环保型的汽车，等等。这种知行合一的生活态度是每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我想，中国对后现代运动的意义和贡献也正在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因此，我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阐述一下中国对后现代运动的意义。
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的后现代精神资源
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有一些标志性的特征，我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对二元论，主张整体有机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处于一种流变的过程中，并且相互联系。世界的发展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摈弃激进的僵硬的个人主义，主张通过倡导"主体性性"（intersubjectivity）和"关系中的自我"（self in relation）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三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自然不是人的征服对象，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因此主张生态主义。在方法上这种学说主张：四、运用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五、采取多元主义，主张对话和互补，六、不应简单地否定（现代性），而要着眼于扬弃和“去执”。尽管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以上大致可以概括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我想，可以将之成为“后现代品格”。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中众多的思想元素都具有浓厚的后现代品格，可以说是当代后现代思想取之不尽的精神养料和思想宝库。科布博士也曾表示：“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我想举两个最基本的例子。我们知道，过程思想认为世界是一个流变的过程，是一个开放体系。众所周知的中国最著名的经典——《易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过程哲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过程哲学更加深奥。它主要阐述的就是事物的流变，以宇宙的基本原则阴和阳构成的各种事物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变化，构成一种和谐的流动，流动的和谐。在易经中，易的含义有三个：一是变化，二是不变，三是简单。变化是永恒的，这个原则作为道是不变的，而且是简易的。易经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体现了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易经中有64卦，是一种象征体系，最后一卦叫做未济，意思就是没有完成。这就表明，宇宙间事物的流变是一个过程，是永远开放的。
再如，佛教对实体概念彻底的拒斥。佛教认为诸法无常，万物都是因缘而生，互有关联，互为条件、互相转化、没有有恒不变的实体。人们必须要破除各种执着，不但要破除我执，也要破除法执，人的自我和世界都不是由实体构成的。在中国的禅宗里，去执着还是一种对事物的态度，对任何事物你都不能执着在其上面，因为事物本来是流变的，你一执着于其上，就会导致僵化不变，便远离了事物的本然，对事物便不会有一个正确地体认。
类似的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例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中比比皆是。这些思想尽管与后现代思想不完全等同，但可以成为后现代思想的丰富资源。他们主要包括关于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道法自然”、佛教“依正不二”的生态主义原则；儒家“中庸”，佛教“中道”的均衡原则；以及万物平等的思想、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等等，下面我想从这四个方面归纳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中可以为发展和深化后现代思想所能提供的丰富思想资源。
1、关于生态主义
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缘起”和“依正不二”的思想，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他们均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也非外于人的存在物，人与自然间并无绝对的分歧和对立，而是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要服从自然规律。人的自我实现与自然规律和宇宙法则是一致的，人生理想就是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从而达到一种完满和理想的境界，这是中国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人也只有顺应天意，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中国很早就有自己的"生态文化"。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要想利用生物资源，必须注意保护，合理开发，反对过度利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既有丰富的保护环境的思想，也有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法令，还有在把发展经济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的做法。早在先秦时代,古人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要根据气候节令，选择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等等举不胜举
2、关于均衡发展
中国文化中的“中”这个理念表达了均衡、平衡、适度的含义。实际上在生态文化中已经涵盖了这层意思。谋求可持续发展也就包含有平衡发展、适度发展的含义。但单独提出、突出强调以均衡为发展为内容的中道文化仍然是有必要的，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消费、从个人到社会都需要恪守中道，因为过犹不及，一种均衡的状态是人类生存的最佳状态，是人类追求的最深层目标，后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生态平衡、均衡发展。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三大主干儒释道思想中，"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虽然三家对"中"有着各自的理解和阐述。但共同构成了代表中国传统思想精髓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甚至中国这个名称，除了“中央之国”的含义外，也不无尊崇“中”这个中国传统思想核心观念的意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道的观念和实践是比较发达的。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五经之一的《尚书·大禹谟》中被称为儒家道统心传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就出现了中的概念。在四书中的《论语·尧曰》中也有"允执其中"四字, 而《中庸》通篇都是讲中道思想。宋代理学家程颐解释中庸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中还有一个“中和”的概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认为中和是性，中和是道，中和是宇宙的本来状态。达致中和状态，天地就会正常运转。中道思想也贯穿于《周易》六十四卦始终，《周易》的卦形由带代表阴阳的两个基本符号组合推衍而成。表示“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5章）。阴阳平衡、协调就能合乎于道。这种阴阳平衡观可以用来对治西方文明阳性过渡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易经中的节卦讲“刚柔分而刚得中”。“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苦节不可”。节，大意指节制、节约，可以亨通，但是过分地节制，节约就是苦节，过分的节制也不和乎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能做为正道坚持。凡事节制适当，持中正即可亨通。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有着深刻的节欲观和丰富的节欲、导欲、养欲理论，这种适当合理节制的观念可以用来对治现在过渡的消费主义盛行的弊病。易经中的中道思想十分丰富，需要进行认真地发掘研究。在佛教中， "中道"是核心观念。佛祖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为五比丘说法时即强调："在诸欲中耽于欲乐者，乃下劣凡夫，为非圣无意义之事。虽然，以自身所求之苦为苦，亦为非圣无意义之事。离此二边之中道，方依于如来而能证悟。在佛教的历史中，各个教派对"中道"的理解不尽相同，如缘起中道、八不中道等。但尽管如此，却普遍把"中道"当作佛教的最高真理，与真如、法性、实相、佛性经常替代使用或互相解释。大乘佛教的中观派的"中道"观最具典型意义，理论更加完备和精深。作为一种人生观，中道主要指远离对任何二元对立两边的执着，是一种不走极端、不偏不倚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中道的人生，不走极端。既不听天由命，也不主张人定胜天；既不纵欲享乐，也不禁欲苦行；既重视生，也关注死；既讲自利，也讲利他。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中道观是获得幸福生活和永恒快乐的条件和保障。佛教中道思想的含义非常深广，在此无法详细展开阐述。但对其深入发掘无疑将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3，关于主体间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佛教思想中，有一种广大的平等观有助于对主体间性的深入理解。佛教超越了人与人平等的观念，进一步将平等的观念扩展到芸芸众生。佛教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一律平等，皆有生存和被尊重的权利。所谓“众生”，《金刚经》说：“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此皆名为众生。所谓“众生平等”，上自诸佛菩萨，下至有情含识，都有生命的尊严，都有生存的权利。宇宙间的生命同体共生，才有真正的平等。在佛教的经典中，有关“平等”的教义、思想，比比皆是。例如《华严经》说：“一切众生平等。”《大智度论》说：“凡夫与佛平等，无二无别。”《大般若经》说：“上从诸佛，下至傍生，平等无所分别。”《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佛教提倡要关怀众生，救度众生，为天下众生服务。佛教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尊重众生，慈悲众生的最佳诠释。无缘是无条件的，同体，是将人我众生等同一体。佛教认为，众生在无始以来都是互为父母兄弟姐妹。如果一个人把他人都看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就会去除差别心，真正去关心和爱护众人。所以只有建立了真正的平等观念，人类才能消除差别、执着、不容忍和互相侵害等。只有建立这种无差别的平等，才有了世界的和谐和平的基础。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曾在一篇论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义的文章中集中阐述了佛教的平等思想，可以使人们更加充分深入地了解佛教平等观的深意所在。
4、关于和谐共存
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都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为达到和谐圆满的状态，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爱，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应该互相尊重、谋求和解，优势互补、紧密合作，只有如此，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和共同繁荣。建立并发扬和合文化，对未来新世界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真正实现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所说的“和合”不是毫无差别的混同，千篇一律的一致。“和合”的前提是差异性的存在。和合就是保持不同，又能各安其位，形成和谐的统一体。和合不是我吃掉你，或你吃掉我，不是同化。比如中国人常讲和而不同，就是主张虽有不同但要和睦相处；而不是采取一种同而不和的态度，为了趋同，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宗教强加给别人，因此引发了大量的冲突不合。显然，和而不同的和合观更具有建设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合的民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的观念和实践是非常丰富和发达的。“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贯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积淀于各个时代的各家各派思想文化之中，因此，它体现着中国思想文化的首要价值和精髓，也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生命力的体现形式。《国语·郑语》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里反映了诸方面、诸要素的协调配合，相辅相成，事物内部诸要素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的辨证法则，也具有鼓励从各个不同角度、侧面提出各种不同、冲突意见，而后加以融合的社会意义。《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中国古代“协和万邦”观念第一次完整地被表述出来。“亲九族”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平章百姓”就是继而把自己的国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这就是"协和万邦"。《尧典》此句的背景是在殷周时期邦国林立的情况下，以道德教化为本，以治理好本邦为前提，然后去感化他国，体现了一种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和理想。这个原则和理想就是"和合"。《论语·学而》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讲礼的作用是按“和为贵”的要求调节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使之圆满和谐。《周易·干·彖辞》中孔子在解释“干卦”时说：“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为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依其本性处于正道，保持着完满的和谐，使自然和社会顺利发展。天道超然于万物之上，保证自然的大和谐和万国的大安宁。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重要体现。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表述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能望文生义，而应该在把握其基本精神、不失原意的前提下，做出合理的新的阐释。
格里芬在《后现代精神》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精神并不是要前现代的传统主义，它只是恢复了人们对过去的关注和敬意。” 我们关注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后现代因素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通过创造性地发掘和阐释，丰富和扩大后现代的思想资源。正如科布博士所指出的“我不会将任何前现代的东西说成后现代的。但从某个角度看，后现代思想从前现代思想中受益非浅。中国传统思想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它。它需要通过认真对待科学和重视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来更新自己。”因此，我们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进行理性的后现代阐释。努力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对新的全球文明做出贡献。
行动——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后现代转折
时不我待，我们不能纸上谈兵，坐而论道，我们应该随时从现在开始，努力采取行动，推动中国的后现代转折成为现实。我想，推动中国后现代转折的行动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推动在认识上取得共识：即中国实现现代化与实现后现代转折绝非矛盾，而恰恰相辅相成，是确保中国复兴的唯一有效途径。二是推动在社会各个层面运用建设性后现代的原则采取实际行动。
一、推动在认识上取得共识
首先，应该让发展中的中国认识到现代化与后现代转折并行不悖。
当前，在中国的学者中有一种片面的倾向，就是许多人强调中国现在谈论进入后现代社会还为时过早，中国应该首先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迈向后现代社会。其中隐藏着一个主导着部分中国人思维的逻辑，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和生态危机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他们只有在充分现代化后才能克服。这种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相对是合理而且理性的，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现代性相对成熟以后的产物，也就是说，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现实土壤，离开了现代性也就谈不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目前所缺少的不单是后现代主义，更缺少现代性这种东西，如果不注重现代性的培育，而幻想一步进入后现代状态，不但是幼稚的，而且将导致中国社会发展主体目标的缺失，进而导致整个发展进程的混乱。
还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时指出：一般说来，社会发展的道路大致有两条：一条是自发内生型，一条是自主选择型。自发内生型的发展多是自然演进的的结果，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于西方就是如此，自主选择型的发展带有很强的理性建构的色彩，它要求给出一定的社会发展的期望模型，然后照此办理，人类历史的发展应当说是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一定时点上可以表现为单一线路的演进，或者是以一单线路为主导的演进。因此，他们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主要是理性建构的自主选择型发展，这种发展道路客观上要求确立一个三照模型，并以合理的发展模式向这一模型接近。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型是无疑现代性，而非连西方社会也尚无定论的"后现代状态"，而且，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操作来说，中国宜采取渐进型的发展模式，中国不可能也无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直通式"跨越。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模型的设计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上述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有一些模糊的需要辨析和明确的判断。这些合理的但模糊的方面有：中国应注重现代性的培育，幻想一步进入后现代状态是幼稚的；中国的发展模型是现代性，要求确立一个三照模型，并以合理的发展模式向这一模型接近，而非连西方社会也尚无定论的"后现代状态"，中国不可能也无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直通式"跨越。的确，中国应该注重现代性的培育，但是现代性的内容很广，而且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有很多局限。我们不能因为要培养现代性，就把现代性的全部良莠不分的拿来，特别是在已经被证明的那些现代性产生的负面因素。至于参照模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参照模型？目前尚没有成功的后现代社会的模型，那么中国就只能参照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模型呢？能不能找到一条既可以发展现代性，又能避免现代性的弊端，同时实现后现代转折的发展之路呢？幸好，这些学者强调“中国的自主选择性的发展带有很强的理性建构色彩”、“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模型的设计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这就是说，处于未完成状态的中国现代化还有机会进行自主选择合理性建构，还有机会考虑避免现代性的弊端，还有机会探索如何在现代化的同时实现后现代转折，向后现代化跨越。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呢？我想应该是可能的，实现现代化与向后现代转折可以并行不悖。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现代性的积极方面，而不是简单否定现代性，无论是启蒙运动、民主制度、科学技术、对个人的充分尊重等等都有其正面和积极的一面。格里芬在《后现代精神》中指出，现代化所带来的某些变化是好的（这种认识在后现代的而非前现代的自我设计中得到了体现）。科布在谈对前现代传统的态度时也曾指出：“前现代传统要对后现代有所裨益，就必须批判地吸取启蒙运动的积极方面，比如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尊重”，这表明，诸如作为启蒙运动的积极方面的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尊重这些现代性的特征在后现代转化中是应该得到保留的。诸如此类的可以保留的现代性的积极方面还有很多。但中国也必须认真对待并超越现代性中的弊端。正如科布指出：“十分重要的是，中国不要简单地重复西方现代时期所犯的大规模的错误。我们片面地追技术过程和经济过程造成了各种可怕的后果。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我相信，这些恶的某些方面在中国也显现出来了。简单地遵循现代的道路，对一个其人口已经对环境的极限造成了压力的国家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拥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想让中国重复西方已经犯过并且部分更正了的错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其后果对于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将是极为可怕的。吸取其它国家的现代化的教训意味着不重蹈其旧辙。因此，我希望中国人要关注处于现代性过程中的西方人对现代性的批判。我希望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能够对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的形式提供各种实际的和现实的选择。”王治河博士也指出：“后现代主义要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现代性的霸权，不是现代性的优点，而是现代性的局限。它欣赏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同时对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后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是：能否有效地汲取现代性的优点又有效地避免现代性的弊端？”
正如大卫·雷·格里芬所说："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 ，因此，在我理解，后现代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且难以企及的另类的存在，后现代只是让我们去执，帮我们纠偏；只是要转换一种世界观、转换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整体有机的世界观，一种相互关联的综合思维方式。
当今的世界，实现后现代转折，建立后现代社会，还没有先例可循。因此，正在谋求创新的中国尚有机会创造社会发展的新的范式。实行后现代转折是每一个现代国家自身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是追赶时髦，也不是看有人已经做到了我们再去做。别人没有做到并非是不想去做，反而可能是积重难返，或者有可能想做而做不到，或者尚没有清楚的认知。正如格里芬所指出的：“最坏意义上的现代性在美国的统治是如此的牢固，以至于美国几乎没有希望真正开始建设性的后现代转折”，“如果中国和其它国家等待美国政府做后现代运动的领头羊，那么，他们恐怕在我们这个星球已经变得无法居住时仍在等待”，“ 除了美国之外，当今世界能对人类命运产生最重要影响者，恐怕非中国莫属了。尽管中国近些年来同样怀有追求现代化（当然也是在这个词最坏的意义上）的强烈意志，但她仍有机会意识到其中的错误，并且决定开始后现代转折。如果中国这样做，那么，那些意识到美国并没有提供可行模式的国家就会受到激励，世界范围的后现代转折就不再是单纯的设想。因此，我希望发展中国家应该走在前面，推动后现代转折。首先，如果我们这个星球只有在中国和印度开始后现代转折时才有希望，那么，这些国家以西方应该带头为借口而拒绝这样做就没有任何意义”。科布也指出：“西方的实体思维至少在表层上影响着中国人，因为它支撑着中国人目前正在极力追求的现代性，但我坚信中国人的深层知觉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它最终将再次证明自己。”
中国的优势恰恰在于，中国人没有根深蒂固的实体思维的意识，中国目前的现代性还不是最坏意义上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尚未最终定型，中国还有机会调试自己、创造历史、推动现代化和后现代转折并驾齐驱。目前，已经有人注意到了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模式”。前美国时代周刊编辑雷默（Joshua Ramo）撰写的一个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他称为"北京共识"的发展模式。他认为“这个模式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一种经济理论，它认为华盛顿最清楚如何告诉别国管理自己，这种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我不想在这里对这个“北京共识”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但我发觉这里所概括的中国发展模式不乏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在不自觉地运用着后现代的理念，或者是具有后现代品格的传统文化带来的启示。
但是，我希望的是，中国应该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能够自觉地意识到，现代化与后现代可以并驾齐驱，能够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创造中国模式的机遇。
二、推动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展开后现代行动
无论是怀特海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崇尚一种综合的思维，都主张展开一种全方位的行动。科布博士呼吁：当今世界迫切需要一种令人确信的综合性洞察力——一种能够把诸多知识碎片整合为某种一般的、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的思维方式。不在把玩那些有关知识、社会和行动的碎片，把思想和实践、个体和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整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世界上某种内在一致的存在方式的方式。我发现，这里的过程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者很多都是通家，都不只限于一种知识或实践领域。科布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也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每当我读他的著作或者访谈的时候，我都感到他是后现代主义者中最具有大家风范的一位，不但思想深邃、视野宏阔，而且随处流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还有科布的学生格里芬教授，除了具有上述同样的品格，他对全球民主和国际公正的大声疾呼，他出版《新珍珠港》一书对当政者权威的挑战不但体现了一种国际良知，而且需要一种胆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就是一种综合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大体上有一种综合的习惯。我觉得他们有些像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国古代的孔子、孟子、老子、荀子等都既是思想家、哲学家，也是政治家、教育家。他们也曾游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宣传他们的主张，尽管很多时候不被采纳接受，但他们百折不挠，永不言弃，他们终于流芳百世。同样，这里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尽管还没有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流传开来，但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是引导未来的思想，这里的后现代主义者是推进这种思想的急先锋，从“过程”到“实在”已经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我之所以突出后现代运动在思维方式和实践上对综合的强调，是因为我主张对于中国来说要从全方位多层面展开后现代行动。行动是最重要的，多层面的行动更为重要，即使这些行动是循序渐进的、或者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万事由零开始，从无到有，后现代运动需要积累经验和实践。我认为以下几个层面是非常重要的：
1、政治和政府层面
2、经济和生态层面
3、教育和文化层面
4、宗教和精神层面
1、政治和政府层面
在谈到生态保护问题时，科布曾经指出，“在美国是人民在领导生态主义潮流，政府至多是跟随者。然而政府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格里芬也指出：“在美国的确有许多好的具有生态意识的人和机构在完善和推广新的绿色技术，但离开国家的帮助，要使这些技术获得广泛应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作为个体能够做出许多贡献，尽可能过一种不产生污染的生活。但离开了政府的管理，我们不能指望个体的行动能起多大的作用。”尽管这是在谈生态问题，但我认为，在各个层面的后现代转折中，政府的行动都是很重要的。学者、民间对后现代的呼吁固然重要，但政府的态度和行动往往决定了这个进程的速度和成败。那么中国的政府面对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转折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和行动呢？
在2002年7月中共16大的报告中，就写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 这表明中国的执政党有一种创新的观念和意识，这实际上也暗合了过程思想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创造性的特别推重，这说明中国有寻找现代化和后现代结合的创新之路的可能性。在这个工作报告中，也多次提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中国的执政党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同时也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今后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主要目标。这里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的和谐，都具有后现代观念特征。2005年2月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想和谐社会提法本身，就具有后现代观念的特征。而且我们看在他所列举的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中，实际上是综合了现代社会的积极的普遍价值与后现代的一些观念。这些令人感到，在中国将现代化进程和后现代转折结合起来并非没有可能。
在同一个报告中，还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主张：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它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捡选出几个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新观念：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事务各国平等协商。大卫格里芬在《超越富豪统治，帝国主义和恐怖主义：全球民主的必要性》一书中指出：“建立一个真实的后现代世界的前提是走向全球民主，在每个层面都进行民主管理。这个变化最新颖的部分是创造全球层面的民主管理体系，通过改革联合国使原有的联合国大会拥有立法权，使世界法庭具有托管的司法权，同时拥有可供支配的优势力量进行执法。由于这个变化，世界人民将有能力通过保护人权和环境的法律，克服全球性的种族隔离。”中国的国际关系主张与格里芬倡导的全球民主尽管不完全等同，但有些理念是相通的。反对霸权是某种意义上的超越富豪统治；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民主的主张；世界事务平等协商是某种意义上的国际民主管理。中国与格里芬实际上都在希望建立一个平等、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以上更多的还是中国政府在宏观层面提出的具有后现代因素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原则和主张以及目标，尽管有的一直在推进，但与圆满地完成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样的理念和实践应该予以支持和鼓励。同时还要努力推动中国后现代政治家群体的形成，这对与中国的后现代转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内的发展，中国有机会自主地选择，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行进。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不但取决于中国的意愿，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推进。
2、经济和生态层面
关于经济体系和经济学，格里芬提出：我们需要一种为了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而存在的经济体系。但是，我想，现在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系是为了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而存在的。目前世界上各种经济学学派大多数是基于二元论世界观和现代性假定之上的，现在无论多幺时髦、多幺流行的经济学流派大都没有考虑到人类生存的现实，不符合生态的原则，在根本上是有害的，是过时的经济学。凯恩斯学派、供应学派、福利经济学、维也纳学派、制度经济学等等不一而足。刺激需求、扩大供应、最大利润、自由市场、数理模型都把经济现象和经济学支离分割成条块，只计一点，不及其余，更没有宏观地考虑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无根的经济学。而中国的经济学也是无所适从地游走于各个国外时髦的学派之间，有的主张这个，有的主张那个，其实不但离中国的经济现实相差甚远，而且也缺乏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学方向。
当前经济体系的主流还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美国就是其典型代表，而且是很多国家竞相效仿的对象。《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作者、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哈耶克（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1899-1992）曾经把计划经济和极权主义看作是“通向奴役之路”，而呼吁必须捍卫市场经济和自由制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不能极端化。他在那部名著中说"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然而，在当前人类所处的生态危机下，如果人类任凭自由主义的泛滥，想凭着另一种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极端化，也同样会将人类引向通往奴役之路、引向无知的地狱和欲望的深渊。这里决无主张一种上个世纪作为美好社会代名词的苏式计划经济、 也决不反对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以及市场竞争必须被合适的游戏规则即法律所制约的理性自由主义。正如科布所说：“尽管我相信市场在健全的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我认为小型的资本主义有其意义，但我认为现在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威胁着人类和其它生命的未来，是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根源。格里芬也强调：“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事实使形势变得更加危险，因为美国可以把自己品牌的现代性强加给世界上其它国家，这个过程被叫做"全球化"”。
我认为，在当前人类生存环境下，不但各国需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在国际社会，国际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的平衡，也同样需要在此前提下将计划和市场有机集合起来，这也许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必不可少的前提。正如科布指出的：“我相信欧洲的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已经提供了目前最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模式。不幸的是，经济全球化正威胁着他们的成果。如果不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进行必要的限制，那么，我们深受其苦的生态危机将更加严重。”因此，在当前的生态现状基础上，如何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势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该算是一种尝试，但必须与当前的生态现实结合起来。中国应该发展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经济体系，如果这些得以实现，那么至少，中国在经济领域实现了后现代转折。
能源 中国没有条件继续大规模倚重碳类能源，因为这将导致能源枯竭、污染加重，其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规模地消耗碳类能源，当然美国更不应该按照现在的能源消费模式继续下去。如果中国全面跟进美国的生活方式，不但没有可能，后果也不堪设想。仅美国一个国家每年石油消费量就占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只有不到3亿人，试想，如果中国有5亿人想拥有汽车，则石油的消耗量就差不多会占世界的另外三分之二，还不算其它国家。如此下来，中国经济获得增长了，然而能源却很快枯竭了，环境污染更严重，不但中国、整个人类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人类一直以来所依赖的碳类能源，包括核能都是不清洁、不安全的能源，他们是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现实的和潜在的主要原因。碳类能源的枯竭的时间屈指可数，核能的危险性显而易见。因而必须大力开发无污染的能源类型，如太阳能、风能、水电、潮汐能等等。新的无污染的能源的全面开发和经济利用将带动新经济的合理增长，逐步减少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中国应该把发展无污染的新型能源作为国家战略予以实施，争取率先实现能源革命。中国实现能源革命在技术上是否可能呢？格里芬认为：“至少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接受了以碳为基础的经济(carbon-based economy)的意义上，它们已然现代化了。只不过它们的现代化不象西方陷得那么深，所以，一个大规模而迅疾的后现代转折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是可能的，尤其是在转向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方面。”“那种认为转向无污染技术过于昂贵的说法是错误的：许多研究表明，由于不以碳为基础的技术有巨大的节约效应，这种转折只需要十年或二十年就可以收支平衡。”格里芬接着指出：“在美国的确有许多好的具有生态意识的人和机构在完善和推广新的绿色技术，但离开国家的帮助，要使这些技术获得广泛应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如此地依赖于少数极富裕个人和公司的金钱，以至于很难让他们对向无污染能源转变在立法上投赞成票。但西方国家由于其责任和经济实力应该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使这转折成为可能。但西方国家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看来，中国是指望不上西方国家的帮助，但中国或者可以聘请西方的个人和机构帮助中国完善和推广绿色技术，只要西方国家的政府不予阻拦。或者更现实的，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要是对人类能做出贡献的事，中国应该是愿意率先垂范的。
生态 应该承认，尽管中国政府在宏观上认识到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尽管民间生态主义者也在努力推动生态保护，但中国的生态现状依然是严峻的，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中央政府尽管建立了生态保护的原则，但各地在具体贯彻过程中，往往是功利主义占了上风，经济增长压倒了生态保护，而且很多情况下是被动应付，或者断断续续地进行，无法将生态原则贯彻下去。
当前在中国，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生态保护的法律体系，中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关于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法律就大概有十几部之多，行政法规也有将近10部。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由于中国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这些法律法规在执行上并不理想。尽管美国只有《清洁水法》和《清洁空气法》两部环保方面的法律，但美国因为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执行得比较严格。美国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利益集团的游说和阻挠，无法通过一些重要的生态保护的法律，美国方向是把人们对于生态问题的关切大量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科布指出“尽管政府在人们关切生态的呼声足够强大之前不会出台相应的法案，但是把这种关切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却非常有效。”中国虽然对于生态保护的关切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但要想做到非常有效，还要在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切实执行上下功夫。
3、教育和文化层面
就我个人的体会，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教育现状凌乱而令人担忧。从小学到大学，从儿童教育到成人教育，尽管国家的教育政策提倡全面发展的原则，但在实际中，教育机构和家长的目标并非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健全的世界观的人，而是着眼于培养一种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碎片化的知识和技能，而且盲目扩大这种学习的强度，特别是中小学的教育，已经超出其年龄能够承受的强度，说的严重一些，甚至可以称作是一种身心的摧残。如果将以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不健全的人提供给社会，也将是对社会的摧残，对国家未来的不负责任。因此，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急需全面引入对人文精神的关怀。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不缺少人文关怀的。因此，现在有一些学者和有识之士主张并推动恢复中国的传统教育内容，同时也在世界范围上大力推动不同文明和多元信仰间的和平教育，主张互补与融合。科布也说：“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互补和交融”，从现在到未来，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必要努力去构建一种不同文明互补和交融的文化。为什么要强调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互补呢？因为东西方文化各自有自身的优势，优势互补必能增进人类的福祉。美国密西根大学最近公布一项实验，观看一张图片时，美国学生注重前景中最显著的事物，而亚洲学生则放在背景以及整体图片上，显示两者看世界的角度确实不同。负责试验的研究员尼斯贝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世界，西方人注意显著的目标物，而亚洲人会前后联系，看到事物的整体。他认为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中国的文化核心是和谐，而西方是寻找方法达到目标，较少关注他人。这与他们几千年来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有关。麻萨诸塞州大学学者凯夫也认为，显然是文化差异导致认知过程不同。这显示人们看事情和探索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是依赖他来自那里。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发现，某些文化背景的人比较擅长某些工作，但很难认定哪个文化更优越。我认为，这项实验的意义和启示在于：东西方观察世界和认知方式确有不同，但各有所长和优势。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一般意义上讲，这种文化差异是历史上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造成的，并且总体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习惯和心理。但具体到个人，并不是所有的东方人都注重整体，所有的西方人都注重个体。比如这里的后现代主义者就具有综合的思维。而且就当前而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已经基本趋同，不同文化的优势应该有一种相加、互补、融合的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非常有必要将这种东西文化互补融合的文化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而且关键是引入儿童教育中。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成年人的观念转变有很大的难度，成年人一方面存在思维惯性，另一方面存在利益考虑。因此，必须从儿童时期开始培养一种融合性的思维习惯，以及生态的、平等的、均衡的、和谐的意识。我想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如果认为从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观念转变很难的话，那么，就让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儿童教育中引入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意识。我们引入得越快，21世纪就能越快地成为怀特海的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成为后现代的世纪。
4、宗教和精神层面
大卫格里芬已经对建立后现代宗教提出了方向：一是不倡导新宗教，而只谈论现存宗教的"后现代化"。二是采取宗教多元主义，应该欣赏不同的宗教传统中的价值和真理，克服那种自己的传统是唯一真正宗教的观点。三是克服现代宗教的二元论观点。四是克服宗教中的尚武主义。五是后现代宗教要为全球伦理提供宗教基础。所有宗教都要反思它们在反对当下的富豪统治--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上有什么共同点，然后联合起来造就一个新的民主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新世界中它们共同的价值理念会成为全球宪法(global constitution)的基础。为了推动后现代宗教的建立，对于中国来说，首先，应该推动恢复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中国伟大的精神传统，其次，在中国推动多元宗教的融合。儒佛道基本观念的融合（三教合一）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完成，佛教的道教的儒者Buddhist-Taoist-Confucian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时代就已经成为现实。相形之下，西方的亚伯拉罕（Abrahamic）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至今还没能融合起来。当前，在中国需要推动儒佛道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互补与融合，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在中国历史上有比较好的基础，应该推动基督教的本土化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正如科布曾把自己称作"禅宗基督教"，未来中国宗教融合的目标，就是出现儒佛道的基督教的伊斯兰教或者儒佛道的伊斯兰教的基督教，这也是世界多元宗教融合的目标。最后，从各宗教的心灵和精神培养和修炼中寻找和谐与和平，所有的伟大的宗教传统都主张：没有内心的和平，就不会有外在的和平。 “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心灵和精神信仰是人类正确行动及获得真正幸福的起点。
毫无疑问，我们要想成功地进入一个后现代世界是非常艰苦卓绝的，可谓荆棘铺路。我们要对现代性进行全线抵抗谈何容易，这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有识之士以一种战斗的精神对现代性的弊病进行全面出击。克莱蒙Claremont是这场后现代运动的重镇, 在座的诸位先生是这场运动的先锋。克莱蒙Claremont这个名字暗含了这场运动的艰难性。据说他的意思是爬山（Climb Mountain）, 而且我们爬的不是眼前的这座小山（mount baldy）, 我们所攀登可能是高远的珠穆朗玛。但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是在往高处走，我们终会到达巅峰。
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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